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假象 群体性脑补出的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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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猎》

李世民

楚王云梦泽，汉帝长杨宫。

岂若因农暇，阅武出轘嵩。

三驱陈锐卒，七萃列材雄。

寒野霜氛白，平原烧火红。

雕戈夏服箭，羽骑绿沉弓。

怖兽潜幽壑，惊禽散翠空。

长烟晦落景，灌木振严风。

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

在《出猎》这首诗里，唐太宗用楚国“云梦泽”和汉代“长杨宫”两大宫廷猎场的典故开篇，然后先铺叙环境，描摹出猎足的猎田壮阔的场景和狩猎时的紧张场面，最后落脚在天子行猎的伟大意义：解除民间的苦难。

唐太宗惹爱打猎属于遗传，这项体育运动是李唐父子共同的挚爱。

武德年间，“上猎于某某地”的记载不绝史书，太宗在这方面忠实的继承了家族传统，甚至更加发扬广大。他甚至毫不忌讳表达自己的热爱。

《唐会要》载，太宗认为人生在世，有三件快乐之事：

“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

随着贞观仁政治国的效果显现，太宗自己的气象，也渐渐从这个时候起了微妙的变化，开始更多的考虑享受一个天子的个人乐趣。

行猎图

作为出身大草原的“天可汗”，太宗认为打猎这件事属于个人爱好和民族体育运动范畴，并不劳民伤财，所以可以大行其道。

仅贞观四年到六年，太宗就行猎九次之多。

但太宗忽略了一种效应的存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因为宫廷文化一直引导着贵族乃至民间包括意识形态、生活品位在内的风尚，由于太宗的爱好，造成贞观年间狩猎成风，成为贵族主要的娱乐项目，不可避免的对民众和农业发展造成伤害。

贵族出猎，必然前呼后拥，百车千骑，践踏民田是难以避免的情况，更有甚者将民众的牲畜作为猎物。

《新唐书》载，李愔出猎之时，“纵猎蹂践民田，攘夺畜产为尽”，县令出来干预反遭家奴群殴，危害一方。于是，能够看到其危害的臣子开始不厌其烦的劝谏太宗，要爱惜民力，不要再行射猎之事.

太宗每次都愉快的表示同意。

行猎图

虞世南上疏谏猎，太宗表示赞同；

唐俭当面谏劝，太宗表示改正；

孙伏伽上疏谏猎，太宗表示高度赞赏；

薛收劝谏，太宗表彰赐金；

但是，出猎并没有被禁止，该怎么样，继续怎么样。

这种巨大的消费需求同样也催生出巨大的产业链条，这个链条往往营建在法治不公、欺压良善的现实基础上，为了更好的享受捕猎乐趣，朝廷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负责组织实施围猎的工作机构。

臭名昭著的“五坊”包括雕坊、鹞坊、鹘坊、鹰坊、狗坊，专为官家征收、培育围猎鹰爪，“五坊”的管理者更是借着皇差之名干敲诈勒索、鱼肉百姓的勾当，民愤极大。

但是，贞观的臣子毕竟执着，更多人开始出来进谏，贞观之初，政治清明还算清晰可见。

《贞观政要》载，贞观十四年，太宗要去同州打猎，魏徵劝谏，太宗表示：这一次纯属偶然，今后牢记此事，以此为诫。

“从善如流”是太宗的政治需要

可到了这年冬十月，他又要去栎阳打猎，县丞刘仁轨又劝谏，太宗赐给他印玺密封的手书，还升了其做新安令。

武将李大亮谏猎，太宗赐自用胡瓶和《汉纪》一书作为奖赏；连胡将执失思力也都劝过，太宗悉数接受。

此时，太宗想出了个更理所当然的借口：马上皇帝，打猎是为了不荒废武备。

到后来，臣子们再也没有精力劝谏太宗打猎了，因为他们要忙着另外一件事——劝皇帝别再没完没了的盖房子。

贞观四年一过，粮食多了起来，东突厥也降服了，财政稍有盈余，太宗就显现出暴发户的气质，迫不及待的开始大兴土木、营造宫室——修筑洛阳宫。

出于耗费财力、牵涉徭役等问题，张玄素极力劝阻太宗营造洛阳宫，太宗很高兴的采纳了劝谏；可到了第二年的九月，太宗又偷着开始启动洛阳宫的修建计划，这次还加上了修仁寿宫——就是那座隋文帝薨逝的避暑离宫。

唐东都洛阳宫室图

于是，民部尚书戴胄开始上疏劝谏，太宗又一次虚心的接纳了劝谏，并对戴胄进行了表彰。但侧眼看到史官记录下虚怀纳谏的过程后，太宗又继续下诏继续修洛阳宫，“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对此，魏徵和温彦博两人温和的相互抱怨，“近来营造修缮的事情有点多了”。

不是有点多，是很多。

紧接着，贞观八年，太宗以“孝”为名，替太上皇李渊修起了永安宫，即后来的大明宫。刚开始修造，就出了意见让人很不愉快的事情：首先是陇右地震山崩、大蛇屡现，而后是山东江淮洪水爆发；最要命的是又有星星见于南天。

这次可不是太白金星，而是哈雷彗星，“经百余日方灭”。

天地有异象，在古代被视为是上苍对天子斥责的暗示，人臣不得不谏。

这次跳出来的是虞世南，用的辞法是“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

对于君父而言，这话说的已经很难听了，但是太宗还是虚心接受批评，表示慎终戒骄。

魏徵进谏图

纳谏归纳谏，修建归修建——洛阳宫不能耽搁，修成后，再修一座飞山宫。

下一个劝谏的就没这么幸运了。

贞观十一年，中牟承皇甫德看到魏徵、虞世南等劝谏都收到表彰，也看不惯近来的奢靡之风，于是也上疏批评太宗：“修洛阳宫是劳民伤财；加收地赋是巧征暴敛，民间充斥的各种败坏风气，都来自宫中的教化！”

这次，太宗愤怒了，要治皇甫德的罪，幸亏魏徵极力劝阻乃罢，但“终意不平”。

看到太宗急眼了，关于修宫室这件事，也没人愿意多说什么话了。

此后，骊山的翠微宫、汝州的襄城宫拔地而起，特别是宜春的玉华宫“所费以巨亿计”。

由于连年大兴土木，摇役不断扩大，民怨不止。

贞观中以前，太宗最喜欢人谏，对敢谏者也大有赏赐，要说奖励最多最丰厚的，当属魏徵，作为谏议大夫，在太宗二十六次奖励中，他获得了重奖八次：共奖一千九百匹绢，四百缗钱，一只金瓮，十斤黄金，一座房屋和两匹马。

魏徵像

其实也未必，获得最多的，还是太宗自己，他只不过付出了些耐心和财帛，就把“圣君”二字奖励写进了史书里。

臣子行谏，太宗反诘，臣子解说，然后太宗欣然接受，再然后史官如实记录和臣子行谏，太宗震怒，魏徵解围再谏，然后太宗欣然接受，再然后史官如实记录——这两种近似的现象程式化的、交替出现在《贞观政要》中。

臣子要个“犯言直谏”的身后名，太宗得个“从谏如流”的身后名，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三年已后，见人谏，悦而从之。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这就是魏徵对太宗纳谏的真实看法。

因此，到晚年，魏徵进谏的频次和烈度大大降低。在他死后，包括尉迟敬德这样的勋臣在内，再也没有人能够劝阻太宗征伐高句丽。

太宗是个极有远见的帝王——生前就要定好身后名。

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逼宫夺位，这让太宗背负这巨大的心里压力，他不知道后世如何评价自己，所以极力想将自己塑造成一代圣君的形象——他做的其他帝王都不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篡改历史。

史官是个高尚而神圣的职业，他的负责对象是上苍和历史，并非天子和权臣。

春秋时，崔杼杀了秽乱的齐庄公后，史官太史公记录如实“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来气，就把他杀了。由于史官是家族继承的职位，弟弟太史仲接续职位后，仍旧记录“崔杼弑其君”，也被杀了。

这次，轮到三弟太史叔了，他照样记下“崔杼弑其君”，再度被崔杼杀害；崔杼正要举刀杀其最后一个弟弟太史季的时候，齐国另外一个南史带着笔墨竹简，来到宫廷说，“我听说齐国的史官不够用了，就追过来准备继续写'崔杼弑其君’这句话了。”

相信此刻崔杼头都大了，他无奈的放了太史季——你爱怎么写怎么写吧。

贞观初，负责《起居注》编纂的是褚遂良，太宗问：

“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褚遂良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还是感觉很困惑：“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褚遂良答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这时候，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担心难堪，急忙打个圆场说：天子的过失就像日食，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住的。

于是太宗咽了口唾沫，默默离开了。

等到房玄龄管这件事的时候，太宗的好奇心又膨胀起来，这次他小心翼翼的问房玄龄：“国史为什么不让天子看呢？”

房玄龄说：给，你想看啥就看啥。

房玄龄像

太宗认真看了看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后想了想说：还是改一改吧？

房玄龄说：行，你想咋改就咋改？

是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荒淫无度的隋炀帝，一个羸弱无能的唐高祖和一个荒淫无度+羸弱无能的隐太子……如同顾颉刚先生所言，“贞观之治”实有后世夸大溢美之嫌。

许多年以后，《起居注》又被后世史家极力“脑补”，美化成为《唐书》和《资治通鉴》。

对了，还有那本错漏百出的、著名的《贞观政要》，为了这个评价，可以举例说明。在记载封德彝死亡的时间，《旧唐书》、《新唐书》都写明是贞观元年；《贞观政要》却固执的认为：“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可见史料的可信度。

《贞观政要》

既然是以对话形式记录贞观君臣治国思路、言谈的著作，如果确实想看看太宗都是怎么说的，读当然《贞观政要》当然很合适；但要想看看太宗怎么做的，读读这篇文章就知道了。

贞观二十二年，太宗弥留之际对太子李治说：“吾君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牟无远不致，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

其实，他什么都明白。

活着的时候连身后名都想好了，身后事自然不在话外——他的昭陵是有唐一代十八陵中最大、最富丽的陵园。

究竟有多富丽？温韬最有发言权。

“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这是唐末军阀温韬所见，他的外甥郑玄素也跟了进去，后来宋人笔记《江南余载》记载：“见太宗散发，以玉架卫之”，东西有石床，石函里的铁盒子，放着前朝的图书，包括大家钟繇、王羲之的真迹，还有《兰亭序》，纸墨和新的一样。

温韬是去盗掘的，除了乾陵，他将“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

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局部

“太宗虽为终制以戒子孙，而昭陵之葬，亦不为俭，及唐之末，不免暴解之患。”北宋史家范祖禹在以上评论中的“暴解之患”似指唐太宗昭陵被盗窃。

但宋笔记《嘉祐杂志》中记载：北宋明相赵普，文中说太宗尸骨被其余荒野，后流入长安市，赵普收购回来，但一富豪所藏的头骨，实在是不太好收购，最终赵普将尸骨还葬昭陵之下。

嘉佑是北宋仁宗1056—1063年的年号，而范祖禹1056年才十二岁，显然范祖禹所说的“暴解”指太宗遗骨。

连饥荒不止、干戈不息、强造宫室、劳伤民力，再加上善用贤臣和从谏如流，这大概就是所谓“贞观之治”的真相——没有那么差，但也绝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具有盛世气象。

至于太宗么，他比隋炀帝运气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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