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何以半生株守在光华
吕思勉(1884-1957)。
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答问》，将陈寅恪、陈垣、吕思勉与钱穆合称前辈史学四位大家，又说吕先生的“声光”不如二陈一钱之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半生株守”在上海的光华大学。长期任教于光华大学，是否是声光不显的原因，这里姑且不论。吕先生从教近五十年，在光华大学达25年。光华大学创办于1925年，吕先生于次年入校，1952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吕先生也随之进入华师大，可谓与光华大学相始终了。故严先生说吕先生“半生株守”于光华大学，确非虚言。
光华是私立大学，薪金不高，吕先生在光华任教时的薪金，大约初到时是160元，最高时是240元。这与北大、清华或其他国立大学的薪金尚有不小的差距。即使如此，光华也是欠薪或打折。1932年，日军侵入上海，光华延迟开学好几个月。当时光华欠薪甚多，吕先生“实难支持。适安徽大学开办，光华旧同事孔肖云任职其中，该校介之来相延，言明决不欠薪”，于是“向光华辞职，光华相留，改为请假”。吕先生赴安大任职三个月，但“其欠薪亦与光华无异”。到“国难”期间，光华教师的薪金更是打对折支付，吕先生的月薪只支付120元。薪金不高，课时倒不少。光华的历史系，常任在编的教师通常只有四五人。吕先生要任教的课程很多，除了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外，还有史学名著选读、历史方法论、史籍文选选读、文字学等课程，每周课时达六至八节。之所以絮絮叨叨地写这些半个多世纪前的陈年琐细，无非是想引出一个问题：吕先生何以半生株守在光华大学？
自得其乐
史学家黄永年先生有一番解释，他说：
抗战前，胡适曾有意邀请吕思勉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但被吕思勉拒绝了，依旧留在学界“排不上号”的光华大学。吕先生不去北京大学的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
黄永年先生是吕先生的学生，他说吕先生不离开光华的理由，应该是可靠而可信的。从语气上看，似乎他曾就此问题询问过吕先生。吕先生对任职学校的要求与常人不同，早年曾任教的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因为被张作霖接管，他便辞职而去。又曾在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任教，待遇也都不错，但吕先生认为“在教会学校中，终觉气味不甚相投”。他说光华大学初创时，“气象甚佳”，国文系主任童伯章先生，又是常州府中的同事，“再三相招”，盛情难却。
除了童先生外，光华文学院的同事还有钱基博、蒋维乔、耿淡如等，都是吕先生的好朋友。光华大学虽然在学界“排不上号”，但文学院的这些老先生却并不在乎，授课之余，颇能自得其乐。1948年12月25日，蒋维乔先生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五时，至任君味知处，光华中国文学系同人聚餐会，会员以能饮者为标准，有吕诚之、耿淡如、沈子元、赵善诒、叶百丰、王乘六诸君，谈饮甚欢，至八时后回家。”任味知，即任侠，江苏吴江人，亦为光华大学教授。到任府处聚餐，还以能饮为标准来邀请与会者，这大概是光华文学院诸位老先生的聚餐特色了。
惮于迁改
关于“半生株守”光华，吕先生自己也有一种解释。1952年，已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吕先生，写有一份《学习总结》，其中有一段，说到“半生枯守”光华的事，他的解释是：
予自问，性最懒惰，因懒惰故，凡事皆立于旁观地位，止于表示赞否而已，不肯身当其任。生平不欲作官，亦不肯加入政党，此亦其大原因。人有问予：在光华二十余年，他校相招者甚多，条件多优于光华，何以终不迁改？其大原因，亦在懒惰，惮于迁改而已。虽切身之事，亦多出以敷衍，得过且过。
说“懒惰”而“惮于迁改”，实在是怕“迁改”而影响他原定的研究与写作计划。关于这一点，学生方德修有一段回忆说：“先生的渊博学识，还同他一生珍惜时间是分不开的。光华大学还在大西路时，全校师生员工多半在校门外小饭馆中就餐，那时，只要在饭馆中遇到先生，我总见他在边就餐边阅读书报。先生住在教员宿舍，除去上课，从早到晚都在写作，直到晚年也是如此。”因为珍惜时间，所以生活上力求简单，“切身之事，亦多出以敷衍，得过且过”，以免分心旁骛，影响了读书与研究工作。严耕望先生说的学者要做一个“纯净的学术人”，要做到“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吕先生就是一个好榜样。
喜欢私立学校
除了上述二个原因外，吕先生“半生株守”光华大学，还有一个大家不甚注意的原因，我也是多读了吕先生的著述，才慢慢体会到的，那就是吕先生在观念上是喜欢私立学校的。
他说：
社会当过渡时代，往往有新旧二说并行。这二者是有听其并行的必要的。在此情形之下，私立学校，宜代表较新的学说，以与官立的学校相辅相成。这话理论的根据，事实的佐证太多了，一时不能详说。然其理自易明，亦不待详说也。
他又写过一篇《学校与考试》，认为公立学校“不能和社会的进化相应”，而要“提倡私塾和自修”，社会应该给公私立的学校，以相平等的地位。他说：
现在的学校，虽有私立，究以官公立为多，不能不说是政治。——教育本系社会事业。官办的事情，总不免流于形式，即所谓官样文章，不能和社会的进化相应。最新的学说，或不能在学校中提倡，私立学校则无此弊。教育不徒贵有形式，而尤贵有精神。教育的精神，是存乎其人的。先秦诸子、佛学大师、宋元诸儒，皆其好例。此等教育巨子，在官立学校中，格于功令，或不能发挥其所长，在私立学校中则不然。
读了这两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明白，吕先生半生株守私立的光华大学，是想在私立大学提倡、传播新学术、新思想与新观念。提倡怎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呢？我们来看看吕先生在光华大学任教“中国通史”所用的教科书（即《吕著中国通史》）。教科书中有“族制”一章，吕先生在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家庭制度的变迁之后这样写道：
中国社会，（一）小家庭和（二）一夫上父母下妻子的家庭，同样普遍。（三）兄弟同居的，亦自不乏。（四）至于五世同居，九世同居，宗族百口等，则为罕有的现象了。在经济上，合则力强，分则力弱，以昔时的生活程度论，一夫一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实多不能自立的。然经济上虽有此需要，而私产制度，业已深入人心，父子兄弟之间，亦不能无分彼此。于是一方面牵于旧见解，迫于经济情形，不能不合；另一方面，则受私有财产风气的影响，而要求分；暗斗明争，家庭遂成为苦海。试看旧时伦理道德上的教训，戒人好货财、私妻子，而薄父母兄弟之说之多，便知此项家庭制度之岌岌可危。
这是教科书的论述，再来看看与教科书内容相应的吕先生所拟“中国通史”的考试题目：
君所读之中国通史，其作者对于现行的婚姻及家族制度，似抱反对意见，关于此问题，君意以为如何？请直言，各抒己见。
古以多男为福，谚称养儿防老，然实际上，现代父母欲得其子孝养甚难，试就经济制度，剖析其故。
或谓现在法律，离婚之诉，当定原则上自妻提出者无不许，其说可行否？
教科书中又有一节，论述汉代“翼奉，劝元帝徙都成周。他说：长安的制度，已经坏了，因袭了这种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迁都正本，与天下更始”。与之相对应的考题是：
翼奉谓汉都长安，其制度已趋奢侈，不足以为治，因欲迁都洛阳，果如其说，则今日之首都舍弃南京等旧都会，而别图营建，甚至各省省会等亦皆如此，遂足以整饬政界之风纪，而增加其效率欤？试以意言之。
这样的“通史”教学与考试，即便是在民国年代的大学里，恐怕也只有吕先生一人在尝试着。难怪顾颉刚先生说吕先生的这部教科书，是“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
两次致书大学行政会
吕先生不仅在教学上提倡、传播新思想、新观念，他更想把学校当做一个新思想、新观念的试验场，并借此对社会带来一点积极的影响。早先他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发现“此间社会空气顽固太甚”，说“高等师范究为三省最高之学校，弟颇愿散布革新之种子于数十青年之心中，展转流布，必有数人受其影响者”。
进入光华大学的第二、三年，吕先生就二次上书光华大学行政会，提出《一个足兵足食的计划》：希望学校当政者提倡、学生带头，“造成能战之民和充足维持民生之食”。他认为“以中国目前之处境，迟早总不免与凌我者一战”，但一朝起衅，军略上必有不能坚守的地方，这些地方“室庐器用，必极简单，俾迁徙便利，即毁之亦所损不多”。当时学校正在扩建学生宿舍，他建议把男生宿舍让给女生居住，而另造的男生宿舍，建筑上土墙茅屋即可，这样一旦战事爆发，这些建筑就不会被敌人利用，放弃也不可惜。他还提议，“将本校学生军，推行校外”。学校“商同军事教练，将普通人初步可学之事，编为课程。由本校学生愿任此事者，担任教练，招近地人民之愿学者学焉”。他呼吁政府“于良民及地方团体之买军火以自卫者，不徒不当禁止之，且当奖励之，辅助之。如是，民间藏械日多，一旦有事，皆国家之用也”。至于学校的“学生军，苟能请得军械者，宜亦勿以自私，当订立规则，与近地愿习之人共之”。（《一个足食足兵的计划》，《小雅》1930年第1期）这两次上行政会书，似乎未为学校当局所采纳。在此之前，类似的计划，也曾向他曾任教的沈阳高师、江苏省立师范等学校提出过，“闻者非斥为不可行，即笑为不能行。”
吕先生第一次《致光华大学行政会书》，稍后刊登于《光华大学周刊》1927年第1卷，大约无人响应讨论，遂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了。十年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延及上海，沪西沦为战区。1937年11月，光华大学的校舍为日寇炮火所焚，广厦千间，夷为平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今日重读吕先生上行政会书所云“玩时愒日，使万事皆隳坏于冥漠之中，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则可以痛哭流涕者也”。不禁感慨系之矣。
吕先生一直认为，人类最大的缺陷，就是不能利用理性。人人运用理性，自不可能，但总希望有少数人能运用理性去研究问题，探索改善的方法。这个运用理性研究问题、探索改善方法的责任，应该是由大学担负起来。他又认为学校的教育，不但要施之于学生，也要扩大影响到全社会。“所以古人不大说教育，而多说教化。”而被他视为代表着进步的一方，代表着新学术、新思想的私立大学，更有担负这一使命的责任。吕先生要站在进步的一方，要提倡传播新思想、新观念，那么他半生株守在私立光华大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张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