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名城汉中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意义

       在中华大地的广阔版图上，不乏地理位置特殊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方。例如汉中。在有史记载的四千多年中，汉中之地曾经属楚、秦、魏、蜀国等，顺应改朝换代，设过州、郡、道、路、区、县甚至建过国，几经繁华，历尽沧桑。它自古是战略要地，兵家必争，因土地权属而被多次争夺，驰骋搏杀，引发了一系列战争，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

汉中独特的山川形胜

汉中，北面横亘有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高峻险拔的秦岭，南面是浑厚绵长的巴山（米仓山）。

秦岭西抵陇山，东连熊耳山、伏牛山；大巴山延绵于川、陕、鄂边境，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

因而汉中的地形特征是南北窄、东西长，如一条横贯东西的走廊。

汉中便如盆地，镶嵌在秦岭、巴山之间。

汉中的北面，通过秦岭与宝鸡市（古名陈仓）乃至关中平原相接；南面，经巴山与四川相接；西面，则与甘肃省接壤；东面，与安康接壤。

此可谓“秦巴咽喉，襟陇带蜀”。

发源于汉中境内的汉水（即汉江，古称沔水），横贯汉中盆地形成冲积平原。它流经安康，注入湖北，成为长江最大的支流。

从汉中的地缘而言，南北纵向，是川陕之间的枢纽门户；东西横向，有陆路和水路连通甘肃、湖北等。

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性显而易见。

汉中不仅有天然的地理交通特殊位置，还拥有气候、物产优势。这是很多战略要地并不具备的。

汉中地处北方之南、南方之北，四季分明，稻麦两熟；

汉江、嘉陵江流经，构成丰富的水系；土地肥沃，美丽富饶，早有“西北小江南”、＂鱼米之乡＂之美誉。

“气候居南北之适中，物产兼东西之共有”。这是汉中成为农耕基地，养民、屯兵，支援军事的有利条件。

著名学者易中天说过：

“汉中自古就是风水宝地，天府之国最早说的就是汉中！”

汉中在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及意义

汉中历史悠久，早在石器时代便有人类在此地生活。

据《禹贡》载，夏禹时分天下为九州，“华阳黑水惟梁州”。秦岭以南的汉中属梁州之域。

夏代时，汉中境内有褒国。褒国后来向周幽王贡献了美女褒姒，衍生了“烽火戏诸侯”的史话。

其一，对于南北政权分合的意义

汉中是秦蜀之咽喉，是关中、巴蜀共享的天然门户和缓冲地带，因而也是南北政权的枢纽重要衔接地带。

汉中的得失，对南北分合的影响重大。得汉中，则南北一体；失汉中，则南北对峙。

通常是，当汉中为南方政权所控制时，双方往往以秦岭为界做为攻防天险；当汉中为北方政权所控制时，南方只能凭大巴山防御。

商代时，汉中属褒国（汉江以北）及古蜀国（汉江以南）。殷卜辞中有“伐缶（褒）与蜀”的记载。

汉中既是蜀国的北方军事重镇，也是殷商向西南扩张的前沿。两国的战争也多发生于此地。

东周前期，褒国亡于庸，汉中地归庸国。周匡王时，秦、楚、巴联合灭庸，于是汉中北部地区属秦国，南部归巴国（详见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随后，秦与巴蜀在汉中这个交界地带多次发生冲突和拉锯战。

自春秋战国时起，为了连通关中与巴蜀，人们分别在跨越秦岭、巴山的山谷中凿石架木，修筑谷道（栈道），成为南北通行的通道。

它们为战略天险，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历代十分重视，前仆后继，频繁修缮。

至今，汉中犹存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故道（陈仓道）等以及世界上最早用人工开凿的穿山隧道--石门等，堪比鬼斧神工，成为中国的古栈道之乡。

秦末，群雄纷起。后来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刘邦在汉中韬光养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出击关中，攻灭项羽，最后统一天下。

从而也就有了“得汉中者得天下”之说。

东汉时，汉中郡治由西城迁至南郑（今汉中市下辖的南郑县）。

从而，汉中郡治迁入本地，终于名副其实。

东汉末年，张鲁据守汉中，以五斗米道为治，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教合一”政权，长达24年。

曹操为了获得战略优势，趁刘备在益州立足未稳之时，先下手为强，亲自率大军压境，征降了张鲁及汉中。

蜀人得知后，“蜀中一日数十警，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

车骑将军黄权曾对刘备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蜀郡太守杨洪曾对诸葛亮言：'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均见《华阳国志》卷六刘先主志）

后来刘备拼力占夺了汉中，以保益州，丞相、大司马、大将军皆屯汉中。

魏将曹真、曹爽等先后引兵来攻，均为蜀汉扼险所拒。

诸葛亮死后，姜维实行“敛兵聚谷”战略，然而刘禅等统治阶层未足够重视经营汉中，使得此战略构想破灭；加之姜维改变在汉中的防御策略，弃守秦岭的谷口。

于是，魏国乘虚而入，经汉中入蜀，攻灭蜀汉，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三国鼎立期间，汉中是魏蜀两国的主战场，也很典型地反映了汉中的战略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宇文泰乘梁之弊，遣达奚武入南郑，夺南朝汉中之地；后来趁萧纪内乱，遣尉迟迥入川，夺南朝益州之地。这一系列的布局，使西魏(北周)成为当时最具统一实力的政权。

北宋时，宋江起义军被招安，其将领史斌率余部据守汉中，登基称帝。随后兵进关中，占据长安，名噪一时。

南宋时，金兵欲攻占汉中而南入巴蜀。陕西都统吴玠驻守汉中抵御，扼守达三十多年，使金人不得南下窥蜀。

也正因为汉中之地对南北分合的重要性，统治者获取汉中之后，也会强化巩固控制权。

三国时，曹操征降汉中张鲁后，精心布局，“分汉中之安阳、西城为西城郡，置太守；分锡、上庸郡，置都尉。”此时汉中郡仅领五县，后又析置房陵县，到建安二十四年仅领四县。

将汉中之地化整为散，分割而治，是预防其独家坐大、拥兵自重。

元朝时，做得更彻底。

至元二十三年，设兴元路总管府，汉中隶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简称“陕西省”）。

这为汉中隶属陕西之始。这个行政格局从此定型，沿袭近千年至今。

将汉中划归陕西，其中用意是以北方的陕西管辖汉中，以牵制南方的巴蜀之地。

因为，若将汉中划归巴蜀，那么巴蜀和汉中融为一体，自然天成，就可依靠秦岭、巴山两层屏障而拒北方政权。

事实上，汉中的自然景观、气候、饮食、语言更接近巴蜀，与同为陕西省、仅隔一座秦岭的关中地区迥异，如同两个世界。

但是，不以山川、人文自然为界而以行政意志进行区划，主要目的就是增加牵制、减少政治割据独立的可能性。

这种行政划分，强烈体现了国家战略经营思想。

其二，向东西延伸的战略意义

汉中西出到陇（今甘肃省），东联安康并由汉水连贯湖北，可联通长江流域。

显然，汉中之地的东西横贯比较顺畅、开阔，不象向南北要翻越秦巴高山。

向西，陇西地势高于关中、巴蜀，下攻这二地较易。于是有“得陇望蜀”之说。

公元前451年，楚国势力北扩，置汉中郡（郡治在今安康，汉中取“汉水中游之地”之意），汉中之地在其辖区。

从而，“汉中”之名，始见于史籍。

汉中位于汉水上游而非中游，但“地名漂移”之称从此延用至今。

后来，秦国灭蜀、苴、巴国，褒汉之地尽归秦。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史记·秦本纪》），重置汉中郡。

此举切断了楚军向西北方的进军路线，也是秦国向东南方两路夹攻楚国的战略规划。秦楚两国在汉中的争霸，随着秦强楚弱而告终。

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攻取汉中张鲁，率大军自陈仓出散关，由武都（属今甘肃省）入，攻破阳平关。张鲁自知大势已去而投降。

诸葛亮北伐，多出祁山（在今甘肃省礼县），也是出于这种路径考虑。他认为魏延出子午谷道的建议太冒险，不如出陇西'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三）

汉中市宁强县的青木川地处川、陕、甘三省交界处，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贾云集的边贸重镇。前几年因孙红雷主演的电视剧《一代枭雄》热播而名声大振。

向东，汉中则兼有水路并进之利。

春秋战国时，楚国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则击灭蜀国，攻取汉中六百里地，置汉中郡，使其成为威胁楚国的前进基地。

汉水自古是沟通陇西、陕南与华中地区的水路。

苏秦在策划“合纵”时，谈到秦国自汉中下汉水击楚国郢鄢之地的便利：

'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史纪》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南北朝时期，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刘宋政权，能与北魏远争千里之外的陇西，主要靠的便是汉水的这种水路连通作用。

汉水素有“千里汉水黄金道”之称，民国时期有“千帆秋水下襄樊”的航运盛况。

而且，自汉中东出后，进入了广阔地带，可北上三川河谷，可东出中原，可南下两湖等。

例如蒙古铁骑灭掉西夏后，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六月，拖雷率骑兵入大散关，攻破汉中，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今陕西安康）、房州（今湖北房县），从而绕开金兵把守的潼关天险，率主力北上，围攻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

其三，对于全国的战略意义

从地缘战略意义上讲，汉中地理位置特殊，易守难攻，一时的得失，会对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当地农耕资源丰富，可以自给自足，提供大量的军需物资，利于固守。

建安二十二年，谋士法正向刘备进言攻取汉中：

“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尊奖王室；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汉纪）

他认为应以汉中做为进取中原的前沿根据地，利用汉中优良的农业、水源条件，养兵足食；根据天下大势便宜行事，采取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法正之谋，后称之为“汉中三策”。

刘备采纳，大举攻打汉中。曹操则亲自率军，自长安出斜谷道，増援镇守汉中。

经过几轮激烈交战，志在必得的刘备最后夺得汉中地，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国鼎立局面形成。

北宋乾德年间，因三泉县（今汉中市宁强县）为入蜀要道，于是直隶朝廷。《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乾德五年“庚寅，诏兴元府三泉县直隶京师。”

南宋时，金兵锋芒南下，于是选择宋高宗'巡幸'之所（即战时国都）成为重要议程。建康、武昌、巴蜀、关中等地被提出。

名臣张浚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提议汉中。他在上疏中说：

'汉中形胜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南宋在关中之军），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谨积粟理财，以待巡幸。'（《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四）

虽然张浚之议未被采纳，但他构筑了以川陕、荆襄为一体的防线，保得江淮安宁。

在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初期，汉中做为战略大后方基地，有力支援了全国。例如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迁入，建立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等。

其四，地理区位形成的战略局限性

事物的利和弊是相对的、矛盾统一的。

汉中南北有秦岭、巴山这两个巨大屏障，成为扫视天下的障碍，视野和发展空间自然受限，难以达到大开大合、长驱直入之效应。

这也决定了汉中的回旋余地有限，容纳体量狭小。

三国时期，诸葛亮出师翻越巴山，将汉中做为北伐的基地。

由于北伐要连续跨越巴山、秦岭，艰险难行，常规车马不便同行，只能用畜力车、人力车、旱船、滑索、桥子、背架等做为交通运输工具。于是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运输粮食。

然而，这种军事行动本质上是'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的不利形势。

用兵路途遥远、艰辛，军需物资成本高，经济消耗极大，从而影响了持续作战能力。这也成为蜀汉屡次北伐皆无功而返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汉中的天然格局有限，缺乏辐射四方的影响力，远比不上长安、洛阳、北京等古城的区位大格局优势。

纵观历史，可以说，汉中的战略位置固然重要，但只可做为偏安一隅的守护之所，是攻防要地，但不足以成为战略中心。

参考文献：《史记》、《资治通鉴》、《华阳国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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