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仍处在传统的道德系统里——“定规矩”依靠“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样的道德信条，但这些道德信条间彼此之间不一定有相互解释关系。一种道德信条的变化，也无法自动的带来连锁变化。在这种语境下即使单方面取得很强的成就，也很难带动其他领域协同发展。而西方当时已经开始迈入现代国家，他的语境是一种在规则系统之下——每一条具体规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规矩与规矩互为解释，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一条规矩的变化，整个体系也随之变化，所以具有很强的拓展性，能不断的进行自我演化。在这种语境下，西方文明更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坚船利炮的力量其实并不取决于科技，而是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那就是它的价值观。比如宪法，既是“定规矩”的系统，也是对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它是一个过程，而非目的。正如王人博老师在书中所说：“如果说宪制意味着被保护个性的发展，那么国家富强首要要求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为了富强牺牲个人自由，这本身就不符合宪制价值规范。”在王人博老师看来，现代与古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制定了个人与国家间权力义务划分的“规矩”——宪法，人们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因此，这场现代“规则系统”与传统“道德系统”的“定规矩”之争，才是“跪与不跪”这一冲突的本质。▍1840年以来的中国：普遍的“规矩” VS 特殊的“语境”马戛尔尼的访问，其实只是为两种规矩的冲突开了个头。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虽然两种规矩各自不同，但很少有交集。自从近代世界立宪运动开始，整个人类的历史汇入了同一条时间流——王人博老师称之为“格林威治时间”。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注定了1840年中国历史以另一种方式开场。王人博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写道：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事实上，就是一次特殊规矩与普遍规矩的剧烈碰撞。晚清的精英们第一次意识到，大清有大清的规矩，世界另有规矩。此后的历史，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向西方学习，探求自身的复兴之道。然而，对外来“规矩”的认知及其局限，却使中国在拥抱现代性价值的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直至今天。在现代性价值尚未完全落地的今天，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司空见惯的价值观撕裂，其实都是对“规矩”及其本质认知的撕裂。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至少可以梳理出下面最常见的几个误区：◎将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并用前者否定现代性的普遍价值。结果，文化资源反倒成了向文明转型的包袱。事实上，文化不必要，也不可能相同，但文明必然会趋同（《1840年以来的中国》序言）。◎走向两个极端：无视语境的差异性，以及将语境当作拒绝现代性普遍价值的挡箭牌。◎对工具理性的东西，比如，技术、管理、甚至市场，统统拿来主义，对价值理性的东西，比如，自由、个人主义等，却视若洪水猛兽。岂不知“坚船利炮的威力，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联系”（《1840年以来的中国》序言）。◎用“后见之明”将历史简化为粗线条，甚至错误归因。比如，有人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有人说，是因为选错了老师；有人说，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加上民粹崛起，等等……以上既是理解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最常见的误区，也是导致今天价值观撕裂的认知源头。《1840年以来的中国》，这部写作长达25年的书，不仅提出以上真问题，阅读它，也是破解这些问题的一场思想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