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 | 我的大学（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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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左耳朵只要一感冒就流浓，很是苦恼，这病根是小时候没及时治好感冒而留下来的。
小时候，由于家里贫穷，父母从不把感冒当一回事，更甭想去医院治疗吃药了，只是让其自然慢慢痊愈。有时太严重了，鼻子塞得都不通气了，我母亲才会在晚饭吃过后给我煎一碗乌豆汤来喝。所谓乌豆汤是用两三把黑色田塍豆在锅里炒成半焦状，再加两大碗水煎，煎至一碗左右汤时，加入红糖的水汤。我预先躺到床上去，盖上被子，喝乌豆汤前先吃一碗加了椒辣带热汤的索粉，喝得全身暖暖的，再喝一碗乌豆汤，喝得浑身出一身汗，再早早地睡上一觉，第二天就好多了。这是很难得的待遇了。
长期的鼻子发炎，诱发了中耳发炎，最后导致鼓膜穿孔，耳听受到严重的影响。医生说，要彻底根除，首先要把耳膜补起来，但东阳人民医院目前还做不了这手术，建议去金华或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去治疗。
我决定去杭州治疗。我虽已20岁了，但还没去过杭州，杭州毕竟是一个大城市，我会分不清方向的。我单独去杭州我确实有点担心事。农场的王忠祥告诉我：明天农场畜牧场有一辆货车要去杭州，如果司机肯带你的话，就好多了。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喜不自胜，就借何美华的自行车去农场找倪中欢。到农场里一看，办公室里没有人，范会计说他可能在牛奶场里，我马上又赶到牛奶场，他果然在这里，我心里高兴起来了。我问他可否搭搭车，他一口否认不能搭的。说他自己都是搭车厢里的，他没有权让一个外人进车里的。当时驾驶员，调度员也在场，他也没有帮助我向他们讲讲情，心里很是不满。我呆了一会儿，再恳求他搭搭车，他仍然坚持说不行。我骑起车就走往学校里走，心里充满了懊恼。
到学校后，我又和赵就平商量看病的细节以及一些注意的问题。他又借给我10元钱，第二天，我轻装出发。
我二伯伯在杭州，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面。为了能保险地坐上火车，我5点钟就起床，到公交站等第一班车，到东阳后匆匆吃了两碗面条，买了一斤鸡蛋糕和一斤白糖，作为第一次见二伯伯的礼物。
东阳到义乌的人特别多，排队很长。见这么多人，我怕赶不上火车，就不顾排队的规则，跑到队伍的前面用力挤了进去。很幸运，我买的票还比较前面。
因为我是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坐在汽车上也犯愁。在杭州虽有亲人可寻，但杭州那么大，要找芝麻一样大小的一个家庭，感觉有点像大海里捞针一般。
坐在客车上，我也不敢懈怠，我得竖起耳朵来听旅客们的交谈，听他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以便一同前行。刚巧，我前面的一位旅客他要到杭州去，我就同他攀谈起来，我告诉他我是一次去杭州，请他带带我，给我指指路。他非常热情，他说你跟我走就可以了。在聊天中我得知：他是杭州玻璃器具厂的退休工人，五十七岁了，红旗公社的人，儿子顶了他的职，在杭州工作了，他经常往返于东阳和杭州之间。
到义乌后，他替我买了去杭州的车票。义乌到杭州的火车成人票是2.45元，我坐的是慢车，由于晚点，我们的车不得不让快车先行，常常是开一个站等一个站，有时一个站要等半个多小时，基本上是逢站必等。我是第一次坐火车，感觉火车上的一切都很新鲜，眼看窗外一闪而过的树木和电线杆，耳听铁轨发出的有节奏的悦耳声响，火车转弯时，就常常侧出头去数火车有几节车厢。车上就像是自己家里一样，小孩子吵吵闹闹，有水喝，有饭吃，还有卖报刊杂志的人。但时间久了，视觉也疲劳了，也懒得去看外面的风景，只是趴在小桌子上睡觉。本来下午二点钟到达杭州的，可到达杭州时已快六点了，晚点了近四个小时。
到杭州站后，我跟他才分手。临别走时，他还嘱咐我“要多问问别人。”“不要坐错车”等关心的话。我不胜感激。可惜他的名字我一直没问，给我留下了一件憾事。
当时的杭州站又叫城站，车站也不很大，前面是一个小广场，灯光照得如同白昼。这对于我这个从乡下来的人来说，已经是一个花花世界了，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了。我就问车站上的工作人员，到望江门应该从哪里上车，他们就非常热情地告诉我可乘51路电车。我走出火车站，各路电车一辆一辆地驶过。特别是电车顶部还拉着两根电线让我很新奇，有时电线的连接处，还会擦出耀眼的火花。我眼睛总是牢牢地盯着车头玻璃上的车次号码。
不多久，一辆51路电车开了过来，我就立即跃了上去。当时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人非常拥挤，车上也已挤满了人。一上车，我就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穿着绿色制服的女售票员，她肩横跨着一个存放零钱的挎包，手拿一板白铁皮票夹。
我就问售票员，到玄坛弄哪里下车？她说：坐三站望江门下车。我下了车，问了一下，马上就找到了玄坛弄。顺着小弄走，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42号，这就是我二伯伯的家。当时二伯伯不在家，伯母在家里，她热情的接待了我。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伯母是一个身体高大的女人，相貌端庄，圆脸庞，年轻时的天生丽质至今犹存。她讲一口杭州话，但我还是能听得清楚。伯伯家有两间楼房，三间矮房，一家共有八口人，六个小的，四个女的，二个男的，都已有了工作。那时候，我二伯和伯母都已退休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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