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回家路，不甘被挤成人肉罐头怎么破？
年关将至，全国春运大潮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北上广等主要城市的火车站、机场人流如潮。据媒体报道，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在近期开展系列查处行动，其中仅2月3日的2小时夜查中，便在北京站、北京西站等处扣留了回乡者所搭乘的6辆专车，其中5辆为滴滴专车，一辆为优步专车。
要破解春运难题，相关部门本应探索各种便民利民的举措。专车作为“互联网+交通”的创新出行方式，也可以成为缓解春运压力的好帮手之一。在春运的风口浪尖上实行严查专车行动，不仅起不到保障返乡者从市内交通顺利“接驳”火车、飞机的作用，反而为人们的回乡之路造成不必要的阻碍。
每年春运，全国都有数十亿人次的客流象候鸟一样，从大城市和东南部发达地区涌向位于内陆的故乡。时光回到十几年前，那个时候的火车票便一票难求。每次回家，笔者几乎都是在最后关头，不得不去买高价黄牛票，在晃晃悠悠的绿皮火车上人挤人站上一夜，才总算是回到家与父母亲朋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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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虽然可以网上订票，火车票依旧一票难求，春运难题一直都没有破解。据媒体报道，有七位上海的傈僳族农民工，因买不到廉价火车票，只能把家人留在上海，自己咬牙买了每张近2000元回乡机票回乡吃“团圆饭”。路途中，还意外遭遇11个小时的大延误。
这只是春运大军的缩影。回家难的心酸，只有经历过春运中求爷爷告奶奶买票和在路上挤成人肉罐头的人才懂。
不同以往的是，专车在今年提供了新的回家方式。如顺风车便让人们可通过网络预约，与老乡同路回家，共同分担旅费。据媒体报道，仅滴滴“跨城顺风车”便在春运首周帮助了30万人返乡，成为出行高峰期间在火车、飞机、大巴之外的重要运力补充。不仅如此，专车还是回乡者从各大城市顺利“接驳”火车、飞机的重要交通工具。
不得不说，“互联网＋”的专车真的给了人们许多便利。专车诞生于市场需求，春运更是放大了这种需求。
专车俨然已成为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新科技潮流。近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专车市场发展研究专题报告》显示，目前专车市场已经形成了滴滴一号专车以87.2%的使用率稳居第一（从北京市此次春运扣查专车数量的比例看来，也印证了这一数据的准确性），Uber次之，神州、易到等凭借各自优势占据部分细分市场的稳定格局。
专车在方便民众出行、创新交通形式、创新专车司机就业等方面起到了良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因为多种积极作用的存在，使得专车的存在一直得到市场的默许。
交通部去年10月份出台的专车新政征求意见稿，将通过行政许可拿到运营资质的专车定义为“预约类出租车”。但征求意见后，正式稿尚未公布，从现有法律层面来说，行政管理部门的打击并非无法可依。
一方面是新技术工具，缓解了春运的出行难。而另一方面，却是新技术遭遇执法部门的突袭。折射出日渐兴起的专车与现有法律不相适应的尴尬处境。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经济学人》杂志刊载的《中国经济的蓝图》一文中曾经讲到：“我们将很多政策工具组合成两大（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一个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另一个是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既拉动有效需求，又可以改善民生。这两者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个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等市场主体营造更加适于创业创新的环境，释放增长潜力。一个更加简政放权的政府可以运用自身所长，做好宏观经济调控者、公平竞争的有效监督者、改革的推动者，并在系统性风险冒头时果断加以应对。”
从这一层面来说，网络约车软件提供的互联网出行服务，无疑是创新与公共服务的结合，既可以促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又有助于改善民生，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是值得鼓励和提倡的，并且需要加快立法，给予“互联网+出行”行业进一步的规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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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21日上午交通运输部召开的春运服务新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王水平明确表态，对于春运期间互联网平台推出的“拼车回家”，只要不以盈利为目的，交通部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
可以说，这次互联网公司大规模的参与春运，是一次真正科技改变生活的进步，进一步发挥了互联网调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廉价、安全、边界，以调配社会闲置运力为特征的专车（含顺风车)已经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然而，在这个专车新政还没有出台的监管空挡期，用罚款的方式加大执法力度是否就合适呢？单纯以罚款方式监管，或迫使私家车退出营运市场，是不是有’懒政’的嫌疑呢？
春运期间，交通部门本应尽其所能解决民众回家的需求，缓解春运压力，但现在却有些地方反其道而行之，在人们回乡的旅途上设下重重关卡。此情此景，不免过于荒唐和冷漠麻木。
在中国创新力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应该习惯新事物领跑政策监管的现象。专车受到的不应该是更多的罚款和尴尬，而是更多的规范和引导。春节本应是阖家欢喜的日子，莫让回乡之路“添堵”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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