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注定本：点校本《礼记注》出版
《礼记》四十九篇在西汉称“礼记”，又单称“礼”，或单称“记”，魏、晋以后，亦名《小戴礼》、《小戴礼记》。《汉书·艺文志》礼类、乐类、论语类、儒家类著录的《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明堂阴阳说》五篇、《乐记》二十三篇、《孔子三朝》七篇、《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等文献，均与《礼记》有关，是编选《礼记》的主要来源。《汉书·艺文志》著录《记》百三十一篇曰：“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记》百三十一篇与河间献王刘德所得《礼记》，都是阐释“礼”之“记”文，是同一类型的著作，原本皆用古文书写，在流传中，传习者可能将其隶定为今文本。《记》百三十一篇和河间献王所得《礼记》，不能与戴圣编选的《礼记》划等号。今传《礼记》四十九篇的成篇年代不一，作者并非一人，原本各自流传，各篇的成篇年代和《礼记》编选年代，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礼记》是后仓弟子戴圣编选，编选时间在汉宣帝甘露三年（前五一年）以后，汉成帝阳朔四年（前二一年）以前的三十年中。戴圣编选《礼记》四十六篇，有选自《曾子》者，如《曾子问》；有选自《子思》者，如《坊记》《中庸》《表记》《缁衣》；有选自《公孙尼子》者，如《乐记》；有选自《明堂阴阳记》者，如《明堂位》；有选自《逸礼》者，如《投壶》《奔丧》。《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应该是戴德、戴圣分别从《记》百三十一篇、《曾子》、《子思》、《孔子三朝记》、《明堂阴阳记》等文献中选编而成。
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六篇通过三百多种职官之职掌，记载周代职官制度和工匠职业。《仪礼》十七篇记述冠、昏、丧、祭、射、燕、聘、觐礼的具体仪式。《乐记》曰：“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这正是《仪礼》的真实写照。《礼记》则不同，关乎人伦，益于世道，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很强的礼仪细节，关键是详尽地阐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极其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为历代政府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历代政府深刻地认识到，利用“礼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维护统治秩序并获得长治久安的大政方针，故《礼记》赢得了历代政府的青睐，使儒家思想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看，《礼记》与《论语》《孟子》相伯仲，地位极为尊贵。
自郑玄为“三礼”作注以后，《礼记》地位日益上升。三国曹魏时，取得经的地位；唐太宗时期，《礼记》位列《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教材，与《左传》并列大经，备受士人重视。两宋时期，《礼记》第四十一篇《儒行》单刻刷印，成为皇帝赏赐新科进士的礼品；因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提倡，《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第三十一篇《中庸》与《论语》《孟子》组合成《四书》。元、明以来，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礼记》在儒家文献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周礼》《仪礼》，当人们熟读“四书五经“时，必须研读《礼记》。元陈澔《礼记集说》作为科举考试用书，风行六百馀年。儒家经典中，没有任何一部书像《礼记》一样，直接影响儒家经典文献的组合方式，而这种组合方式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礼记》中所蕴含的孔子、曾子、子思等儒家先贤的思想，给我们很多启示。《学记》中蕴含的教学思想，《乐记》中阐述的音乐理论，儒家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中庸之道，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追求，“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可杀而不可辱”的儒者风范，永远都是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清焦循《礼记补疏序》曰：“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说明了《礼记》在中国文化中的影响力。
余仁仲本礼记注
《礼记》的版本可分白文本、经注本和注疏本三大类。白文本即不附注释之经文文本，今有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白文“八经“之《礼记》二卷。经注本是将《礼记》经文、郑玄《礼记注》合刻者，有附录陆德明《经典释文·礼记释文》（下简称“《释文》”）和不附《释文》之别。不附《释文》者有宋蜀刻大字本《礼记注》二十卷、宋婺州义乌蒋宅崇知斋刻本《礼记注》二十卷（下简称“婺州本”）、明嘉靖徐氏刻《礼记注》二十卷（下简称“嘉靖本”）等。附《释文》者有宋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刻《礼记注》二十卷附《礼记释文》四卷（下简称“抚州本”）、兴国于氏本《礼记注》二十卷（今佚）、宋绍熙建安余氏万卷堂刻本《礼记注》二十卷（下简称“余仁仲本”），南宋绍熙福建刻《纂图互注礼记》二十卷（下简称“绍熙本”），元岳浚刻“九经三传”之《礼记注》二十卷（下简称“岳本”），今传有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武英殿翻刻本（下简称“殿本注”）等。《礼记》注疏本是将《礼记》经文、郑玄《礼记注》和孔颖达《礼记正义》合刻者，有不附《释文》和附《释文》之异。不附《释文》者有宋绍熙三年（1192）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七十卷（下简称“八行本”）；附《释文》者有南宋刘叔刚刻《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下简称“刘叔刚本”），今存清和珅翻刻本（下简称“和本”），元刻明修《十三经注疏》本《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下简称“十行本”）、明嘉靖李元阳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下简称“闽本”）、明北京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下简称“监本”）、明毛晋汲古阁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下简称“毛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下简称“殿本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下简称“阮刻本”）；有清抄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礼记注疏》六十三卷（下简称“《四库》本”），另有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这些版本附《释文》的方式，皆与元十行本相同。
《礼记》白文本、经注本和注疏本，从阅读角度而言，附《释文》的《礼记注》和《礼记注疏》最为方便。因此，在南宋出现余仁仲本《礼记注》、刘叔刚本《附释音礼记注疏》以后，宋、元、明代就翻刻印刷，明代嘉靖、万历和崇祯时期，曾三次翻刻《礼记注疏》，即闽本、监本和毛本，只是板式有所变化而已。进入清代，武英殿和《四库》馆又先后翻刻、抄录《礼记注疏》，可见学术界对儒家经典文献的重视。《礼记注疏》在不断的翻刻过程中，经文、注文、释文、疏文出现大量残缺，有些页面缺文达数百字，几乎无法阅读。清嘉庆年间，阮元组织学者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注疏》中大量的缺文和错误，得以补充和纠正，并撰写《礼记注疏校勘记》，最为详尽。阮刻本《十三经注疏》刊刻以后，迅速走红，取代闽、监、毛本，风行两百多年。然因条件所限，阮元校刻《礼记注疏》时，一些重要的《礼记》版本如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和八行本等，阮元都没有看到，不无遗憾。清初以来，宋、元善本诸如抚州本、余仁仲本、岳本、嘉靖本《礼记注》和八行本《礼记正义》、十行本《礼记注疏》，或藏于私家，或庋于秘府，大多数学者最方便阅读者，惟有闽、监、毛本和阮刻本《礼记注疏》。乾嘉已降，抚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礼记注》和刘叔刚本《礼记注疏》、八行本《礼记正义》，先后影刻、影印，逐渐被学术界关注。时至今日，随着古籍善本的大量影印和网络图像化，抚州本、婺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礼记注》与闽本、监本、毛本、和珅本《礼记注疏》、八行本《礼记正义》，或被选入《中华再造善本》《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等丛书影印，或被收藏单位扫描为图形文件，上传网络，极大地方便了学者比勘研究。汇集众本之善的《礼记注》、《礼记注疏》，水到渠成，亟待整理。
《礼记郑注汇校》
我们通过《礼记郑注汇校》工作，大致摸清了《礼记》的版本关系。整理《礼记注》，选择底本，抚州本、余仁仲本是首选，若二选一，非余仁仲本莫属。原因有三：一是校勘精良。抚州本是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刻本，余仁仲本刊刻于南宋孝宗时期（1163—1189），与抚州本刊刻时间接近，就经注文字正误而言，余仁仲本略逊于抚州本。比勘经注文字，《檀弓》篇抚州本正确者七十条，错误者四条；余仁仲本正确者五十条，错误者二十四条。《王制》篇抚州本正确者二十六条，错误者五条；余仁仲本正确者二十三条，错误者八条。《杂记》篇抚州本正确者五十三条，错误者十一条；余仁仲本正确者五十五条，错误者九条。《投壶》篇抚州本正确者十六条；余仁仲本正确者十五条，错误者一条。诸本比较，二者都是校勘精良的《礼记注》版本。二是方便阅读。抚州本、余仁仲本《礼记注》均附有《释文》，但附录《释文》的方式有差异。《礼记注》附《释文》的方式，自宋代以来，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是将《礼记释文》四卷整体附刻在《礼记注》二十卷之后者，抚州本如此；第二是将《礼记释文》四卷打散，分段附刻在《礼记注》经文、注文之后者，兴国于氏本如此，《九经三传沿革例》谓“于本音义不列于本文之下，率隔数页，始一聚见，不便寻索”；第三是将《礼记释文》四卷打散，逐条附刻在《礼记注》经注文字之下者，余仁仲本如此；第四是为适应文字读音的变化，将余仁仲本所附《释文》进一步删改者，岳本、殿本注如此；第五是为了读者阅读的方便，以余仁仲本《礼记注》为主，与孔颖达《礼记正义》配合，汇刻《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刘叔刚本、元十行本如此。整理《礼记注》，岳本、殿本注、刘叔刚本、元十行本《礼记注疏》即可排除，抚州本附录《释文》的方式，虽具有开创性，但不便阅读，兴国于氏本已佚。比较诸本，余仁仲本《礼记注》最便于阅读。三是影响巨大。余仁仲本附录《释文》的方式，自宋代以来，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且成为标准模式，沿用至今。无论是绍熙本、岳本、殿本《礼记注》，还是刘叔刚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四库》本和阮刻本《礼记注疏》，无不采用这种附《释文》的方式，余仁仲本便成为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附《释文》《礼记注》本之不祧之祖。
有鉴于此，我们整理《礼记注》定本，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的余仁仲本为底本，以抚州本、婺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八行本、和本、十行本、阮刻本、抚州本《释文》等为对校本，以足利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黄焯整理《经典释文汇校》、日本藏《礼记释文》四卷（傅增湘旧藏）等为参校本，吸收前贤校勘成果，校勘整理。讹者正之，脱者补之，衍者删之，倒者乙之，凡所改正，悉出校记，订讹脱衍倒，明校改依据。至于是非当否，希冀方家教之。
（节选自王锷教授点校整理本《礼记注》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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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思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