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竹荃：中国武侠小说在越南的翻译与传播
摘要
中国武侠小说作为大众文学特有的类型之一，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与无数风雨坎坷，不仅日臻成熟，受到了读者广泛的喜爱，而且通过纸质文本、影视作品、网络等各种途径传播到了世界各国。在越南，中国武侠小说的传播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初至1954年，第二个阶段是1954~1975年，第三个阶段是1990年至今。本文主要探讨中国武侠小说在越南的译介情况。
中国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中通俗文学的一大类别。武侠小说以读者喜爱的故事、人物、主题深深地打动着读者，其生动的叙事与通俗的语言，也很容易为普通的读者所接受。武侠小说中的民间英雄形象与小说透露出来的邪不胜正的思想，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无穷的愉悦。
在越南，由于历史、政治、社会等原因，20世纪前并不存在武侠小说这一文学类型。根据目前本人收集到的资料，越南译版的中国武侠小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之后，中国武侠小说大量地被翻译成越南语，传入越南，在越南得以广泛传播，进而影响到越南武侠小说的创作。
本文旨在追述、评介在越南的中国武侠小说，阐释它在越南的传播及其翻译情况，为中越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一点资料，为探索中越文化交流规律提供一个实例。
第一阶段：传播初期
（20世纪初至1954年）
两次《西贡条约》签订后，越南彻底沦为法国殖民地。为了同化越南，法国文化强势输入。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这种殖民文化，殖民者也尝试着将原有的越南语进行拼音化改造。然而在初期，毕竟存在着语言上的隔阂，拼音文字的推广并不顺利。在此之前，虽然拼音文字在越南也有使用，但范围特别狭窄，仅限于在传教士中流行，比如翻译经书等。当时的朝廷对西方传教也有抵触的情绪，因此拼音文字曾多次被朝廷下令禁止使用，这也与民间对之的排斥相一致，使得拼音文字在越南的主流文化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与此不同，汉语汉字则由于在越南已经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汉字被越南人称为“圣贤字”，“喃字”也是按照“圣贤字”而造的，这两种文字是越南人用来书写和记录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因此，当法国殖民者大力推广拼音文字之时，便出现了两种文化与两种文字的冲突。
法国殖民者认识到，要想在越南境内推行拼音文字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便决定采取移花接木的方式，借助汉字文化来推行拼音文字，其最重要的手段便是翻译中国古典小说。如法国馆员利拉雅（Liraye）认为“人们将不再反抗使用拉丁字母，若用安南语言翻译汉文经典著作”。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从1901年8月1日起在报刊上开出现了《三国志俗译》的连载。虽然直到目前，学界对译者是谁的问题尚有存疑，但主流观念仍认为该作品的翻译者是阮正铁。此后，《农古民谈》接着连载了《聊斋志异》《今古奇观》《包公奇案》等译著。从此，中国古典小说的越南读者不再局限于受过汉学教育的儒士阶层，而是扩大到掌握国语文字的各阶层人士中。短时间内，大批中国古典小说在越南得以翻译，而中国武侠小说也是在这一声浪中被引入到越南的。这样一来，原意只是为培养越南民众对字母文字的感情，却无意中已掀起了中国小说在越南的翻译热，同时也使中国武侠小说第一次以文本形式在越南得以广泛传播。
1905~1910年间，不少中国神奇或武侠英雄等类型的小说已被译出。阮安姜、阮正铁以及陈风色被《妇女新文》报刊称之为“南圻大名鼎鼎译侠”。尤其是陈风色，五年内即翻译了25部中国小说，如《罗通扫北》《五虎平西》《英雄闹三门街》《乾隆下江南》《风剑春秋》《江湖女侠》《后汉三合宝剑》等。该阶段的代表性译者有阮正铁、陈风色、阮安姜、阮安居、丁文斗、陈友光、黄志富等，他们都精通汉学与国语文字，且担任各家报社主编或副主编职位。1920~1930年，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印刷业也愈趋发达，这也导致武侠小说的翻译数量大大增加。这一时期中国武侠小说最为著名的译者是李玉兴，是华人。虽然至今未能找到关于此人的资料，可通过其笔名，可确定其为中国人。自1927~1941年，他前后翻译了16部武侠小说。此外，还有中北新文报（创刊于1913年）的记者阮杜木（1866~约1948），从1922年推出第一部译著，前后12年共有10部译作出版。
据有关人士统计，自1905~1954年，共有214部中国原著被翻译为越南文字， 160名译者从事中国小说翻译，所涉版本共有361个，这也包括因找不到原先译本需要重新翻译的以及经修订之后再版的。这些作品的出版数量少则1000册，多则3000册，一般会很快售罄，而武侠小说的再版在当时也是习以为常的事。
中国小说翻译热潮发展到顶峰后，由于译事泛滥，良莠混杂，无论是对原著内容的选择还是翻译的质量均呈失控之势，而仅仅依靠对异文化作品的翻译，也难以满足越南民众的需求。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越南的作家决定亲自投身小说的创作，从而引起了越南文坛的一次新变。许多之前从事中国、法国文学翻译的译者，经过翻译作品已积累了不少的经验，此时则开始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1920年，在南方，阮正铁创作了被学界评价为生气勃勃、多彩多色、丰富多样的《侠侣》，这也是越南国语文学第一部武侠小说。《侠侣》一经问世，便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在这部作品的引导下掀起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浪潮。此后，大批越南武侠小说涌上了市场，这段时间的武侠作品主要以册、卷等形式得以出版与发行。当时，比较受欢迎的是叶秋的《蝶莲红》，共5集，其中第一集发行数量为1000册，第二到第五集发行数量都是2000册。还有无名的《祭登科先生》、玉心的《峨眉武侠》、永真子的《血海柳村》、张明正的《飞龙演义》以及司兰的《红莲剑术》等。在越南武侠小说出版的初始阶段，每一册都很薄，大概有50页。到了20世纪40年代，武侠小说才开始以长篇小说形式出版，每一册约有200页。例如叶秋的《平风首领》，1940年出版，达到240页；海平的《红龙剑客》，1938年出版，也有255页。越南国语文学初期的作家，大部分都是从翻译转行而来的，因而创作出来的武侠小说也或多或少与原著有相近之处。
受到南方文坛小说创作，特别是武侠小说的创作的感染，越南北方作家也创作了一系列越南武侠小说作品，例如《红龙侠客》《山东侠客》《蓬莱侠客》《神眼》《森林之花》《碧娥复仇》《黎姮复仇的决心》《飞刀》《白燕者》等，这些小说也都是成册发行的，每册由一张日报叠成16页厚，售价为2~3分钱，人们为此将此类小说称为“3分小说”。当时很多作家都模仿他们翻译的中国武侠小说来创作自己的武侠作品。其中，北方文坛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范高巩所采取的模仿方式就很特别，比如他的武侠作品都是以 “中国武侠小说越南语译著”的名义出版发行的。他创作的《江东三峡》、《武雄杰》以及《六剑童》都被读者误以为是中国武侠小说的译著，但有趣的是这些“冒牌货”比真品还要畅销。
在此阶段，越南国语文学正值萌芽与形成时期，因此作家只是凭感觉和读者的喜好来决定写作，未能确立起独有的创作理念或形成确定的文学趣味，而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也只属于预热状态。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散漫的状态，也使得该期的文学创作在题材与类型上都显得十分芜杂，其中武侠小说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但由于南北圻的读者有着不同的阅读爱好，自1922年以后，北圻作家便开始把目光投向对中国悲剧以及爱情浪漫小说的引入，并加以“模创”，以迎合新生代的青年，特别是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南方文学的主要服务对象则仍是普通的平民劳动者阶层，由此使中国侦探小说、动作小说尤其是一般意义上的武侠小说等成为这一地区最主要的流传文体。
从该阶段越南文学发展的情况可知，外国文学翻译对萌芽与形成时期的越南文学创作与阅读起着重要的作用。翻译为作家们认识、了解和吸收东西方古今文学、文学流派等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中国文学的引入当然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多作家都是借助翻译来了解外国文学，进而通过模仿进入相对独立的创作，通过对原作的改写而创作出自己更为成熟的越南语作品。另一方面，翻译作品也渐渐改变了读者的审美习惯。20世纪初期兴盛的越南翻译之风，不仅把法国与中国文学名著译介到了越南，而且还为随后出现的越南本土文学包括武侠小说创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越南现当代文学中，我们是可以明显地察知中国文学、法国文学等对之的影响的，当然，这一切都是以国语字为载体的。
从中可以看到的另一现象是，对中国小说，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翻译，其出发点原是为促进国语文字的使用，推动国语文字的传播与接受。但是在其推行过程中，却为中国小说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从而在中国小说与越南广大读者之间架构起了一座开阔的津梁，确立了中国小说在越南读者心中的地位，使其成为越南读者精神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1945年后，由于南北两方政治上的对立，导致北方的文学脱离了原来的轨道，而南北两方各自的文学也在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化，并对越南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南方
中国武侠传播的盛期（1954~1975年）
1954年，越南南北社会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北方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党全民进入重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南方则陷入美国援助的吴氏家族独裁统治阶段。正因如此，南北两方的文学趋向大不相同。在此期间，越南由法国殖民时期的3个地区——北圻、中圻、南圻——被强行划分为北方和南方。根据当时的日内瓦协议，以17度线、9号公路稍北为军事分界线，越军在线北集结，法军在线南集结。原已计划在1956年7月内越南举行全国自由选举，以实现越南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但后来由于美国的失言，这一计划夭折，而越南终被分割成了南北两大地区。
政治上的分裂也导致南北两方在各方面上都出现了分化，文学也不例外。自1945年独立后，北方文学在政府的支持下，一方面无限制地大力支持学界对以中国、苏联为主的国外精英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另一方面则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出发，认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化包括诸如中国武侠、言情、侦探等小说是有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也无利于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的认识、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因此对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各种翻译及出版下了禁行令。相反，中国现代精英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工作却是零障碍地、一路畅通无阻地在越南全方位地展开。1948年7月，在越南举行的全国文化大会上，越共中央提出了建立越南新文化的民族、科学、大众的三大方针，要求在大力开展民族文化尤其是劳动群众的文化的同时，加强借鉴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文化的经验。在第二届全国文代会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总书记长征就强调了学习、借鉴世界先进文艺的重要性：“关于近现代文学，要学习社会主义文学。首先要研究兄弟各国（指社会主义国家）文艺，因为这是人类新时代的文艺、是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宝贵文艺。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艺经过的途径将给我们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应该了解社会主义国家文艺的理论、思想内容及艺术形式。”因此，译介包括中国进步文学在内的世界先进文学是北方文学工作者的首要工作。大体统计起来，这一时期出版的译作单行本（不含发表在杂志上的单篇译文）有百余种，有突出贡献的翻译家有十多位，他们是邓台梅、张政、胡浪、潘奎、简芝、黎春武、陶武、黄忠通、南珍、潘文阁等。这一时期，这些翻译家为越南北方带来了许多高质量的越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
南方则不同。1954年南方先是演变为亲美的南越共和吴氏家族独裁政权，后来发生军变，吴氏家族被推翻，政局动荡、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人心恐慌，人们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与希望，这使得文学尤其是小说的阅读往往成了他们逃避现实生活的方式之一。1954年以前，南方文学存在着译著与著作两大文学作品类型。其中，所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多半是武侠、艳情、侦探、爱情等小说。与此同时，由于翻译成越南语的中国武侠小说深受读者欢迎，译者们也开始自己执笔，创作越南的武侠小说。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越南本土武侠小说曾一度风靡，读者对之的喜欢程度甚至超过译作。 但1954之后，随着大量的中国港台武侠小说被引进到西贡，使得原本已占了上风的越南武侠小说再也没有容身之处。
1954~1975年，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金庸、古龙、梁羽生、卧龙生、诸葛青云等中国港台武侠小说作家的作品大量地译入西贡，不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文学趣味，而且对整个西贡文坛以及报社、出版社等媒介机构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未能找到中国大陆同一时间段的武侠小说在西贡传播的痕迹。因此，可以推测，这段时间，西贡所传播的武侠小说都来自中国港台。
最早译介到西贡的是金庸武侠小说。1960年以前，西贡几家出版社曾出版过几部被描述为“中华奇情武侠小说”的越语译著，可是没标注出原著作家。此类小说内容、情节较为简单，每本约有400页，常以邪不压正为结局。大约在1959~1960年间，《民愿日报》连载名为《蓝衣女侠》的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不明），读者开始明显表现出对此类作品的兴趣。另一部名为《吕美娘》的小说也非常受读者的欢迎，由此再次掀起“中国武侠小说阅读”的热潮。1960年，徐庆丰(Từ Khánh Phụng，明乡人)翻译了金庸的《碧血剑》并在《同奈日报》上连载。随后，《民越日报》也连载了肥徒（Đồ Mập）的译作《射雕英雄》（原著为的《射雕英雄传》）、《新报日报》登载了武才陆（Võ Tài Lục）与海鸥子（Hải Âu Tử）合译的《神雕大侠》（原著为《神雕侠侣》），从此西贡的“中国武侠”时代真正来临了。1963年，西贡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共两集的《独霸群雄》（原著为金庸的《白马啸西风》），译者是三魁（Tam Khôi）。同一年三魁还翻译了《小英雄胡斐》，其原著为金庸的《飞狐外传》，1964年又推出《雪山飞狐》的越语版。1964年，光明之路出版社出版《屠龙女侠》，即金庸原著《倚天屠龙记》，一共14册，每册约有400页。
这段时间的武侠小说翻译者均出身于书香世家，因此他们的译作相当到位，再加上作品本身的魅力，变化无穷的情节，使其获得极高的人气，深受读者的欢迎。当时，南方读者只要提到武侠小说，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金庸武侠。因此，当时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就是武侠小说“非金庸莫属也”。由于语言的障碍，大部分的南方读者不能直接阅读金庸小说原著，因此翻译在其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南方传播的也几乎都是译著。
金庸作品最重要的译者非寒江燕莫属。寒江燕先生是金庸小说在西贡得以广泛传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原为中学教授，汉语知识深厚，从殖民地时期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专门为法国殖民政府教育部翻译书籍。他从1965年起开始翻译金庸作品，1967年，香港《明报》连载《笑傲江湖》时，寒先生便联系金庸，并得到授权。于是，越南与香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推出《笑傲江湖》。在此期间，西贡共有44家报社，其中就有12家订购了寒先生的金庸作品译作。每到新一期出版之时，金庸手稿往往会从香港连夜空运到西贡。阮文寻先生（寒江燕先生当时的秘书）在武德海星的《金庸小说与越南读者》曾发文述及：“寒先生私宅在棋盘。每天早晨，各家日报的职员早已在客房等着。寒先生在书房，用完咖啡，便翻起《明报》来，开始翻译工作，我就坐在一旁做笔记。当时，12张偏薄的书写纸每隔一张又垫上了一张复写纸，用力地写。只有这样才能复制20多张厚的写稿。因此，那些报社职工谁先到就先得（上面的），谁要是来晚了，只好拿下面的，下面旳稿件当然没有上面的清楚，他们只好边看边猜了。所以各家报社所连载的也有可能不一样。”当时民间流传着“无金庸不卖报”[14]的说法，因此可以说，在当时整个西贡的报社几乎全靠金庸小说以及寒江燕的译著来维持销量。每逢台风，飞往西贡的香港航班均被取消，于是既没有了金庸的原稿，也没有了寒江燕的译稿，报社只好暂停连载，连载一停，销量就暴跌了。
就在金庸作品轰轰烈烈地影响着整个西贡社会之时，大约20世纪60年代中叶，古龙的作品也被引进到西贡。与金庸作品相比，当时的古龙武侠小说在越南的传播并不是很顺利，主要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这一时期古龙刚出道，因此其作品的影响力根本不能与金庸小说相比。虽然金庸、古龙的创作特点完全不同，但毕竟当时的古龙作品还不是古龙成名后的著作，而且金庸小说先入为主，令古龙的作品望尘莫及。再者，因为金庸作品的翻译队伍实力雄厚，虽然并非完美无瑕，但还是远胜于古龙作品的翻译者。尽管如此，古龙武侠小说也很受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当古龙所作《绝代双骄》被译介到西贡后，也引起了读者的很大关注。随后，古龙作《楚留香传奇》第一部以及《风云第一刀》（越语译著为《龙虎风云》）也在译至越南后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梁羽生是梁、金、古三人中最早出道、最早出名，却最晚被译介到越南的。即便译介的时间最晚，梁羽生的作品依然被西贡读者追捧。梁羽生的《白发魔女》、《七剑下天山》以及《萍踪侠影》虽多次再版发行但仍然畅销。同一时期，中国其他作家的作品也纷纷涌入西贡市场，大有独霸南方文坛之势，出版家、翻译家以及读者都围绕着中国武侠小说转。虽然其他的文学类型也不至于被“消灭”，但也只是配角而已。
除了梁、金、古三大作家的作品，中国港台其他作者的武侠小说也被大量译介过来。据阮友哲在其书中的统计，当时有5家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的5部作品，其中一部共有2000页厚。此外，起码有6家出版社出版诸葛青云的约10部作品，其中，《四海群雄》有1300页，《夺红旗》约有1500页。古龙作品共有11部约40集，加起来约有13000页。最为突出的是金庸小说的出版数量，其中《屠龙女侠》（即金庸作《倚天屠龙记》）有6集共2370页、《六脉神剑》（原作《天龙八部》）有8集共2820页，而《笑傲江湖》竟有15集共3000页。阮友哲也指出，随着中国武侠小说的引进，翻译队伍也随之而壮大。如徐青云、徐庆丰兄弟，苍兰，潘璟中，寒江燕，芳草，邱文，杨军，群玉，老山人，田中子以及吕飞卿等均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潘璟中至少翻译了6位作家的10部作品，在五家出版社出版这些译作。而苍兰在短短4年内（1969~1973年）即翻译了5位作家的62部武侠小说，并在5家出版社出版。寒江燕则翻译了25部武侠小说，分别在5家出版社出版，其中，金庸小说的译作便达14部，102集，约2.5万页。1966年由忠诚出版社出版的寒江燕所翻译的《屠龙女侠》则让当时西贡各阶层读者都爱不释手。
当时的西贡，武侠小说的读者没有男女老少贵贱之分，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教授、科学研究者也爱读，甚至出家人也同样喜欢看武侠小说，以至于有驻外大使吩咐下属从越南运出一大箱金庸小说以便其在他乡亦能享受阅读金庸之乐。此外，还有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的专家、学者们也会兴趣勃勃地研读金庸小说，阮维政（Nguyễn Duy Chính）在其所撰《我为何翻译金庸小说》中，提到“……连裴降（Bùi Giáng）也翻译卧龙生的武侠小说……”，可见，对西贡读者而言，武侠小说亦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这段时间的中国武侠小说主要是以报刊连载以及书籍出版两种形式传播。关于这点，黎川（那个时代的作家）在他的回忆录《南方1975年前的连载小说》中即谈到，1975年以前，西贡有两种小说出版方式，一种是书籍出版，另一种是每天的报刊连载。如前所述，约在1930年，报刊上已经出现了连载小说类型。1945年之后，连载小说对报刊的发行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在西贡，好的连载小说会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大部分读者是因为报刊上的连载小说而选择购买某一家报社的报刊。这样，即使其他专栏内容与别的报刊基本无异，也可以使报刊的销售利润得以保证。也就是说，畅销的连载小说保障了报刊的销售量，报社老板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20世纪50年代，西贡报刊连载小说的主要读者群是家庭主妇。当时，西贡城内与其他城市相比治安良好，安宁指数最高。男人是家庭主要劳动力，他所能赚到的钱足够养活全家，因此一般家庭的女主人不工作。她们做完家务后有很多闲暇时间，因此都特别喜欢看报刊上的连载小说。她们是连载小说的忠诚粉丝，而且也非常愿意花钱买登载她们喜欢看的连载小说的报刊。据统计，当时有50%买报纸的人是家庭主妇，而她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连载小说，因此，报刊是否畅销往往取决于是否与这些家庭主妇的阅读兴趣相投合。主妇们最爱看的主要还是那些门不当户不对但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与女性的兴趣有别，阅读的另一半即男性读者最爱看的就是报刊上连载的武侠小说了。这个阅读趋向一直被保留着，而各家报社也一直以这一规律来安排自己的版面。直到中国武侠小说在西贡的出现，最终将以上所陈述的阅读取向以及报社对连载小说的选择完全颠覆了。1963年之前，西贡只有9家报社，到1963年12月份，全西贡有44家报社，而没有一家报社不连载武侠小说的。1972年，西贡所有报社都有武侠小说专栏，其中包括了连载中国武侠小说和武侠翻译者或作家对武侠小说的评论。
1954~1972年间，由于中国武侠小说占绝对的优势，因此越南本土武侠小说的创作发展得特别缓慢。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越南武侠小说之创作不是因为读者已厌倦了中国武侠小说的译著，而是为了弥补读者对中国武侠小说的阅读需求。由于当时中国武侠小说不可撼动的地位，越南作家多半以模仿中国武侠小说为主要创作手段。例如当时出名的武侠小说翻译家梦平山，他的作品以原著故事的结尾作为线索和背景，用巧妙、生动的写作手法把自己的故事写作成类似于原著的续书。这种以假乱真的独特构思手段使得读者难辨真假，通常都把其当真。其代表作《古剑奇书》《叶家剑》《黑骑草寇》《红旗飞扬》等均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位读者，让读者痴迷。后世学者常称他为“越南武侠野史小说开创者”。此外，还有李佛山的武侠小说也特别受读者欢迎。李佛山也是当时中国武侠小说的著名翻译家，他原来负责《前线日报》武侠小说点评专栏。长期与武侠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接触，并进行琢磨与研究，让李佛山产生了创作的兴趣。于是他亲自执起笔来开始了其文学创作的生涯。值得注意的是，李佛山的作品在很多方面明显呈现出金庸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印迹，比如其所撰《龙虎争雄》中的德州，因奇遇而修成“十力指禅”，此指法能发出剑气。而德州的剑气与《天龙八部》中段誉的六脉神剑一样时灵时不灵。再者，李佛山越南武侠世界中也存在着丐帮，尽管与金庸笔下的丐帮相比，二者的帮会条规等并不一样。总之，这一时期的越南武侠小说创作虽未能完全脱离模仿中国武侠小说的取向，可是在某种程度上已出现了不少创新之处。如李佛山后来的武侠小说，结构清晰、语言朴素、流畅生动，作者以禅学及佛学为思想支撑，均匀、婉转地把武侠与历史结合在一起。作者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的想象力，把握历史的脉搏，并巧妙地引入真实历史人物，增加了读者对书中角色的亲切感，使得武侠形象更为本土化，这显然是个可喜的改变。
第三阶段：
1990年至今
1975年，越南统一，北方政府在南方实施了社会主义政策。鉴于南方文化过去存在的自由化、“不良化”倾向，统一后的政府彻底禁止了之前南方报社连载的所有小说类型，甚至那些曾经批判、排斥社会主义的作家还要坐牢接受教育与改造，以使他们接受、认可社会主义的原则与政策。换句话说，南方在美国侵略时期的所有被读者欢迎、接受、喜爱的读物基本上全被越南新政府禁止，其中当然也包括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的翻译、创作从此不复存在。
1986年，越南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也有所转变。同一年，已故的总书记阮文玲宣布给文学“解绑”，逐渐允许南方1975年前的各种多样化的文学品种存在。随着越南国内文坛风气的改变，武侠小说亦以新的面貌回归越南文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武侠小说，包括金庸、古龙等的作品都被各家出版社争相买下版权。与此同时，1975年后武侠小说所遭到的批判和排斥似乎也顿时烟消云散，读者和武侠小说之间的前期遇到的坎儿，虽因历史因素而形成，但至此也随新的时代的到来而被重新填平，越南社会开始全方位地接受武侠小说——这一被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1990年后，胡志明市的一些私人出版社开始筹划再版1975年以前出版的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便是武侠小说。
1998年4月30日，《劳动者日报》刊载了关于其近期内重译、再版过去曾经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的投资项目的消息。该报领导翠全先生表示，他们很重视此项目，因此不仅在人力、物力等方面做了细密的策划，愿意投入大量的金额，而且对译者的要求也特别严格。[19]同年5月，西贡《市场报》上报道了记者采访怀英与武德海星两位文学家的内容，其中，两位作家都一致认为：“应该考虑重印武侠小说，尤其是有艺术价值的（……）当《劳动者日报》的同事们刊载翠全先生的意见时，我们就意识到，武侠小说重回越南是千真万确的事。” 1994年，金庸《射雕英雄传》的译本在越南问世，这也是政府允许中国武侠小说重新传播后第一部得以出版的作品，出版者是越南青年出版社，在越南具有很好的信誉，因此《射雕英雄传》一经面世，便获得了热烈的追捧。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武侠小说在越南的出版与发行便步入正轨，越来越成气候。各家大规模、信誉度特别好的出版社逐渐参与这一出版活动之中。不仅如此，为了满足青少年的阅读需求，在出版《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西游记》等中国经典作品漫画版的同时，多家出版社还推出了金庸的武侠小说漫画版。据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从2000年由同奈出版社出版的《天龙八部》开始，如今已有4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侠客行》《鹿鼎记》等作品的漫画版。漫画版武侠小说虽不像其他作品形式那般脍炙人口，但却大大地扩大了金庸小说的读者群。武侠小说漫画版的主要读者为青少年，他们的理解能力当然还未达到可以理解大部头的武侠小说内容的水平，因此，通过漫画版来进行“阅读”便是他们最佳的选择。
南方出版社前后已与古龙家人和金庸本人联系并达成授权协议，买下了金庸和古龙的所有作品出版权，随后聘请专业的、职业的翻译家进行翻译。据统计，金庸的小说再版次数最多，其次是古龙。目前越南已有超过7家权威出版社对此类小说策划了大规模的翻译、出版计划。“武侠五大作家”的作品，如古龙的《流星蝴蝶剑》《无情剑客多情剑》、金庸的《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梁羽生的《侠骨丹心》已被翻译出版并多次再版。与1975年以前那段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从翻译到出版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各家出版社对翻译家的要求特别高，一些过去的翻译家因翻译的作品与原著内容不一致而被解雇。同时，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出版的作品也更为精致了，在版式等方面很吸引人。据南方文化公司2003年6月25日所提供的数据，仅仅10天，金庸和古龙小说的销售量就达到了6000册，这些会说话的数据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越南文坛所掀起的这股空前的中国武侠小说热。
从中国武侠小说传播到越南算起，经历了100多年的时间，如今中国武侠小说在越南所留下的足迹、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中国武侠小说不仅是越南文坛出现的重要现象，还是越南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越南社会思想与文化文学建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金庸、古龙作品几乎已经全部被译成越南语并多次再版。此外，梁羽生、卧龙生、陈青云、温瑞安、黄易以及中国新时代武侠小说作家小椴、萧鼎、凤歌、步非烟、苍月的作品也已陆续译介到越南，并掀起了一次次的武侠热。然而，从中越两国学界研究而言，这一现象则从未得到学界的真正关注，两国学者均不曾有专门针对中国现代武侠小说在越南译介、传播、影响等方面的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正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加强对中国武侠小说在越南译介、传播与影响历程的研究，尤其是从中探究这一文化移植过程中所包含的政治、社会等含义，它对于总结和借鉴中越文化交流史和译介文学史等，均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