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史上真实的走西口：走西口到底是去干什么？

解密史上真实的走西口：走西口到底是去干什么？

来源： 晋行记

明清时期，陕西、河北北部、晋中的人们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到包头、河套一带谋生，他们或沿黄河开垦荒地，或做生意，这就是走西口。口指长城关口，对山西人来说，包头和河套地区位于他们的西北方向，关口也就自然被称为西口。

走西口又叫走口外、跑口外或走场子。它是长城以内的晋西北、雁北和陕北地区的劳动人民到长城以外的西部地区谋生的社会活动。走西口的人中大部分是山西青年农民。走西口的山西人或进入河套地区，或进入蒙古，或沿丝绸古道向西，走向了一条充满了艰辛、迷茫、苦难和辛酸的求生路、求富路。

春去秋来，转眼间几百年过去了，用血泪唱出的《走西口》，凝结了多少离愁、多少别恨、多少牵挂、多少情，它是这片土地上久久不散的往事回忆，一种超越时空的艺术经典、戏曲与民歌结合的奇葩。先人们走了，《走西口》流传下来。直到今天，听到此歌，仍能让我们泪洒青衫。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止不住那伤心泪蛋蛋，一道一道往下流，正月里你娶过门，二月里你西口外行，早知道你走西口，哪如咱们二人不成亲……”每当这首二人台《走西口》唱起来时，许多人就会流泪，就会想起祖辈们为了生存经杀虎口到口外谋生的那段历史。

我国北方地区在清朝和民国年间的这次重要的移民活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清朝建立初期，对农民起义和抗清力量的镇压。当时的北方地区田地荒芜，屋宇残破，人们在此种情况下，选择了流亡。山西、陕西和部分河北的破产农民、战败的农民起义军，孤身一人或携家带口，离开家乡，由土默川向西，或向当地人民租地垦种，或入大漠私垦，形成“走西口”的潮流。

从1690年开始，在杀虎口的路上走着一批批奔赴前线的士兵和跟随部队前进的商人。康熙皇帝亲率8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看到这个巨大的商机，主动请缨随军挑担运送军粮和补给，于是成千上万正愁没饭吃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由此拉开了大规模“走西口”的序幕。并且山西、陕西和部分河北农民到归化城等地是为生活所迫才来的，主要从事垦荒、挖煤、拉骆驼、做小生意。

走西口是指哪里呢？

最早指山西省右玉的杀虎口，后指归化城。因为走西口主要指从山西到内蒙古；就山西而言，一直指张家口为东口，指归化城为西口。

历史上，山西人“走西口”多从山西中部和北部出发，形成两条主要路线：

一条向西，经杀虎口出关，进入蒙古草原；

一条向东，过大同，经张家口出关进入蒙古。

民间所说的“走西口”中的“西口”一般指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杀虎口。走出这个西口，就到了昔日由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今呼和浩特旧城）与绥远（中华民国时的绥远省，省政府所在地位于今巴彦淖尔杭锦后旗陕坝镇）、库伦和多伦、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及新疆等地区。这还是通往蒙古恰克图和俄罗斯等地经商的重要通道，也属于今天一些学者所说的广义上的丝绸之路。另外，神木人的走西口有一条线路是这样的：由陈家沟岔、孙家岔、大柳塔、阿腾席连、东胜、达拉特（过黄河）、包头，再由包头进入五原、临河、杭锦后旗。所以神木人走西口叫“走后套”。而榆林人走西口也有一条是通往后套的：由榆林北上到乌审旗、鄂托克，由乌海市（过黄河）至杭锦后旗。

当时的归化城是北通蒙古和俄国，西通新疆和中亚甚至远及西欧，南至汉口再由汉口通华南，东至京城和天津港的要道，成为晋商云集之处。晋商过杀虎口入崞县（今原平），忻州，太原到达祁县,然后由祁县南下抵汉口，在武汉三镇采集中原物品，由归化城远销蒙古、俄国、新疆、中亚和欧洲。

蒙古族亦逐渐改变游牧生活，将“户口地”出租给“走西口”的汉族耕种。从而农耕文化逐渐代替游牧文化成为西口地域的主流文化。“走西口”人定居下来形成村镇。第三个时期为西口文化的成熟期。公元1809年，包头村改置为包头镇，而且逐渐成为我国西北皮毛集散重镇，标志着西口地域城市文化已成为主流文化。西口地域城市文化的核心是晋商文化。通俗地讲，没有晋商就没有“西口城”。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陆的经济联系，加强了蒙汉人民文化上的交融

“走西口”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陆的联系。以山西为例，清代以来有一句谚语说：“雁门关上雁难飞，归化圆宝如山堆。山西亢旱没啥事，归化一荒嘴揪起。”所谓嘴揪起，也就是饿肚子的模样。雁门关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为山西冲要三关之冠。归化亦即现在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此句谚语的意思是说：归化为商贾辐辏之地，对于山西经济的影响极大。山西的一些地方，即使本省发生大旱，对于当地社会并无太大的影响，但如果归化一带发生灾荒，那这些地方的民众就只能忍饥挨饿了——这当然反映出山西的一些地方对于口外经济有着极大的依存度。

而对口外蒙古地区而言，内陆大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技术，促进了口外农业的发展，移民的辛勤耕作，将传统的农耕界线向北推移，使得当地单一的游牧经济发生变化，逐渐形成了农牧并举、蒙汉共居之乡。而大批经商务工者的纷至沓来，则刺激了蒙古地区商业的繁荣和城镇的兴盛。“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复盛公”是山西乔姓商人的商号之名，他们之于包头城的形成和发展，凸显了昔日晋商与边塞城镇繁荣的密切关系。

此外，“走西口”还加强了蒙汉人民的相互交流。譬如，蛮汉调(又称蒙汉调或漫瀚调)，就是蒙汉人民在生产和生活的交往中，逐渐融合了信天游、山歌、蒙古歌曲的艺术风格，相互交流而催生的一种新民歌。而广泛流传于晋北、陕北、河北以及内蒙古西部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更是内陆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西口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因为汉族亦在西口地域吸收了蒙古民族文化的精华，互相渗透，形成了西口文化独特内涵，蒙汉语合璧，蒙汉饮食合璧，服饰合璧，蒙汉风俗习惯合璧等。山西移民文化成为西口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