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剑锐丨小说/路在脚下（上）
作家新干线
作者简介
剑锐：本名逄建锐，山东青岛人。2011年开始写作，在《参花》、《胶东文学》、《古城文学》、《中国草根》等文学杂志发表作品二十万字。曾获冯梦龙杯“新三言”全国短篇小说征文大赛优秀奖，“东北文学杯”全国小小说征文大赛优秀奖，《参花》杂志社优秀奖，首届“世界汉语文学杯”文学作品大赛散文类二等奖，《关东文苑》最佳优秀作品奖及《中国草根》2015年度十大作家奖。
剑锐
一
早上醒来天还没亮，王建国拉亮电灯，伸手从枕边拿过一封信，乐滋滋地看起来。
信是三姨写来的，只有短短几行字。那字写得跟烂草似的，虽然难看，王建国却像得了宝贝似的，捧在手里百看不厌。从昨天下午到现在，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都可以倒背如流了，还是看。信中说：建国的工作找下了……
这封信使王建国欣喜若狂，激动万分，一夜没睡好觉。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三姨的来信——给他安排了工作。他终于可以跳出卧牛村，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了。
早在两个月前，母亲就从三姨家带回消息，说三姨夫答应给他找工作了，安排好了就写信来。
三姨家住在一个沿海小镇，三姨夫在公社当副书记，三姨在公社卫生院当会计，四个孩子都上学，都是公家人，吃公家饭，每天都有白面馒头吃。王建国对他们一家羡慕不已。
从母亲回来就盼着三姨来信，可盼着的事儿没有日期，心就像掉进茫茫黑夜找不到方向。在那无数个寂寞的夜晚，王建国竟连书也看不进去了，常常关了灯也不躺下，坐在炕上望着洒了一屋子的月光出神。他觉得，卧牛村就像一个巨大的笼子，而他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看到日夜挣扎在土地里的农民，一年到头连肚子都填不饱，不禁忧虑重重，不知自己要在这笼子里待多久。
要不是因为王建国读了许多书，知道卧牛村外面还有个大世界；要不是因为王明坤随心所欲地欺负他，也许他就不会日思夜想到外面去。
王建国爷爷的一顶坏分子帽子，压得全家人喘不过气抬不起头，在人们的白眼下过日子。兄弟俩初中毕业就辍学了。哥哥的运气还不错，毕业不久就跟父亲王耕耘学了木匠；王建国却没他幸运，初中刚毕业便和成年人一样推车了。那时候他还不满十六岁，长得相当瘦弱。论体力，比那些身强力壮的成年人差远了，他还推不动车。但推不动也得推，因为王明坤叫他推。
王明坤天生一副娘娘腔。曾有一算命先生说，他就是要靠那嗓门儿吃饭的。果不其然，王明坤刚初中毕业就当了大队团支部书记。那时候，他父亲王维忠当大队书记，肥水不流外人田，想培养他接班，没承想培养了个逆子，文革时期王明坤伙同造反派造反夺权，把王维忠为首的一班大队干部赶下台，王明坤当了民兵连长，后来兼任生产队长，但他只派活不干活，去年撂下民兵连长当了大队书记。按说，当了一把手就别兼职了，但生产队长有实权，卧牛村只有五十多户人家，全村一个生产队，王明坤不舍得扔掉队长的实权，书记、队长一肩挑，大小权力握在手里，看谁不顺眼就打击报复，没人不怕他的。王建国的爷爷是坏分子，而且两家积怨较深，王明坤对他一家相当仇视，父亲和哥哥大半时间在外面干木匠活，王建国便成了他的出气筒。在生产队，他总是派王建国干最脏最重的活，还挖空心思寻毛病，给他穿小鞋。王建国忍气吞声，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咬紧牙关一天天熬日子。许多时候，当看见外出上班的人骑着自行车从村前土道上奔驰而过的惬意的身影时，他心里就会猛然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一股苦涩的味道便涌上心头，像喝了一碗中草药。
离开卧牛村，是王建国的一个梦想。在队里干活，他就像一个劳改犯一样小心翼翼，而王明坤就像一个监工，动辄朝他吹胡子瞪眼，无事生非地训斥。这使他深刻认识了他不幸的人生：只要王明坤在卧牛村说了算，他一家人就得受欺负，就休想有出头之日。他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哪怕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他期待着跳出卧牛村，就像期待着死里逃生一样急切而虚幻。
在那个漫长的秋季里，王建国内心的烈火一直在燃烧着，在焦虑的等待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日日夜夜。可是盼了一天又一天，天天落空，直到把希望变成失望。那封信就是在他几乎绝望时才来的。
昨天中午，母亲从外面急匆匆地回来，刚推开院门就高兴地喊起来：“来信啦——来信啦——”
虽然好事总是在失望的时候到来，可它一点儿也没减弱王建国的兴奋之情。他一激灵从炕上爬起来，惊喜地伸手从母亲手里抢过信，迅速展开那张薄薄的信纸，读着那封只有短短几行字的信，激动得拿信的手都颤抖了。
晚上，在外村干木匠活的父亲和哥哥也回家了。全家四口人围坐在一起，守着那封信眉开眼笑，那高兴劲就甭提了。
父亲王耕耘拿了信，却是几分欣喜几分忧愁。王建国知道父亲喜的是儿子在外面找下了工作，忧的是王明坤不放人。按说，生产队有不少剩余劳动力，这几年也放走不少人，到外面上班，向生产队交钱，记工分吃饭，与公与私都有利。但是，王明坤一直想方设法地欺负他一家，肯定不会好好放他走了。
父亲为登王明坤的门犯了愁。自从爷爷王焕堂戴上帽子之后，父亲就再没到过王明坤家。虽然碰了面也打招呼，其实心里都明白，从父辈两家就结了怨。爷爷王焕堂的坏分子帽子，就是王明坤的父亲王维忠给戴上的。那是大跃进年代，王焕堂在生产队当队长，王维忠在大队当民兵连长。那天召开社员会，王焕堂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发那样的牢骚，“他老人家还不该糊涂啊！”作为生产队长，这是你该说的话吗？那些饭锅、脸盆、锄镰锨镢，一切可以炼钢炼铁的物件，就那样眼睁睁地被扔进炉膛里毁了，谁不心疼？但疼归疼，只能疼在心里，不该说出来。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一句话，给他招来塌天之祸，从而影响了三代人。当时，王维忠和他坐在一条板凳上，那句话听得十分清楚，他腚下像着了火似的，一下从板凳上蹦起来，用手指点着王焕堂的脑门，气急败坏地说：“王焕堂你罪该万死，你竟敢侮辱我们的伟大领袖！”他一叫唤，王焕堂猛地醒过神来，方知那是一句不该说出来的话。但说出的话就像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为了掩饰自己的过失，王焕堂毫不犹豫地扇了王维忠一巴掌，“王维忠你欠揍了，我说了啥？你说给大伙听听！”王维忠扭曲着脸，捂着流血的大嘴吭哧了半天，最终没敢把那句话说给大伙听听。但不久王焕堂就被免去生产队长职务，后来公社分配给卧牛村一顶坏分子帽子指标，大队干部在研究这顶帽子到底应该给谁时犯了难，王维忠说：“给王焕堂吧，戴上帽子他那张臭嘴就闭上了！”果然，王焕堂除了刚戴上帽子操了王维忠八辈祖宗之外，从此便没了脾气，打死都不肯喊叫一声——他最懂得祸从口出的道理了。
父亲王耕耘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去见王明坤比见皇上还发怵，但为了儿子的前途，他现在必须去求王明坤。而且，带着王建国一起去了。那个傍晚外面下着小雨，父子二人像做贼似的站在低矮的院墙下，对仅一墙之隔的王明坤家听了又听，当确定王明坤就在家里时，便淋着雨向外走去。尽管两家是一墙之隔的邻居，要上门却要从西街绕到东街，因为他家住的是一条死胡同。父子二人绕了一个圈子来到王明坤家门口，父亲王耕耘犹豫了。但看了看王建国又立即转回身。这样艰难地反复了几个来回，竟把事先准备好的话忘了个净光，以至在见到王明坤时颠三倒四说了大半天，才把儿子在外面找下工作的事说明白。
王明坤动了动低垂的眼皮，扔过一个冷冷的眼神，“贫下中农的子女都在地垄里熬日头呢，你儿子要到外面上班，你自己说，中不中？！”他那尖溜溜的娘娘腔，充分体现了权力的威严，他说贫下中农，其实是拿家庭成分压王耕耘，显然是欺负老实人。这些年，卧牛村亲托亲友托友出去了不少人，都是他点的头，他盖的章，其中家庭成分不好的不乏先例，他心里比谁都清楚。
老实巴交的父亲王耕耘一抬头看见王明坤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时，似乎是话到嘴边又急忙改口道：“那，那，我们走了。”
王建国跟在父亲身后沮丧地回到家。父亲阴沉着脸看了看母亲，低声说：“王明坤不放人，干活吧。”说完往炕上一躺，扯床被子蒙在头上。这是不想说话的信号了。
母亲泼妇一般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声声嘶哑着嗓子喊：“为啥人家找下工作就放人？为啥大队干部的子女都在外面上班？为啥咱的孩子就不能离开这穷窝？……”她把对王明坤的一肚子怨气发泄到了父亲身上。
父亲像没了气一样躺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
王建国看看老实巴交的父亲，再看看满腹怨气的母亲，小声劝道：“别说了。”他知道，父亲心里也很难过。
在那个秋雨绵绵的夜晚，王建国躺在被窝里，只觉得心里一下被掏空了。不能上学，不能当兵，不能到外面工作，他的前途一片渺茫。他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在这贫瘠的山区当农民意味着什么。万般皆下品，农民品下品。他虽然从来没鄙视过农民，但他从来都不想当农民，他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可如今，他的希望化为泡影，委屈于是就像决堤的洪水，横冲直撞向他袭来，他的脸、脖子、后背顿时冰凉一片。
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窗外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仿佛在诉说着世间的不平，使这个秋天的夜晚久久不能平静。
二
王建国刚上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爷爷经常被指示扫街、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游街。幼小的他不愿正视爷爷灰头土脸的样子，每次相遇都躲着走，实在躲不过，就低着头快步走过去。那时候，他感到脸上发烫心里难受，爷爷让他们在外面抬不起头。在家里，每天出门时，被历次运动吓破了胆的母亲都揪着耳朵嘱咐他：“在外面千万少说话，别惹事啊！”多少年来她重复着这一句话，不知说了多少遍。它像一粒种子，在王建国幼小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严酷的现实使他过早地懂事，他处处小心谨慎，从不乱说一句话。低人一等的做人道理，培养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同学欺负他，骂他是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是黑五类的狗崽子，他聋子一样就像什么都没听见。他在社会的白眼和歧视下，从童年步入少年。而正是这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培养了他读书的兴趣。
王建国几乎没有小伙伴，从小学四年级就迷上课外书了，那些砖头厚的书，他居然看得懂，而且看得津津有味。自家没有几本书，就四处借，甚至不惜以帮人拾草剜菜推磨作为交换。升入初中，他成为学校图书室的常客，尽管那是一个规模很小的图书室，但对他来说，那里简直就是书的海洋，他像一头饥饿的牲口猛然闯进一片菜园里，饥不择食。班主任张玉华老师负责借阅图书，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书籍。张老师后来还把自家藏在衣箱里的禁书也悄悄地借给他看了。就是在那个时期，他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许多优秀文学作品。他把借的书带回家，一读就是大半夜。
在学校，王建国是学习尖子，经常考满分，他的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登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因此招来不少赞赏的目光，这使他感到欣慰和自豪。在那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大部分学生早就厌倦了读书，但他就没读够过书。初中毕业那天，当同学们像出笼的鸟一样急不可待地涌出教室时，他却端坐在课桌前，一动不动，直到张老师催他回家，他才恭恭敬敬地站起身问：“老师，毕业了，我还可以来学校借书吗？”张老师用慈爱的目光看着他，抬起手拍拍他的肩膀说：“只要你想看，就来找我。”
虽然张老师的话让王建国感到欣慰，但当走出学校大门时，他心里猛然颤了一下。他停下脚步，慢慢地转过身，深情地望着他的母校。他在这里读了两年书，已经对这所学校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要向这里告别了，忽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惆怅和不舍。他知道，他再也没有机会坐在教室里读书了，因为黑五类子狗崽子没有资格上高中！
过去父亲经常对王建国兄弟俩说，只有好好读书才会有出息。可现在，他想读书却没有机会了。在春节前后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是在惆怅和沉默中度过的，从早到晚抱着从张老师那儿借来的书。
劳动是艰苦的。王建国长得太单薄了，那身材就像一棵瘦弱的高粱，而且他没经过农活磨砺，不懂得干活的诀窍，但王明坤有意派他干重活，第一天傍晚收工后，他几乎走不到家里了。
那是正月开工的头一天。上午，王明坤让他推车，扔给他一辆破车，一副新篓子。在农村，什么活最重？俗话说，推车摇橹拉大锯。推车列重活之首，自然是生产队里最重的活。一般情况下，推车的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论年龄和体力，王建国还是棵嫩苗，还不该推车。偌大的生产队，有青壮年几十人，只有十几辆手推车，有不少身体比他棒的并没被安排推车，而他刚参加劳动就让推车，分明是王明坤有意整他，想看着他倒下去。王建国没办法，王明坤的话就是圣旨，必须服从，但他不想倒下去。新篓子装粪多，破车走起路来摇头摆尾，一个劲乱晃。别人推车如闲庭信步，而他却跌跌撞撞，大汗淋漓，一上午下来，他几乎粉身碎骨了。
下午，王明坤叫他们四个人到造肥场挖粪。那是一个大约长六米、宽四米、深两米的沤粪池，他们每人把一个角儿，脚下踩块木板，手里拿把铁锨，把粪一锨一锨挖出来，凉在粪池四周。这属包工活儿，谁少干了，就得别人代劳。王建国不想连累别人，尽管天气寒冷，但他知道这活儿很吃力，一开始就脱掉棉袄，拼命挥舞着铁锨，把粪一锨一锨撂出池外。不多时，双手便磨起了血泡，后来泡破了，还是拼命干。他心里憋着一股气儿：你王明坤让我干最苦的活，我就把最苦的活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都不怕了。但是，他是在用成年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毕竟还不到十六岁。其实，他是以一种变态的心理，用毁灭性的劳动来折磨自己的肉体，以转移精神上的痛苦。结果挖了不到一半，他就体力不支了。力气不足是一方面，关键是他没有经验，一开始就把粪垛在跟前的粪池沿上，很快就形成一道粪墙，越往池下挖，耗费的气力就越大，而且每锨粪都要越过粪墙撂到远处，这样，他就更多的耗费了体力。当挖完粪，人们把他从粪池里拉上来，他早已筋疲力尽，双腿一软，扑腾坐在地上。双手像被刀割了一样疼，伸开手，八个血泡，有两个还是双层。他狠狠地咬着嘴唇，完全是一副残酷的表情，然后卷一支烟点着，狠狠地吸了一口，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抽得最香的一支烟。
初次干活，肯定是劳累的，而且王明坤有意派王建国干重活，他就累上加累了，尤其他还不懂得干活的诀窍，所付出的体力，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干活的人。晚上，他僵硬的身体疲倦地躺在炕上，像一块夯进泥沙的石头，一动不动，思绪像潮水一样奔涌着：农民的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来的，今后，他就要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天一天过下去……王明坤有意整他，这是很无奈的事。但王明坤想看着他倒下去，倔强的王建国绝不想在他面前认输。
次日早晨，王建国只觉得浑身所有的筋骨就像被抽掉了一样，爬了几次都没爬起来。他在心里骂自己：混蛋！你就这样没出息？王明坤就是要整倒你看你笑话呢，决不能输给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出工！他给自己下了死命令，最后咬着牙爬起来，推着车下坡了。
那是个吃不饱肚子的年代。地里的庄稼就像黑五类一样，从种到收都是蔫头耷脑的样子，最好的年景也要缺两三个月的口粮。地瓜是主粮，细粮极少，生产队分的那点少得可怜的小麦总是宝贝似的被存放起来，用于招待客人和过节。为了使那点并不宽裕的粮食细水长流，一家人不至于饿肚子，建国娘做饭基本固定一个模式：早晚两餐以地瓜粥为主，午饭是地瓜和地瓜干。王建国推车活重，干一会儿活就饿了，只好在口袋里备一点儿花生饼，饿了就吃点垫一垫。可是，那花生饼他家全年分不到二十斤，不是每天都可以吃。所以，他几乎天天饿着肚子推车。
虽然活重，而且吃不饱肚子，阶级斗争却十分激烈。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时常召开社员会，不是学习伟人语录念报纸，就是批斗阶级敌人。那些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总是蔫头耷脑，害鸡瘟似的。人们嘴上不敢说什么，心里实在是烦透了，民以食为天，庄稼人的头等大事是让土地多产粮食，整些没用的干啥呢？可王明坤说这就是头等大事，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为地富反坏右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着变天复地；蒋介石在台湾睡不着觉，做梦都想着反攻大陆；毛主席他老人家也睡不好觉，告诫全国人民，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阶级斗争。
王明坤还隔三岔五传达一些外地阶级斗争的消息，让庄稼人张着嘴巴惊奇半天。哪哪哪一农民捡到一叠反动传单立即上交，公社给那农民戴了大红花；哪哪哪一小偷入室盗窃，在一高干家里意外发现了一部电台，从而挖出了潜伏在我党内部的特务，小偷因此立了大功，被安排到公安局工作……他要求全体社员提高警惕，坚决与阶级敌人作不懈的斗争，争取立功受奖。人们脑袋里阶级斗争那根弦便绷得紧紧的，都神经质了。
副队长大宝捡到几张“反动传单”，刚瞅一眼就不敢看了，急慌慌交给王明坤。王明坤怕被腐蚀也没敢看，立即跳上自行车亲自送到公社，结果被人好一通嗤笑：这哪是反动传单？几张产品说明书而已！王明坤大失所望，丢尽面子，回来把大宝狠狠地撸了一顿。
王建国对捡传单不感兴趣，却对捉特务很上心。有时候晚上看电影，便借着上厕所在场外转悠一会儿，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搞破坏。他还时常用警惕的目光打量一些陌生人，希望捉个特务立一功，那样他就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了。但希望还是化为泡影，因为不仅他没捉到特务，就是全公社连个特务的影子都没见到。
尽管没见到特务的影子，但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盗窃案件时有发生，生产队场院的粮食被人盗了，坡下的花生被人扒了，玉米棒子被人掰了，地瓜被人刨了……这一切似乎都是阶级敌人蓄意破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王明坤最拿手的就是整人，但仅是杀鸡儆猴而已。他像毒瘾发作似的，动辄召开批斗会，黑五类便成为活靶子，被一次次揪出来批斗。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炎热的盛夏，王明坤总是威风凛凛、斗志昂扬地站在台上，穿着那件非常流行的草绿色褂子，一会儿双手叉腰，横眉冷对那些灰头土脸、低头认罪的被斗者，一会儿挥臂高呼口号。他身旁总是有几个打手，看着他的眼色对被斗者拳打脚踢。所以，卧牛村的黑五类吃尽了苦头，干的是生产队的脏活重活，还经常挨打受骂遭批斗，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游街，被整得蔫头耷脑，胆战心惊。
每次召开批斗会，王建国总是低着头龟缩在会场不显眼的角落里，他胆子小，连杀鸡都不敢看一眼，更见不得那些老老实实的人皮肉受苦。他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会着了魔似的在别人的痛苦中得到快感？他不明白，阶级敌人为什么规规矩矩地任人打骂？令他难忘的是，他爷爷王焕堂中风瘫痪在炕上，王明坤却命令父亲王耕耘把爷爷背到会场批斗。那几个打手就像踢一条死狗一样，爷爷居然一声都不叫唤……那次批斗会的第二天，爷爷就死了。他人虽然死了，但他那顶坏分子帽子却没有同他一起埋进坟墓，而是作为一份政治遗产留给了子孙后代，成为他们受欺负、不能挺直腰杆做人的有力证据。
白天是劳累的，只有晚上才是王建国向往的世界。每天在艰辛的劳动中，他盼望着太阳快些落山。吃罢晚饭，便到套间读书了，这是他每天期盼的时刻。就像猫喜爱吃腥，他特别喜爱读书，对他来说，读书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他一边读书，一边写心得、写笔记，好的句子和章节都摘抄下来，因为书是从张老师那里借来的。有时候没书读了就读笔记，读一遍又一遍。他觉得，读书和吃饭一样，如果哪天不读些东西，脑袋便空荡荡的，就像没吃饭饿着肚子一样。
在队里干活他很少说话，歇息时，自己找个角落，或坐或躺，默默回味着读过的书，像牛倒嚼一样，咀嚼着那些名诗佳句，那时候他特幸福，什么辛苦劳累，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
王明坤不放王建国外出工作，王建国便死心塌地在地垄里熬日头，日复一日，从不缺工，凡是成人干的活他都干，只是他要比别人多些付出和劳累。他人还小，力气不够，他干得太累了。但没办法，在那样一个特殊环境里，他只能忍气吞声，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磨砺和摔打自己。
一九七七年春末，公社从各村抽调民工到县城附近建桥，王明坤派王建国参加。他已经是一个出色的劳动力了，本来生产队不舍得这样的人外出完任务，但王明坤还是找见了他，“你不是想出去吗？去吧。去了就得干到底，可不许反悔的！”
王建国能反悔吗？高兴还来不及呢，他太想看到外面的世界了。在县城附近干活，不仅晚上可以到城里多看几场电影，而且县城有新华书店和读报亭，下雨天可以去逛书店，还可以看报纸。他就是带着这些美好憧憬来到建桥工地的。
建桥工地在灵海县城南部的凤阳河畔，桥长三百多米，宽二十米，参加建设的民工近千人，没有机械作业，拼的全是人力。活相当苦，天刚亮就上工，天黑了才收工，一天两顿送饭吃，干十几个小时。工程量主要是桥墩，每开挖一个桥墩就像挖一座大口井，车推人抬挖十几米深，再由泥瓦匠垒石头、灌水泥。
王建国除了推车、挖泥就是扛石头、扛水泥。炎热的盛夏，骄阳似火，他从早到晚浑身浸着汗水，晒得像条泥鳅，脸烤破了皮，脖颈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晚上往炕上一躺，就像被拆散了的一堆零件，根本拼不出个活人来，早晨没等醒来，上工的哨子就响了。
体力活重，生活也很艰苦，每人每月七十二斤粮食，听起来不少，却吃不饱肚子，因为活太重，饭量特大。每月的粮食中有九斤白面，七天八日吃一顿解解馋，半斤重的馒头一顿吃两个，每次吃完都想，如果再吃一个就饱了，但他不舍得再吃，想省点儿面粉带回家，因为那时候面粉很稀罕。本来粮食就紧张，再想省点儿面粉带回家，就得算计着吃。于是，他每晚减下二两窝头，还得寻点儿东西充饥，到伙房打饭顺手牵羊偷几棵油菜带回宿舍，吃着窝头，就着生油菜，满口那个香啊，一个半窝头一眨眼就吞进肚子。他甚至想把晚饭再减掉半个窝头。那晚打回一个半窝头，他只吃一个，留一半，放在窗台的茶缸上。躺下却难以入睡，窗口吹进阵阵微风，满屋子飘荡着窝头的香气，于是他烦躁、失眠，那窝头太诱人了，天哪，怎么那么香啊？
想象的事情总是跟现实存在差距。县城里电影倒是演了不少，但他们根本没有精力和时间看。每天收工很晚，真要看电影就得饿着肚子，尤其劳累了一天，吃过晚饭哪里都不想去，倒头便睡，像死猪似的，结果八九个月只看了三场电影，还不如在家时看的多。而且头两个月也没有机会逛县城，因为只下过几场小雨，大都下在晚上，根本不影响干活。
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王建国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随身带的几本书，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想回家换几本，当官的不准假。
晚上没书看，王建国只能用写作打发时光，他当然没想到他会因此成为工地指挥部的脱产通讯员。后来当官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炎热的盛夏，我们加班加点抢时间，为的是让大桥早日竣工通车，向党和人民献一份厚礼！王建国是被那种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彻底感动了，才写稿子歌颂劳动者。其实，当官的说的纯粹是屁话。王建国见惯了各种各样艰苦的劳动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要说感动，那也只能算是怜悯，是对农民的怜悯，也是对他自己的怜悯，因为他所见到的农民都很凄凉，连肚子都吃不饱，却做着非人的苦役。他只是没书读感到无聊，便把一些劳动场面记录下来。写过几篇稿子之后，他突然心血来潮，觉得这些稿子可以拿到电台去广播。于是，他选了几篇中意的，送到县广播电台编辑部。
一天，王建国正扛着一块百斤重的石头，往一个正在施工的桥墩上爬着，就突然听见高音喇叭里，播音员用那标准的普通话读着自己写的稿子，他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在灼热的阳光之下，直到听完那篇稿子。隔一天，广播电台又采用了他一篇稿子。王建国按耐不住写作的冲动，隔三岔五就有稿子发走，广播里也经常听到他写的稿子。
不久，领导找王建国谈话了。本来，指挥部有一个专门写稿子的小伙子，工地的高音喇叭经常广播他的稿子，可他不知什么原因走了。现在指挥部正缺这么一个人。于是，王建国成为指挥部的脱产通讯员，一方面往县广播电台投稿子，一方面给指挥部播音室写稿子。
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居然在灵海县桥涵建设指挥部当了通讯员。那些日子，王建国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在工地上转来转去，到处采访，不少人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那是他有生以来最得意的日子，也是他最荣耀的日子。
四
但好景不长，这个美差王建国只干了三个多月。进了腊月，大桥完工，民工随即解散。公社带队领导对王建国很满意，说他是个人才，以后有机会一定向公社推荐他。王建国微微一笑，说：“谢谢了。”心里却想：你推荐我，王明坤也不会放我走的。这一回是赚了，如果王明坤早知如此，决不会让我来建桥！
没想到带队领导不说空话。转过年来，王建国去找张老师借书，张老师在公社当文书的丈夫王叔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公社正在物色一个通讯报道员，建桥的带队领导和县广播电台都向公社推荐了王建国，分管宣传的郭副书记已经同意，但因为一把手不在家，事情便拖了下来。
这个消息就像给他打了鸡血，令他激动万分。在公社当通讯报道员，就是公社的记者，是一项出人头地的工作，那时候，多少人会向他投来羡慕的目光啊！王明坤也不会拿白眼看他了。他恨不得马上就去公社上班。
王叔朝王建国一笑说：“这事急不得，一把手不在家，别人定不了。”
一周后，王建国又一次来到张老师家打听消息。
王叔说：“领导们不是这里开会就是那里学习，七凑八不凑的，等等吧！”
王叔给了王建国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这等等是十天半月还是一月俩月？谁也说不准。
小麦割了种上大豆，大豆收了种上小麦。王建国从夏天等到秋天，一直等待着去公社上班的消息。期间，他曾三番五次去张老师家打听消息，王叔都说急不得，再等等。他心里急得火烧火燎，也不好频繁地往张老师家里跑。今晚他又去了张老师家，但他等来的消息犹如当头浇下一盆凉水。
王叔说：“你被人顶了！”
王建国一下就懵了。待了好一会，他似乎才清醒过来，愣愣地问：“被谁顶了？”
王叔只是苦笑了一下，再没说什么。
王建国如同从高峰上跌下万丈低谷。一路恍恍惚惚走回家，一头倒在炕上，绝望地叫了一声：“天哪，这是咋了？！”
父亲问了一句：“上班的事咋样了？”
王建国的身体重得像受了重伤一样，一条胳膊撑着炕，慢慢地爬起来，眼睛茫然地望着墙壁说：“我被人顶了……”
“什么？”父母同时惊叫了一声，张开的嘴半天合不上。“被谁顶了？”他们几乎同时问。
“不知道是谁，反正我是去不成了。”王建国烦恼地转过脸，不想再说话了。
这个打击显然是太沉重了。王明坤不放他外出工作，已经使他经受了很大的精神创伤，如今上班的事又被人顶了，希望再次破灭，这无疑如当头一棒，三个人都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
母亲轻声抽泣起来。
父亲大口大口地吸着旱烟。
泪水终于从王建国的眼里涌了出来。他猛地扯床被子捂在头上，伤心地痛哭起来。——（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