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塔利｜机器的异质性发生
机器的异质性发生
文｜[法]菲利克斯·加塔利
译｜董树宝
摘自｜《混沌互渗》第二章
原载于｜发表在《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习俗希望我们把机器作为技术的一个子集来谈论。我们倒真应该认为技术的问题域依赖机器的问题域，反之则不然。机器可能会变成技术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技术的表达。机器论是魅惑（fascination）的对象，有时是谵妄的对象。关于这一点，存在着一整部历史上有记载的“动物寓言集”（bestiaire）。自从哲学诞生以来，人与机器的关系成为发问的一个源头。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性（techné）的任务就是创造自然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从“知识”而非“制造”的范畴出发，技术性在自然与人类之间插入了一种创造性中介，后者的调解身份是持续含混的根源。关于机器的各种“机械论的”观念使机器清空了一切，而这一切可以使之逃避一种单纯的、各部分相互外在的构造。“生机论的”观念把机器看作生物；除非生物被看作机器。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2]开启的“控制论的”视角把生物系统看作是各种配备反馈原则的特殊机器。新近出现的“系统论的”观念（赫姆伯特·玛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弗朗西科·瓦雷拉）发展了自创生的概念，同时把这一概念留给生物机器。在海德格尔之后，哲学方式使技术性——在它与现代技术对立中——承担了一项“揭示真理”（dévoilement de la vérité）的使命，这一使命将“通过具体来探寻真实”。哲学方式就这样把技术性钉在了本体论的基座（根基）上，并危及它的过程性敞开的特点。
通过这些见解，我们将尝试着辨别本体论强度的各种界限，并在技术、社会、符号、价值论的化身之下来考虑整个机器论。而且这意味着要重建一种远远超越技术机器而发展起来的机器概念。对于每种机器而言，我们将不会对其与生命相关的自律性（这不是动物）而会对其奇异的表述能力提出质疑：我将其称之为特殊的表述的融贯性。我们所思考的第一种机器是各种物质装置。它们是由人的手制造的——手本身可被其他机器替换——而且根据与生产目标相符合的观念和平面，它们亦是如此。我称这些不同的阶段为各种被完成的图表图式。
然而，这种组装（montage）和这些完成已经在严格意义上把扩大机器的种种极限的必要性强加给那将机器与人相联系的功能集合。我们将看到这意味着要考虑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
——物质的和能量的组成部分；
——符号的、图表的和算术的组成部分（平面、公式、方程、计算，它们促进了机器的制造）；
——人体的器官、神经冲动、性情的组成部分；
——个体和集体的信息与心理表象；
——欲望机器的种种投注，而欲望机器生产一种毗邻于这些组成部分的主体性；
——抽象机器，它们横贯地置身于前面所思考的机器层面（物质的、认知的、感受的和社会的）。
当我们谈论种种抽象机器时，通过“抽象的”（abstrait）这个词，我们也可以在抽取的意义上来理解“抽取物”（extrait）。它们是能够使它们横贯的和我们刚刚列举的、全部异质的层面联系起来的组装。抽象机器横贯这些层面，正是抽象机器将给或不给这些层面提供本体论意义上的自主肯定的存在、效率、潜能。不同的组成部分为一种力本论所驱使、重组。这种功能集合从今以后将被描述为机器性的装配（agencement machinique）。“装配”这一术语没有在它的组成部分之间包含联系、过渡、吻合的任何观念。这是一种有关可能、潜在的场域的装配，同样也是组成要素的装配，不具有属关系或种关系的观念。在这一背景下，用具、器具、最简单的工具、机器最小的结构零件将获得原—机器（proto-machine）的地位。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尽管我们拆去了锤子的锤柄，但锤子永远是锤子，只不过是处于“残缺的”状态。锤子的“头”——其他的动物形状的隐喻——可以通过熔解被还原。那么锤子将跨过形式上的融贯性的界限，它将从此失去它的形式；另外，这种机器性的完形（gestalt）既在工艺的平面上又在想象的层面上起作用，如若人们提及有关镰刀和锤子的陈旧回忆。我们只是面对一块返回光滑、解域化的金属块，而这一金属块先以机器性的形式出现。为了超越这种经验——可与笛卡尔的蜡块例子相提并论，让我们反过来尝试着把锤子和胳膊、钉子与铁砧联系起来。它们之间保持着链接的种种横组合关系。而且它们的“集体舞蹈”将重新激活不复存在的铁匠行会、旧铁矿的不详时代、包铁轮子的祖传惯例……勒鲁瓦-古朗（Leroi-Gourhan）着重指出技术对象在其所属的技术集合之外什么都不是。这对那些像机器人一样的复杂机器也是如此，而这些机器人很快将由其他机器人所生产。人类行动依然毗邻于它们的孕育，等待着那种将要求其接入的故障：直接行为的这种剩余。不过，对于科幻小说注明日期的时代来说，所有这一切难道没有显示出一种局部的视野、某种鉴赏力？注意到以下这一点是奇怪的，即为了获得越来越多的生命，机器要求越来越多的人类抽象的生命力作为回报：而且这一切都沿着它们的演化路线进行。计算机辅助设计、专家系统和人工智能既引人思考，又逃避思想。它们解除思想的各种惯性图式。计算机辅助的思维形式是突变的，它们取决于其他的音乐、其他的指涉世界。[3]
因此，拒绝人的思想分享机器论的本质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思想究竟在哪一点上仍被描述为人的？科学技术的思想难道不从属于某种精神的和符号的机器论？这里，一种区分在下列两者之间是必不可少的：一边是各种意指的生产符号论——社会群体的公共货币——像围绕机器进行工作的人们的“人的”表述，另一边是各种非—能指的符号学，不管它们传达的意指数量是多少，它们操纵着那些可能被描述为“非人的”表达辞格（figures d’expression）；正是各种方程、各种平面表述了机器，并使机器以图表的名义对技术和实验的装置起作用。意指符号论影响语音或文字领域之截然对立的系列，而这些系列把各种陈述转译为能指表达的质料。结构主义者喜欢把能指树立为全部表达结构的统一范畴：语言、肖像、动作、城市规划或电影等。他们公设了一种一般的、能指的、对全部话语性形式适用的可译性。不过这么做，难道他们就没有误解机器性的自创生的本质性维度吗？意义和效果的这种连续的涌现不是取决于模仿的冗余，而是取决于意义的效果的独特生产，即便是无限可复制的。
机器的这种自创生的核就是使机器摆脱结构、使机器区别于结构并赋予机器以价值的东西。结构意味着反馈的种种回路，结构使它从自身出发所掌握的总体化概念发挥作用。结构被各种输入和输出占据着，它们的职责就是使结构按照永恒回归的原则运行。结构被一种对于永恒的欲望纠缠着。相反，机器被一种对于废止的欲望萦绕着。机器的出现几率被威胁它的故障、灾难、死亡增强一倍。机器具有一种补充的维度：它在不同形式下所发展的相异性维度。这种相异性使机器排斥结构，后者以异物同形的原则为轴心。由机器性的自创生所引发的差异立基于不均衡，也就是远离均衡、对潜在世界的探索。而且这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均衡的中断，而且是一种彻底的本体论反转（reconversion ontologique）。机器始终依赖于各种外在要素，以便能够像这样地存在。机器不仅意味着一种与制造它、使它运行或毁坏它的人相关的互补性，而且它在一种与其他现实的和潜在的机器的相异性关系中就是自身——一种“非人的”表述、一种原—主体的图表。
这种本体论反转免除能指概念的总体化的影响范围。因为并不是种种相同的能指实体引起本体论指涉对象的各种突变，而这些突变使我们从分子化学的世界转向生物化学的世界，或者从音响的世界转向复调的与和声的音乐的世界。当然，能指性解码的各种线——它们由各种离散的图形（二元化的、横组合化的和纵聚合化的）构成——有时在彼此的世界中相交。而且我们可能有这样一种错觉——相同的能指网络栖居于所有这些领域之中。当我们考虑这些指涉世界的织体本身时，这就完全不同了。这些指涉世界每次都打上了奇异性的标志。从音响效果到复调音乐，表达强度的种种星座发生分岔。这些星座依赖某种移动的关系，并展示了种种在不可化约的意义上是异质的、本体论的融贯性。我们由此既发现了许多种解域化，也发现了表达质料的许多特点。悬于这些表达质料之上的能指的分节（articulation signifiante）——在它的无差别的中立性之中——不能作为内在性关系强加于各种机器性的强度，强加于非话语的、自主表述的、自主价值化的这种自创生的核。这种核没有屈从任何的解域化程序的一般句法。任何对子——“是”—“是者”、“是”—“无”、“是”—他者——将不能保持本体论意义上的二进制位（binary digit）的等级。各种机器性的命题逃避了话语性的寻常运作，逃避了能量、时间与空间的结构性坐标。
然而，同样还存在着一种本体论的横贯性。在宇宙粒子的层面上所发生的一切并非与人的灵魂或社会的事件无关。不过这并不依据柏拉图式的普遍和谐（《智者篇》[Le Sophiste]）。各种解域化强度的构造体现在不同的抽象机器之中。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有一种机器性的本质将会体现在技术机器之中，还会体现在与这一机器相关的社会的、认知的环境之中——各种社会性集合也是机器，身体是机器，存在着科学的、理论的、信息的机器。在任何的统一特征之外，并依据不可逆性、奇异性和必然性的原则，抽象机器横贯所有这些异质的组成部分，不过尤其重要的是抽象机器使这些组成部分异质化。在这一点上，拉康式的能指遭受了双重缺乏：它太抽象了，尽管它轻易地就使各种异质的表达质料变成可译的，它缺少本体论意义上的异质发生，它无偿地统一“是”的各种领域，并使之句法化，与此同时，它不太抽象，因为它不能解释我们目前必须重新考虑的、这些机器性的自创生的核的特殊性。
弗朗西斯·瓦雷拉将机器描述为“其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的集合，而不管其组成部分本身如何”[4]。因此，机器的组织与它的物质性无关。他区分了两种机器：“它生产的”机器（生产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事物）与“自创生的”机器（连续地孕育和规定它们自己的组织和它们自己的界限）。这些自创生的机器实现了一个替代其组成部分的连续过程，因为它们服从它们必须不断补偿的各种外部干扰。事实上，自创生的资格被瓦雷拉留给了生物学领域；被排除在外的是社会系统、技术机器、晶体系统等。这就是他对“它生产”与“自创生”进行区分的意义。然而，自创生——仅仅界定各种自律的实体，它们是个体化的、单一的，并摆脱了输入与输出的关系——缺乏诸生物体所必需的各种特性，就好像这一事实一样，即它们通过各种基因系（phylums génétiques）诞生、死亡、继续存活。自创生值得根据各种演化的、集体的实体来被重新思考——这些实体之间保持着各种相异性关系，而不值得被不可改变地重新关闭在这些实体自身之上。由此，各种建制和技术机器表面上属于“它生产”；然而，当我们在它们与人类所构成的机器性装配的背景下来考虑它们时，它们实际上变成自创生的。因此，我们从机器界特有的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角度来考虑自创生，而机器界是与生物界重合的。
机器论的种系发生的演变在第一个层面上被这样一个事实所转译，即随着“世代”（générations）变成不再使用的，机器通过彼此抑制的“世代”来呈现自身。过去的世代的演变关系通过潜在性的各种线和它们的蕴涵树形图延伸到未来。然而，问题恰恰不在于一种单义的历史因果关系。各种演化线呈现为块茎；年代测定不是同时发生的，而是异时发生的。例如，蒸汽机在工业上的“腾飞”（décollage）是在中华帝国把蒸汽机用作孩子的玩具之后的数个世纪发生了。实际上，这些演化的块茎整体上穿过各种技术文明。一项技术革新可能经历漫长的停滞或者回归的不同时期，但是几乎没有例子可以说明技术革新在今后时代不会“重新开始”。这一点对于种种军事上的技术革新是极其清楚的：它们不断地强调它们打上不可逆性印记的、漫长的历史序列，而这种不可逆性为了新的地缘政治布局的利益而摧毁帝国。不过，我再说一遍，这对于各种最低下的器具、用具和工具而言已经是真实的，而它们没有避开这种种系发生。例如，我们可以举办一个展览来展示石器时代以来锤子的演变，并对锤子在新材料和新技术背景下将被指定变成什么做出各种猜测。如今我们从超市购买的锤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各种无限的潜在延伸的种系发生的世系上“被提取”。
正是在各种异质的机器性的世界、各种不同的维度、特异的本体论织体的交叉路口——伴随着各种彻底的革新、各种昔日被遗忘的后来被重新激活的祖传的机器论的基标，历史的运动使自身实现奇异化。在其他各种组成部分之间，新石器时代的机器将言说机器、打磨石块的各种机器、各种基于种子选择的农业机器与村庄的原—经济联系起来。书写机器只是伴随着城市的巨机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诞生才会出现，这些巨机器与古代帝国的扩张有关。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各种大的游牧机器将从冶金机器与新战争机器的勾结开始建立起来。至于各种大的资本机器，其基本的机器论是增殖的：城市国家的机器，然后是王国机器、商业和银行的机器、航海机器、一神论的宗教机器、解域化的音乐和造型艺术的机器、科学和技术的机器等等。
机器的再生性对个体发生的平面提出的质疑是更复杂的。机器的运行状态的维持——它的功能同一性——从未完全被保障。磨损、不稳定性、各种故障、熵要求机器在某种程度上更新其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组成部分可以陷于“声音”之中。与之同时发生的是，保持机器性的装配的融贯性要求那涉及其构成的人类行动和智能的部分也要被更新。因此，人—机器的相异性错综复杂地与机器—机器的相异性联系起来，后者在互补性关系或争斗关系（战争机器之间）之中抑或在零件或装置的关系之中运行。实际上，机器在新样品或新模型中发生的磨损、事故、毁灭和复活都是机器的命运的一部分，并在某些审美机器（凯撒的各种“压缩作品”*、让·丁格利[Jean Tinguely]**的各种“元机械”、各种偶发性机器、各种谵妄机器）中能够变成其本质的最显著部分。因此，机器的再生性不是一种纯粹的、被编程的重复。其断裂与未分化的种种划分——使模型脱离任何载体——引入它们所占的既是个体发生的又是种系发生的差异份额。正当这些过渡阶段转入图表的状态、蔑视物质的抽象机器时，机器性的核的“灵魂的补充部分”被看作是与简单的物质集块形成对比。一堆石头不是一台机器，而墙已经是一台静态的原—机器，因为它显示了各种潜在的极性、内与外、高与下、左与右……这些图表的潜在性使我们摆脱瓦雷拉对机器性的自创生的描述，依据的是统一的个体化，既没有输入也没有输出；它们把我们引向了一种更加集体的机器论，没有受限的单一性，其自律性将就了相异性的各种载体。技术机器的再生性——不同于生物的再生性，并不建立在编码的不同序列之上，而这些序列完全被限制在界域化的基因组之中。每种技术机器的确具有构想和组装的平面。不过，一方面，这些平面与技术机器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它们相互运行于机器之间，以便构建一种图表的、往往全部覆盖机器界的块茎。技术机器之间的关系与它们各自零件的调整预设一种形式上的系列化和它们的奇异性的某种丧失——比各种生命机器的奇异性更加强烈——这些生命机器是与一种间距相关的，这一间距介于能量—空间—时间的坐标中所表现的机器与更加解域化的坐标之中所发展的图表机器之间。
[1] 本文选译自《混沌互渗》第二章，发表在《上海文化》2019年第10期。
* 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30-1992年），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著有《精神分析与横贯性》（1972年）、《分子式革命》（1977年）、《机器无意识》（1979年）、《混沌互渗》（1991年）等。1969年，加塔利与德勒兹相遇，决定进行合作，他们合著《反 俄狄浦斯》（1972年）、《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1975年）、《千高原》（1980年）与《什么是哲学?》 （1991年）。
** 董树宝，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法国当代哲学与艺术哲学、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中西比较哲学，专著有《影像的叛逆：法国当代哲学的艺术之思》，译著有《知识考古学（重译本）》（米歇尔·福柯著，待出）、《混沌互渗》（菲利克斯·加塔利著，待出）、《对话》（吉尔·德勒兹与克莱尔·帕尔奈著）、《<荒岛>及其他文本》（吉尔·德勒兹著）、《东风》（理查德·沃林著）等。
[2] N. Wiener, Cybernétique et Société.
[3] 参见Pierre Lévy, Les Technologies de l’intelligence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0)、 Plissé fractal. Idéographie dynamyque（具备信息传播研究资格的研究报告）和Idéographie dynamyque ( La Découverte, Paris, 1991) 。
[4] Francisco Varela, Autonomie et Connaissance, Le Seuil, 1989.
* 凯撒·巴勒达西尼（César Baldaccini，1921—1998年），法国当代著名的雕刻家，以“压缩艺术”著称。——中译注
** 让·丁格利（Jean Tinguely，1925—1991年），瑞士当代著名的雕刻家和实验艺术家，以机器式的动态雕刻著称。——中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