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乾隆打压纳兰

纳兰成德（1655—1685），字容若，因避太子保成名讳，改名纳兰性德。一年后，太子更名胤礽，改回原名。纳兰以词闻名，现存349首，哀感顽艳，有南唐后主遗风。世人皆知纳兰的词笔卓绝，以清初文学家的角度来看待他未尝不可。但这只是纳兰留给后世读者的一点“业余”才情，与同时代文士一样，他的主业应当是经学修养，而非诗文成就。

　　事实上，由纳兰主持、资助并亲自校订、督印的《通志堂经解》丛书规模之巨、校勘之精、刊印之美，无论是当年的读书人还是后来的藏书者，皆为之津津乐道、赞不绝

口。《通志堂经解》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录先秦、唐、宋、元、明经解138种，纳兰自撰2种，共计1800卷。这部丛书一经问世，颇为世人激赏；从内阁武英殿到厂肆书籍铺，一版再版。那个时代的经师、通儒，文士、官员都以拥有此书为幸。尤其是乾隆皇帝，曾认为“是书荟萃诸家，典瞻赅博，实足以表彰六经。”因此，他借助编修《四库全书》之际，命令馆臣将《通志堂经解》“版片漫漶断阙者，补刊齐全，订正讹谬，以臻完善”；并将其作为四库底本刊布流传，用以“嘉惠儒林”。

　　但《通志堂经解》既然是一部汇辑历代经解的丛书，又怎么来体现纳兰的经学修养与识见呢？换句话说，31岁即早逝，且大半辈子都在填词抒情、郁郁寡欢的纳兰，有这样的眼光与实力吗？其实，乾隆皇帝就曾有此疑问，且一直耿耿于怀。从一开始的大力表彰、极力赞赏，到后来指示军机大臣彻查纳兰“校订”此书是否属实，皇帝的疑心最终推翻了一开始的赞赏。乾隆五十年（1785）五月二十九日，颁布上谕，对纳兰编经解一事发出疑问，称“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广收博采，集经学之大成，有是理乎？”

　　乾隆皇帝始终不太相信纳兰小小年纪，即能“淹通经术”、“学问渊博”；并且进一步牵扯出了其父明珠与徐乾学等“互相交结，植党营私”。颇有意味的是，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在对纳兰经学修养的最终否定诏告天下之时，恰恰选在了他自己登基五十周年、纳兰逝世一百周年之际。为什么皇帝会在这个重要时刻，宣布自己的学术判断及其对纳兰的人品判定？他为什么手捧着百年前由纳兰精心刊印的《通志堂经解》，此前一直在赞不绝口的研读与翻印，却突然会在当年的丛书主持人死去百年之后，不依不饶地在年龄问题上去较真呢？

　　原来，由于纳兰的父亲明珠曾结党营私、弟弟揆叙曾卷入皇子争夺储位斗争中、女婿年羹尧又因犯下重逆之罪被雍正帝处死等原因，乾隆皇帝一向对纳兰家族怀有成见。纳兰家族权势熏天、功高盖主的情形，虽然已经经由数次惩治而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但在乾隆看来，还剩下一个未能在政治上有丝毫污点可以指摘、且还在文学领域内享有盛誉的纳兰公子，这不但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卧榻之侧，绝不能再有纳兰家族的势力酣睡，哪怕是这样一个福薄命苦、已死去百年的天才少年。乾隆否定纳兰，选择了从当时主流价值观中最为看重的“经学修养”入手，而不是对词赋“末技”的挑剔；这样做不但合乎国家意志的批判方向，在技术上也更容易实现。只要在年龄问题上小做“文章”，就可以否定纳兰的“天才”，进而剥夺其《通志堂经解》的校订权，最终将其从“国家读本”中剔除出去，彻底地让纳兰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销声匿迹、再无遗响。

　　不过，乾隆皇帝这个“文章”做得并不好，很拙劣的篡改了享年只有31岁的纳兰年谱之后，想就此一笔勾销纳兰对《通志堂经解》的主持、资助并亲自校订、督印的种种业绩，实际上是根本办不到的。即便后来对《通志堂经解》原刊本实施了毁版、改版、重版、修订等多项“专业”方案，这些涂改史实的个人意志终究还是未能得到后世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