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海南】难忘1988：一股震惊国内外的海南岛人才冲击波
公元1988年——龙年，中国人意兆中最好的生肖年，也是海南岛建设历史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
这一年，海南建省，揭开了大特区建设的序幕。内陆人员大规模流入，形成了一股震惊国内外的海南岛人才冲击波。
而在此之后还不到两年，随着时间的流逝，国内的经济热因为银根的收紧而退烧，海南热也随之退潮。
作者曾经在那场大潮席卷的时候，记录下了当年许许多多关于海南热、关于人才、关于人才冲击波的逸闻轶事。时至25年后的今日，当这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当我们再一次把审视的目光投向这些人和事、投向那个时代时候，是否还会给读者带来一丝感慨、一份思考和一点启迪呢？
形形色色自荐者，耳目一新的“自我推销术”
当年，在我们这些没有出过国门的人，在谈到西方的时候，总不勉带出个“据说”。据说，在西方，在那种双重选择机制下就业的国度，凡是像我们这种持着传统美德－－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人去寻工作，十有八九要碰钉子。踏上雇主的门，尚若雇主询问“你是否能胜任？能耐如何？”的时候，西方人总是会大包大揽的吹一通。同样的情形，换上国人，即便真有能耐，也不可以和盆托出。说不能固然有过谦之嫌，大包大揽又失之谦虚谨慎。于是，只好来一点模棱两可的“一般”“水平有限”，尚若再来点老式的迂腐，“鄙人才疏学浅，担此重任，不胜诚惶诚恐”之类。
然而，一个海南热，竟让我们见到了许许多多具有现代观念的求职者以及那令人耳目一新的“自我推销术”。
岛南三亚市的机关、企业、公司，在海南热潮中，试问那个单位没有成串成串的求职者？
那些登门求职的人，拿着文凭、证书、奖状，拿着论文、作品剪辑本以及著作，更有甚者，干脆背带上自己发明的产品。这和从前带组织介绍信、商调表来寻找工作的人绝然不同。他们是自己批准自己就来了。以至一些持正统观念的人要说他们没有组织观念。至于这种“组织观念”与现代人的自我选择、尊重人的个性合不合拍？他们也答不上来。
那些形形色色的求职者，那些自我推销术，那些证书名片，使海南人妒嫉、反感、排斥的有之，羡慕、欢迎、如获至宝者亦有之。怕被求职者抢去了饭碗的人说：难道海南人都死绝了？开明的人则说：这下子海南可真的发“才”了。这些人会给海南带来文化繁荣与经济繁荣。更多的人则什么也不说，他们只是观望。
南下寻职业者中不乏有锐气有棱角的人，曾经有两个到市委宣传部来办出版许可证的年轻人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我们的杂志刊号能批下来，那么我们两家竞争，你们肯定不是对手。那派头，那咄咄逼人的气势，还真叫海南人不服气呢。
一个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的大学生到市内的一家内刊杂志编辑部寻职，那里的人告诉他，类似他这学历的求职者已有了七个。大学生率直地说，如果他们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那还可以提一提，若是其它学院的，就比不上我了。四川美院的作品去年在全国美展中的获奖率高达百分之五十。那潜台词就是：我的素质绝对没问题。
作者认识的一个来自洛阳的女孩子，在联系调动时，因工作人员的办事拖沓，让她多跑了几趟。于是，她大发其火，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说：就凭你们这份拖沓劲，还办什么特区？如果我是头，绝对炒你们的鱿鱼。她简直幼稚得可爱，竟忘了她的命运还操在别人手里。
西去石碌的列车
三亚－－八所－－石碌的铁路线，是当年海南岛唯一的一条铁路线。从起点到终点，将近二百公里。铁路沿着岛西的海岸线走，沿途可以饱览宝岛西南部的沿海风光。
从三亚站启程，每日有两趟列车发出。乘坐岛上的火车，可收平稳、闲适之益，却失之于速度过慢之弊。那老式的1940年代出产的蒸气机车头，以及那十里一停，二十里一站的慢悠悠的劲头，可真与宣传媒介中渲染的现代化气氛很不相称。早些年，当南下育种高潮时，大陆人就给海南岛总结出几大怪：其中就有“火车开得比牛车慢”的戏谑。其实，这慢，在早些年倒是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十分合诣。农耕社会，效率低下、落后的经济正好对应了这火车行走速度的慢。
从三亚到八所，行程近一百六十公里，人在火车上要呆上近八个小时。这对游山玩水的人来说，倒也不嫌其慢，没有要紧的公干，可以在火车上谈天说地下棋打朴克，从火车窗看看外面旖旎海岸风景，时间也非常容易消磨。
在海南热中，海口、三亚两端最热，海南热随着这北南两端也向周边辐射开去。不得其上，求乎其中。在二个热点中寻不到着落的一部分人，开始往与之相邻的县份跑。
那年，笔者就是在向西的火车上遇到了这样两男一女。那装束、那模样、那举止，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你：他们都是被大潮裹携之下来海南的求职者。他们很年轻，看上去还真是一个个雏，但已经在闯世界了。一个方脸平头的小伙子正在和他的同伴热烈地讨论到石碌之后如何找工作，做些什么工作好。而那女孩子，则对同伴所说找工作漠不关心，她趴在火车窗口上，悠闲地浏览着沿途美丽的风光。在她的眼神中，显露出更多的是纯真和无忧无虑。
攀谈几句后，作者便知道他们来自安徽。启程时，他们也像许多人一样，以为带上那张中专文凭，去了就能找个地方上班。而实际的遭遇，也像许多人一样，上门问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竟没有一个单位能收下或愿意收下他们。随着时日延长，身上所带的钱越花越少。于是，旅馆越住越差，买一份菜，三个人共餐。海南之行，可真让这些不知忧愁滋味的青年男女偿尽了“阮襄羞涩”的苦头。说到出来时不听前辈的劝阻，雄气纠纠，再说到今天的落泊……年轻人要强，就是到了这步田地，也不愿意伸手再向家里要钱。于是，只好去饭店打工。每天除去吃饭之外，还有五块钱的纯收入。每天忙忙碌碌，日子过得也乏味，毕竟与理想中的生活相差得太远。他们说，有一天我们看地图，是一张海南岛地图，看到了石碌，发现石碌是个大铁矿。矿山嘛，肯定需要很多技术人才。所以我们就想：在那里一定能找到工作。
这时，一个坐在笔者斜对面，一直在倾听我们谈话的中年人接过话碴，调侃道：石碌铁矿不是你们现在才发现的，早在1930年代，日本人就已经发现了。
他们当然不是哥伦布。
中年人似乎十分了解铁矿的情况，对他们说：石碌铁矿自已的职工子女都安排不过来，你们去了就能找到工作？
一瓢子冷水泼得他们有些茫然无措。
这时，邻坐又有人调侃说：你们最好还是到东方县去吧，那里有金矿，你们可以去淘金啊。
三个人相视了一下，那目光是在商量。于是方脸的年轻说：那我们就去东方吧！淘金不就是拿个铁皮斗把沙子搁在水里淘。这活我绝对能干。也很有意思的。
他们并不知道那里的金矿不是沙金，开采方式与淘沙金方式绝然不相同。而且，那份苦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吃得了的。
这一幕，让坐在一傍的作者觉得，这些年青人太天真，也太浪漫了。
一对叛逆者夫妇
龙年的夜三亚，最幽静、最美妙的地方，当是三亚河两岸。那里新修了河堤、马路。宽敞的三板块式新马路间隔池中新栽下的行道树正在抽条。河东一带的新建筑物正一幢幢拨地而起，巳初具新市区的雏形。夏日的傍晚，沿河堤散步，眺望对岸灯火，河风习习，极有诗情画意。
令人遗撼的是时常停电。因为停电，远远望去，总有大片的市区沉睡在黑暗之中。沿河东靠三亚大桥一带是几百米的河堤，其路基上，几十幢民房仍未搬迁。仅为这一小段路基，不知牵扯了多少人的精力，据说是在为搬迁之事扯皮。
市一中地处河堤路与那些河堤上将迁拆的民房接攘。路灯常常不亮，大半个校区就隐藏在暮色之中。
笔者在校区沿河一侧的一间小平房里，找到这对从湖北荆门市来的教师夫妇。其时，他们夫妇正在一盏昏暗的油灯下包着饺子。
那些巳经包好的饺子，整整齐齐地排放在一块垫着报纸的木板上，它们给作者的感觉，就像是一支威武的小舰队，正要启锚驶向那未可知的命运的大洋。
他们包下这许多饺子，当然不是为了自餐，而是要待稍晚些时候，出去摆夜市小食摊。夫妇俩都是湖北人，男的姓王，女的姓李，同在湖北荆门中学任教。两人都操一口京腔普通话，男的嗓音雄浑，女的清脆，听来十分悦耳，言谈中显出极高的文化素养。毫无疑问，他们当中无论是男的女的，只要走上讲台，听那字正腔圆的语音，无异是一种享受。同样是向他们提一些我们已经向别人提过若干次的问题：为什么来？如何打算？以及印象如何之类？而他们所叙述的，又是一颗颗不甘平庸的心灵所经历的曲折。
他们太像男主人上化学课时常要讲到的氢元素。在许多人眼中，他的这种活跃，常常被认为是不安份。其实，社会既然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个性，那么，人为什么就不能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呢？
他们说，他们所在的湖北荆门中学是省的重点中学。王呢，曾被评为一级教师，也得到校领导的器重。但一个星期六节课，且收入菲薄。你想用业余时间搞点第二职业，弥补收入不足吧，也成问题。头头们都是那么刻板，先是严令禁止，禁而不能止之后，又提出要分成。可那些“成”分去之后，自然就分摊在一些将业余时间用在推麻将的人的身上，这怎么说也总会让人心理不能平衡。
王说，人本来应该乘年轻时候干一些开拓性的事业，玩兴过了头，消磨掉人生的大好时光，这一辈子过得不值。学校的许多年轻教师们似乎都有同感，不过，谁也不愿当出头鸟，把良好的愿望付诸于行动。中国人的求稳、求安逸、从众心理太普遍。人各有志。他们几次要求学校放他们到能充分发挥自己能量的单位，可是被总卡着，走不成。
笔者想，也许我们的社会应该是用调整利益的办法调动人而不是用僵死的体制去限制人，限制人合理的愿望，把人－－活生生的人当作一颗颗没有个性的镙丝钉。
他们夫妇来海南，几乎是不辞而行。那举动，无异是对世俗、对旧体制的一种挑战，在当下的中国，这又是一种过于冒险的挑战。按照他们想法，在中国最大的特区，一定能找到他们理想的生存发展空间。
作者关切地问，“你们背着组织出走，如果被开除怎么办？”
王淡淡地说，“那就请他们把挡案还给我们，我们走人。”
女主人一边麻利地包着饺子，一边说：“我们这回来，他带的一部分钱路上被撬了，吃的住的就都得靠我带的这部分。这不，我们灵机一动，想到找学校，先联系调到学校。于是，我们就堂而皇之住到学校里来了。”
女主人在说这话时，儒雅中透出一点儿狡黠。
至于一中方面，这所本地教学水准最高的重点中学对这类意外得到的人才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更何况，王一试讲，就大受学生们的好评。那水准自然是属上乘。现在，他们正心安理得地住在校方提供的宿舍里，等待校方正试答复之后发商调函，联系调动事宜。在此期间，夫妇俩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那架子在他们或许本来就没有）也挤身于荷浆引车之流，包饺子上街头摆摊，干一些低值的劳动，赚些钱钞聊补柴米的开支。至于是否厮文扫地了？观念不同了，当然无须介意。
问女主人李老师何不也一块联系调进一中？她说，她可不愿夫妇都当教书匠。这个职业太清苦。而且，国营单位她是不想进了。她希望找个三资企业，在里面干个翻译什么的。
以她的实力来看，那希望似乎也不是太渺茫。
秀才们的养殖场
那座养殖场离三亚市区约十一、二公里，地点是在荔枝沟通往落笔洞方向的一条土路之间。
说是养殖场，实际上是抬举了。确切一点说，应该是一个牧鸭点或鸭寮什么的。不过，这么直叫不雅，也不合秀才们的初衷。反正，对外他们是一律称养殖场的。他们打出的名片上，也是这么堂而皇之的写的。这和空头的中心，皮包公司之类，给你蒙一头水雾，叫你摸不清虚实是一样的道理。总之，养殖场还在蓝图上。养鸭点驻地是往抱坡岭公路边的一片空荡荡的营房。这是八十年代初共和国大裁军后闲置下来的。这里门窗、水管、电线以及一切可拆可拿的物品全都没了，仅仅剩下一幢幢房壳子。几个月前，这三个文科大学生就租下了其中一幢房壳子，在这里伺养着七八百只樱桃鸭。他们对外号称养殖场。
年纪最长的老陈是他们的头，35岁。十年前老陈大学中文系毕业，来海南之前，是在长春市的一个政府部门任职，领衔主办科员。平时也爬格子，写些报告文学之类的东西。眼下的这个鸭场，全部投资是六千元，老陈出了四千。另二人各出一千。一个叫小潘的文科生，原是教师，爱诗，间或也在刊物上发几首新体诗。另一个姓王，英语本科专业，业余也搞搞文学作品翻译。三个秀才，好端端的笔杆子不拿了，弃文从商，已是举止不凡，而跨海，离开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扔掉铁饭碗，去办养殖场，去当个毫无饲养经验、毫无成算的鸭倌，更属标新立异。
真不知他们怎么会突发奇想！
古人有诗云，“老夫聊发少年狂”。老夫尚且如此，更何况青年人。三个人都有文学艺术细胞，三个人都曾经爬格子，或许，他们是把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引进了现实生活。然而，现实生活中却缺乏艺术中的那一份浪漫。
陈说，几个月前刚来海南时，他们曾经经营过一个餐馆，没想到整“黄了”。一时间又找不到工作，后来，心血来潮，共同凑了六千元，买了几百只鸭苗，租下这废置的营房，筹划着发展成一个养殖场。
我们参观了这几个秀才鸭倌饲养的鸭子。那饲养水平实在不敢恭维：鸭群中的鸭子长得参差不齐，同一批鸭苗，大的已有四五斤，小的尚不足一斤，且羽毛未丰。据说还死了一百多只鸭子。
那架势是必亏无疑了。
我们问陈，他们两个人年轻，浪漫一点尚且可以理解，你这般年纪，应该成熟了，理智了。你怎么居然也像他们一样！这里环境缺水不说，你们甚至没养过鸭子。即便想试一试，总该先少养一点吧。老陈憨笑道：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可说呢？只好是硬头皮走下去了。老实说，混成了这个模样，还真有点无颜去见江东父老的感觉。在长春，他有一个温馨的家，有妻子有儿子，但到底没能抵抗住宣传媒介哄炒起来的海南热的诱惑。
三个鸭倌的生活是极度清苦的。那幢废营房被他们隔出一大半作鸭寮，剩下的小半间，一角搭了个三人宿的通铺；一角，三块砖支起个锅，算是灶了。灶边的墙上，悬了块木阁板，放些装油盐的瓶瓶罐罐。岛南天气炎热，三个秀才都是赤裸着上身，下身仅穿了个小裤头。他们浑身晒成黧黑色，那是十八度线太阳和热风的馈赠。在通铺之上是肮脏的枕头、被烟熏火燎变成了污色的蚊帐、凌乱未叠的毯子，一切都勾画出道道地地的鸭倌生活情景，并把他们塑造成早些年在三亚常能见到的内陆来琼育种队队员的形象。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和如此简陋的鸭寮相比，其间反差是够大了。大概可以用得上“不可同日而语”这个词了。
据说小潘爱诗。于是作者问他最近可有大作？问他，成天听着鸭子呱呱地叫唤，能否唤出灵感来？
小潘苦笑道：还写什么诗。即使有灵感也懒得动笔了。
问：那么后悔了？
答曰：也没什么可后悔的，来的时候就有吃苦的准备。
养殖场生活虽然过得清苦，但文化人毕竟是文化人，即便到了穷途潦倒的地步，也还是离不开书。那简易的铺上，竹架子上和床下的皮箱面上都搁着书本：杂志、诗集、小说以及禽畜饲养方面的资料，也有一些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
按说，他们似乎是在自讨苦吃。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即通过一番的吃苦，使自己的思想更切合实际，使他们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正确认识人生，懂得创业的艰辛。那么这一份苦，吃得也算值得。也许，那些平平淡淡的人生，平平淡淡的日子，在你未来的人生中，未必会留下什么记忆。而这些艰难的时日，就如同珍宝，会因岁月的磨洗而发亮，且永存在人的记忆中。
五个月之后，作者再去看他们时，这个养殖场已不复存在。三个秀才已经各奔东西。
图片：黄一鸣、天涯浪客等
文字：陆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