曾国藩：成功之道，贵在“专精”

南宋著名学人王应麟在其被后世广为传颂的童蒙作品《三字经》中，开篇写道：“教之道，贵以专。”可见强调专心致志、由专致精乃古时读书人所共同尊奉之治学宗旨。降至晚清，依然如故。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尚在京师翰林院深造潜修的曾国藩将数载来的读书心得，于家书中给四位兄弟分享。曾国藩自认早年求学也谈不上用功，荒废了不少光阴，好在自己“最好苦思，又得诸益友相质证”，总算归纳了几条经验。其中居首位的，便是“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具体来说，如要专精，先有耐心。用曾国藩的原话来讲，“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换言之，治学做事，要采取笨功夫，切不可趋易避难、挑肥拣瘦，倘一味耍小聪明，未依照循序渐进之程序，将来势必身无所长，空为花架子而已。如要专精，须攻一门。仍以读书为例，从古至今，贤哲不辍，典籍亦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治学好比练拳，气聚而神凝，方能虎虎生风，招招有力，反之信马由缰，气弱则神散，自然力道不足。如要专精，要抓关键。诸子百家，虽学说各异，但大致路数有三类：义理、考据与词章。毕竟人生有涯学问无涯，任何人穷尽此生皆不能博览群书，何况泛滥遍阅的结果，十有八九沦为横通之辈，难以专精。是故必须抓住学问之要害处，走专家之途，继之再求贯通。在曾国藩心中，“以义理之学最大”，也就是指导思想与基本原理要吃透悟深，“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总而言之，“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话好说，事难做。撰写此家书时，曾国藩不过是三十出头、初窥学术堂奥之人，加之翰林院同侪里天才汇聚，高手林立，自觉一无是处。故曾国藩心生志大却才疏的恐慌与沮丧：“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曾国藩对专精之真谛感悟，尚是在领兵之后。如平叛之初，曾国藩接连遭遇靖港、湖口惨败，既羞且耻，两度意欲自杀。在家书中，他慨叹“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专心治军，终悟出了“屡败屡战”的道理。对于如何达致专精，曾国藩自然有了新体悟。如要专精，须善于熬。做事仿佛行舟，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顺境，更常遭遇“雪拥蓝关马不前”之逆境，陷于困顿之中。面对此际，曾国藩给出的办法极其朴实简单：“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熬不过去也要熬，熬一关，进一步，愈熬愈是拨云见日，云淡风轻。说到底，曾国藩奔向专精的历程，也是重塑个人性格的进阶之路，熬久了，专注了，遇事便会执着倔强。正是凭借一股子倔强，曾国藩由一个毫无带兵经验之文人，攻坚克难，凤凰涅槃，成为统率七省重兵之大臣。于此无数艰险中，曾国藩升华了自我，变化了气质，更加坚信唯有专注、专精，方可成就事业。当然，专并不排斥通。曾国藩也讲过，“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由博返约，触类旁通，实现此宏愿的基石必须是扎扎实实、日拱一卒的专精。总之，始终怀有耐心，立足本职主业，善于紧抓关键，遭遇困难时熬得住，形成倔强品质，此为曾国藩给后人开出的通往专精之步骤。何其清晰也！然又艰难也！成功之途，注定荆棘遍布，熬过打通诸多关隘，吾辈便是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