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庄子》传播史上，刘安及其门客编订的五十二篇本《庄子》（含自作三篇“解说”）是一个重要节点，早期《庄子》本子均以该本为源文本。但汉代至少尚有一种廿三篇选编本，跟古本并行。传世三十三篇本《庄子》是郭象据古本删订而成的，由于其自身质性以及其他版本的佚失，它几乎成了后世所有版本的源文本。郭象完成了对《庄子》的重新塑型，这是历史的幸事，但显然也是历史的遗憾。摘要：《四库提要》所谓“不知存佚”之“徐
家本”，尚存人间，是上图藏明隆庆六年长洲徐祚锡刊《孔子家语》王肃注十卷本。缺叶凡二十有一，前十九叶由徐
据汲古阁刊本抄补，末两叶阙如待补。
摘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的《六臣注文选》底本并非宋赣州本，《四库全书考证》所指出的其底本的讹误基本都同于明翻六臣本，而《洛神赋》曹子建名下的注文也可证《四库》六臣本与明翻六臣本相同，《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所收六臣本的密切关系，进一步证明《四库》六臣本的底本属于明翻六臣本系统，确切应是明吴勉学本。摘要：南宋时期编选和评点古文的风气十分盛行，它们大都为科举教学而编，对古文文法的探讨尤其深入，周应龙的《文髓》即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家。《文髓》成书约在南宋理宗绍定至度宗咸淳之间，是周应龙归家后教授二子及门人所编。《文髓》在编选和评点上都极具特色，首先，《文髓》尤其重视苏轼之文，苏文篇数将近一半；其次，《文髓》所选唐宋名家数量最少，但却印证了在“唐宋八大家”经典化的过程中，早在南宋时期苏洵就已经与“韩柳欧苏”一起进入到最经典作家的行列。再次，《文髓》的评点对古文节目的分析尤其细致深入，揭示了“对眼字”等相关句法的使用，突出了结句使用虚词所达到的“软冷”效果，具有重要的文章学意义。摘要：本文从版刻特征、版本种类、刻本与文渊、文津两种阁本之对勘、刻本递藏源流四个方面，对南京图书馆藏明正统八年（1443）刻本《省愆集》进行论述考证，认为此书作为四库底本，反映了两种阁本所据底本之差异，揭示了该书在四库学研究领域的文献及文物价值。摘要：《三才图会》是明代嘉靖、万历间王圻、王思义父子编写的一部综合性图谱式类书，全书分天文、地理、人物等十四大类，每类之中以图系文，图文互证，保存了丰富的图像史料。本文针对《三才图会·地理类》图谱进行研究，将其分为“地图”“山水名胜图”与“地理谱表与图解”三类，分别考证他们的图像来源与绘作者。摘要：《花间集评注》是李冰若（1899—1939）为《花间集》所作的集注。今新发现有唐圭璋批点《花间集评注》的手稿。这份手稿作于1941年下半年或者稍后不久，是唐氏整合俞陛云刊载于《同声月刊》上的《五代词选释》内容而成，彰显出他对于词学动态的把握，包含着对俞陛云释词的“增华”意识，其后的《唐宋词简释》体现了这一点。这份新发现的唐圭璋批点《花间集评注》的手稿，对于今人研究其词学思想以及近现代词学批评具有重要价值。摘要：《宋文鉴》的编纂工作是一项由词臣发起，由执政官经办，由馆阁承担的国家行为。吕祖谦以馆职身份具体执行此事，其间与词臣偶有分歧，但并非学术之争。吕氏家学与宋孝宗的编纂意图高度契合。《宋文鉴》的编纂背后的学术之争，是在南渡之后的“元祐叙事”下，元祐学术中蜀学、洛学如何相容的问题。吕祖谦以文与道为判然二事，于其间取得平衡，将二者并置于此书之中。但这种方式是“调和”而非“融合”，元祐学术并未真正浑然一体。摘要：史正志于乾道五年（1169）编撰的《乾道建康志》，吴琚、朱舜庸于庆元六年（1200）编撰的《庆元建康续志》，是南宋年间的两部官修建康府志，均为十卷。史正志、吴琚曾知建康府，二志均编撰于其任职期间。因内容简略、体例陈旧，且由于《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新志》等志书的陆续撰成，故二志流传不广，并最终散佚。《乾道》《庆元》二志主要由《疆域志》《山川志》《城阙志》《祠祀志》等卷目构成，较为传统，虽有政事、武卫、文籍等内容之记载，但并未独立成卷，亦不够完备，与其后成书的《景定建康志》差距明显。但因二志均系官修府志，亦对建康府基本资料有所整理保存，故《景定建康志》修撰之时，对其征引颇多，因此，《乾道》《庆元》二志当是《景定建康志》编撰的重要参考文献及资料来源。谁是刘克庄称许的“才气飘逸”者?——《四库全书总目·〈竹隐畸士集〉提要》“张冠李戴”之误考析摘要：《四库全书总目·〈竹隐畸士集〉提要》把刘克庄《后村诗话》对《竹隐集》作者徐似道（字渊子）的诗评，张冠李戴，安之于《竹隐畸士集》作者赵鼎臣名下。其实，徐之《竹隐集》并非赵之《竹隐畸士集》或其中的一部分。四库馆臣的这一失误，客观上是因徐、赵二人文集名称略似，其所据《后村诗话》版本之关键文字有缺失而造成误判；主观上是疏忽大意，未曾比较《后村诗话》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并参阅相关文献，想当然地臆断。后之某些辞书或学术著作疏于检索，轻信其臆断，以讹传讹。其负面影响至今尚存，值得今人反思并从中吸取有益的启示。摘要：宋代诗论引郑谷“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窠”为例，言为“影略句法”。日藏《新编江湖风月集略注》中有介石朋“归送渊明过虎溪”句，亦云“影略（互见）之义”，又称“云土梦之笔法”。通过分析句法，认为“影略”侧重句法修辞，“互见”侧重句法结构，“云土梦”体现了日本注家力图摆脱中国诗论“套话”桎梏，另辟蹊径对诗法加以阐述的期冀和诉求。利用日本汉文古注本审视宋代诗论句法现象，正体现出域外汉籍的逆向利用价值。摘要：汪道昆集的编纂情况至今不太明晰。作为通行本的《太函集》一百二十卷，并非汪道昆自定，篇目收录不全，去取之间也不尽符合作者的意愿。《副墨》有卷数不同的各种传本，是汪道昆生前不同时期刊行的文集，其中存在篇目的增删问题，可补后来通行本的不足。《太函副墨》二十二卷，刊行于汪道昆卒后四十年，应是出于汪道昆手定。摘要：明代科举考试，初场以八股时文为主，最初只是敷衍传注、发明义理。到了晚明，“以古文为时文”成为重要的一种文学现象，而其弊端也愈加严重。艾南英以救正八股时文弊端为己任，倡唐宋大家之文。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为文效法七子，宗尚秦汉。陈子龙与艾南英之间的文学论争及冲突，所争论的虽然在于古文的创作，然而其本质则体现的是明代科举与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可以认为是披着文学外衣的八股时文创作方法之争。摘要：《列朝诗集》闰集“神鬼”是专收神祇、人鬼、物怪的单元，其体例直承《唐音统籖》等明人编大型唐诗总集，史源则多出自明人笔记、诗话、小说。牧斋汰去了其中涉及宣教、艳情、功名等思想的文本，同时着重记叙文人成仙的宗教传说。其撰集体例经由朱彝尊推广，为盛清时期郡邑总集选家所普遍采纳，成为一种与近世文学经验相适配的文学史话语。摘要： 汉武帝时期，酷吏张汤屡次称赞尹齐“廉武”，此即《史记》所载尹齐“事张汤，张汤数称以为廉武”。但是，今本《汉书》却记载为尹齐“事张汤，汤数称以为廉。武帝使督盗贼”云云。当以《史》文为是。今本《汉书》衍“帝”字，“武”字当上属“廉”字为句。楚人多谓“士”曰“武”，张汤以尹齐为“廉武”，“廉武”即“廉士”。《汉书》至迟在南宋时就已衍入“帝”字，世人多不知此，又不明“廉武”词义，故在引述之时多存误说。摘要：东汉孝冲皇帝刘炳年号有“永憙”“永嘉”“元嘉”“永熹”四说。传统以“永嘉”为正，但南宋淳熙年间曾出土书有“永憙”年号的石刻，“永嘉”说因而受到怀疑。自清以降，学者多从“永憙”说，现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后汉书》亦以“永憙”为正。本文通过重新梳理宋代文献及晚近发现的金石铭文，认为汉冲帝年号应以“永嘉”为正。摘要：阮孝绪《七录》列“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录”为外篇第二，他的这种分类方法不仅受时代影响，更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密切相关。阮孝绪出生在玄学世家，长于有天师道信仰的家族，本人崇信佛教，因此对佛道之书颇为重视。他打破王俭《七志》之例，将佛道二录纳入“七录”之限，使二家之书与经史之书并列，抬高了二教的地位；他将“佛法录”列在“仙道录”之前，申明了自己的信仰所在。摘要：前人认为宋高宗朝枢密都承旨以待制为之，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和考察文官任枢密都承旨所系官衔，认为枢密都承旨当以“两制”为之，而非“待制”为之。清中叶中韩学人交游与书籍传播的学术意义——以洪大容为中心的考察摘要：洪大容作为朝鲜时代的重要学者，与同时代的中国学者交往频繁。朱文藻《日下题襟集》、洪大容《湛轩集》等著作所录信札皆可考察中韩文人的学术往来以及治学态度与方法。朱文藻、严铁桥皆精于文字、训诂之学，且擅长金石碑版研究，治学偏向训诂考据一派；朝鲜北学派代表洪大容则以天文、历算等实学为研究重心。洪大容与严铁桥、朱文藻等清代学者的交游通过笔谈的形式展开，两国文人又以书籍交换的形式促进了学术的深化。摘要：焦循的《里堂家训》一书曾以稿本、手书卷子、刻本、影印本等多种形式流传于世，学界对于这些不同版本之间的异同尚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笔者因参与编辑出版《江苏文库·文献编》而寓目各个版本。本文从《里堂家训》稿本的两次“离而复合”的经历入手，厘清了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考察了参与到稿本复合这一工作中的晚清、民国两个时期的江南藏书家与出版人，充分肯定了他们“众擎易举，各出所藏”的努力。摘要：晚清徽州学者汪文台撰写了《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识语》，对《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文字训诂、校勘讹舛、版本异同辨析、史实依据考证等内容作了新的补正和审定，首开学者对“校勘记”的研究之风。他汇辑七家《后汉书》，为后人提供了《后汉书》所缺失的珍贵史料，成为研究东汉时期历史的必备参考书。他编撰《红毛番英吉利考略》一书，对英国以及周边国家或地区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政治制度、军事情况、财政经济、对外关系、文化宗教、民情风俗、行政区划、土特产品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与当时学术界提倡放眼看世界的社会思潮相契合，展现了他持有开放的心态，被誉为学贯中西的“通儒”。《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尔雅诂林·叙录·书目提要》“胡元玉《雅学考》”条订补编委：马樟根 许嘉璐 孙钦善 严绍
李修生 宗福邦 周勋初 姜小青 袁行霈 倪培翔 曹亦冰 曾枣庄 楼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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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毛诗》注文与疏文合刻始于越刊八行本，但久已不传，唯台北故宫博物院尚存一日抄八行本残本，乃杨守敬于日本访书所得之旧藏，鲜为人知。世所通行的《毛诗注疏》皆属于十行本系统，较之前者，多有疏漏。该文对日抄八行本作简要介绍，并通过将之与单疏本、宋刊十行本以及传世诸本相比较，在考辨异文的基础上，探讨该本对于了解《毛诗注疏》原貌、纠正传世本讹误、考索版本源流与嬗变、保存《毛诗正义》异文等方面的文献学意义和价值。摘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文公先生小学大全》，著录为元刻本，本文通过对其版本特征及其引用注释的出处、体例的考证，发现其版式、字体复杂多变，有部分注释系修板时补入；该本注释中包含有出自明人著述的内容，且其引用《论语》《孟子》各章承袭了《四书大全》相应部分的注释。故可推知，此书刊刻时间在明永乐十五年（1417）之后，当不早于明宣德元年（1426）。摘要：马愉为明宣德二年（1427）状元，其诗文在成化及嘉靖年间两次结集刊刻，以《澹轩文集》之名行世，《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于“存目”之中。成化本早已无存，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嘉靖本，是目前所知唯一的存世刻本，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用作影印底本，并于2013年4月入选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极为稀见。本文就《澹轩文集》书名异名、刊刻过程、有关抄本等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考证。摘要：明代“前七子”复古派领袖何景明任官陕西提学副使期间所作《学约》，是研究何景明教育实践、文学理论、学术思想，考察明代提学官学政管理、士子科举教育等问题的重要材料。《学约》今已不存，然岳伦在《学约》基础上编成的古文选本《学约古文》尚存。本文通过明嘉靖十年（1531）杨抚刻本《学约古文》还原何景明《学约》内容，又校勘《学约古文》现存主要版本异同，考察《学约古文》与何景明《古文集》之间的关系。学界多以《学约古文》《古文集》为不同作品，然二者实为同书异名。《春秋左传诂》成书考——以其所辑《左传》汉儒旧注为考察中心摘要：《春秋左传诂》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代表作，在清代《左传》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左传诂》所辑《左传》旧注为考察中心，通过细致比对《左传诂》与宋儒王应麟的《古文春秋左传》、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严蔚的《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在辑佚条目数量、来源及文本等方面的异同，指出《左传诂》在辑佚过程中参考了王、余、严的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因袭了诸家辑本的文本特征，且辑佚条目亦欠完备。此外，学者多谓《左传诂》中的“杜同此”“杜取此”“杜本此”三条例为洪氏所独创，其实王应麟早已运用了“杜同”“杜注参用”的形式。应该说，洪氏制定的条例直接得益于王应麟的启发。摘要：武英殿本《论语注疏》是以明万历十四年（1586）北京国子监刻本的初印本为底本的，其校本有毛本，还可能参考了宋八行本。殿本《论语注疏》新缀入了释文，这些释文应来源于《通志堂经解》本《经典释文》。殿本《论语注疏》的成就和贡献体现在缀入释文、调整体例、附有《考证》、施加句读，尤其是精加校勘、订讹补缺等方面。殿本《论语注疏》是历代《论语注疏》版本中内容最全面、校勘最精善的本子，是古代经疏体系最完善的样态，也代表了清代乾隆初年官方经学的水平。此本的不足之处是调整注疏的起讫语有失当，校改偶有错误和遗漏，释文也偶有错误。摘要：周有二密国，一为西土密须，一为畿内密。二者族姓、地望、政治进路迥异，一度并世共存。泾上灵台姞姓密须曾遭文王攻灭，而于其故地另封姬密则系乌有事。共世密康公即为姞密后裔。畿内密与周王同姓，政治进路以出任王官为常，密伯供职于成周，协助周王巡守并控御外服诸侯，于河南密县领有封国，密叔则于宗周王廷出任高级军官且任册命傧右。透过畿内密大小宗于王室任职经历，似能看出周制世卿世禄外，仍有一定建官用贤功能。摘要： 清代经学重视考据，学者致力于先秦两汉经典的研究，其精深广博是今人难以企及的。作为清代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江永熟谙经史，长于比勘，其《乡党图考》于先秦典籍中每有疑，辄能多文并举、互见，纠抵牾、辨真伪、见真知。其书起首若干章节以孔子为对象，专以考辨为宗旨，是江永作品中难得的综合经史之作。除《图考》外，江氏还著有《孔子年谱》。本文辑录江永著作中有关孔子研究者，有争议处对照其他研究，通过展示江永的孔子研究成果，管窥江永以经证史的史学研究风格及成就。摘要：《明本释》是研究宋学的重要参考书，书中对孙复、石介、范仲淹、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王安石、司马光、范祖禹、刘挚、杨时、胡安国、胡宏、张九成、朱熹和吕祖谦等宋代名儒的言论多有引论，并述及东学、洛学、关学、荆公新学、苏学、胡学等两宋主要学派源流和人物传略，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其作者刘荀的生平，史载不详且有歧异。本文参稽史籍，对其家世和仕履进行较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记述和研究上的讹误，基本厘清了刘荀的世系和仕履脉络。摘要：《历代名臣奏议》为永乐间黄淮、杨士奇奉敕主编的奏议类文献汇编。是书始纂时间当在永乐七年（1409）二月至十二年九月之间，参纂人员除黄、杨二人外，可考者尚有周忱、卢翰、林志、陈循四人。此书无序及编纂官衔名，其根本原因在于立储之争，由此而导致监纂官黄淮身陷囹圄。就史源问题而言，该书先秦部分有大量的内容取自刘向《说苑》；唐及五代部分，有学者认为有取材于《旧唐书》《旧五代史》，实则不然。《历代名臣奏议》推动了后世“经世文”以及奏议文献的编纂，在当今的历史文献编纂、辑佚等方面仍有较高的价值。摘要：《后汉书补注》与《汉书纂录》是清代惠氏家族在史学上的代表著作。详细考察这两部著作，能够促进有关吴派史学渊源与思想特质的研究。惠栋在史学上深受顾炎武启发，并形成了一种以“汉义”诠“汉史”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根本上而言是尊崇“汉学”的经学观念在史学中的具体表达。惠氏史学与经学立场一致，方法相通，多部著作的更名反映了其“汉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他的经史研究还共同透露出政治压力下的思想隐衷。摘要：朱筠是清代重要学术人物，国家图书馆藏有其《椒花吟舫文稿》八册，是朱筠辞世后，家人收拾其遗作手稿装订而成，尚未经统一誊清，故集中诸篇形态各异。其弟朱珪即据此稿本及其他资料编刻成《笥河文钞》，作为朱筠文章最早的选本行世，《文稿》保留的编辑痕迹，展现了《文钞》的编选、校订工作。而《文钞》又有二卷本和三卷本的不同，三卷本是在二卷本基础上加刻了卷一九篇应制文而形成的，《文稿》前四册与后四册的细部区别也正体现了这一发展过程。摘要：“舆说辐”见于《周易·小畜》“九三”，陆德明《经典释文》谓辐“本亦作輹”，此后宋、清两代及现代学者针对“辐”、“輹”二字的正误问题，从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展开考辨。通过梳理千余年各家的研究成果，结合出土文献及考古学的成果，可以在学术史的层面为《周易》校勘研究提供参考帮助。摘要：《匠人营国》篇的布局原则主要有“一门三道”“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些原则的思想渊源均能在先秦文献中找到。“一门三道”源自先秦时期为社会稳定有序而作的理想化设计。“左祖右社”源自先秦时代的阴阳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左吉右凶”的观念。“前朝后市”则是对商、西周时代王与王后分治观念的追述。实际上《周礼》的天、地、春、夏、秋五官系统中也包含这几种原则。由此可知上述几种布局原则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所以《匠人营国》篇并不是根据西汉长安城的布局写定的，其著作年代应在战国时期。摘要：韦昭《国语解》是研究《国语》最重要的著作。但该书的撰著年代及音注问题仍含混不清。从韦注所涉孙吴的地名入手，可考证出韦昭作注的时间在赤乌五年（242）至宝鼎元年（266）间。天圣明道本《国语解》卷一《周语上》的反切直音皆非韦昭注，而是羼入的唐人旧音。比勘宋本《文章正宗》中的《国语》选篇，可推定明道本的注音并非清人影抄时羼入，或是宋本的原始状态。摘要：“四部”称谓最早见于东汉末年，专指集部文献。东汉末期至南朝梁，校雠工作中使用“五经”“四部”“史汉”“诸子”代称甲乙丙丁四部图书。南朝梁至唐朝初期，校雠工作中使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替代“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的称谓。但是，从东汉末期至唐朝初期，编制的四部图书目录始终以“甲乙丙丁”命名，直到显庆年间，《隋书·经籍志》使用校雠术语替换四部目录的称谓（甲乙丙丁），“经史子集”才由校雠工作中的专业术语嬗变为四部目录的称谓。唐宋时期，称引四部书时，依然以“甲乙丙丁”命名，抑或结合校雠学“经史子集”的称谓和目录学“甲乙丙丁”的称谓，采用目录次序加校雠内容的混合称引方式。摘要：敦煌文献中有三件道经的包首题、卷题下有“土”字标识，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千字文帙号”，是道藏的标号。但三种道经合计近二十卷，不可能同在一帙之中。开元道藏也不太可能编至“土”字号。佛教大藏经至五代时方流行以千字文编帙号，道教不可能远在唐代中期以前就用千字文帙号。这一“土”字其实是收藏地净土寺的简称。唐代官方道经目录《三洞琼纲》的影响有限，敦煌地区也未必有官颁道藏全藏。摘要：册礼使一职最早出现于唐代，最初临事而设，唐玄宗以后逐渐作为专项使职成为朝廷宣册命、行册礼的主要执行者。唐代册礼使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大系统：对内负责从皇帝、皇太后、皇后、皇太子、诸王、妃嫔、公主直至臣下的册命，完成权力关系的分配与承认；对外执行对边疆民族首领的册封活动，致力于藩属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册礼使名为礼仪性使职，但在中晚唐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并一直延续至清代才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摘要：《傅山全书》是傅山著作的汇编，规模弘大，内容丰富，为傅山研究提供了充足的文献。由于傅山具有强烈的艺术个性，其诗歌戛戛独造，自成一家，其书法拙丑倔强，好用奇字，从而导致《傅山全書》诗集整理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是编次错误；二是误收他人诗；三是误收伪诗；四是错改原文；五是误释误断。本文以《傅山全集》的诗集整理部分为例，指出上述讹误，希望整理者加以重视。摘 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目前中国最具权威之古籍善本书目，对于了解现今所存善本古籍概貌及鉴别、整理善本古籍皆有极高之参考价值。惟因其书所著录之善本古籍数量繁多，编辑者得以实地复核原书者，仅占少数，故难免有疏误之处。本文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所著录“《毛诗名物图说》九卷，稿本”、“《周礼註疏》十八卷，明末张采刻本”、“《阎红螺说礼》三十三卷，明崇祯九年阎氏二分明月菴刻本”等三书中之问题提出讨论，勘订其误，或有助于其书之更臻完善。三处之误，盖皆由于未细审原书内容所致，由此益显示细审原书内容对书目编辑之重要性，值得重视。编委：马樟根 许嘉璐 孙钦善 严绍
李修生 宗福邦 周勋初 姜小青 袁行霈 倪培翔 曹亦冰 曾枣庄 楼宇烈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代号：ISSN1004-3241
组稿：孙州
排版：小孟
统筹：凤凰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