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相处之道 (一...

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能否和平相处，战与和，关系到世界整体秩序的动荡与稳定，对世界格局至关重要。历史上不少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不能和平相处、顺利交替，常常陷入战争。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人们将这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困局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典型的就是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但是，上世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之间逐步完成了新旧大国之间的和平替代，这是相对少有的现象。因此，认真研究促成其和平交替的特殊因素，探寻其中的奥妙，对今后世界的大国和平相处、避免战争，具有重大战略借鉴意义。研究一战二战史，综合美英发展路径和方略以及历史背景等有关方面因素，可以得出，美英全球霸主地位替代过程中，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相对突出的因素：一、实力基础。双方的实力消长是发生替代的原动力，但它只能影响替代的进程快慢，不能决定替代的和平或战争的具体呈现形式。此消彼长，双方实力对比出现变更后，替代是必然，但之所以能以和平方式完成，其中必然还有其它特殊原因。二、美英处于同一个同盟体系内。彼此间具有特定的信任和倚重关系，减少了猜忌、警惕和戒备。其主导地位是与彼此在共同任务使命中的实力和作用相一致的。三、二战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成了同盟国和轴心国对决，二战胜利后又形成了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复杂的体系较量和矛盾各方的力量构成，掩盖、冲淡了大国兴替的矛盾存在。历史上的大国兴替基本上还是地区大国的争夺，矛盾相对单一，与19世纪20世纪的欧洲社会的矛盾复杂性相比，矛盾斗争更显性，更彼此之间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形意识态、宗教信仰等方面具有激发性。四、美英之间具有天然的文化认同。彼此之间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形意识态、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存在生疏不适的感觉。因此对于某些事情谁来主导并不太介意，但是量变增加以后，必然都来性质的变化。所以，大国兴替就在这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如果是没有彼此之间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形意识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认同感，对异样事物往往更为警觉，随着量变的增加，事情的性质则可能会向相反方向演变，加剧激化矛盾就成为可能。五、美英在科技、人才和思想观念创新等方面都呈现出极大差距，英国在航空工业、军事科技、信息网络、人才教育、新经济思想等方面全面落后于美国，迅速拉开了距离，当英国还纠结于殖民地利益时，美国已经开始大力推行经济全球化运动了。所以，落后就必然要被淘汰，这是自然规律。六、在二战结束前美国基本上没有太明显或者说太强烈的争霸意识，反而是长期主张坚持“孤立主义”，后期才滋生“门罗主义”。总体上合作姿态是主流。较少出现对英国霸主地位觊觎的刺激性言行。美英的相对地位关系有三个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早期的地主和雇工的关系；中期的合伙人关系；后期地位置换后的老板（帮主）与下属跟班的关系。美国由“孤立主义”，演变到“门罗主义”在因为世界大战的体系牵动而走向欧洲，最后走向世界，是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基本是顺应了世界变化的趋势，较少有激进言行。相反，对比于一战二战中的德国统治集团，法西斯主义的暴戾狂躁就尤为显著。从以上六个方面可以看出，美英之间有太多的特殊关系，这是其他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所不具备的。但国际政治不能固守于以往历史既成，需要国际事务主导者能够发现新的可能，创造性地探寻开辟新的发展合作途径。中美之间的大国相处之道，合作意识是关键，共同利益是基础平台，增强实力、稳定发展是要务，至于国际地位的变化，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最好不要刻意去声张。大国兴衰，主导因素是国内政策，外部影响不是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