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桥、东南角楼、 蓟城纪念柱
前些日子看到一则新闻：“新天桥12月亮相中轴线”。为此准备对机会顺便去看看。
上周去宣武中医医院看大夫，十点就看完了，取药要等一个小时。宣武中医医院就在万明路，离天桥特别近，正好利用这一个小时去趟新天桥看看。
步行十几分钟就来到了永安路口，只见新天桥赫然坐落在南侧的绿地里，正对前门大街的中轴线上，绿地隔开了南北向的车道。据说新天桥的位置比老天桥向南偏移了40米，为的是躲开十字路口。新天桥两侧还各立了一座新石碑。西侧的是《帝都篇·皇都篇》碑，其中向南一面是《皇都篇》，向北的那面是《帝都篇》；东侧的是《正阳桥疏渠记》碑，均是仿御制碑。
天气不错，已有一些老年人听到消息后来此参观。在我拍照的过程中一位老人热情地告诉我，在路口斜对面有一座老石碑，与这里新建的东侧的石碑内容相同，另一座老碑他没有找到。这个信息无疑是个意外收获。于是我斜穿过路口来到东北角，沿天坛路向东寻找。路边是断断续续的小块儿绿地并被铁栅栏围挡起来。走了一小段看到一小块绿地的北端竖着一座碑，但是太远了又有栅栏隔着无法接近。于是我又返回十字路口往北走试图找到往东的路。不远处有一条很窄的路，我顺着走过去，顶头是个小院，我进了去。碰到一个老太太向她打听，她告诉我再往北走找红庙街再问。我退回来再往北走找到一个向东的胡同，拐了个弯看到红庙街。正好有一年轻人在和别人聊天，我向他打听，他说搬过来没几年没见过，不过那边有一个牌子。走了几步看到路南的一个院落——“红庙街78号”。大门外镶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崇文区的“正阳桥疏渠记碑”标牌，一块是市文物局的“正阳桥疏渠记方碑”标牌。我想这算是找着了。那个人陪着我进了院。院子狭长，两面搭建的小房挤得中间只可通过一辆自行车。走进去可看到那块碑的一个顶，再走到尽头可见碑的侧面有铁栅栏挡着。院里的人告诉我们得绕到大街上去看正面。按人指点出来向东走，看到向南的一条路又绕回到天坛路。那人跟着我也想看看。我们向西走没多远又来到我初始找到的那个地方，还是可望而不可及呀。我不甘心，就问了一下旁边做塑钢门窗的小伙子，他告诉我栅栏前边的那个口可绕过去。那个路口就在眼前不远的地方，一点儿都不起眼儿，刚才就忽略过去了。近在咫尺如此简单却费了许多周折。看来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可望而不可及的要经过曲折才可达到。我绕了过去隔着围栏拍了几张。遗憾的是石碑的周边环境不是一般的脏乱差。
另一座老碑在哪里呢？为此回到家上网查查。还真不错查到一篇文章揭示了两座老碑的出处，现摘录下来与大家分享。
「民国时期著名史地民俗学者张次溪在其《天桥一览》序言中曾记载：“闻父老言，桥（天桥）之两侧，旧各一亭，内有方石幢一。咸丰年犹在，至同治，其一移桥东某寺。又一置桥西斗姥宫，至今尚存。”嘉庆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图也显示，在天桥南端东西两侧确有两座攒尖顶碑亭存在。
这两块石碑分别刻着《正阳桥疏渠记》和《帝都篇皇都篇》，为清乾隆帝亲笔手书，前者记录了“天桥南河道的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后者则是乾隆帝写给北京的“赞美诗”，描述了北京的地势、物产背后的雄伟壮丽。
在张次溪先生的记录中，桥东某寺指的就是今红庙街78号院。该院民国年间的老门牌为红庙14号，原名弘济院，俗称红庙，建于清顺治年间，属私建僧庙，规模不大，红庙街即由此得名。目前该院内的寺庙建筑已全部毁弃，成为大杂院，南侧保存一幢石碑，就是1984年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正阳桥疏渠记》碑。
而相比之下，“赞美诗”的发现过程就颇费周折。上世纪90年代末，著名古建专家王世仁就倡议将石碑重新挖掘呈现，并圈定了石碑的大致范围。2005年初，在先农坛北坛门附近一家方便面厂的办公室底下，勘测出有大型石碑存在的迹象。由此，《帝都篇皇都篇》石碑在地下深埋几十年后，重见天日，后来被竖立在了首都博物馆新馆东北侧的广场上。
被发掘出土的《帝都篇皇都篇》，除了个头小了一圈，堪称燕墩上御制碑的“姊妹篇”。这一大一小的“姊妹俩”曾经给史学家造成不少困扰。“大家都觉得奇怪，乾隆帝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对一模一样的石碑呢？后来，我研究出的结论是，这一切源于乾隆帝的‘矫情’。”
王世仁解释道，现置于首博广场上的石碑，建造时间实际上早于燕墩上的石碑。“乾隆帝造完后，发现石碑太小，放在城门上迎客不够气派。所以就弃用了，重新造了燕墩上的大的石碑。前面先造的小型石碑就跟《正阳桥疏渠记》碑一起放到了天桥两侧。”」
这样就对上号了。我找到的那座碑就是同治年间移到弘济院的那座，而另一座现在首都博物馆新馆的广场上。对照上文的叙述，现在复建的新天桥格局应是同治以前的格局，不同的是复立了石碑而没有复建碑亭。
1·新天桥
2·《天桥文化景观标识建设记》
3·中轴路示意图
3·西侧“帝都篇皇都篇”碑
4·“皇都篇”碑刻，背面为“帝都篇”碑刻
5·东侧“正阳桥疏渠记”碑
6·“正阳桥疏渠记”碑刻
7·新天桥东侧
8·红庙街78号
9·崇文区政府标牌
10·北京市文物局标牌
11·老“正阳桥疏渠记”碑正面
12·老“正阳桥疏渠记”碑
13·老《正阳桥疏渠记碑》碑首
14·新《正阳桥疏渠记碑》碑首，可两相对照，一个圆润活泼，一个刻板僵化；特别是上檐的边可能仿效难度大改了个造型。
15·首都博物馆广场上的《帝都篇皇都篇》碑，左下角玻璃罩内（摄于以前）。《正阳桥疏渠记》碑现在的待遇与其相比可谓两重天。
从小到老坐过无数次火车，每当看到角楼就知道到北京站了，于是起来拿行李。角楼对于我是熟悉又陌生，看到过它无数次却从未登临过。既然到这儿了我们谁也没上过就去看看吧。据介绍城墙东南角楼是全国现存的最大的城垣角楼，我们想这也是当然的，因为这是皇城建筑嘛，大过它不就越制了。上来主要有两个看点，一是登楼看角楼的内部结构，粗大的立柱和横梁巧妙地将东南两楼连在了一起，气派不凡。二是沿城墙看四周景致，特别是俯瞰北京站往返繁忙的列车。感到古老与现代相不搭界可又是那样的亲近。
2.古炮，铸于崇祯十年，发现于广安门
3.古城迎辉
4.古城印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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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肇始于蓟城，而蓟城的核心位置就在广安门一带。这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老先生通过《水经注》的文献，对河湖水系地理位置变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
关于北京的起源，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房山琉璃河燕国故城，却忽略了与琉璃河同时兴起的广安门一带。
北京在三、四千年前，沼泽遍地，河网密布。当时从中原北上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先沿太行山东麓北行，经由北京后大路分岔。房山琉璃河和宣武广安门都是位于这条必经的道路上。广安门一带邻近永定河，依傍着高坡蓟丘，又处在50米等高线上，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到了公元前1045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同时分封了两个诸侯，召公在现房山区琉璃河建立了燕国，而黄帝的后人（一说为帝尧之后）则在燕国故城东北部建立了蓟国。北京地区由此而兴。春秋时期，燕盛蓟衰，燕国吞并了蓟国，由于对蓟国地理位置的看重，把蓟定位燕国都城。侯仁之根据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对照历史上北京河湖水系的位置以及考古发现和有关资料，推定当时蓟城的位置在今宣武区广安门一带。燕城渐渐湮废，蓟城却一直沿用，直到公元938年辽于此建陪都，城址并无变动。金在辽陪都的基础上保留北墙，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至此，蓟不仅作为今日北京城的发祥之地（3060年前），而且此地还是北京在历史上真正建为国都的开始（860年前，以金中都建成计算）。
广安门一带的历史脉络是：秦国统一后的蓟城所在地，春秋时成为燕国的都城，唐代在此建幽州城，辽南京在幽州城基础之上改建而成，金中都在辽南京基础上扩建而成。而到了元朝可能由于战乱的损毁，在兴建元大都时放弃了这里。到了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北京外城建成，广安门一带部分地区又被圈入于外城之内。可以说从蓟城到燕国都城，到幽州城，再到辽南京，再到金中都；广安门一带都处于城市的核心区；到了元代开始被边缘化了。
由于历史遗存全无，为此原宣武区政府在广安门一带先后建立了“蓟城纪念柱”、 “北京建都纪念阙”和“辽南京燕角楼故址”等历史地标。
蓟城纪念柱是北京建城之始的纪念性标志物。立于广安门以北护城河西岸的滨河公园内（辽、金时期宫城的中轴线上）。
1995年中共宣武区委和区人民政府为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决定设立蓟城纪念柱。同年12月落成。后来随着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原先蓟城纪念柱因周围环境变化而出现体量、尺度不相适宜的问题。在侯仁之院士及北京著名古建专家王世仁等人倡议下，北京市宣武区政府于2002年决定在原址重立“蓟城纪念柱”。
蓟城纪念柱由北京市文物局研究员、古建筑学家王世仁设计。整体为花岗石建造，高8．5米，底座1．5米，建于方形台基之上。柱身呈圆角长方形，造型借用北京现存最古老的汉代墓表式样，古朴凝重。纪念柱正面上方镌有柱铭：“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柱前立有石碑，正面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所撰《北京建城记》；背面是宣武区人民政府建碑记。柱后有北京地形雕塑。雕塑呈半圆球形，雕塑的圆形底座前部刻有侯仁之撰写的《北京湾》。
2·纪念柱柱头镌刻“北京城区 肇始斯地 其时惟周 其名曰蓟”
3·宣武区人民政府建碑记
4·侯仁之撰写的《北京建城记》
《北京建城记》全文：
“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
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证以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
蓟城四界，初见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其书不晚于唐代，所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有可资考证者，即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
历唐至辽，初设五京，以蓟城为南京，实系陪都。今之天宁寺塔，即当时城中巨构。金朝继起，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惜其宫阙苑囿湮废已久，残留至今者惟鱼藻池一处，即今宣武区之青年湖。
金元易代之际，于中都东北郊外更建大都。明初缩减大都北部，改称北平；其后展筑南墙，始称北京；及至中叶，加筑外城，乃将古代蓟城之东部纳入城中。历明及清，相沿至今，遂为我人民首都之规划建设奠定基础。
综上所述，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时在纪念北京建城之三千又四十年。”
6·北京地形
《北京湾》全文
“北京小平原，三面环山，形如海湾，三千多年前沿太行山东麓北行的大道由此分途，向北穿越不同山口，將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区联系起來，古代蓟城就坐落在大道分途的地方，这一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北京最终成为全国的首都。”
考察研究北京城的起源侯仁之先生功不可没，而在保护北京城的其他方面侯仁之先生也是奔走呼号倾心竭力。侯老先生于去年已经仙逝。侯先生不是北京人，但他对北京的历史文化爱之深，对北京城日益被毁痛之切。对此我作为一个北京人深表敬意。现节录一篇纪念文章以示对这位北京的知音深深的怀念。
102岁侯仁之仙逝 生前遗憾“北京真的不该拆城墙”
侯仁之，祖籍山东恩县，生于河北枣强。但写在他102年生命中的城市，却是北京。10月22日，历史地理学巨擘侯仁之驾鹤西去，于学界，失去的是一代泰斗，于北京，失去的则是一个世纪的知音。
侯先生身份多元，学术领域也颇为广阔，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等等。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和一座城市——北京，紧密相连。
他被国际学术界誉为“北京史巨擘”，用双脚踏勘出北京的河湖水系，找寻这个城市在历朝历代的地理位置，唤起了这座面貌日益模糊的现代都市丰沛的历史记忆。他也为北京老城建筑的保护奔走疾呼，为一再消逝的城墙、胡同伤神焦急。
他称自己对于北京的感情是，“知之愈深，爱之弥坚”。
发掘北京——挖出北京人不知道的历史
在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王南看来，侯仁之对北京城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梳理清楚了北京城市史的发展脉络。“侯先生通过水系、地理、考古文献等多方面的证据，基本上确定了各个历史时期北京城的位置。北京最早是西周的蓟城，可是关于蓟城的具体位置，连古代人都搞错了，他们以为元大都土城就是蓟城遗址，但侯先生通过《水经注》的文献，以及对河湖水系地理位置变迁的研究，断定蓟城实际位于广安门一带，这是非常大的贡献。”
王南认为对北京城历史的探究有着非要重要的意义。“以西方同样历史悠久的城市罗马为例，如果你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上徘徊，经常会碰到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遗迹。这其实就是他们城市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功绩，他们把这些遗迹发掘出来，清晰地展示在那里，于是整个城市就像一本史书，从中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人类文明是怎么一步步得来的，过去创造了什么辉煌，今天又该如何继承。”
可多数当下生活在北京的人却不知道北京曾经深厚的历史。侯仁之做的工作正是把更古老的北京发掘、呈现出来。“西城区广安门二环路沿线有一个北京建城纪念柱，旁边有侯先生写的序文，看到这个青铜的纪念，你便知道这座城市起源于此。”王南说。
王南觉得侯仁之的很多发现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宣传、重视。“我们现在都向往西方的城市文明。但当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元大都，崇拜得五体投地，他回去宣传，引起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东方的崇拜和兴趣。这就是北京曾经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引起西方人的震撼，却不为我们当下人所知了。”
“侯先生谈金中都、元大都，貌似是在说历史，其实是在梳理整个中国的文化版图，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保护北京——“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
侯仁之在发掘、研究北京城历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北京古城的保护。上世纪90年代初，王军在《北京地图集》的新闻发布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侯仁之。当时侯先生将书翻到印有北京城门的那页，激动地说：“《北京地图集》能够将北京被拆毁的城门印出来，这事真的特别好。”会后，王军跑去采访侯仁之，侯仁之对他说：“真的不应该拆城墙，北京是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工程，这个工程在西方学者看来是里程碑，是文明的顶峰，我们一定要爱护。”
也是在侯仁之的保护下，“北京最初的生命印记”——莲花池才得以保存。20世纪80年代，曾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给侯仁之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方案建议占用莲花池，建设北京西站。侯仁之一听就说这绝对不行。他认为莲花池和北京城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北京城起源的蓟城就是靠着莲花池这个水源才得以存在，没有莲花池也就没有北京城。尽管它作为水源的作用已经消失，但抹杀这样一个镌刻着历史的遗迹，就是抹杀过去。
最终，在侯仁之的呼吁、奔走下，西站向东挪移了100米，莲花池得以保存。之后，侯仁之得到一个机会向北京市委领导讲述北京城的历史。侯仁之将演讲的题目定为《从莲花池到后门桥》，八十多岁的他亲自去莲花池和后门桥考察，准备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讲座中他再次指出莲花池对于北京城成长的意义，也强调了中轴线作为北京历史见证者的地位，希望可以对莲花池和后门桥的遗址进行修复。他的建议最终得到了采纳。
但侯仁之保护古城的工作也曾遭遇不少挫折。1998年侯仁之和一些学者呼吁保护美术馆后街22号四合院。不过在坚持了两年后，四合院还是在2000年被拆掉了。王军说遇到这种情况，侯仁之总是很焦虑，“对于北京城我觉得他真的尽到了他的责任。”
侯仁之的一生其实颇为坎坷，年轻时曾因参加抗日运动而被捕入狱，“文革”十年又被批斗、挨打、游街、劳改，历经磨难。但老人却以平和之心面对一切，他曾对一生做过一个简单的总结：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