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六年（10）：春，正月，寔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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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历史，差不多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封建时代都置于宗教的统治之下，尤其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人类的理性靠上帝的启示和光照，人类理性的目的就是认识上帝的存在，“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是由神安排的"，“天意要对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阿奎那政治著作选》）

西方基督教认为上帝让人幸运是合理，让人不幸也是合理，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在这种思维下引申出来，奴隶制度是合理的，封建制是合理的，资本主义也是合理的。谁要破坏这种秩序，便是违背上帝的旨意，要遭到上帝的惩罚。由此而总结出来一句话：“存在即合理”，这句话是不是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下都适用呢？不一定。

比如黑死病，存在就是合理吗？如果说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人类坦然接受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去研究疫苗，也不需要隔离治疗，反正让谁死不让谁死人类说了不算，一切都是上帝说了算。实际上，欧洲就是因为黑死病的肆虐，才对传统的基督教义产生了怀疑，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也因为人类的求生意志最终战胜了“神的旨意”，因此才出现了文艺复兴。

而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例外，也是个异类。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无论先秦老子、庄子，还是宋明时的朱熹、陆九渊、王守仁，都无不排斥和批判宗教，都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社会，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社会根基，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所以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地位非常突出。

在历代作为执政圭臬的古本《尚书》里，其名篇《大禹谟》中指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借大禹之口说出，德政善政的标准就在于颐养人民。

然后《大禹谟》中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说明君王需要爱戴，但民意也是需要敬畏的。这与唐太宗“民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五子之歌》中也说：“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五子之歌》记录的是一段史事：

夏朝的创立者夏启的儿子太康耽于游乐田猎，荒废政事，人民不满。于是太康去洛水打猎时，有穷国的国君后羿率领反叛者在黄河北岸阻拦太康返回国都，从而使太康丢失了帝位。太康的五个弟弟（启的五个儿子）在洛水之滨等候了一百多天，始终不见太康回来，于是做了五首歌吟唱。这个故事是《嫦娥奔月》故事的基础原本，也是奇门遁甲中“丁+辛官人失位”格局的历史基础。

基于此，太康的弟弟才劝太康说，民众是国家的根基，要求太康在治理国家中，必须敬民、爱民、重民、修善德行，敬重民众的力量，根基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

《五子之歌》中提到的“皇祖”不单单指的是夏朝的祖先夏启和大禹，也指尧、舜等上古英明的帝王。“有训”则指的是“皇祖”关于敬民爱民思想的教诲和教训。“民惟邦本”是将民众看做国家的根基。

夏朝是奴隶制社会，但夏朝的国君要执行原始社会时期“尧、舜、禹”这些“皇祖”的教训，其实正说明了中国文明起源所走“敬天法祖”和“宗法社会”的路径与其他文明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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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古希腊文明虽然也强调民主思想，但其与中国的民本思想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有三点：

• 第一点是“民”的概念的不同。

民主和民本中虽然都含有一个“民”字，但概念却大相径庭。概念的不同，奠定奠定了这两种思想不同的基础，可以说是民主和民本思想不同的出发点。

古希腊民主中的“民”是公民的意思。在民主制度最著名的雅典城邦中，年满 20 岁的男子才可能具有公民资格。这个规定限定了三个方面的条件：

年龄、性别和身份，即，20 岁、男性、雅典人。

女人即便到了20 岁也没有做公民的资格，奴隶无论性别和年龄如何，都不具备公民的资格。此外，父母必须都是雅典公民，才有可能具有公民的资格。

在这种种的条件限制下，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为 4 万人，而当时雅典的总人口在 30 万到 50 万之间。公民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

中国的民本中也有一个“民”字，这个“民”与古希腊的“民”在含义上存在极大的差异。

说文解字中对“民”的解释为：“民，众萌也”，然后又说，“萌犹懵懵无知貌也”。古汉语词典对民的解释为：“< 名>古指奴隶，泛指庶民百姓”。

新华词典对民的解释为：“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

从这些些词典中的解释可以看出，自古至今，“民”的概念在我国具有如下特点：无知、社会底层、人数众多。（这恐怕是中国民本思想被人攻击为愚民思想的根源，其实有知与无知是相对的，在任何政体都存在。）

参照我国的历史现实，更可以发现，在我国，凡是没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学识水平、或财富基础的人均可称之为“民”，也就是后世儒家的孔子所称的“小人”。

对比我国的“民”和古希腊的“民”，可以发现，在古希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公民，而只有成为公民才是“民”，这个“民”是有标准的，“民”在古希腊社会中不是占多数，而是占少数。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以军事制度为主的斯巴达克城邦。

但是，在中国，要成为“民”，是不需要任何标准限定和努力的，他们是社会的绝大多数，除了统治阶层之外，都是“民”。

由此可以看出，“民”的概念内涵在我国古代和古希腊是完全不同的。中华文化中的“民”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而古希腊的“民”则更有特殊性和精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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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是思想起源的不同

古希腊的民主思想源于人民推翻暴政，源于人民自身，开始于人民亲自进行统治。在所有古希腊的城邦里，都有一部分富人和很多穷人。当富人和穷人差距很大的时候，就会产生阶级冲突和斗争，甚至出现政治上的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城邦国家的人民就推翻了暴政，开始采取民主这样一种形式，也就是由人民无差别的进行直接统治。第一个采取民主政体的地方是在希俄斯岛，时间是公元前 575-前550 之间，最著名的民主是在雅典，时间是公元前 508 年—公元前 323 年。

中国的民本思想虽然也源于社会的动乱之中，然而和古希腊的民主思想却有着质的不同。

首先，民本思想的总结者不是“民”本身，而是统治阶级或代表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比如《大禹谟》中的大禹，《泰誓》中的周武王，他们都是统治阶层；而成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信条的儒家学说中更是处处体现“民贵君轻”的思想，比如《孟子》中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商代以前，民本思想还不成为体系，只是一些有为的帝王才能坚持这个理念。

但周武王灭商以后，周初统治者鉴于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就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逐步把民本思想形成了体系。

西周的建立者周武王姬发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周公则要求统治者“用康保民”。当民本思想提出以后，周王朝的统治力量空前强大，这又保证了民本思想的延续。

从此，民本思想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基础、最根基的思想。从此以后，统治者得民心者才可得天下，不得民心者必然失天下，以至于以唐太宗之天纵英才，也不由发出“载舟覆舟”的感叹。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萌生后，统治阶级依然是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依然是被统治阶级。

这个和古希腊在提出民主思想后，由少数人的统治即改为多数人统治的局面是完全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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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点则是“民”地位的比较

在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中，“民”是政治生活的直接参与者，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他们是统治者、决策者和政策实施的执行者。非民阶层则没有任何权力和权利，“民”阶层甚至不用去考虑非民阶层。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中，将“公民”定义为“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根据他的定义，公民具有两种权力：

• 一种是参与统治的权力，即，他有权被入选为治理国家的官员；

• 第二种是参加审判的权力，即，审判他人是有罪还是无罪。

雅典政治体制的三个重要机构：

公民大会、五百人的议事会、和民众法庭。

公民大会不是由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而是全体公民都能参加的大会。而且，公民大会必须达到法定最低人数才能开会，如果人数不够，警察到各家各户去抓人开会。

五百人的议事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府首脑及其下属行政机构，而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

议事会的议员由纯粹抽签的方式产生，任期一年，不得连任，每个公民一生最多可以两次担任议员，其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

民众法庭是司法机构，体制特征是一切由人民的多数说了算。

民众法庭由 200 多位公民组成，他们既是陪审员，也是审判员，并且根据多数票来断案。

如果拿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那么各村的秀才、里长、各族的族长和乡绅都是“民”，但他们在中国文化中不是统治阶层，依然属于民众的“民”。

但并不能说中国古代活跃在乡村的这些“民”就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地位。实际上，他们依然可以影响国政的实施，并且因为古代中国形成的“皇权不下乡”的惯例，这些“民”依然可以在县城之外行使帝国赋予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

在古希腊的民主思想中，“民”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民”制定政策然后由“民”来执行，最后得到实惠的也是“民”，这与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由精英财团控制是一脉相承的，财团们制定法律，制定的法律是对财团有利的，由财团的代理人负责执行。

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中，“民”是客体，统治阶级是主体。统治阶级的主要任务是统治、引导和教育民众，换来执政的合法性。而民众让出政治权利，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但保留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利。

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深明这一点，所以统治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宣扬“重民”，“爱民”，

• 《尚书·盘庚》说：“重我民”，“施实德于民”；

• 西周的周公有“知小民之依，能保惠于庶民”、“怀保小民’之说。

但统治者一旦形成一个群体，就会有群体利益和群体诉求，当统治阶级形成一个阶级的时候，他们就会设置很多有形的和无形的壁垒，阻止“民”自由的流动到统治阶级。

同时，为了让“民”安分守己，统治阶级又承担起教育和引导的责任，孔夫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字里行间就体现了一种上对下的“教育”和“引导”的态度。这其实是统治阶级害怕民众力量后作出的无奈妥协。

所以说，古希腊的民主思想中“民”是统治阶层，制约“民”阶层是“民”自己，所以古希腊的公民不怕底层民众，底层民众对于公民们制定出来的任何政策都逆来顺受，或者说，只要是公民们制定出来的政策，就理所应当的认为是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时间长了，就发展出了“存在即合理”的思想。

公民对底层民众的压力是单向的，很少会收到底层民众的反弹，所以偶尔出个罗宾汉，就能传颂一千年。

而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中“民”是被统治阶层，统治阶层即“官僚阶层”在统治民众的时候，也了解民众的力量，所以一方面安抚一方面索取。安抚是为了取得执政的合法性，索取之后必然要进行更好的安抚。

官僚阶层对民众的压力是双向的，如果压力过大，则会收到底层民众的反弹，所以中国王朝一旦到了统治末年，民不聊生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一场以乡间知识分子领导的，底层民众参与的大规模流血改革。

所以官僚阶层必然要小心翼翼的把握好压力的尺度，使其刚刚好，不至于过软或者过硬。否则即便如北宋仁宗一样的太平盛世，也会出现诸如贝州王则起义之类的事情。

所以在中国古代，制约官僚阶层的也不是官僚自己，官僚阶层的自我制约很少能起到作用，起到制约作用的是民众。

这个民众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民众，这个抽象的符号使官僚阶层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必须有所顾忌，有所忌惮，这个抽象的符号，就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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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作为一个抽象符号来源已久，《尚书·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商汤伐夏的时候，在《汤誓》中说“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

可见在中国上古时代，“天”已经与“民”联系在一起。天道就是民之道，民的喜怒就是天的喜怒，天看到的东西来源于民，天听到的东西来源于民。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做为人间最弱的，最没有权力的民众却拥有可以左右地表最强的天道的好恶的力量，而作为人间最强的官僚阶层要受到天道的监督。

如果民众不高兴，那么天就不高兴，天不高兴就会降下各种灾异，比如地震，彗星，山崩、大洪水等等。

那么作为天的儿子的皇帝就要反省自身的执政策略，官僚阶层也要跟着皇帝进行反省。

如果持续的出现天灾人祸，官僚阶级又没有好的方法补救，那么官僚阶级就失去了执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天”道就变了，就要换一批人来执政，而“天道”改变的根源就是“民众的好恶”变了。

同是一批民众，因为好恶的改变，就可以导致执政阶级的改变，这“水”确实很强大，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是中华文化的创举，目前没有见到别的文化有雷同之处。

这种大象吃老虎，老鼠吃大象的“强—弱—强”的制约形式，恐怕也是中国阴阳文化和道家文化的衍生。

在这种三方的动态博弈之下，某一方过于强大的时候都会失去平衡，演变成惨绝人寰的血腥杀戮，但如果能够达到动态平衡，由显性的统治权和被统治权加上隐性的监督权形成的三角形状态却是非常稳定的，这也是中国文化一直趋于大一统的根源所在。

地缘政治导致了国家疆域的大一统，隐显三方的博弈导致了文化领域的大一统。纵观世界历史，也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大佬们在开会的时候，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这个“神明”指的就是隐性的监督，其并不是指小说演义连续剧里的“神”，而是指“民心”，民心所向，即是天道所向，即是神明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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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共识，但并不是“民众”的共识。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统治阶层的代表，出于阶层立场，他们并不会向民众详细解释其中的区别，因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无不秉承“外儒内法”的方式，按照法家的理论，民众是不能太聪明的，如果不得不教育民众，也最好是教个似是而非的，假作真时真亦假，让民众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最好。

所以，民间流传并认可的神明就是庙里那台子上坐的木偶像，泥塑像，而知识分子中间流传并认可的神明则更加抽象，比如孔夫子说的“仁”，老庄说的“道”，禅宗说的“禅”。

一个人是否能明白泥塑木偶只是泥塑木偶而已，是分辨其是否真正领会先贤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准。

因此随国的季梁作为先秦的知识分子，很明白这个道理，就教育随国的国君说：

“人民才是鬼神的主人啊。圣明的君主总是先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再致力于祭祀鬼神。

所以在进献牺牲时就祷告说：'请看献上的牲畜多么硕大肥壮啊！’意思就是说：我国人民普遍都有生产的能力，请看他们的牲畜肥大而蕃盛，没有生癣生病，备用的牲畜充分得很！

在奉上黍稷时就祷告说：'请看献上的黍稷多么洁净而丰盛啊！’意思就是说：今年春夏秋三季都没有灾害，请看我国人民多么和睦、收成多么丰盛。

在进献美酒甜酒时又祷告说：'请尝尝我们用好米酿成的美酒吧！’意思是说：请看在我全国上下都有美德，不干没天良的事！

由此可见，所谓馨香，就是上上下下有德性而没有谗言和邪行。所以能够忠心从事三时的农作，讲习五教，亲和九族，虔敬地祭祀鬼神。于是人民都很和睦，鬼神也就赐福，他们一举一动都有成就。

如今，百姓各有自己的心事，鬼神也就缺了主人，光靠您的祭礼丰盛，怎么会得到幸福呢？您还是先整顿内政，和周围兄弟之国亲密友好，也许可以避免灾祸吧。”

这段话里，季梁提到了“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对那些苦苦求道的学者们或者是一个很好的开悟。

何谓忠？敬也。何谓敬？肃也。尽心曰忠，慎训谨曰忠。忠人之事，尽心尽力，这是忠；

忠于自己的岗位，鞠躬尽瘁，这是忠；谨慎恭敬，常怀公心 ，这也是忠。

何谓信？诚也。言必由衷也。答应人的事情一定做到，这是信；

不忘初心，这是信；

心里最真实的想法，能艺术的表达出来，这也是信。

忠和信看似很容易做到，其实很难，一个原因是越简单的事情越难做到，另一个原因是位置越高，职权越大的人，面对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越多，面对的诱惑也越多，所以也很难做到。

即便一时可以做到，但长久却难做到。不过若坚持不了，也不用灰心丧气，只要养成“三省其身”的习惯，时时提醒自己，慢慢的就做到了。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说过一个故事：

一个秀才过阴间看城隍判案，发现城隍有错判以后改正的案子，就问城隍：“不是说聪明正直而为神吗？怎么还会判错案子呢？”

城隍说：“能发现案子判错了，这是聪明；发现判错以后马上改正过来，这是正直。”

这个故事其实就一个词“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季梁苦口婆心劝谏随君，不惜扒下随君那层虚伪的面皮，目的就是希望随君能够“知过”，然后再改，随君也从善如流，马上改正，整顿内政。楚军一看随国又奋发自强了，衡量了一下，如果强行攻击则损失会很惨重，于是只得怏怏退兵。

这其实就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一个规则：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指望别人不打你，不欺负你，那是不现实的，自己奋发图强，抓紧强大，才是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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