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史密簋出土，铭文揭秘夏朝失踪真相，网友：西方双重标准

夏朝是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王朝，而我国也早在上个世纪末就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现有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考古学者将夏朝的起始年代划在了公元前2070年左右。

但遗憾的是，确切自证夏朝的文字目前并未发现，即使是在被认为是夏遗存的二里头遗址，也没有找到“夏”作为一个朝代标记出现。而众所周知，商朝这一朝代的得名，正是源自甲骨文中商人自称“大邑商”。

所以，西方学者在描述中华文明时，往往将商朝算作中国文明的起源，而把夏朝算作神话。

当然不是，殷墟未进行考古之前，西方同样也不承认商朝。西方的单边看法，并不影响夏朝事实上的存在。陕西的石峁遗址（公元前2300年）、山西的陶寺遗址（公元前2300年）、浙江的良渚遗址（公元前3300年），都以雄辩的考古事实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具备国家形态的文明，这比夏朝的时间上限还要早。

既然夏朝之前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满天星斗的文明时代，那么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朝之间，必然存在一个王朝政权。只不过，这个王朝不一定叫“夏朝”（下文依然暂时称作夏朝）。

先秦以前，国家称号并没有那么严谨，举个例子：西周的封国曾国因封地在随，所以也叫随国，“曾随一国还是两国之谜”甚至一度成为困扰史学家数十年的难题。同样，战国时期，魏惠王因迁都大梁，所以魏国又被叫梁国。

而夏朝这一称呼，是自称夏后裔的周人追记，但周人说自己是夏朝后裔，本身就存在一个矛盾。因为周人是姬姓，夏人却是姒姓，姓氏不同。《国语》有云：“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

夏朝根正苗红的后裔是姒姓杞国。《史记》记载：“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周武王克殷纣，求禹之后，得东楼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祀。”

杞国不仅存在于商朝的甲骨文中，而且在西周的文献中明确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找到了大禹的后裔，封杞国。公元前445年，杞国亡于楚。

只可惜，作为大禹直系后裔的杞国历史实在微不足道，连司马迁都认为“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并没有留下关于其先祖夏朝的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陕西出土的西周史密簋揭开了夏朝失踪的真相。史密簋是西周中期青铜器，刻有93字铭文，内容是周王命师俗和史密东征，“会南夷卢、虎会祀夷、舟夷”。“夷”是对东方异族方国的泛称。

自称夏后裔的周王朝称大禹的直系后裔为“夷”，恰恰证明杞国是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换言之，周天子并不认同自己和杞国同源。著名先秦史专家沈长云教授据此就认为：周族自称的“夏”与古代夏后氏之“夏”名同而实不同。

显然，周朝口中的“夏”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出于政治需要，以夏后裔身份去讨伐商人更加理直气壮；二是夏本身就是周人对商朝之前的王朝的追记，夏朝人并一定称自己是“夏”。

正如曾侯乙青铜器自称“曾国”，而《左传》却称之为“随国”一样，如果不是出土文物和《左传》同时记载了楚昭王逃亡至本国，让历史学家最终确认了只存在于文献记载的随国其实就是考古发现的曾国，那么随国恐怕也会类似夏朝一样至今“失踪”。

所以，我们在考古遗迹中苦苦寻找自证“夏”存在的文字资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误区。商朝以前我国存在国家文明，已经被证实了，但它的国号并不一定是“夏”。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曾提出著名论断：“世界上考古遗址的属性不能够只设想从文字上来证明，很多的遗址就没有文字的证据。例如考古学先驱德国的施里曼对特洛伊城的发现，到今天为止，那个遗址也没有出过特洛伊这个名字。可是所有人都相信，肯定特洛伊就在那几个地层里面。”

很多网友都对西方在文明判定上执行的双重标准提出了质疑，特洛伊没有文字自证“特洛伊”，但西方却笃定特洛伊文明存在，而同样只有遗迹没有文字自证的夏朝，在西方学者眼中却成了神话传说，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