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四渡赤水”，如何将国军玩得团团转。
由于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撤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可“战略转移”终究是敌强我弱，讲究避其锋芒，出其不意，“撤”比“打”重要。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让红军遭受了“二次打击”，几乎面临“覆灭”的危险。好在毛泽东提出的“摆脱敌人主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争取主动”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大多数同志的认可。
长征
1935年1月7日，红军一举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并召开“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为革命开辟了新的方向。而“四渡赤水”，就发生在遵义会议之后。欢迎来到猫爷的渔场，本期我们就来一起回顾这场，红军在长征途中的“神来之笔”。
遵义会议，除了纠正了之前的“左倾错误”，和确立了以周、毛为核心的军事指挥权外，还明确了新的战略思想：作战时将“机动灵活”的特点发挥到最大，不拘泥于固有的战斗计划，随机应变；“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大范围迂回”；根据战场形势，随时调整战略战术，以取得最大战果。
遵义会议
1月20日，党中央发布了《渡江作战计划》，决定离开黔北地区，经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后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从而突破敌人的包围。1月28日，红军行至土城一带，被国民党军郭勋祺部拦截，经过一天时间的战斗，红军伤亡已经较为严重，想要达到歼灭川军打开北上缺口的目的已经无法实现，于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下令撤退，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西进。
1月29日,中央红军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一渡赤水河，成功甩开了敌人。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想从那里寻机渡江。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推翻其统治,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其战斗力也超出预想。鉴于敌人已经加强了长江沿岸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我进逼。
红军于2月7日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聚集。
2月9日，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集结完毕。这时,敌2路军各纵队分向扎西迫近。为了迅速脱离川、滇军的侧击,毛泽东等决定东渡赤水河, 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毛泽东认为, 要利用敌人判断红军要北渡长江的错觉, 出其不意, 挥师向东打击战斗力最薄弱的黔军王家烈部, 以运动战主动消灭敌人。
2月11日,中央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2月18日至21日分别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河，重入贵州。
1935年2月24日红军攻占桐梓县城,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2月25日,中央红军采取正面进攻, 两翼包围的战术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战斗胜利后，毛泽东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词: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啼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雪。” 2月26日，红军成功夺取遵义。
本来，在二渡赤水后，红军的身后还跟着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前面又有黔军王家烈部和中央军薛岳部的迎头堵击,机动回旋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再加上红军有土城新败,川滇边境又无法立足。
但红军却在五天的时间里，依然大破桐梓、夺娄山关、攻克遵义，并消灭了中央军吴奇伟部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击溃黔军8个团,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枝弹药,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眼看连续两次追剿均告失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坐镇指挥，重新调整部署，决定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以 30 多万军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圈, 企图南北夹击, 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为摆脱敌人，红军于 3 月 11 日再次撤离遵义西进, 准备歼灭周浑元部后在遵义以西建立根据地。
但在茅台附近的鲁班场进攻周浑元部未能得手,，毛泽东和军委便决定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 再次向西渡过赤水河, 以便把敌军调向西面再图南进。
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并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方向的长江南岸“佯装活动”，吸引国民党军队。结果蒋介石果然上当，他认为红军很有可能要“北渡长江”，于是下令各部向古蔺地区追击。
红军三渡赤水后，为了隐蔽真实的作战意图，让敌军继续处在“摸不着头脑”的状态，中央军委决定留下红九军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在黔北一带活动。
蒋介石
在国民党军重兵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乘敌不备折兵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机歼敌。3月20日,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的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3月21日至22日，中央红军由二郎滩、太平渡等地四渡赤水河，然后迅速向南渡过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坐镇指挥,，城内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没想到红军突然大兵压境，连忙调集滇军前来“护驾”，没想到红军无意向贵阳进兵，而是突然转向，进军云南，并且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从容的度过了金沙江，就此把国民党军彻底甩在了后面。
四渡赤水之战，是继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争取战略主动，在川、滇、黔边界成功实施的一次战略性运动战战役。即使放眼世界，“四渡赤水”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次极具影响力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是毛泽东运动战思想的神来之笔。从黔北的赤水河到川西的大渡河，红军选择了一条与翼王石达开当年相似的路线。
但不同的是，石达开所率的数万精兵在这条路上全军覆没，彻底被清军歼灭。而在七十二年后，毛泽东却带领不足3万人的红军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包围圈。这本是一场势力极其悬殊的战斗，红军的队伍每天都在减员,敌人的数量却在一次次的增加。但红军却将“机动灵活”的优势发挥到了最大，尽管在与敌周旋时走了不少弯路，但俗话说车头小好调头，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拖来拖去，只能是比红军更疲惫。
此用兵之法，正是毛泽东后来总结的战略战术的精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从创建人民军队之初就在敌人重兵包围中生存的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敌强我弱意味着什么，也更懂得如何面对他们，并战胜他们。
当然，如果将四渡赤水的胜利全部归功于“个人的指挥才能”，就必然会对战争产生错误的认知。现在，我们就来分析“四渡赤水”之所以能够实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四渡赤水
“军阀之间的矛盾”和“蒋介石政府与军阀”之间的矛盾，让红军在战斗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我们知道，蒋介石实行剿共，从来都不止是针对共产党一方，而是借此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维护自身的“权威性”。而那些地方的实力派，既要提防红军，又要防止自己的军队在与红军的战斗中被削弱，更要阻止蒋介石嫡系势力的渗透。如此瞻前顾后，怎么可能打胜仗？
在红军不断转移的途中，无论是贵州的王家烈，还是四川的刘湘，都是在一边防共军，一边防“蒋军”。一旦红军脱离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从不“尽力追击”，只是尾随其后，出工不出力罢了；甚至直接不听蒋介石的调令，按兵不动，也是时有发生。
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复杂，各自为战，给军队调度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当时在贵州“围剿”红军的反革命军队,除桂、湘军阀部队外，还有川军，滇军和“中央军”，从中央和地方这个角度讲，又可分为“中央军”和西南军从所属派系讲,则分属蒋系、桂系、湘系、川系、滇系、黔系。
再从这六派的组合情况看,则分为四股势力桂、黔联合抗蒋，滇、蒋结为“盟友”，川、湘各成一股。如此派系复杂的军队汇集在一起，一旦投入战斗，便会立刻陷入混乱之中，自然也就不可能具备较强的战斗力。
国民党
因此，我们可以说，红军“四渡赤水”的胜利，既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指挥有方，红军将士们英勇作战；又是“成功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的典范，为红军赢得了足够的喘息机会，并屡次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中逃出生天，为未来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更是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保留了火种。
此外，四渡赤水的战例也充分说明了，能够做出正确决策的“领导层”，在现代军事行动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同样是指挥军队，有的人能够频频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而有的人，却能将“大好事局”彻底葬送，沦为敌人的“嫁衣”，直到今天还活跃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中。
参考文献：
《战斗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十次经典战役》史延胜 刘庆文 朱滨
《四渡赤水: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六计连环 出奇制胜》傅传耀
《最经典战例: 四渡赤水》张波
《论红军四渡赤水胜利的原因》孙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