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生”思维：比故事更精彩的是人生
【按语】
社会学的基础思维
经常在社交媒体或新闻平台上看到这样的评论：这事比电影剧本精彩多了，应该拍成电影。影视编剧固然可以借鉴许多真实事件，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作出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作品，但社会人生的复杂往往是超越个体的想象的。许多呈现在网上的故事固然极其精彩，但是要理解故事主人公行为背后的逻辑是极其困难的。而要想把真实人生故事转变为影视剧本，就必须理解这些社会人生故事背后的逻辑，再进行文学加工。
一方面，如何看待行动者行动的意义，这是一个问题。在韦伯看来，行动者的社会行动都是可理解的，因而是可解释的。通过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行动者的手段与目的的适配性、行动的意外后果，那我们就可以解释“事物的逻辑”，并进一步考察“逻辑的事物”。然而，布迪厄又指出，行动者的实践活动往往是在一种模糊的实践感下进行的，这种实践感与行动者所处的场域与其身上积淀的“惯习”密切相关，行动常常具有一种“实践的紧迫性”，往往连行动者本人都无法理解其行动的动机目的与意义，研究者则会从自己的主观视角出发，忽视“事物的逻辑”，而去牵强附会的寻找“逻辑的事物”。
这提醒我们，当我们想去理解、解释他人的社会人生时，是存在极大的困难的，原因便在于，身处不同场域的“编剧”与“观众”们，往往受结构的约束，身心两方面都很难进入故事主人公所处的场域，去探寻他们的种种经历背后的复杂性。原因倒也并不在于“编剧”与“观众”们不愿意去进入、去共情，而是因为，不同场域蕴含着不同的历史，同时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在其中固定而又流动着的个体的行动往往也是难以言明的。这就是为何我们看到那么多比故事精彩的多、觉得很适合被拍成电影的人生却往往很难被成功改编、搬上荧幕的原因。
就理解与解释复杂的社会人生而言，这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学家的工作。但是，很遗憾，大多数社会学家在想象力与文学水平方面又有所欠缺，他们往往自诩从事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时常提醒自己应该保持客观、谨慎的研究态度。因而，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往往是力有余而心不足（实际上相比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文艺创作能力来说，力也有所不逮）。
顺便说一句，社会学专业出身、转行从事影视工作，较为有名的应该是毕业于延世大学社会学专业的韩国导演奉俊昊了，他拍的《寄生虫》直指韩国社会阶层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社会学意味。不过，这部影片在人物塑造、情节立意方面也受到了不少批评，比如，有不少观点批评影片对于富人的形象塑造太过刻板，脱离现实。就这一批评而言，也佐证了我上述观点：社会人生比故事更精彩，一旦想把复杂的社会人生搬上荧幕，就会面临者巨大的再创作困难。
《寄生虫》海报
上述是针对“编剧们”所说的，那对于“观众们”来说，我们想看的是别人的人生故事，但要过的是自己的社会人生。如何从别人复杂的社会人生中，反思、观照自己的社会人生呢？
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的人生是指向未来的，在指向未来的同时，我们又被自己的历史、社会结构与种种社会制度缠绕。当我们看别人的人生故事时，虽然这个故事的结局或最终结局并未向我们呈现，但我们仍可将他人所处的情境、所经历的过往、所处的时空位置与我们自身进行对照，继而反观自身所处的场域、自身所处的时空位置、自身的过往，思考个体能动性与结构约束性的博弈中，我们如何寻找到平衡？我们如何做出选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