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肾换老婆：他们争先恐后，沦为器官黑市被挑选的商品
面对镜头，几十个男人侧着身站成两排。
他们掀起身上那些破旧的、褪色的、被汗渍一遍又一遍浸透的上衣，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挺起在炎热阳光下锤炼出的黝黑皮肤，展示出腰侧那道养活了一家老小的光荣伤疤，蜈蚣一样的痕迹匍匐在肚皮上——
那是卖肾留下的伤疤。
图片来源：纪录片《人体器官交易实录》
曾经，透过这个切口，「多余」的那个肾脏从他们身上被取出，然后移植进另一个能够支付得起这笔费用、并且亟待一个健康肾脏维持生命的病人体内。
卖掉这个多余的器官，他们的生活获得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通过卖掉肾脏来改善生活的做法在当地男性之中蔚然成风，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互助团体，聚会时，互相炫耀卖肾带来的「好生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是幸运的一批人。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人等待着配型成功，以便尽早卖出自己的肾脏。
这里是菲律宾，是向全球供应肾脏的「农田」。
卖肾，穷人的「生财之道」
2019 年 9 月 27 日，菲律宾马尼拉，Carlos 登录 Facebook 账号，发布了一条帖子：
「本人欲出售一个肾脏，如有需要请联系。非诚勿扰……」
随后，他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血型，并说明，自己目前正处于急需现金以解燃眉之急的困境之中。
不久之前，他的妻子在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初为人父的喜悦并没能持续多久，恐惧和担忧渐渐充斥他的心间。
他原本打算让妻子在家分娩，但因为一些意外，这一经济实惠的计划落空了。眼下，虽然医院里的妻女平安无事，但高达 14,000 比索（约合人民币 1876.75 元）的巨额医疗费用却让他陷入绝境。
Carlos 清楚地知道，他砸锅卖铁也凑不齐这笔费用。因为付不起医药费，他的家人们还被强行「留」在医院里。
「医生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把家人带回家时，我感受到了千斤重担。我只能对他说，我会竭尽全力去挣钱。」
Carlos 从小便生活在马尼拉最贫穷的社区里，这里的人们常年挣扎在生存线上，游走于灰色之中，耳濡目染之下，他知道绝境中应该去哪里找钱。
一个贫穷的人，至少还有自己可以出卖。
他给欠费的手机充上话费，然后在 Facebook 的搜索栏中输入「肾脏待售」，跳出的搜索结果显示，有人正寻找着器官，也有人在寻找买家。
尽管希望渺茫、尽管风险重重，山穷水尽的他在仍然在数条求肾的帖子下留言。
「万一我成功了呢？」
Facebook 上出售肾脏的信息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贫困的绝望驱使着无数像 Carlos 一样的穷人以卖肾的方式纾解困顿，却给众多富裕的肾病患者带来了希望。
对饱受透析折磨的病人来说，昂贵的费用不是问题，他们最关注的，是如何跳过等待合法捐赠肾脏的漫长名单，尽早获得一个健康、鲜活的肾脏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
但富人们并不愿意纡尊降贵亲临贫民窟，寻找合适的肾源；穷人们则空有卖肾的念头，却不知如何付诸实践。
因为有利可图，肾脏中介就此诞生。他们连接起从肾脏提供者到医疗机构、接受者的网络，维持黑市蓬勃发展。
这些中介同样来自于菲律宾的贫困社区，熟悉当地生活的人群，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像猎手一般在猎场上四处游荡，精准狙击那些迫切需要金钱的穷人们，并将目标猎物一步步引上手术台。只要将有意捐献者带到医院进行体检，中介们就能获得一笔小额酬金。
通过检查后，候选人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等待匹配到合适的捐献机会，卖出自己的肾脏。这一年的时间中，候选人和中介的饮食费、交通费均由肾脏接受者承担。
完成一例手术后，肾脏接受者大致需要花费 200,000～300,000 比索（约合人民币 26810～40216 元），捐献者大约能获得 120,000 比索（约合人民币 16086 元）。
Reyna 是众多中介之一，数十年的工作让她了解所有「捐赠者」的心态与背景，并巧妙地运用各种话术：「是『梦想』促使他们答应捐献器官。他们也想住得起房子，买一辆车，过上安逸稳定的日子。」
她的丈夫多年前已经卖掉了一个肾，使用丈夫的例子现身说法，效果很好：
「最重要的是获取他们的信任，让他们相信我们是朋友，我发自内心地想帮助他们脱离贫穷。」
无法被治理的黑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北美和欧洲的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数不断增加，贩卖肾脏变得愈发流行。
菲律宾凭借全球最低价的肾脏移植一条龙服务，备受有意购买肾脏的 ESRD 患者青睐。
2005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菲律宾列为全球五大器官出口国之一。随着 2004 年哥伦比亚等国家开始严格限制向外国人实施器官捐赠手术后，菲律宾在器官贩卖黑市中更受欢迎。
2006 年，菲律宾的活体肾脏捐赠者为 654 例，但在短短一年之后，这个数字飙升至 1017 例。
为了消除来自国际社会的质疑，菲律宾曾多次出台、修订法律，以治理日益猖獗的器官黑市，但收效甚微。
明显的法律条文漏洞，让有心之人依旧有机可趁。
菲律宾的《反人口贩卖法》严格限制器官「无关捐赠」。也就是说，法律允许在特定亲属关系之内的家庭成员互相捐赠器官。如果要向非血亲捐赠器官，那么捐献者必须完全出于利他而非盈利的目的，且与接受者之间有「长期的情感关系」。
菲律宾法律规定有资格进行活体器官捐赠的范围
例如，男朋友可以给女朋友捐献器官，彼此认识十年以上的同事也有资格进行移植。
不过，这项审查相当容易「糊弄」。
2002 年，菲律宾成立了国家移植伦理委员会，负责确保器官移植合法地在全国 18 个有资质的机构里进行。而伦理委员会审查捐赠资格的方式，就是与捐献者、受赠者面谈，以确认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面谈之前，中介会指导双方如何通过审查。例如，要求两人假装恋爱关系，并在一次次的问答练习中逐渐熟练，确保两人在面对医生、政府工作人员的询问时不露马脚。
此外，法律条文允许器官获赠者给予捐献者一定的「酬金」，比如几个月的收入补偿、人寿保险或是为期 10 年的人寿保险等。补偿与出售的界限不清，导致出售器官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合法化。
另一方面，部分监督者监守自盗。配型机构、医院、基金会等合法机构的一些工作人员，同时也在器官贩卖黑市中牟取利益。凭借合法的身份，他们能够更容易地帮助器官中介和非法捐献者绕过禁令。
更可悲的是，尽管菲律宾政府加大了打击器官黑市的力度，试图保障器官捐献者的权益，但绝大多数器官买卖黑市的参与者并不领情。
菲律宾司法部下属的打击贩运人口机构间委员会的职责之一就是检测非法器官贩卖。截至 2019 年，该机构秘书处共发现了 51 起非法器官贩卖案件。但因为缺少诉讼人，器官捐献者也并不认为自己因此受害，所有案件的处理进展都停滞不前，没有一个罪犯获罪。
菲律宾《人体器官捐献法》支持捐献者获得获得一定报酬
根据一项样本为 131 名有偿器官捐献者的访谈结果显示，近八成捐献者并没有意识到卖卖器官违法。相反，在他们看来，这是无本万利的好机会。
90% 的捐献者为了赚取快钱而走上卖肾的道路，一两千美元的意外之财相当于他们辛苦打工 2 年的收入。
「政府永远无法真正阻止肾脏买卖，」肾脏中介 Reyna 信誓旦旦地说，「因为他们永远不能阻止那些饥寒交迫、想要维持生计的人们自救。」
未被告知的后果
对于肾脏中介而言，效果最佳的广告不是亲自前往贫民社区苦口婆心地劝说，而是肾脏捐献者自然而然的夸耀。
「卖肾很管用啊，我卖了肾之后换来了一台三轮摩托车、一栋房子、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电视。」
「我还清了债务，娶到了老婆。」
「我买了摩托车，开了间小店。」
……
它向所有尚在踌躇的穷人们呈现了一个代价不高却看得见、摸得着的「光明未来」。似乎只要经历一场手术、身上多一道疤，就能带来翻天覆地的美好生活。
肾脏中介教「卖肾者」逃避审查
越来越多的穷人接下了肾脏中介抛来的橄榄枝。
发达国家最难获取的肾脏资源，在菲律宾却唾手可得。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菲律宾 2018 年的人口约为 1.05 亿，贫困人口占 21%。
穷人们往往通过中介牵线搭桥，信息不对称使得他们能够了解的只是漫长器官贩卖链条上的窄窄一端。加上肾脏资源相对丰富，菲律宾的器官黑市，是完完全全的买方市场。
在以色列，一个肾可以卖出 1 万至 2 万美元，土耳其 7500 至 8000 美元，巴西 6000 美元，但菲律宾肾脏捐献者最后可以收到的酬金，中位数约为 2133 美元。
换言之，菲律宾的肾脏售价本就远低于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中介的层层盘剥使得本不丰裕的卖肾酬金更加少得可怜。
穷人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中介身上，但当中介真正获得出售器官的机会时，他们会像买菜一样，对手中握有的肾脏资源挑挑拣拣，选出最适合的那一个。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进入到最后一步——摘取肾脏。在纪录片《人体器官交易实录》中，肾脏中介为一场移植准备了三名候选人。其中，一名 45 岁的中年男人因为年纪过大被淘汰，考虑到曝光在镜头之下的风险，摄制组跟拍的那个候选人也被淘汰。从被告知机会来了时的春风得意，到被迫放弃时的无可奈何，两个已经是父亲的男人无一不感到绝望。
卖出了肾，生活就能奔着康庄大道一去不返吗？
未必。
有研究跟踪调查了卖肾者在获得这笔「巨款」之后的生活状况，结果相当讽刺。
当研究者询问这笔酬金是否改善了他们的财务状况时，否定的回答占接近 90%。
相反，超六成的捐献者在高强度的劳作中，出现了各种身体不适的症状。
焊工 Danilo 曾经可以连着工作几天，但卖肾之后，举起重物对他而言，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说：「如果我还能再选一次，我一定不会卖掉肾。我宁愿不停地工作，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