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梁左 | 坐班机关

按:今年5月19日,是喜剧作家梁左先生去世20周年。梁左先生人生短暂,却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欢笑。从本周一起,本公号将连续五天连载梁左传记《青年梁左》。原文2016年发表于《读库》1606期,此轮连载略有改动。全文共五部分,今天发出第二部分。

梁左带来了一个时代,也带走了一个时代

毕业了,梁左被分配到教育部。对此他不是很满意,他更想去与文学有关的单位,比如报刊社和出版社,不过对国家分配只有服从,最后还是得接受。

班里和梁左一起被分到教育部的,还有孙霄兵。虽然文革已过去几年时间,但这时很多国家机关还在恢复当中,各个机关的年轻人都非常少。比如教育部此前就一度被取消,只保留国务院科教组,重新恢复为部委就需要很多人。梁左他们是文革后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很多机关单位抢着要人。

出于传统观念,同学们认为工作单位的好坏还是按照党政军群这个顺序,分到越重要、越核心的部门,说明工作越好。在孙霄兵看来,梁左不是党员,能分配到教育部已经是很好的安排。根据他的估计,学校应该是考虑到梁左虽不是党员,但心里的尺度还是很清楚。

梁左被分到中专司,孙霄兵在干部局,两人都在五十年代苏联建筑风格的南楼上班,梁左在二层,孙霄兵在四层。梁左家在北京,一下班就回家,而孙霄兵家在外地,下班就回院里的单身宿舍,两人见面也不是特别多。

那时的社会空气比现在严肃,机关干部的言谈举止也多有要求,而管理这些年轻人的领导,很多都是四五十岁的老干部,平日里不苟言笑,办事认真。孙霄兵所在司局的领导是一个老八路,有一次他穿着短裤来上班,司领导看到这种装束生气地问,你怎么穿着短裤就来上班了?

有一次,孙霄兵和一个老领导一起到上海出差。在同一个房间休息时,孙霄兵一上床就把两只拖鞋甩到地上,老领导生气地教训他,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就不能把鞋摆好呢?孙霄兵当时就火了,随口就说,我拖鞋摆哪里要你管吗?你怎么整天揪我们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节,我工作做了那么大贡献你怎么看不到呢?老领导一下蒙住,说我也是为你好,孙霄兵说,为我好就不要总纠缠这些细节。事后孙霄兵心想,这件事如果放在梁左身上,可能就不会发生争吵,他也许开个玩笑就过去了。

当时部里每周五下午还安排政治学习,一个司局四五十人要坐在一间大办公室读报纸社论,学中央文件,听领导讲话,有时还要发言谈体会。

同在一间办公室的一位女同事,被梁左视为“患难”中的好朋友。这位女同事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毕业后也分配至此。他们俩都把坐机关视为“患难”,都认为自己太不适合坐机关了。

最典型的是开会。台上领导讲话说,共产党就靠开会嘛,国民党才靠收税呢,1921年要不开“一大”,哪儿来的共产党啊?一旁的这位女同事悄悄对梁左说,那1924年要不开“一大”,哪儿来的国民党啊?

偏偏机关里的会特别多,而且机关开会和学校不一样,在学校你带本闲书在角落里一坐没人管你,但如今梁左他们大小也算政府官员,开会总看闲书也不像话。于是梁左和女同事都视开会为畏途,每每托词逃会,实在逃不掉也有意坐到一起,假装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其实是在写字聊天。

笔聊一般都是这样开场。女同事低头写字,然后把本子推到梁左眼前,只见上面写着:梁,我想和你聊天。聊什么?随便。有的时候她写:你懂四维空间吗?要不要我讲给你听?梁左曾经这样开头:我昨天看了《波斯人信札》,很喜欢,你呢?有时他会议论一下发言者:又该老汪发言了,我真听不懂他的福建普通话。这位“老汪”是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汪国真的父亲,当时是梁左所在处室的副处长。

接待来访也很不适应。来中央机关谈工作的都是地方上带“长”字的领导,而梁左他们还非常年轻,年轻人听“汇报”做“指示”,一时总找不到感觉。梁左只好拼命装出少年老成的样子,还把他父亲五十年代的一套毛料中山装翻出来穿上。女同事也竭力往中年妇女的样子上打扮,忍痛剪去自己的披肩秀发。

日常的行政工作也是难题,梁左曾坦言自己“一看公文就头疼”,那位女同事也说她一看报表就眼晕。领导只好批评教育,大讲“我是革命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我是革命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拧”的道理,梁左也明白了“一纸公文重千斤”,万一出差错将带来重大损失,因而工作起来也不敢马虎。只是每逢工间休息的15分钟,他都要抓紧时间和女同事结伴出去散散步作为缓解。

有一天散步时,梁左告诉她自己决定去大学教书,而且已蒙领导放行,这两天就办手续。女同事愣愣地听着,过了半天才说,我当然应该祝贺你,可是你就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是吗?梁左忙安慰她说反正都在北京,以后还会经常见面。同事摇摇头说,可是以后上班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就剩下我一个孤鬼……话没说完眼圈儿红了。

按照姜昆后来的说法,梁左是读到元曲中的一句话才下定离开机关的决心。这句话叫做“本是个懒散人,又无甚经济才,归去来”,梁左看到此句心有所感,马上找领导调动工作,说是要换一种“耽几盏酒,教几卷书”的闲适生活。

而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梁左和女同事相约去八大处散心,这是两人第一次相伴远足,也算是一种告别。在一座香烟缠绕的小庙里,梁左让女同事许个愿,她想了想,然后庄重地说,希望我和梁左来生再成为同事。许过愿,她又恢复了平日活泼可爱的样子,挽了梁左的手徐徐前行。

梁左调离机关两年以后,这位女同事也调到一家研究所工作。

梁左在教育部只工作了三年时间,这期间孙霄兵能感觉出他对这份工作的不适应,没有如鱼得水的感觉,梁左见面聊天的调子也比较低。孙霄兵则没有这种想法,他认为既然安排我做这个工作,而我暂时也没有别的选择,那我就把工作先做好,或者说努力做好。

孙霄兵也问过梁左有没有别的想法,他就说想试着做做文学,或者去当当老师。后来他果然去北京语言学院当了老师。孙霄兵当时有一些想不通,因为工资都差不多相对来说在部委显得地位还高一些,走到各省教育部门人家还是很尊重,一下子调到下面的事业单位不一定很好。另外在机关工作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创作时间,起码休息日和晚上还可以写作,孙霄兵就利用业余时间写过不少诗。

那个时候从部委退出去当老师的情况极少,但梁左算是他们同一批进入教育部的人中离开部委比较早的。后来才陆续有人调到社科院等其他单位,或者下海做公司。1982年同一批到教育部工作的新人有80多个,很多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这批人最后一直留在教育部的不到20人。

孙霄兵是一直坚守的一个,他所在的干部局后来改为干部司,他主要做教师方面的工作,曾参与起草《教师法》。干部司九十年代又改称人事司,做了十多年人事工作后,孙霄兵被调到政策法规司,后来成为政策法规司司长。

到教育部工作后,有一次梁左对郭小聪说,教育部的工作真没劲。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领导一拍脑袋,说全国中专学校的材料还没有全部掌握,于是让梁左他们几个人给全国各地发函,要求把相关材料都报上来。全国有4000多所中专学校,材料一汇总上来,就把梁左他们“害苦”了。当时没有电脑,全部信息都要手工登录,包括职工人数、教室面积等等,花了很长时间才算干完。相关信息统计之后做什么呢?把信息文件往文件柜里一放,上锁,根本没有利用起来。由此梁左感叹说,“这事儿不能干,这事儿不能干。”

不过烦恼的同时梁左仿佛又有些陶醉,因为毕竟在教育部为官,到各地出差总要得到礼遇。1983年吉林省举办中专运动会邀请教育部人士参加,教育部司领导不可能出席这样一场活动,部里就把梁左派去。26岁的梁左在教育部默默无闻,但到了运动会开幕现场就成为部里来的最高领导,还要一本正经地鼓掌、握手、颁奖、合影。

那时的他还经常给郭小聪传授坐火车出差的经验。他说,下火车前必须好好打扮一番,换一身平整衣服。出差跟别人吃饭的时候记得透露一些部里不为人知的新闻,地方官员都支着耳朵听,像听宫廷秘闻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唬得住人。不过这类官场噱头并没有增加梁左走仕途的兴趣,而是统统成了他后来创作喜剧的原始素材。

出差有了经验,梁左后来还制作过一张《出差必备物品一览表》,这张表也经过反复修订,每次出差收拾东西于是变得异常轻松,只要按照表中的要求,把所列物品一样一样放进密码箱。每次出差之前他还喜欢整理房间,这样远行归来一进门就有一个清洁的环境迎接自己。

多年之后梁左出差也开始坐飞机,他一般会选最后一两排的座位,只要飞机不满员,他旁边的座位多半会空着,这样就会坐得很舒适。另外根据他研究世界上历次空难事故得出的结论,一旦飞机失事坐在中部的旅客死亡率最高,前面和后面的旅客逃生几率更大,但前面是头等舱价格太高,所以坐在后面最为合算。他在飞机上爱睡觉,临睡前会按下扶手旁的“请勿打扰”灯,这样空姐送饮料和饭菜就会绕过自己,他可以一直睡到飞机降落。

工作期间有一次到外地出差,梁左从报纸上看到他一位朋友的父亲、曾任党政军重要职务的某公去世,就从邮局拍了一份唁电,“出差在外阅报惊悉某公去世,党失心腹,国失爪牙,君失慈父,吾失良师,不胜哀悼……”邮局工作人员死活不肯拍发,一定要他把“心腹”和“爪牙”这四个“坏字”换掉。梁左心想你哪里知道,这在古代都是好字,“君之心腹国之爪牙”,几乎是对为臣者的最高评价。

梁左分配到教育部的时候,王小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由于是集体户口,出版社要求毕业生住在出版社,其实也没有好房子让他们住,王小平就不爱住在单位,她母亲的老朋友在西单有个四合院,有段时间王小平就住在那里。这个地方离教育部非常近,梁左从单位走几步路就可以找她来玩儿。

梁左曾向王小平抱怨,他在教育部的工作和生活都极其无聊。他经常出差到外地的中专学校搞调研,人家觉得他是中央派来的都对他毕恭毕敬,自己说的和别人说的都是虚话,他觉得每一天做的事情都没有意义。更为分裂的是,在部里最小的“喽啰”都可以指使他干活,而到了地方摇身一变又成了最大的“部委领导”,而他本人又那么年轻。在王小平看来,梁左当时想办法要调到北京语言学院教书,但到了那里又感到教书的无聊,四平八稳的生活不适合他。

梁左在教育部也能观察到一些有趣的事情。有一次他对郭小聪说,你别看机关里这些大员都很有地位,但有时候也挺狼狈,有段时间因为后勤工作搞得不好,一位主管副部长甚至要亲自烧暖气。

毕业之后王小平给梁左介绍过女朋友。她有个堂姐在读经济,班上有个条件不错的女同学,王小平没见过这个女孩,堂姐就拿来一张照片,说这是她们班最漂亮的。王小平就把这个女孩介绍给梁左,见面之前梁左总追问她,这人漂亮吗?王小平说漂亮。而后王小平就安排两人见面,见完之后梁左很不满意,说人家不漂亮。因为从照片看那个女孩挺顺眼,王小平说人家这么漂亮你为什么不跟她好,梁左就说王小平这是“包办婚姻”。王小平说好好好,我倒要看看你精挑细选能选个什么样的。后来,梁左找到了在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的吴兰青。

梁左和吴兰青一见钟情,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把吴兰青带给王小平看。王小平一见到吴兰青就明白梁左为什么喜欢她,她是大家闺秀般贤淑的女孩子,看上去乖乖的。而后梁左还问王小平觉得吴兰青怎么样,王小平说这个女孩看起来感觉很舒服。而后,梁左与吴兰青结婚。

上学时候就经常被梁左当做小弟弟来教育的苏牧,毕业后跟梁左联系非常多。与在学校时一样,他还是被梁左称作小苏。

苏牧被分配到《中国银幕》杂志,当时的地址在小西天中影公司附近,宿舍也在那里,离梁左所在的教育部不是很远。两个人一个月至少能见一次面,除了聊天,最主要的是交换和点评彼此的新小说。梁左几乎每次都能从苏牧手头拿走他新写的小说,下次见面再还回来,这时稿纸上就落满了梁左的新评语。

苏牧的小说经常有神来之笔,每看到此处梁左就在旁边标注上“妙极”、“向你致敬”、“难为你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亏你能想得出来”等等。苏牧写过一个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内容是一个女孩谈恋爱,常把“向毛主席保证”挂在嘴边,但实际行动完全做不到,对这篇小说梁左非常服气。

另一篇小说里苏牧描写过一个男孩儿,因为学习不好总不受待见,而哥哥学习成绩优秀,看这个男孩儿的眼神“就像看冰箱里的冻鱼”。读到这句时梁左非常欣赏,也批注上“亏你想得出来”。当然,苏牧作品中的弱点梁左也会明确指出。

在苏牧看来,两个人写的小说风格接近,都带有幽默色彩。陈建功对苏牧小说的评价时常比梁左还高,因此苏牧也沾沾自喜,有时就跟梁左开玩笑说,全天下写小说能灭你的也就是我了,你哪天在我的碗里下点儿毒把我给灭了,天下就是你的了。

梁左结婚比较早,有一年他们夫妻二人过年的时候还到苏牧天津的家中做客,当时苏牧还是单身。白天苏牧带着两人到处去玩儿,晚上夫妻俩就住苏牧家。苏牧的二姐人很漂亮,梁左就“二姐”长、“二姐”短地叫个不停。离开天津时,梁左趁爱人不在身边嗔怪苏牧说,小苏你不够意思,上学的时候怎么不叫“二姐”来北大看你?

在教育部工作出差到武汉时,梁左经常联系一个人,作家方方。方方比梁左大两岁,两人常在一起吃饭聊天。

梁左和方方认识是通过1983年的一场笔会。当年夏天,方方在北戴河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笔会,梁左的母亲谌容也在会上。梁左正好在当地参加教育部的会议,由于离得近就多次到笔会上玩儿。梁左也爱好文学,又是谌容的儿子,包括方方在内的很多作者也都跟梁左熟悉起来。

方方当时还没有从事专职写作,仍在毕业后分配的湖北电视台工作。笔会后有一天方方正在上班,意外接到梁左打来的电话,他说,我一到武汉就想,整个武汉别人我谁都不认识,只认识你一个人,所以打电话到电视台才找到你,咱们一块儿吃吃饭聊聊天吧。方方说,好啊。

电话里梁左说,他住在武昌水果湖省政府附近的一家招待所,而湖北电视台在汉口,方方就从汉口赶到武昌去找他。那时候都年轻也没有多少钱,方方事先也没有想好去哪家饭店,两人就边走边聊一路上找合适的餐馆,走了很远的路,后来找到一家长春观素菜馆。这家饭馆坐落在一个公园里,环境不错。

教育部和湖北省教育厅可能有很多工作联系,梁左后来就经常来武汉,每次来都和方方吃饭聊天。在方方眼中,跟梁左打交道感觉很轻松。他很能说,在饭桌上爱讲笑话,尤其爱模仿别人说话,经常学周恩来说话,学华国锋说话,方方觉得已经非常像,但梁左说其实他弟弟梁天比他学得更像。梁左还学教育部官员打官腔的样子,取笑他们的一些做法,也算稍稍发泄一下。他还讲过如何追求他的爱人,当时他一宿一宿地找女方谈话,跟人家讲道理,终于把对方打动。

通过聊天,方方发现梁左的阅读面很广,有一次他说自己在看很多传统相声文本,也看梁启超的老掌故。饭桌上方方说话不多,主要听梁左聊。

梁左的小说《大荒山纪实》发表之后,曾寄了一本《青春》杂志给方方。看完后方方感叹,梁左说话好玩儿,写出来的东西也很好玩儿,文中充满了有趣的对话。

这样的作品后来梁左寄过多次,结婚之后还随信寄过他和爱人的合影,随着梁左的成名,两人在武汉见面逐渐少了。1998年左右,梁天拍摄根据湖北作家池莉小说《太阳出世》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梁左作为编剧来到武汉,方方和他们见面一起吃了饭。

方方写出过《埋伏》、《桃花灿烂》、《万箭穿心》等作品,后来成为湖北省作协主席。在方方看来,迄今为止最好的相声还是梁左和姜昆合作的那几段。梁左的文化素养高,阅读涉猎广,而且他的幽默是真幽默,这都通过他的作品展现出来。梁左最难得的是他能放下身段,去做很多人看来层次不高的艺术包括相声和电视剧,其实这些大众文化领域特别需要梁左这样的人,他的加入对大众文化也有一种提升。

尽管也向苏牧描述过自己出差时“中午和市里吃饭,晚上和省里吃饭”的风光情形,但梁左感觉在这里工作对自己的创作没有意义,而且需要坐班,为争取更多的创作时间,他从教育部调到了北京语言学院,在学校教书的时间相对比较自由。

梁左离开教育部后,孙霄兵和他的联系就少了。1988年左右,有一次两人在中央民族大学附近的路上偶遇。当时梁左已然写出几段有影响的相声,他跟孙霄兵说,接下来有可能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

对于梁左去写相声,孙霄兵表示理解的同时也有一种遗憾。

想当初他们这些同学从全国各地考到北大文学专业,考分都是非常高的,可以说文学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最高,比政治、经济和法律等专业都高。从中也能看出文学当时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地位。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的光环迅速褪色,很多人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下海,纯粹做文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孙霄兵的很多同学也是这样,坚持到现在还在专心创作的人非常少,这也非常可惜。关于梁左去写相声,孙霄兵也认为不如写小说而后成为文学家,但同时他也觉得,对于梁左来说从事喜剧创作也是一条路。

注: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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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播客“西四五条”怀念梁左特别节目海报,敬请扫码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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