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彤：怀念我的姥爷梁连柱先生
先生作梁柱 堂陛方崔嵬
——怀念我的姥爷梁连柱先生
作者：高 彤
今年是我的姥爷梁连柱先生诞辰120周年，他已离开我们整整41年了，作为一名普通的京剧人，在舞台上他没有留下太多辉煌，但梨园界只要提起梁连柱，没有不由衷敬仰的，他能戏之多在京剧界是不多见的，生前被称为京剧的“活字典”、“戏包袱”。
梁连柱先生
姥爷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农历辛丑年六月十九日（公元1901年8月3日），原名梁玉章，只因家境贫寒，9岁时，姥爷的母亲托俞振亭先生将姥爷送入喜连成（后改富连成）科班学艺，排在二科，与马连良、刘连荣、于连泉等为师兄弟。梁连柱这个名字是萧长华先生所起，萧先生说：“房梁要靠柱撑起来呀，你就叫梁连柱吧。”
入科后，姥爷先习老生，后来，萧长华先生见他长的虎头虎脑，令其改学花脸。姥爷小时候天资并不聪颖，但极其用功，一出戏不管什么角色都默默记在心里。他曾和叶龙章先生聊过自己在科班里的一件事：“当时无论你学什么行当，都登台先去跑龙套，由于我资质较差，所以跑龙套的时间较长，但师父（叶春善先生）时常对我们说：'别看你们跑龙套、当上下手，可不能只是旁边看热闹，你们学哪行的，要注意学习哪行，到时候我要检查的。’果然不出一个月，师父就问我：'你今天哪出戏有活？’我回答：'今天我是《空城计》的龙套。’师父说：'你把司马师那两句给我念念。’因师父早就嘱咐过，当时马上就念了出来，受到了师父的夸赞。一次又是《空城计》的龙套，回科班后师父又让我把司马懿的唱念给他听听，我早已背熟，一一唱念出来，师父很高兴，第二天给我加了每天两大枚铜子的点心钱，以为奖励。”
姥爷跑了两三年龙套，因为刻苦用功，逐渐演上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角色，如《龙潭鲍骆》的鲍自安、《恶虎村》的武天虬、《三鞭换两锏》的尉迟恭、《八蜡庙》的费德功、金大力，《取金陵》的赤福寿等。姥爷后来常说：“在科班这几年虽然龙套、四个头的来的比较多，但自己牢记师父和萧长华先生的教诲，每出戏里的大小角色一一默记在心，所以会的戏要比专门学某一行的同学会的多，出科后搭班，主、配角都敢应，并对今后从事教学工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8年，姥爷出科后先后搭俞振亭、杨小楼、梅兰芳、高庆奎和马连良等先生的班，演出于北京各个剧场。1931年到了天津，搭上了李桂春（小达子）先生的班，并受邀去李家为其子少春和幼春练习基本功。一九三二年搭入唐韵笙先生的班社，同去东北演出。从东北回津后应邀到天津“稽古社”科班执教，姥爷一边演出一边教学，他在“稽古社”向徐俊华传授了《安天会》，后来张春华先生亲口对我母亲梁九荣讲：“我的这出《安天会》也是梁先生说的。”1939年姥爷来到上海，在大舞台搭班演出，1940年，他到新成立的上海戏剧学校任教，从此正式走上了戏曲教育事业的道路。
上海戏剧学校从1940年开办到1945年停办，培养出了大批京剧艺术人才，如顾正秋、张正芳、关正明、周正荣、黄正勤、王正屏、施正泉、孙正阳等先生。戏校创办之初条件异常艰苦，“正”字辈学生共有180余人，老师不过十几位，其中姥爷为学生花费的心血最多，所以不少学生回忆当年情景，都异口同声称赞姥爷是上海戏校的第一功臣。王正屏、施正泉两位先生曾感慨地说：“当年没有梁先生，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周正荣先生回忆说：“我们上海戏校的总教官是梁连柱先生，能掌握整本剧目、所有行当，成为我们学校排戏的主排老师，他排戏能排出流派特色。梁先生对学生尤其尽心，特别是贫苦的或天资有限的学生，他是我们最敬重的先生。”顾正秋、张正芳先生回忆说：“梁先生除了教剧目，还负责督功，他手执教鞭，有时敲桌子，有时点地，总以非常紧凑的［紧紧风］锣经节奏催促我们快跑。时而指挥跑正圆场，时而又跑反圆场，或［龙摆尾］。他边指挥还不住口地边讲要领：提气、收小肚子、肩膀放松、腰挺直撑着劲、别晃、别泄劲等等。这半小时的圆场功，梁先生念叨着比我们还累。他从不休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讲解，还特别仔细地观察我们，哪一个姿势不对，他立即过来纠正，还经常身体力行插到我们行列中，以疾步如飞的圆场功，为我们作示范，带领我们练好这门功。在梁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学生们群情振奋，越练越有劲，师生们没有一天不汗流浃背的。梁先生严肃认真地教练，在同学中树立起了无比的威望，至今我们仍常感念他的教诲之恩。”
姥爷在上海戏校生、旦、净、丑全教，除了向王正屏、周正礼、施正泉、孙正琦、何正奎、刘正奎等教授了《遇后·龙袍》《连环套》《黄一刀》《嫁妹》《芦花荡》《霸王别姬》等花脸戏以外，还为老旦学生说了《钓金龟》，为老生学生说了《王英骂寨》，为武生学生说了《大名府》《截江夺斗》，为丑角学生说了《祥梅寺》《法门寺》。景正飞和陈正柱向姥爷学习了《三盗九龙杯》，“正”字辈众多女生能唱《金山寺》，都是姥爷一对一对排出来的。
在上海戏校五年的时间，姥爷负责掐总的剧目，占了戏校总演出剧目的多一半，这里包括武生戏如“八大拿”，武旦戏《取金陵》《青石山》《朝金顶》等。五年间，学生共演出了1000余场，姥爷场场必到。后来在“四维剧校”和“中国戏校”也是如此，谢锐青的《木兰从军》，袁国林的《黄一刀》，柏之毅的《铁笼山》，侯正仁的《时迁偷鸡》《五人义》，李可的《截江夺斗》，贺春泰、唐铁林的《收关胜》，我母亲梁九荣的《打焦赞》都是姥爷所教授的，姥爷所会剧目之渊博，在梨园界实为罕见。
同时，姥爷还经常参加示范演出，与俞云谷先生合演了《水淹七军》，与瑞德宝先生合演了《宁武关》《长坂坡》等剧。1941年，他参加了费穆先生导演的电影《古中国之歌》的拍摄，与瑞德宝先生合演了《朱仙镇》《水淹七军》，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艺术资料。
梁连柱先生《水淹七军》周仓剧照
1945年上海戏校宣告解散，姥爷于翌年经师兄弟李连甲先生介绍，带着孤儿侯正仁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207师所属的“四维剧校”。“四维剧校”结束上海演出乘船北上，最后以沈阳为基地，再赴北京、长春等地演出。1947年在北京成立“四维剧校三分校”，学校排演了一批新剧目如《江汉渔歌》《董小宛》《金钵记》《花木兰》《武则天》《陆文龙反正》等，姥爷参加了执排工作，为戏增色不少。尤其是一些群场子，如《江汉渔歌》的水操，经姥爷精心设计，演出后收到了强烈的舞台效果。同时他还为学生们说了《巴骆和》《大探二》《蜈蚣岭》《金山寺》等传统戏。
1949年迎来了解放，“四维三分校”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政府在“四维三分校”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戏曲实验学校（后改为中国戏曲学校），姥爷被任命为学校的戏曲教育股股长，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全身心的投入了到工作之中。
1951年“抗美援朝”中，姥爷不仅亲赴前线参加慰问演出，与江新蓉合演了《宇宙锋》，下半年，还极积地参加了戏校发起的“捐献飞机义演”活动。这次活动名家荟萃，五场演出广告见报后，戏迷们奔走相告，演出意义深远。姥爷在义演中参加了两场演出，第一场是7月29日与谭小培、贯大元、郝寿臣、萧长华等先生合演的《乐毅伐齐》，他在剧中扮演乐毅。第二场是10月31日与贯大元、雷喜福、于玉蘅先生合演了《搜狐救孤》，他在剧中扮演屠岸贾在当天李桂春、郝寿臣等先生合演的大轴戏《巴骆和》中又，姥爷赶了一个花振芳。
同年，姥爷还曾带领戏校学生协助刚刚成立的戏曲改进局实验京剧团（中国京剧院前身）进行演出，参与了《江汉渔歌》《三打祝家庄》《闹天宫》等戏的排练，并在剧中担任重要角色，如在张云溪先生主演的《三打祝家庄》中扮演杨林，在张春华先生主演的《闹天宫》中扮演天王。20世纪50年代后，姥爷与侯永奎、马祥麟、高玉倩等先生还授聘于中央戏剧学院，为学生们授课。
闲暇时，姥爷也常去听评书，补充自己的历史知识。翁偶虹先生在《北京话旧》一文中写道：“解放后，戏曲演员喜听评书者，仍大有人在。我曾于天桥的书馆里，遇到中国戏校花脸教师梁连柱，时常去听马阔山说的《明英烈》。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说：’干我们戏行的，听评书能知历史，对我们这行帮助太大了！’”
姥爷的记忆力惊人，他文化程度有限，识字不多，所会的戏全凭记忆。萧长华先生为学生们说《激权激瑜》《取南郡》，这些戏人物众多，场子纷乱，群众场面大，光龙套就要上八堂，姥爷作为萧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凭着记忆力出色的完成了此戏的排练。听母亲讲，茹富兰先生在学校要说《恶虎村》，因群众角色很乱，怕说不好。姥爷对茹先生说：“师弟你放心吧，你只管说黄天霸，其余的活儿我全包了！”茹先生听了很感动。
中国戏校师生合影，前坐左二为梁连柱先生
后来，逯兴才老师也对我讲过姥爷的几件事：“我记得梁大爷（中国戏校对姥爷的尊称）给师兄钱浩梁、柏之毅、郭世华统排《铁笼山》时，前面有个很大的群众场面，称之为’大草坡'，其特点是群唱、群舞，连续上八蛮兵、八蛮女、八马童，边舞边换队形，口唱曲牌，要求动作优美、整齐划一，难度很大，现在没有人能教了，这些大场面都是梁大爷亲自给排的，剧中的曲牌也是梁大爷一段一段教的，精彩异常！”还有一件事逯老师记忆深刻，他说：“当时学校要排《驱车战将》，主教老师是张玉亭先生，此剧是唐（韵笙）派剧目，在北京很少见。我被派了一个角色，叫仇牧。统排前张玉亭先生给我了一个'单头’（只有仇牧的台词），叫我琢磨琢磨，可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出戏，不知如何演，心里很着急，正好碰到梁大爷，梁大爷问明情况后对我说：'你不用着急，我给你说说。’然后就把仇牧的表演，舞台调度，以及见南宫长万后被南宫长万误杀等细节都非常仔细的给我说了，在统排时张玉亭先生对我的表演很满意，当时我就想，这么'冷’的关外戏，梁大爷都了如指掌，真是令人佩服！”（原因就是姥爷曾搭过唐韵笙先生的班，这些都是搭班时所学的。）
逯老师在中国戏曲学院成立60周年的研讨会上回忆道：“梁大爷有惊人的记忆力，用今天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一本活的京剧辞典，他对学生非常爱护，但表现的方式很有意思。我们有时候一下文化课，从教室里出来向宿舍方向走，他就会拦住我们，让我们别回宿舍了，去教室压腿。压完了左腿压右腿，然后踢腿，刚练完了，铃又响了，又得干别的去了。当时我们不明白，不是刚刚练过早功了吗？课间也不让休息，但是心里想，嘴上不敢说。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掌握更扎实的基本功。我们越大越觉得这样的老师太难得了。今天我们想一想，还有这样的“傻瓜”吗（我姑且用这样一个词，我是充满崇敬心情来说的）？没有了！我们没休息，他也没休息呀！他应该去休息的，可是他把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学生。梁大爷过世的时候，我站在他家的院子失声痛哭！我想，我们戏曲院校不论是中专还是高等院校，都缺这样的老师，都非常需要这样的老师，他全身心地扑在学生身上，用老话说，是跟学生'扎’上了呀！”
从左至右：梁连柱、王振濂、侯喜瑞、徐兰沅、叶盛兰、萧盛萱
1958年，我父亲高长清所在的中国京剧院四团，要调往宁夏支援边疆建设，成立了宁夏京剧团，并招收学生，极需教员。宁夏文教厅通过中央文化部和中国戏曲学校，把姥爷与母亲从中国戏校调往宁夏，姥爷二话没说，打理行装准备赴宁。临行前来到萧长华先生家辞行。姥爷向萧先生说明去意，萧先生把一套东周列国的剧本和一根拐杖送给姥爷留念。这根柺杖我小时候见过，非常精美，深棕色，上面有几行金字小楷，这根枴杖姥爷一直舍不得使，生前只用过几次。姥爷对萧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仅有师徒情，更有父子情，他一辈子记着先生对他的培育之恩。姥爷经常说：“没有萧先生对我的教诲和爱护，就没有我今天的梁连柱呀！”姥爷会戏之多、对学生之爱（尤其是对贫苦和天赋不够好的学生），是深受萧先生影响的。姥爷去世时，萧盛萱先生提议把这根枴杖同姥爷一同火化，以表师徒之情！
1959年，姥爷与母亲来到了宁夏，刘连伦老师在回忆姥爷的文章中写道：“回顾梁连柱先生的一生，他总是在事业初建时期，成为第一批开拓者。从上海戏剧学校到四维三分校到中国戏曲学校，直到宁夏以后依然如此。”姥爷当时己年近六旬，一心扑在宁夏的戏曲教育事业上，姥爷除教授文武花脸、文武丑及一些较为复杂的剧目的统排工作外，还负责学生们的基本功，在宁夏姥爷教了两班学生，计100余人。他先后为学生们排演了《五人义》《三盗九龙杯》《武文华》《太行山》《扈家庄》等剧目，毎次演出姥爷都忙前忙后，从学生们的化妆、服装到道具，每一环节都尽心竭力。
1959年梁连柱先生给学生刘海生说戏
1962年，姥爷与盖玉亭先生合演了《古城会》，还应宁夏京剧团之邀，为李鸣盛先生排演了马派名剧《大红袍》和杨派戏《铁笼山》。刘连伦老师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其中《大红袍》一剧，梁先生已长年未参加演出，但凭着他惊人的记忆，很快使这出戏达到上演水平，对于剧团中的演员，只要有求教者，他都是刻不容缓给予回答，根据所提出的剧目，他便滔滔不绝道出戏中的场次、台词、唱段，几乎达到难不住、问不倒的地步。就这点来说，不仅戏曲界同行们为之叹服，就连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李洪春、侯喜瑞等人也为之钦佩不已。”
1960年，姥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严格的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1965年邢台地区发生地震，姥爷偷偷的把自己的部分工资寄往了灾区，事后是别人告诉我母亲的。1966年退休，十年动乱中姥爷受到了迫害，但他并未因此而失去对党的信仰，他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972年，姥爷随我母亲一同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1976年以后，上门请教的人络绎不绝，中国京剧院四团要恢复全部《霸王别姬》，杨秋玲主演，但戏的前半部有霸王坐帐等场次，人物多、场子乱，而且楚八将的扮相和脸谱也不太清楚，当时景荣庆先生让刘亮（四团演员，中国戏曲学校毕业生）去姥爷家请教，说：“梁先生肯定知道，你们问问梁先生吧。”刘亮上门请教，姥爷马上说了楚八将每一位的扮相、行当、脸谱，还告诉刘亮当时梅兰芳先生演出此剧时，每位靠将是谁演的，勾什么脸，戴什么髯口。另外，中国京剧院的刘世祥向姥爷请教过《连环套》，马崇仁先生和豫剧名家牛得草也来家里请教过。当年的学生来的就更多了，如张正芳、关正明、陈正岩、谢锐青、袁国林、范维瑾、李维坤、贺春泰等等。1979年，姥爷同侯喜瑞、李洪春、王连平先生被史若虚院长聘为中国戏曲学院四大顾问，继续发挥着余热，直至1980年去世。
梁连柱先生（前左）、关盛明先生（前右）与上海戏校学生（后自左至右）关正明、张正芳、陈正岩
回顾姥爷一生，并没有演过什么重头大戏，也没扮演过什么惊震剧坛的角色，他只是默默地做着平凡的事，但他却把平凡的事做成了不平凡，使人们都敬佩他，怀念他！最后，我想用学生们对姥爷的评价做为本文的结束语：“梁先生是一位学习京剧的有心人，是一位难得的多才多艺的京剧教师，他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了学生身上，他为我国的京剧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戏曲教育家，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原载于《中国京剧》2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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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曲艺两门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