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 | 我曾经一直很喜欢戏剧
罗兰·巴特（1915—1980），当代法国思想界先锋，著名文学理论家和评论家
我曾经一直很喜欢戏剧，然而我现在几乎不再进剧场了。其实这么一个转变让我自己也很吓了一跳。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我变了么？或者难道是戏剧变了？还是我自己不再喜欢戏剧了，亦或是我太喜欢它了呢？我小的时候，从14岁起就经常光顾卡特尔（Cartel）的那些剧院。我常去Mathurins的剧场和Atelier看Pitoeff和Dullin（也有时候是Jouvet或Baty）的演出。我喜欢Pitoeff的保留剧目；也十分钟爱Dullin的表演，因为他不是在演角色，而是角色融入了Dullin本人的灵感和呼吸，无论他演什么都是这一个样子。我在Pitoeff和Jouvet的表演中也能看到这种特质。他们都是一种“语调”性的演员，我的意思是他们操着一种陌生而高贵的“语言”（这在Jouvet的电影里就更明显了），该“语言”的基本性质既非情感又非逼真拟态，而仅仅是一种充满激情的简单的闪光。我喜欢那种演所有的角色都一种方式的演员，只要那种方式是活跃而清澈的；我不喜欢一个装模做样的演员，这点也有可能是我和戏剧之间最初的纠葛了。我后来除了在Jean Vilar的作品里就再也没有见过这种“语调”的艺术的继承了。
Louis Jouvet（1887—1951），法国演员、戏剧导演
1936年，我和在索邦的几个同伴组成了一个古代戏剧社团，我们演了《波斯人》。我得说，那时侯集体和友谊的经历取代了戏剧实践的经历而占了主导地位，而且也有可能是我对戏剧本身思考的最少的一个时期。接下来的几年我远离了戏剧（因为战争、疾病和海外生活的缘故），然后由于参与了《人民戏剧》杂志的创办（和Robert Voisin、Bernard Dort、Guy Dumur、Jean Duvignaud及Morvan Lebesque一起），我重新又积极的接触到了戏剧活动。因此能有机会深入到理论层面并通过对法国戏剧演出的评论，来提出一些大的问题，比如：剧场经济、观众成分构成、剧本创作、保留剧目和表演的问题。以上的这些是从办杂志的时候开始想的；而后在TNP（人民国家剧院）的第一次经验首先给了我好多启发；这一切在Berliner Ensemble[韩：这是布莱西特的团体，应该叫什么呢？柏林人集体？]来巴黎演出的时候被一阵突然的灵感照亮。这一个灵感的小火花变成一场大火：我眼里再也看不见法国戏剧了；在柏林人和别的剧团之间，我感到所存在的不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别，而是一种本质上的甚至是历史上的差别。对我而言，我从中辨识出了大道[实践的本质：radical de l’experience]。布莱希特使得我的口味接受不了任何不完美的戏剧了，我觉得我就是从那时侯起就不再进剧院的了。
这看上去有点极端了，还有些没理性和没创意。仅仅因为一件事没法做到完美为借口而转变态度不太好（起码有人这么说）。我也承认这种退出对于现在的一些作家和团体来说并不公正，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明白布莱希特式的完美已经使得我们的戏剧发展前途渺茫。很矛盾的是，布莱希特式的戏剧是一种代价不菲的戏剧：绝无仅有的精细的导演、排练的次数、对演员的职业化的保养及至对于演员的表演艺术的保养。除非有一定数量级的观众为支持，这种戏剧无法在私有经济下存在。然而尽管如此，四年来法国对此问题并没有成熟的认识到。再有才华和热情的法国监制都无法自拔了。剧作家布莱希特无所顾忌的上了我们的舞台，而他的作品却着实的暧昧。布莱希特主义是一种需要一套完整的政治为其背景的真正的“文化”，我们是没办法偶然地、孤立地来搞布莱希特主义的。因此，即使在评论层面，我除了重复对于与类似我们的戏剧剧本体系的不满意之外，也无计可施（我的这种不满意甚至都不指向任何的个别演出）。
现在必须重新回到“布莱希特眩光”（l’eblouissement brechtien）这个话题上来，因为似乎正是他很矛盾的导致我远离了戏剧。当我们希望有一种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人民戏剧、同时在另一方面又要求此种艺术是能严格注意其象征符号（signes）的；换言之，当我们想要一个处于政治思考结果和“语义”思考结果交叉点上的剧作的话，那就几乎没有必要说出个为什么喜欢布莱希特了。显然我想要说的也不是这些显见的理由。我情愿处于一种个人的视角，而毫不夸张的说，从我个人对布莱希特剧作的眷恋中剥离出一种并不明显的成分：他的“格调”（distinction：区分）。对于那些喜欢一出革命戏剧中的资产阶级化的价值观就和喜欢其资产阶级趣味一般的人而言，这种成分是次要而无甚意义的；然而，说白了正是此一种结合，我认为十分重要：即一种抛弃了所有小资情趣并严防其形式发生任何庸俗化的政治戏剧。何谓庸俗？此乃一种附庸的、暧昧的价值观念，由一些无聊琐碎的禁忌调成—此点如同赶时髦的人所津津乐道的那些空洞的调调，而此观念又几乎不为人的意识察觉。
贝尔托·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大师
而且，在我看来“庸俗”是一个严肃的迷。从词源学上看来，“庸俗”、“格调”这些字眼表达了一种阶级的视角（所谓“服饰格调”能追朔到“资产阶级”被严令着平民服装的时代，彼时其已汲汲追求能在细节上另出新意赋予自身一种“区分”[格调]）。无疑，这么说会受到美学主义的质疑。然而我认为将一种被剥离出来的价值嫁接到一种“民主”的艺术是绝对有必要的。没有一种历史或曰没有一次历史运动是没有争议的；也没有一部完整的作品是没有内在悖论的。我觉得在一出政治戏剧，或说“人民”戏剧里放进一颗“格调”的活胚芽（无论是何种格调），此举是一种政治原则和“人民”原则：因为首先一种“孤立”的形式赋予作品一种内在力量，若没有这种力量就“什么都发生不了”；其次因为这个问题吸引了我们所有的大众文化。再多说一句，我觉得今天我们有能力精确界定出何为一部庸俗的作品了；所谓“今天”，而非“昨天”，是因为结构主义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界定的方法，将庸俗视为语义性上的功能不调和不良的“符号”经营。我相信不用过多久，“趣味”就不再是神秘且充满时代落差的雅致了，而必定会变成一套类似于关于“码”的技术的问题（就和古典时代的情况相同）。
我想，我正是将布莱希特式的“格调”置于一种“码”的视角，而非某种标志性的颜色或者某种所谓的“运动”（这些能在其他同时代的人那儿看到）。这种“码”如此的清晰和质朴，就如其演出一度曾如此令人目眩和尖锐。面对其调和政治内涵与艰深形式这一对矛盾的最后高度平衡，在我眼里接连涌现的新作就都是不完美的了，总的来说，说白了就是：失败（manque）。有一个缺点不是偶然的：即迎合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迎合与咱们的戏剧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举例来说，今天我们的一个演员由于其专业、职业和其无可选择而度过的这一实践生涯的缘故，无法避免庸俗（除非事出偶尔）。与电影院，尤其是近来的电影院相比照，在我看来戏剧喜剧艺术业被挤压的几乎成了“史前”的了。
我对布莱希特和他的剧作的看法无疑是奇想那一类的。我们也可以说那是简单的乌托邦式的，但是它必定在今天能给出一些启发。如何能做出既能让人接受而又复杂的艺术？这个悖论大家也一直在烦恼，但是布莱希特把它解决了。然而注意：他解决问题的那些手法，如今被滥用了。在我离开戏剧的那个时候，我在我们的戏剧中就已然看到太多的手段被滥用，用来继续在其中取乐，这也可谓是一种布莱希特式的心法喽。
罗兰·巴特 1965年5月《ESPRIT》
（韩少华老师译，授权海螺发表。爱戏剧，爱生活，各位周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