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端、反思与实在性

——辩证法与概念结构的时间性机制

“一（un）是否先行于不连贯性？我并不这么认为，而我这几年讲授的内容已经尝试着排除对一个封闭的一的需要……在此出现了一种对un的误解，Unbewusste的un。我们可以说，Unbewusste的界限是Unbegeriff——不是非概念，而是关于匮乏的概念。……因此，从本体层面看，无意识是逃脱把握的——但我们现在要开始将它建立在一个结构中，一个时间性结构，可以说，它还从未被如此表述过。”

——雅克·拉康，《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

“反过来说，使方法的这个中介迷失自身的，也是由于规定性；方法通过一个内容，就像通过一个它自己的映现的（scheinbares）他物那样回到自己的开端，以致它不仅仅是把开端，而且是规定了的开端重新树立起来，而且结果也同样是扬弃了的规定性，从而也就重建了它所开始的最初的不规定性（Unbestimmtheit）。”

——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

“在黑格尔哲学中，一个人可以从‘中介’中弄出这么多风暴，并且有那么多愚蠢的废话在这一名字之下享受着崇敬与尊敬。……重复的辩证法是很容易的；因为那被重复的东西曾存在，否则的话，它就无法被重复，而恰恰这‘它曾存在’使得重复成为‘那新的东西’。古希腊人说，所有认识都是回忆，那么他们就是在说，整个存在着的存在曾存在；而一个人说生活是一种重复，那么他就是在说：那曾经存在的存在现在进入存在。”

——克尔凯郭尔，《重复》

1.导言

黑格尔将他的逻辑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称为“真正的形而上学或纯粹的思辨哲学”，这一表述无论与费希特还是谢林相比较都显得非常古怪，因为无论是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还是同一哲学（Identitätphilosophie）都严格区分了逻辑形式与形而上学，逻辑形式或者是被视为反思抽象之出发点的意识事实，或者是与形而上学本质相区别的理性认识形式。康德则区分了一般逻辑与先验逻辑，前者抽掉了知识的一切内容，“仅仅是通常知性的一种净化术”（康德2020, A53/B78），后者则“涉及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的起源”（康德2020, A59/B80），因此，对象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与客观实在性不是一般逻辑考察的主题。站在康德的角度，黑格尔的逻辑科学已经排除掉了实在性本身，根本不可能是形而上学，这也构成众多黑格尔研究者所面临的困难：《逻辑学》中的主观逻辑部分为何会出现客体性这一包含了机械性、化学性与目的性的章节？逻辑学与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这两个实在哲学部分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困难早在黑格尔的同时代就已经被提出，谢林便指责黑格尔“完全没有认识到他的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纯粹逻辑特性，所以他才会宣称自然哲学是他的哲学的外化”（谢林2016，P.153）；阿道夫·特伦登堡也在《黑格尔体系中的逻辑问题》中指责黑格尔完全依赖于一个预设，即“人类思维，当它纯粹的思考时，便像神圣者那样具有创生性，进而是神圣思维自身”，然而“早在第一个步骤，一切运动的原则，空间性运动的图像，就已经隐含地被预设”（Trendelenburg 1856, S.5, S.12）；就连黑格尔自己的学生罗森克朗茨都认为，“因此必须将一切归属于自然与精神的概念，例如属于自然的生命概念，或属于精神的真之认识或善之意志的概念，从逻辑学中排除出去。黑格尔在这里仍然为康德所困，后者将辩证法应用于灵魂、世界与上帝的理念”（Karl Rosenkranz 1965/1870, S.121）。所有追随谢林的指责归结为一点便是，黑格尔的逻辑科学本身不具有真正实在的内容，仅仅是纯思自身的运动，因此逻辑理念既与实在的实存（Exsistenz）分裂，又不合法地把自身规定为理解一切实在的方法，尽管这一方法已经预设了并不是纯思的实存。逻辑理念的实在性因此只是空洞的可能性，而非黑格尔自居的现实性。

然而人们只要回顾德国观念论的哲学历史，就会发现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只是重复了康德对费希特第一版知识学的批评，即知识学仅仅是缺乏实在性的空洞形式学说，这一批判又在雅可比那里变形为对理性主义将直接性纳入理性推论之网的指控；此外，能否在先验观念论原则之外提出一个自然哲学的原则，也是费希特早在1800年就对谢林提出的诘问。考虑到这短短十年内的各种争论，人们便足以怀疑，黑格尔真的犯下、并维持着如此素朴天真的错误，把缺乏任何内容的逻辑形式当成了一切现实的内容本身？在《大逻辑》第二版前言中，黑格尔就已经说明，纯粹的逻辑—思维形式与质料是不可分离的，因此贯穿了人们的直观以及意愿与欲望的表象（黑格尔，2016(a), p.10）。尽管纯粹逻辑形式总已运作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人们对此缺乏反思而没有自觉[1]。逻辑学所做的工作，便是将这些逻辑形式系统性地纯化，也即考察它们内在的整体关联，并让使用着这些形式却不自觉的人们通过哲学反思，将它们带向明晰的意识。逻辑科学的这一任务可以看成是对康德与费希特事业的转换与深化：后者通过先验反思，向意识本身阐明意识的先验结构与经验的客观实在性之根据，从而将潜在于经验中的先验结构带向意识，达到理性的自我认识。这也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就已经提出的哲学的需求，即克服意识的有限性并在意识中建构绝对者，从而将意识提升至思辨的高度（GW4, S.11）。在《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意识被提升到绝对知识的高度，这一知（wissen）在逻辑科学中要脱离一切直观与表象的外在性，来考察逻辑形式的结构，而意识的外在表象也将在纯思层面，被阐明为概念自身的结构性环节。黑格尔在第二版序言中如此表述逻辑科学考察思维规定的方式：当思维规定只是被当成外在形式时，就如同《精神现象学》对有限意识的立场展示的那样，考察者会将思维规定视为一个表象，意识通过表象的内容指涉一个仿佛绝对独立于概念的物（die Dinge），并将表象中的规定建立为物的属性，物自身则是一个不可知的基底。这样一来，思维规定或概念就是意识的主观形式规定，质料或基底则是一个无法被规定的剩余。一旦逻辑科学专题考察纯粹思维规定自身，那么表象的外在性就转换为概念自身的结构，仿佛在意识之外不受概念规定的物，现在就成为事情（die Sache）或概念的一个环节（黑格尔，2016(a), p.17-p18）。当黑格尔在存在逻辑中提到直观与外在反思，或在本质逻辑中处理反思规定时，涉及到的便是概念的结构类型。基于对逻辑科学考察方式的预先说明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思路一开始就有着方法论的侧重，即只能通过语言和表象理解世界的有限认识，如何（wie）能够将暗含于语言与意识表象中的概念结构加以展示，并将这一展示把握为概念自身的内在进程与方法[2]。考虑到这一方法论的侧重，人们能避免一开始就将某种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预设带入对逻辑科学的解释中，造成荒诞的结果，仿佛黑格尔真的是在展示一个脱离了有限表象与语言的超验领域[3]。本文接下来会以上述第二版前言中的预先说明为基础，尝试说明以下几点：

1.逻辑科学中的反思与实在是怎样的关系？康德的先验反思既揭示出知识客观实在性的条件，又划定了客观实在性的消极界限，即物自身概念。虽然创造性想象力作为纯粹范畴与感性直观的中介，传递了经验的实在性，但实在性依赖于感性直观内容的被给予性，这一被给予性便是先验辩证论中必须被理性预设的存在（Dasein），这也是理性最终的界限。当黑格尔将实在范畴视为实有（Dasein）的一个环节时，它已经在逻辑上后继于开端的有（Sein），而有是一个不被否定中介的、无规定的直接性。因此康德哲学语境中作为被给予者或被预设者的存在（Dasein），在逻辑科学中是开端的有（Sein）。上文提及的三个批评，便认为黑格尔哲学将一切所与性消融在了概念或纯思内，而这样一个消除了所有直接性的自身规定进程，在根本上缺乏实在内容。这种反对是否有效，需要检验逻辑科学中的开端是如何做出的，以及黑格尔是否用规定性回溯性取消了直接的被给予性。对开端的分析需要进一步通过本质逻辑开端的映象与反思部分得到深化与回溯性的阐明，因为反思范畴专题化了直接性与中介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构成了黑格尔在绝对理念部分表述的辩证—思辨方法的预演。通过解释黑格尔的反思结构，尤其是外在反思（äusserliche Reflexion）与外在的反思（äussere Reflexion），并将其与康德和费希特进行比较，将证明黑格尔没有取消直接性的存在。开端既非（weder）直接性亦非（noch）中介性的存在，构成了辩证运动的每个环节实在性的来源，同时也构成每个环节无法通过线性回溯或前进达到的界限。

2.基于对第一个问题的处理，会发现外在反思与外在的反思分别涉及到理解开端的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对应于辩证运动的每个环节理解自身的方式，也即在思维规定那里如何理解“现在”（Jetzt）与“过去”（Vergehen）这两个时间维度。外在的反思首先将本质理解为被预先建立的规定，实际上是将过去理解为“过去了的现在”，这种理解方式与建立的反思一样，建立的是转瞬即逝的现在点；当外在的反思将预先建立的规定视为脱离了反思中介、自身相关的直接性时，外在反思就自身双重化为这一不可被反思把握的直接性，以及与自身否定的自身关联、就像关联于自身的非有（黑格尔，2016(b), p.19）。 只有在外在的反思同时包含了外在反思，后者才关联于一个自身回撤的他者，这一他者便是本质逻辑开端提到的“并非时间上过去的有”（zeitlos vergangene Sein）（黑格尔，2016(b), p.3）。这一对反思来说总已过去，但又伴随辩证过程中每个规定的他者，在反思的整体结构中构成了一个非线性的时间结构，这一时间结构就是概念的时间性。通过对耶拿实在哲学与哲学全书自然哲学的时间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并将它们与哲学全书精神哲学相对照，会发现黑格尔的概念有着时间结构，是精神的自我理解过程。

3.本文最后会诠释“绝对理念”中的方法部分，这部分内容让逻辑科学的闭合与整个体系的扩展得以可能，也直接关涉到本文最初提到的那些反对意见。对方法的解释将阐明，那里将上述两点的结论内在联系为一个整体：通过思辨方法，知构成辩证法本身的自觉。当逻辑理念（或纯知）通过思辨方法，把自然这一他者理解为总已被保持在中介内的直接性，辩证运动进程就达到了静止，逻辑理念便成为自知的绝对理念，也就是被提升到了思辨立场的知。这部分内容的具体展开将回应谢林等人的问题，为黑格尔提供一个可能的辩护。

2. 总已过去的开端与回溯性的悖论

哲学的开端一直是德国观念论的难题。无论是早期观念论哲学建立体系开端第一原理的努力[4]，还是有限反思通达开端的方式[5]，都关涉到整个德国观念论哲学乃至哲学本身的可能性。中后期谢林对开端的思考与他对第一原理的批判，通向他对辩证法和体系的批判，与理性出位的思想。黑格尔对开端的表述构成了这一难题的极端化：“有，纯有，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黑格尔，2016(a), p.69）一个无规定的开端如何可能进展到辩证运动的规定性环节，构成了理解开端的最大困难，这也是针对黑格尔的主要批评之一。

为了强调开端没有任何中介与否定，甚至没有对中介的否定关系，黑格尔使用了“只是与它自身相同”、“而且也不是与他物不同”、“对内对外都没有差异”（同上，重点为笔者所加）等一系列界定。严格来说，这些界定甚至不构成对开端本身的规定，而是将我们的反思彻底清除，因为反思总是涉及到内外、否定与直接性之间的区别和关联（第一个内外区分与否定之否定的自身关系是在某物那里出现的，严格来说外在反思是在这里才第一次隐含地运作。见黑格尔，2016(a), p.108）。那么消除了任何规定、以至于与规定对立的无规定也同时被消除的开端如何是可能的？ 用当代的哲学语言表述，逻辑科学的开端仿佛是一个“所与神话”，即开端仅仅是一个缺乏命题结构、前谓述的名字（Name）。由于任何命题内容都只能通过逻辑形式显示，一个缺乏基本规定形式的名字便没有任何内容。在已经有逻辑形式的层面看，内容和形式是如此区分的：形式作为内容的显示，区别于这个内容自身，内容好像是一个“外在于这个显现的东西”（黑格尔，2016(a), p.17），因此显现着的形式结构中包含着对直接性的指涉，后者尽管没有显现，但又已经是显现形式自身的一个结构性要素，因为它的不显现本身只能通过显现的形式得到表达。这一悖论也可以表述为语言的意谓（Meinen）与表达（Ausdruck）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当人们言说一个词时，尽管意谓的仅仅是这个直接的词本身，表述的内容却总已处于一个有着区分的意义关联系统中。由于开端既没有预设概念规定整体，也没有现成的外在反思在场，开端的可思性都是一个问题。

只要人们区分显现形式与被显现的内容，就已经采取了一个外在反思的视角。康德在“反思概念的歧义性”一节中划定“为其他一切反思奠定基础的”形式与质料概念（康德，2020, A266/B322-A268/B324）。与康德的划分方式相对照，可以提供理解逻辑科学开端的线索。康德在纯粹知性概念与感性直观两个方面对形式和质料进行了区分：1.任何判断都有被给予的逻辑质料与通过系词联结而成的逻辑形式。逻辑质料也就是本质性（essentialia）或构成事物规定的谓词，是任何谓述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判断总是对一个被给予者进行规定或否定，这个被预先给予的逻辑质料是全部实在性（omnitude realitas），通过否定或限制全部实在性，事物的本质性才能被区分并关联，这一通过判断或系词建立的谓词关系便是本质性的形式，它表达了一个事物的实在规定。以综合判断S是（ist）P为例，S的本质性通过P所蕴含的谓词（a, b, c, d...）被表达，但之所以能够通过判断联结起这些谓词并将其归属于S这一主词，是因为谓词a, b, c, d是在预先被给予的全部实在性的范围内被规定的，它们在实在性的范围内与其他谓词处于否定关系中[6]。2.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对事物本质性进行规定已经预设了事物的存在（Dasein），事物的存在则依赖于通过感性直观给予的感觉。感性直观因此也区分为纯粹直观形式与被给予的质料（感觉）两方面，其中的质料作为非概念的被给予性，无法再被概念规定。在感性直观的层面看，形式相对于质料反而是优先的，因此正好相反于逻辑质料对逻辑形式的优先性。所以，存在与本质性的实在必定一同在主体与经验的关系中出现。尽管认知主体必须通过概念理解世界中存在着的事物，但只有存在预先被给予，概念的运作才是可能的。对概念来说，一个外在于概念的所与仿佛总已预先进入到概念之中，并构成后者开始运作的条件。

由于黑格尔的逻辑科学是考察纯思的结构，直观与概念便不是两个独立的条件，前者只能作为概念的结构性要素进行考察。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形式与直观形式的关系不是绝对异质的，直观形式现在构成了逻辑形式的内容，也就是说，一切被给予的东西都能够通过逻辑形式被理解与规定。康德的逻辑质料或本质性，在黑格尔那里便成为概念自身的规定，逻辑形式是这些规定的否定关系，直观则是概念结构中的直接性。基于这种理解概念的方式，完全脱离概念的感觉或感性质料便成了一个虚构，它以意识与客体的对立为前提。而在概念结构的角度看，感性质料仅仅是概念当中的直接性环节，感性质料的外在性便只是概念结构自身的外在性方面。黑格尔认为，逻辑科学开端那个被给予的纯有，“既是这个绝对直接的东西，又同样是绝对有中介的东西”，因为纯有是作为形式的纯知的内容（黑格尔，2016(a), p.57）。我们无论何时考察概念结构，被给予的外在性已经是逻辑形式自身的方面。在概念中，我们对那个仿佛脱离概念的直接性来说，总是出现得太晚，就像在康德那里，存在（Dasein）这个概念外的所与，是通过先验反思被标记为概念必须预设的东西，这个感性质料只能在内容中被分析为形式的对立面（康德，2020, A20/B34）。同样的，纯有这个直接被给予的纯粹质料一旦被思考，就已经是思维形式显示的那个内容，最初仿佛完全直接的质料便只是内容中的质料，也即被中介的直接性。

当黑格尔一方面说纯有既非中介性也非直接性，也不是对二者的否定关系时，就是在强调进行考察的我们或纯知，要完全“听任内容自己保持自己，不去作进一步的规定”（黑格尔，2016(a), p.58）。讽刺的是，即便是这种思维的自身抽离，也总已与纯有相关，进而将它变为知的一个内容。被给予者始终已经成为知的内容，因此不再是单纯的被给予者，这正是甘丹·梅亚苏所谓的“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无论何时实际性（Faktizität）都已经与知相关[7]。于是，逻辑科学的开端显露为一个窘境：开端既不是直接性也不是中介性，通过这一双重的“不是”，开端保持自身为纯粹的直接性；但一旦知与其相关，它就总已既是直接性又是中介性。换言之，一旦知与开端关联，真正作为脱离一切形式之质料的开端（也即梅亚苏所谓的原先祖性）就已经消失了，知所面对的开端总是一个“空的直观”和“空的思维”（黑格尔，2016(a), p.69）。

表面上看，我们对逻辑科学之开端的展示已经判定了他的失败，证明了后世之批评的正确性。黑格尔通过消除掉直观的质料，把纯粹思维形式的逻辑学当成形而上学，让所与神话成为了概念神话。但通过接下来对变（Werden）这一范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黑格尔以非常独特的方式处理了直接性或质料的问题，这一处理方式在本质逻辑的反思部分将呈现为“真正他者”的逻辑。

首先，开端的有总已与知关联，或者说，知投身于事情自身，完全成为了有这一内容。然而这个内容完全是空的，因此仅仅是无。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是，黑格尔不合法的引入了第二个词项，与开端的有外在地关联在一起。这种反对误解了无的含义。有并不是一个关系项，因为任何关系项都已经在一个命题结构中，通过系词和另一个关系项联系。由于开端的有只是直接的，它就不可能与任何词项发生关系。有“只是与它自身等同，而且也不是与他物不同”（同上），意味着有不是以自身等同的方式排除了他者，因为排除（exclusion）总已蕴含了包含（inclusion），进而将自身关系引入了纯粹的直接性。也就是说，开端不能使用逻辑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构，因为它连最低限度的逻辑形式也没有。内容（有）与形式（知）在这里直接是一，所以构成命题结构前提的内容与形式的区分，并不存在。如果有不是关系项，进而不是与他者的关系，那么仅仅维持自身等同的有实际上直接就是自身不等同，因为排除了任何他异指涉的“自身”，只能是一个绝对区别或自我消解。

在“无”（Nichts）这一部分，事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因为有的自身等同直接就是自身不等同，有就是无。无与有一样，不是一个关系项，它也只是一个纯粹的直接性。但黑格尔指出：“直观或思维某个东西与没有直观或思维什么，两者是有区别的。”（同上）这一误导性的说法容易诱导人们以为，有和无的区别只是我们或知外在做出的，那样一来，整个逻辑科学的进程也就只是我们通过外在反思推动的。实际上，有的纯粹自身等同直接就是绝对区别或自行消解，而无则是有的自身消解这一绝对区别。如果说在逻辑学的开端仍有存在着一个现成不可知的基底这样的假象，那么无相较于有唯一多出来的东西，就是它揭示出基底其实是一个绝对区别。黑格尔在1830年的逻辑科学中特意修改了1812年逻辑科学误导性的表述，强调纯有不可能是基底，因为基底（或某种脱离形式与内容的质料）也只是一个经过思维中介的设定（物自体概念）：“我们这里拥有的无规定性东西是直接的东西，它并不是经过中介的无规定性，不是一切规定性的扬弃，而是无规定性的直接性，是先于一切规定性的无规定性，是作为最原始的环节的无规定性东西。我们把它称为存在。这种存在是不可感觉、不可直观、不可表象的，相反地，它是纯粹的思想，并且作为这样的思想而构成开端。”（黑格尔，2002年，p.168）类比费希特的知识学，会发现一个类似的困境，即直截了当设定自身的绝对自我无法被反思通达，以至于这样一个直接设定根本没有进入意识[8]。绝对自我既不是笛卡尔式的自我意识、也不是物自身基底，而是不可被认知把握，却又总构成认知条件的绝对活动性[9]。

黑格尔如此表述开端对一切现成规定的消解：“这里的真理既不是有，也不是无，而是已走进了（übergegangen）——不是走向——无中之有和已走进了——不是走向——有中之无。”有和无都是自身等同的自身消解，一旦无将自身等同的绝对区别专题化，这一绝对区别就已经无法维持绝对区别的状态，进而自身消解为有。这里涉及到一个悖论，即绝对区别总是构成了自己的瓦解，因为这里没有任何可以维持稳定状态的规定性。这样一个有与无相互转换的过程，是被称为变（Werden）的运动。有和无在进入对方的同时总已在自身那里，因为自身与对方根本就是不可区分的：“但这区别是通过同样也立刻把自身消解掉的区别而发生的。”（黑格尔，2016(a), p.70）

在变的层面回溯性审视开端的纯有，会发现纯有脱离一切关联的纯粹性一开始就丧失了[10]。构成有自身的就是绝对区别，这一绝对区别的自身取消就是变。在变的层面，有与无这两个不可区分的同一者，每一方都是整体，每一方都是直接的自身消解。有的直接性只能在绝对区别的自身消解中被回溯性（nachträglich）理解，因此是一个总已消失的过去。所以，并不是一个现成直接的东西先发生再消逝（verschwinden），唯一发生的就是消逝运动本身，有和无各自作为自身消逝，同时构成了变。此时，消逝已经具有了最低限度的自身性。这一自身性在于，消逝并非通过自我消解而返回到一个基底，因为有的直接性特征已经彻底被摧毁，它同样也只是一个消逝，消逝因此成为自身相关的活动，“消逝之消逝”（Verschwinden des Verschwindens）。有评论者注意到，正是在这个阶段，辩证运动的方法论特征才第一次出现，即“消逝之消逝”区分为主格和属格两个视角，专题化主格的消逝这一视角，消逝就不仅仅是“变”这一静态范畴，而是消逝作为运动的过程：这一消逝运动既通过自身扬弃，进入到静止的思维规定性（属格），又在思维规定性中维持自身为消逝运动（主格），将所有现成思维规定性扬弃[11]。这整个过程中，唯一不可再被扬弃的就是消逝运动这一过程。当变作为消逝之消逝成为一个静止的实有范畴时，主格的消逝这一无法被规定、但又是一切规定之源泉的活动性，就构成了实有（Dasein）及其后继范畴的规定与消解。在每个思维规定中，始终潜藏着一个造成规定、本身又不可被规定——进而造成有限规定之无基性的——直接性。

逻辑科学的开端因此是双重化的，一旦我们试图以最激进的方式从纯粹直接性开端，就会发现现时的开端是变这一范畴，我们只能回溯性地指认一个总已发生的，有与无直接进入双方的过程，在变（或辩证法）的运动中，这一先行的过程永远无法再被纳入在场[12]。而在辩证运动的过程中看，这一总已（immer schon）过去的直接性又始终是尚未（noch nicht）被中介的剩余。正如上文对变的分析所阐明的那样，开端的直接性作为一个不可被进一步分析或把握、消除一切基底，并总已发生的东西，在每一个有限规定那里不断重复：“在这一早已发生的、不可预思的过渡那里，很容易认识出对逻辑科学所有后续过渡的预示。根据展示的进程，逻辑科学中所有后续的‘小’过渡，都是对这一在纯粹形式中展现的，不可预思的过渡的重复（wiederholen）。……人们近乎可以宣称，逻辑体系建筑内一切的过渡进展，最终都关涉到不可被逻辑化的一切开端之开端（Anfang aller Anfänge）的自身变形，它通过过于强调断裂，但由此更加雄辩的方式，在最稠密的空间中，把每一个辩证过渡之发生的无根—非中介性带向自身。这一辩证过渡之发生是在回溯性的领域内，将所有概念运作回涉向一个早已发生的事件，从而让一切过渡都不可避免的转换为一个‘总是—已经—过渡了’（Je-schon-Übergegangensein）。”[13]逻辑学的开端因此通过一个非线性的时间结构，把脱离形式与内容的质料转化为一个被辩证进程不断重复的不在场者，也正是因为非线性的时间结构一开始就潜在于逻辑科学的进程，进展同时才是返回开端的圆圈结构。

消逝的消逝这一结构，在《精神现象学》中就是指明（aufzeigen）：1.指明首先指的是现在，也就是一个感性确定的当下点。虽然指明想要显示的是仿佛未经概念中介的感性质料，但这个质料总是已经消逝了，也即“我把它指出为曾在的（gewesenes），或者一个被扬弃的东西”；人们可以用线性时间结构来理解，为何指明指向的现在总已过去。每个现在点都可以向前或向后无穷回溯，在这种情况中，最初想指明的那个完全孤立的现在总已失落了，现有的只是不断相即的现在点。2.一旦人们把曾在或已经过去了的现在宣称为真理，就会陷入自相矛盾，因为那个总已过去的存在根本不是任何一个现在点，它没有出现在当下。任何一个当下点都围绕着这个不在场的曾在或本质打转。3.第二个环节之所以陷入矛盾，是因为只要把曾在直接宣称为现在的真理，就等于把一个总已过去的东西设定为当下存在着的东西，但曾在又是根本没有进入在场的过去，所以被设定为当下存在的曾在就是一个存在着的非存在，它直接扬弃了自身。此时，自身扬弃的曾在就作为第一个总已消逝的直接性被把握，这一个作为扬弃之结果的直接性是概念，它在自身内就有着和自身不可化约的差异，也即被纳入当下的总已过去者（GW9, S.68）。尽管直接解读感性确定性最后的这段文字，在当前仍是十分晦涩的，但可以看出，指明表述的实际上就是开端的悖论，即总已沉入无时过去的直接性。这段文本在结构上真正对应的，实际上是逻辑科学本质逻辑的开端，因为《精神现象学》处理的正是本质与显现之间的关系。而指明之所以涉及到现在点，是因为指明显示出了概念的时间性。

在本文接下来对本质逻辑反思部分的解释中，（总已过去的）开端将转变为反思的实在的他者。在反思的复杂结构中，概念的时间性结构被专题化。通过对逻辑科学开端的分析，现在可以初步回应批评者的是，逻辑科学的开端并没有通过直观形式与概念形式的结合，再将逻辑形式本身变为逻辑质料，消除真正直接的所与性。感性质料的所与性成为总已发生了的开端，辩证过程的每个有限规定都只是重复了这个无时的过去。直到绝对理念的方法部分，这个缺席的开端才重新被纳入纯知的自身关系中，从而将整个辩证运动转化为关于运动自身的思辨知识。

3.反思、无时的过去与实在的他者

在本质逻辑的开端，黑格尔对时间样态的表述呼应、重复了存在逻辑的开端：“由于知先从直接的有使自身内在化（errinnert），它才通过这个中介找到了本质。语言用有这个助动词（Zeitwort），把本质保留在过去时（vergangenen Zeit）‘曾有’里；因为本质是过去的有，但非时间上过去的有（aber zeitlos vergangene Seyn）。”（黑格尔，2016(b), p.3）本质是通过知对存在的回忆（Erinnerung）达到的，正是黑格尔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导致了恩斯特·布洛赫典型的批评，也引发了本体论神学式的解读，仿佛黑格尔要通过回忆把一切他者内化于绝对主体性的无限自我中介运动[14]。在反思部分，黑格尔区分了建立的反思、外在的反思与进行规定的反思，同时外在的反思被进一步区分为外在反思（äusserliche Reflexion）或实在的反思（reale Reflexion）与外在的反思（äussere Reflexion）。为何反思会在外在的反思环节双重化？通过这一外在反思的双重化，黑格尔实际上回溯性阐明了开端自身的双重化，而这一点已经隐含于他耶拿哲学的发展中。

早在《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区别》一文中，黑格尔对反思概念的态度就已经模棱两可。他将反思区别为知性的反思与理性的反思，同时又将这二者关联于哲学的前提，绝对者。令人疑惑的是，黑格尔一方面认为，整个反思一旦与绝对者相关，都会揭示出自身内容的虚无性，在这个意义上绝对者是消除一切反思与知的深渊（GW4, S.23）；但整个反思一旦整合于理性，又构成一个有机的知识系统，是绝对者在意识中的建构。如果知识脱离绝对者，它就只是缺乏实在性的虚无；如果绝对者无法被反思通达，先验直观中的直观就也仅仅是没有被带向意识的无意识黑夜。黑格尔的困境，就是如何统一对反思来说只是无意识的绝对者与有限意识。如果人们对照逻辑科学的开端，会发现这个问题被转化为：一个不可被概念建构的所与，是如何进入到概念之中的。黑格尔对此的回答是，这个不可被逻辑化的所与总是伴随着辩证运动的每个环节，只有在最后才被揭示出来。在本质逻辑的反思中，四种反思正是回溯性理解这一“无时的过去了的有”的不同方式。

由于知已经内化了整个有，本质逻辑中的知便是一个自身关系，与此同时，有也转换为一个自身关系，有与知现在直接是一。由于自身关联的有现在是辩证运动的结果，作为这个孤立的结果来看，它就仿佛是一个脱离中介或在中介后面隐藏着的东西，也即是本质。有因此自身分裂为作为中介结果的直接性或本质，与一个自身关联的否定性或映象（Schein）：“映象是作为否定物而建立的否定物。”（黑格尔，2016(b), p.10）逻辑科学开端的总已消逝的直接性，在反思的阶段重新被理解为一个直接的本质，这也导致否定者或规定被理解为假象。不过本质的直接性与有的直接性已经完全不同，因为本质逻辑中的任何直接性都已经是自身关联的直接性，因此不能再被理解为一个仿佛脱离了形式的基底。正是在这里，很容易得出黑格尔将所与回溯性取消，把直接性全部纳入理性中介之网的结论[15]。然而通过反思部分的阐释会看出，黑格尔的意图恰恰是把直接性“作为”直接性把握，在这一对直接性的理解中，直接性自身并不因此而完全变成了中介性。

映象作为自身关联的否定性，是被包含在本质内的运动，这个本质自身的映现运动就是反思，黑格尔也将此称为“从无到无的运动”或“作为否定的否定”（黑格尔，2016(b), p.14-p.15）。一旦进入到这一自身关联的运动中，人们就会发现一个脱离了运动的、直接孤立的开端是不存在的，因为一旦设定这样的开端，它就总已在运动中，并且只是一个映象，开端那个不可预思的直接性便成为运动自身的直接性。这一否定性运动似乎是摧毁一切实在性、无法固定自身（unhaltbar）的虚无。当我们认识一个事物时，它并非脱离我们的指涉、现成在那里的东西，因为一旦我们认识到它，它就已经具有我们的认知结构。反思的第一种形态建立的反思（setzende Reflexion），用当代的话说就是“在逻辑空间中空转”。因为如果我们认识到一个事物，就不仅知道自己通过概念结构认识它，而且知道它也独立于我们的认识结构，否则我们面对的就仅仅是自己的概念，这种概念缺乏任何现实性或对他物的指涉。每当自身关联的反思从一个现成直接的规定出发，它都发现自己的出发点，是在它向自身返回的过程中被建立的（黑格尔，2016(b), p.17）。用线条比喻来说，每当人们从一个孤立的点出发画一条线，就会回溯性的发现这个点已经在线里面了。由于反思是自身关联的运动，我们可以把线换成一个圆圈，在上面找不到任何可以当成出发点的入口，因为每个显得脱离反思运动的入口都已经是事先建立的（voraussetzende）：“自身反思本质上就是某个东西的事先建立，反思从这个东西出来就是回归”（黑格尔，2016(b), p.17）。建立的反思因此预先将一切直接性所与建立为总已被反思的东西，或者说有限认识仅仅关涉自己的概念，一切直接性都是被反思的直接性。这一概念神话立刻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认识的对象一方面独立于认识，是自身相关的直接性；另一方面，认识又完全将被认识的对象归结于自身的概念结构。因此，对象一方面完全只是认识的形式结构，另一方面对象又完全脱离了任何概念中介，这就导致建立的反思必须预设一个脱离反思的直接性所与。概念神话与所与神话在建立的反思那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建立的反思的自身分裂便是外在的反思。

从建立的反思到外在的反思，没有增添任何东西，只是揭示了建立的反思自己的矛盾。外在的反思具有两个结构性环节：1.一个环节是建立的反思，它仅仅否定地与自身关联；2.与此相对的环节是事先建立的反思，或直接的自身反思，也就是一个被反思建立的，不可通达的所与（黑格尔，2016(b), p.19）。反思双重化为这两个环节，被黑格尔进一步表述为外在的反思面对直接性的双重态度：外在的反思（äussere Reflexion）只有将外在反思（或实在的反思）（äusserliche Reflexion）整合在自身内，才能够真正理解他者。首先，外在反思（上面的环节1）面对着事先建立的反思（环节2），把后者视为对自己的否定。由于否定已经建立起他者与反思的关系，而他者作为仅仅自身相关的所与是不被反思通达的，因此他者这一否定物“也作为否定物被扬弃了”（页码同上）。外在反思面对的他者，成为一个彻底脱离了反思、根本没被中介的直接性。黑格尔这里的逻辑，直接与《精神现象学》中的自我意识与所谓的承认理论有关，也涉及到如何真正理解他者这一复杂的问题。如果反思仅仅遵循建立的反思的逻辑，那么可以说，哪怕是脱离反思的所与，也只是一个被建立的直接性，于是反思就陷入恶性循环：由于它仅仅和自身关联，任何预先建立的直接性都已经是被建立的，但它又不能仅仅只和自身相关，于是它预设一个脱离反思的直接性，并再一次确证这个直接性仅仅是自身建立的……这样不断消除他者，又预设他者的逻辑，不正是后世所批判的“总体性形而上学”吗？然而黑格尔如果真的犯下这种错误，就应该只停留在建立的反思当中。

后人对黑格尔的批评，实际上误解了外在反思如何过渡为进行规定的反思。正因为外在反思面对的是一个彻底扬弃了否定的直接性，这一直接性便不再是反思建立的结果，而是反思自身的根本界限，也就是黑格尔在耶拿时期表述的“理性的深渊”。黑格尔如此说明外在反思与这一直接性的关系：“它与自身的相关，就像与自己的那个非有之相关一样。”（页码同上）“自己的那个非有”，正是外在反思所面对的那个脱离反思之强力的直接性[16]。霍尔盖特非常正确地指出，当外在反思否定了自身的反思，发现一个脱离反思的直接性时，这一直接性仍然是被反思建立的。但这里的建立已经不能再被理解为建立的反思，因为外在反思面对的直接性是一个真正的直接性，它既是自反的又是直接的[17]。霍尔盖特并未明确说明，为何外在反思只要再一次建立一个脱离建立的直接性，就能真正避免落回最初的建立的反思。

外在反思的结构用三段论表述是：

自身关联的直接性（个体性，物自体）—有规定的某物（特殊性，内容）—抽象普遍者（外在形式，概念）（黑格尔，2016(b), p.20）

外在反思或形式，与一个特殊的内容相关，然后指涉一个仿佛脱离了概念的物自身。外在形式永远把握不到物自体，但后者既构成了表象内容的特殊性（感觉），又造成特殊内容与抽象概念形式的分裂。黑格尔指出，一旦理解到物自体也仅仅只是一个自身关联的直接性形式，外在形式就已经抽象掉了自己对特殊内容的指涉，否定了自身的所有否定活动，从而成为一个纯粹的自身关联。此时，自身关联的形式的直接性，在对自身的重复设定中复现了最初的直接性，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形式现在将自己理解为直接性本身的展示（Darstellung）。外在反思的三段论就转变为概念的三段论：

形式之形式（对抽象普遍的再一次抽象，具体普遍）—自身展示的直接性（个别性）—被展示的内容（形式自身的特殊化）

此时，中介形式与内容的是事情本身的直接性，它既是形式之形式，又是显示为形式规定的内容。直接性的自身关联，与反思否定的自身关联，现在便是同一个直接性，也即绝对否定性。绝对否定性作为无休止的运动，在每个有限规定环节都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无规定性，也即开端那个不可预思的直接性、总已发生的过渡在每个环节的重复。逻辑科学中的实在性涉及到一个被纳入反思的无规定性，只有这一无规定性与反思的自身关系重合时，概念才会实在化。

所以，外在反思纯粹形式性、抽离一切关联的自身指涉，就既是它的自身关系，也是直接性的自身建立。外在反思以为是先验主体“我”在理解物自身，但其实只要把“我”的主观表象形式进一步抽象为形式的自身指涉，就已经是概念自身在通过“我”显示为内容。所以具体的普遍性不是一个将所有特殊内容包含进个别主体里的总体性，而是自身关联的个别主体作为最简单的普遍性，自身特殊化为形式规定。个别性直接展开为一个判断，表达为存在的原始分割（Ur-teilung）（黑格尔，2016(b), p.292）。这也是逻辑科学开端批判费希特式自我的要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旦从正题进展到进行判断的表象性自我意识，正题就回溯性变成一个只能通过努力（Streben）不断接近的彼岸。实际上，判断根本不是有限的表象自我的能力，而是绝对者的自身分裂。

不可通达的他异性，与反思对自身内容的彻底抽离、纯粹形式的自我指涉，重合在了反思结构的同一个位置。这就是黑格尔式的神圣自限（zimzum），外在反思通过抽象掉自己的主观表象结构来投入他异性的自身敞开。当外在反思彻底消除自己的否定性行动，彻底面对自身的无根性时，那个始终无法被反思穿透的存在，便展现为自身关联的直接性，并作为这一直接性进入了反思活动：“反思的外在性因此与直接物对立，被扬弃了；其自身否定的建立就是它与它自己的否定物，即与直接物的消融，而且这种消融基本上就是直接性本身。这样，当前外在的反思，就并不是外在的，而同样是直接性本身的、内在固有的反思。”（黑格尔，2016(b), p.20）[18]黑格尔这里的思路，其实就是新柏拉图主义到中世纪神秘主义都在不断强调的自身出位、向神性敞开，或用诺瓦利斯式的反讽表述：我们到处寻找无条件者但只找到了物——正因为我们始终执着于外在反思立场，无条件者便总已被预先建立成了物，而我们只要把自己的外在反思抽象为概念的自身关系，绝对者就总已经显示自身了[19]。在此，我们终于可以理解黑格尔在逻辑科学开端对康德关于本体论证明批判的奇怪回应。黑格尔指出，100块钱和上帝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前者只是一个表象，是虚假的概念，还远远没有抽象为纯粹的直接性（黑格尔，2016(b), p.77）。一旦康德将表象抽空为纯粹的自身关系，就会发现这个概念的自身关系正是存在自身的展示。

人们现在能够初步回答，开端那个无时的过去了的存在，是如何被总已太晚的反思达到了：这个标志着“无时过去”向度的直接性，根本没有被纳入当下的在场，因为那样被纳入当下的直接性都只是被反思预先建立的假象。这也是为何感性确定性中被扬弃的曾在，只要一被当成存在着的，就再一次被扬弃，并返回到指出的第一个直接性。所以第一个总已过去的直接性，只能在经过反思自我否定的运动后才能被显示出来，但显示不是在场的现成规定，在清空一切现成规定的意义上，显示反而是最彻底的无规定性或缺席[2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绝对否定性本身就有中介和直接性两个含义，而直接性的含义构成了知当中不可避免的无知与一切规定的无根性。在下一节对思辨方法的解释中，直接性的这层含义会变明确。当反思意识到自己的否定行动怎么也无法企及那个总已过去的直接性时，它便否定自身的活动，投入到作为永恒过去的开端的直接性，从而让自己的活动成为这一直接性的显示。从时间模态来看，在进行规定的反思那里，才第一次专题化了线性进程或当下的现在点，与总已过去的开端之间的联系。后者作为无时的过去，通过反思的自身关联，在现在点那里被揭示出来，并构成了每个现在点或每个有限规定之间不可化约的差异。但这个结构的具体表述，是在绝对理念的思辨方法部分。下面将阐明耶拿实在哲学中关于时间的论述，说明它与辩证法的综合、分析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为何思辨方法作为对辩证运动的意识，真正达到了不可预思的开端，构成逻辑理念的闭合与哲学体系的展开。达到思辨方法的自身意识后，开端的不可预思性就被揭示为自然的现在时间与概念的无时性之间的张力造成的结果。这一部分的解释将在《精神哲学》中得到印证。

4.思辨方法与时间性

在耶拿实在哲学手稿的自然哲学部分，黑格尔描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时间图景。他首先提出一个自身等同的单纯的以太（Äther），并指出这一以太是无限的运动，内在统一了自身等同与无限性两个环节，自身等同与无限性这两个环节的对立构成了时间与空间（GW7, S.193）。在描述自身等同（直接性）与无限性（否定性）的关系时，他使用的正是后来逻辑科学中的否定性结构。由于时间和空间都是通过同一个自身区分的以太构成的，二者的结构便以否定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时间是无限性对自身等同性的否定：“是进行排斥的点或一般的界限；但在它的这一否定活动中，它直接与他者相关联，并否定自身。界限或当下（Gegenwart）的环节，绝对的这一个（dieses）时间或现在（jetzt），是绝对否定的简单者，绝对地将多性排除出自身，从而绝对地被规定。”（GW7, S.194）由于现在点是绝对否定性，它就否定自身，成为自身的对立面。现在点作为界限，同时就是自身的非存在，而这一非存在就是另一个进行否定的现在点，这第二个现在点是未来：“界限自在是直接的非存在，这一非存在与界限对立，作为行动着的，或不如说自在地排除对立面的东西，是未来（Zukunftt），是现在不能抵抗的东西。因为未来是当下的本质，而后者是自身的非存在。”（GW7, S.194）黑格尔指出，因为现在与未来二者直接是自身的否定，所以两者又是可互换的。这导致存在的其实既不是当下也不是未来，而是二者的相互关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关系并非由现在与未来两个关系项构成，而是每一方通过自身否定已经是另一方，因此绝对否定性自身作为关系同时建立了现在与未来两者。

有趣的地方在于，现在与未来的“差异扬弃自身在过去（Vergangenheit）的静止中。”（GW7, S.194-S.195）由于过去联结现在与未来的那个否定性结构本身， 二者就综合为一个充盈的结果。此时，过去作为自身关联的否定，在扬弃现在与未来的同时产生出一个直接的结果，从而是返回到自身的现在，被重建起来的当下：“过去是这一返回到自身的时间；在先者（das ehmals）是一个自身等同性，但它是从这一扬弃中产生的，综合的充盈（synthetische erfüllte）；它是时间性的总体性维度，将前两个最初的维度扬弃于自身内。”（GW7, S.195）时间因此是一个三维的循环结构，最初的抽象现在实际上是通过现在与未来的综合产生的过去，而过去作为向第一个现在的返回又是时间整体。时间整体，或构成三维时间之统一的现在，第一次呈现出时间之概念的结构：“这一实在时间是瘫痪（paralysiren）的绝对概念的无休止”（GW7, S.197），“当谈到时间在绝对的考察方式中被消除时，那么谴责时间的部分原因在于过去性（Vergänglichkeit），或它的否定特征；然而这一否定性是绝对概念本身，无限者，自为存在的纯粹自身……对一切存在者的真正考察方式因此是在它的时间中，也即在它的概念中进行，其中一切都仅仅是消逝着的环节；部分原因在于，实在的环节在时间中分散，一个现在存在着（ist），另一个曾存在（gewesen），一个将要存在（seyn wird），在真理中却不同于这样的分离，一切直接在一个（Einer）统一体中。”（GW8, S.13）

上面的文字显示出，黑格尔在1804/5与1806年的自然哲学中已经认为时间视为具有概念性的结构，概念的否定性在时间那里以外在的方式显现出来。黑格尔在这里谈到消除时间，并不是意味着自然时间不存在，而是说时间的概念结构本身是一个无时的现在。而对自然时间（包括整个自然哲学）结构的考察与安排，本身就是我们知或有限精神，通过概念重构出来的。认为黑格尔消除时间的看法因此只是误解，因为他区分了线性自然时间与我们对时间的概念式理解，后者才构成了自然时间可能性的条件。

现在带着黑格尔对时间的理解回顾逻辑科学，会发现其中关于时间模态的说法与自然哲学中关于时间的表述是一致的，这绝非偶然。逻辑科学的意图在于，通过我们或知对沉浸在表象与直观中的概念进行纯化，这首先要用有限的人类反思与语言来进行。逻辑科学因此不得不以一种线性的方式进展，并在进展的每个阶段回溯性阐明与之前环节的关系，而它考察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共时性结构。逻辑科学开端那个总已在整个线性之时间过去的有或纯粹的所与，只能在进展中被回溯性地展示。因此在本质逻辑中，有才第一次被专题化为“无时的过去了的有”，并被展示为反思真正的他者。这类似于耶拿自然哲学中的过去维度，它只有在自身关联的否定中才能被展示为第一个现在与时间的总体。过去作为现在与未来之综合，同时是综合的结果，也即自身关联的绝对否定性就是直接性。这说明了外在反思到作为整体的反思是如何过渡的：外在反思发现自己预先建立的直接性，总已是一个个抽象的现在，那个最初的“以太”或无时的过去根本没有进入在场；外在反思意识到后者无法通过概念进行把握后，就否定了自己的否定活动，从而仅仅与自身关联，让无时的过去保持为一个真正的直接性，这个直接性本身即是外在反思的自身关系，又构成了外在反思与建立的反思两个自身分裂的环节之中项，综合并扬弃了两者。作为综合结果的直接性才是重新达到的，开端的第一个总已过去的直接性，这个开端现在被作为开端理解，反思便被理解为同一个开端在差异性进程中的自身展示。

逻辑科学的时间性结构因此可以如此表述：无时过去的直接性必须通过反思的自身抽象，揭示为概念本身的活动；此时反思便不仅是抽象的现在点，它通过关联于一个不在场的直接性，与自身关联，从而将自身展示为概念运动的无根整体，并回溯性阐明了之前进程的意义。无时的过去实际上构成了现在点最低限度的自身差异，这一自身差异是抽象现在与第二个现在整体间的差异。用历史来阐明这一自身差异会比较清楚：外在反思的抽象现在实际上就是知性对自己时代（及其造成这个时代的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将一切时代都化约成了抽象的现在。这就是现代性原则同样会出现在古典时代的原因，知性作为概念自身的环节根本就不是自然时间内的结构，不如说线性时间观本身就是知性思维的产物；当外在反思通过将无时的过去纳入现在达到自觉，它就以整体的或绝对当下的概念视角重新理解历史，这一理解仍是在抽象线性的时间内做出的，但对当下时代之意义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巨变。通过概念视角理解的现时意义必然与知性理解的抽象现在的意义不同，前者就构成了后者的规范性。因此规范性既是历史性的，又是永真的，尽管这一真理只有通过对过去的思辨理解才能达到，进而只能是时代性的。这既构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础，也是他会在耶拿实在哲学中声称，对存在者的真正考察只有通过概念完成的原因。

对照康德，会发现先天综合判断虽然阐明了直观与概念形式二者的综合，却预设了一个感性所与。在黑格尔这里，过去之所以能够构成现在与未来之间“综合的充盈”，就是因为无时的过去既是尚未进入形式与内容区分的开端，又总已在辩证运动的每个处于对立的环节中重复。它既是辩证运动的动力，也给辩证运动的每个环节带来了偶然性。康德遗留的感性所与就转换为概念结构自身无法消除的外在性。由于反思自身的外在视角，无时的现在对它来说是线性进程中不在场的点位，在每个现成的有限规定那里都是形式外的剩余，但它实际上只是形式本身的直接性。只要反思转换为思辨的视角，它就会发现辩证进程中从外在性返回直接性的每个步骤，都是同一个直接性作为整个线性结构整体的显示。如果这种意识仅仅是我们做出的，没有被整合在概念自身中，概念就还不是作为概念自我把握的概念，我们的知与概念、形式与内容就还是分裂的。

所以，辩证运动的外在性不在于缺乏进一步的规定，因为那个它努力去中介的直接性根本就不是一个现成规定，也无法通过规定克服。缺乏自觉的辩证运动就会陷入向前或向后的无限进展，而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知也变成了运动外在的推动者。让整个辩证运动得以完成，并将知提升为思辨知识的环节，使知自己成为辩证运动自身的结构，从而让线性进展真正封闭成一个圆圈。这个环节就是绝对理念的方法部分。黑格尔哲学饱受诟病、也最有争议的部分就是“辩证法”。辩证法如果是一种方法，如何能够避免将内容缩减为抽象的图式？如果方法不是图式化的重复，它又如何避免每个步骤都分离为差异性的环节，以至于方法最后丧失于许多漠不相关的步骤中？也有学者试图从绝对否定性那里寻求黑格尔辩证法的运作形式，并认为黑格尔对方法的真正定位在本质逻辑的反思部分[21]。这种做法无法说明，为何黑格尔一定要将对方法的考察放在逻辑学的完成部分。

黑格尔通过这样一个令人费解的表述来界定绝对理念：“其余一切的东西都是错误、朦胧、意见、趋向、任意和可消逝性；唯有绝对理念是有，是不消逝的生命，自知的真理并且是全部真理。”（黑格尔，(2016b), p.529）在这个阶段，绝对理念直接真正返回到了开端的有，并与之前作为一个有限环节的生命相区分，是不消逝的生命。同时知也被自反性地表达为自知（sich - wissende）的真理，这唯一的真理又是全部（alle）真理。表面上看，黑格尔似乎表述了大全一体（All-Einheit）的古典真理观。但这种本体论神学式的解读，面对着如下的问题：绝对理念或一如何既是一又是全？这样的大全一体如何与自身关联的自身知识协调一致？这个最高存在者是自我意识的先验结构，而经验个体分有了这个自我意识？一种受图宾根学派启发的解读进路认为，黑格尔将绝对理念表述为绝对主体性，它既是否定的自身关联的主体性结构，又作为最高实在性奠基了整个否定性过程（Jens Halfwassen(2016), Klaus Düsing(1984)）。这种解读虽然建立了黑格尔与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历史关联，却不够重视黑格尔自己奇特的思辨方法。或者说，直接性作为无规定性或不规定性的方面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也导致同一评论者认为大全一体还需要太一的超越性进行奠基（Jens Halfwassen(2015)）。

正如上文在外在反思部分已经详述的，黑格尔的具体普遍并不是一个纳入全部规定的总体，而是外在反思对自身的彻底抽象，反思通过这一自身抽离返回到概念结构中，从而将外在性内化于概念自身。因此，开端无规定的存在总已进入到概念的自身关系中，并直接显示为这一自身关系。概念的自身关系并非传统的太一，因为太一本身并非存在而且脱离了一切关系。概念的自身关系也不是一个存在者或本体，因为任何存在者或本体都是通过辩证运动自身被构成的有限规定。绝对理念与辩证运动有限环节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不再与开端的直接性处于一种相互否定的关系中，或者说，它不再认为概念形式外还有一个脱离把握的规定。绝对理念把直接性作为一个非规定（Unbestimmtheit），纳入自己当中，而这正与外在反思的自身抽象一样，是通过将它的否定关系全部抽离达到的——此时概念形式的自身外在性就直接内在于形式本身，从而构成形式的自身指涉。这一自身指涉不再有任何外部，因为外在性已经内化于绝对理念，所以它也排除了一切映现规定，保持自身为直接的自身关联。非规定性便不是与绝对否定性对立的东西，因为那样它仍然是一个规定性。非规定性现在就是绝对否定性本身的直接性。在概念结构外部反思逻辑进程的知，完全进入了过程本身：概念形式的外在性就是知的位置，所以在每个有限规定中知都误认为概念形式与一个分离的直接性相对，但这仅仅是知自己的外在无规定性造成的假象，知没有反思到自己所在的位置正是概念结构的直接外在方面。所以，知只要自身反思，便将概念结构的外在性纳入到概念结构本身中，知的这一自身指涉就构成了概念的自知，也就是绝对理念。

黑格尔通过方法的四分详细阐明了上面论述的过程：1.首先，认识从一个抽象普遍的规定性出发，分析出它的规定，这是第一个否定；认识接着通过这一否定揭示出第一个规定的对立项，并发现二者的矛盾关系，这个矛盾就是绝对否定性，或对两个规定的综合。这里的进程与反思部分是一致的，一旦揭示出第二个规定就发现它总已与第一个规定发生了关联，并且二者已经综合在一起；2.上面的进程是分析—综合的不断转换，也是主观认识或外在的知的进程。这一进程无论向前还是向后都是无限进展，因为真正造成实在综合的直接性，对外在反思来说仿佛总已过去；3.综合产生的结果，孤立于过程来看后于第一个抽象普遍性与综合过程，因此是第三项。但由于第一个抽象普遍性已经预设了一个总已过去的纯粹直接性，综合的结果便是第四项；4.这个第四项，或者说作为综合之结果的直接性，其实就是抽象普遍性预设的那个总已过去的直接性。（黑格尔，2016(b), p.544）

黑格尔对方法的这一表述，显然与上文展示的耶拿自然哲学中，从以太到时间整体的循环是一致的。我们现在可以如此表述开端与辩证运动的关系：一旦人们进行开端，就总已面对着一个最抽象的自身关系，而真正直接的那个脱离一切反思抽象的开端，总已过去。但从方法的视角看，我们才会发现，之所以开端的直接性表现为一个无法进入运动的永恒过去，是因为它已经作为纯粹的直接性在抽象的自身关系内了！[22]整个辩证运动的中介进程，就是要将这一直接性作为直接性展示，而这个进程的关键就在于将概念所有的外在映象扬弃，直到概念映现的外在性彻底成为它的内在性，一开始仅仅在概念内的纯粹直接性就翻转为概念自身的外在性或直接性。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中介进程把概念所有预先建立的映象消除，真正不是被概念建立的那个直接性，才作为无规定性被揭示出来。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就是将沉浸在无意识的直观与混乱的表象中的结构纯化为一个最简单的自身指涉。远远与一般见解相反，黑格尔不是将否定神学的超越者消化在了概念的自身中介内，而是把一开始就在概念内，但被外在反思误以为在概念形式彼岸的纯粹直接性展示在外。黑格尔为了避免误解，专门指出：“使方法的这个中介迷失自身的，也是由于规定性；方法通过一个内容，就像通过一个它自己的映现的（scheinbares）他物那样回到自己的开端，以致它不仅仅是把开端，而且是规定了的开端重新树立起来，而且结果也同样是扬弃了的规定性，从而也就重建了它所开始的最初的不规定性（Unbestimmtheit）。”（黑格尔，2016(b), p.548，杨一之翻译的“似乎它自己的他物”被改动为字面意义“它自己的映现的他物”）也就是说，总已蕴含在每个自身关系中的绝对最初的开端，唯有作为彻底扬弃了中介的结果才能被显示，而彻底扬弃了一切他异指涉的概念，就是自身关系对自身的把握，所以它把开端自在的自身关系显示了出来。黑格尔所谓的形式之形式，是指形式把自身专题化，从而隐藏在第一个形式中的、不可规定的直接性，也一道作为不规定性被专题化。黑格尔也用原始语言（ursprüngliche Wort）这一隐喻说明逻辑学对绝对理念的展示是如何进行的：“这种语言是一种言说（Aeusserung），但却是这样的言说，即当有言说时，作为说出来的东西便立即消失了。”（黑格尔，2016(b), p.530）在耶拿实在哲学II中，联结逻辑学与自然哲学的以太这一绝对物质，有着一样的结构。作为绝对精神或活的上帝（lebendige Gott）的以太，它的“第一个言说就是把自己变成言说者，这是它的第一个词，而它把自己变成创造者，这就是它的第一个创造活动。”（GW7, S.191）Logos或绝对理念的言说活动是纯粹的自身关联，而这同时也是“绝对物质”或存在的自身关联，所以绝对理念在逻辑学中的自身展示就是一个无时的发生（geschehen），对有限精神与自然时间的线性序列来说仿佛是在不可追思的过去，唯有通过逻辑科学对概念进行方法论纯化才能达到，一旦理解了方法，先行的每个环节便被重新理解为原初语言或逻辑理念的自身关联，整个逻辑学就此凝缩为一个简单的、过程性的直接性。

到此为止，逻辑理念向自然的过渡已经呼之欲出。“这个纯理念不如说是绝对的得到自由……在这种自由中，找不到过渡……理念自由地解脱自身，对自己绝对有把握，并且在自身中宁静。由于这种自由之故，它的规定性形式也同样是绝对自由的，是绝对无为的、无主观性之有的空间和时间的外在性。”（黑格尔，2016(b), p.553）当知成为绝对理念本身的自知，因此是形式之形式时，所有在线性进程中有区分的形式规定都成为自身关联的直接性，是同一个形式的自身指涉。对自然时间或有限反思来说“总已过去”的有，便转换为无时的概念的自身关系。思辨知识与其说是知晓一切，不如说是有学识的无知，因为它经过整个辩证法的历程达到对事情自身的完全投入，从此时开始，有就通过形式之形式直接显示自身为空间与时间。根据之前关于耶拿自然哲学的表述，无时的Logos不仅是永恒维度，而它直接也是时间整体的结构。作为自然时间的概念结构，概念总已经超越了时间的消逝运动，但在有限的人类理性那里，概念又必然通过表象与直观关联，因此只是时间整体的一个无时性维度。在此回顾逻辑科学开端的变，就会发现那里作为思辨方法的第一次展现，正是被概念把握的自然时间。 在此意义上，谢林与其他后世批评者实际上没有真正理解黑格尔的哲学方法，才误认为黑格尔的概念消除了与实在领域的关系。

从逻辑理念到自然因此没有过渡。逻辑理念、自然与精神，只是世界的意义通过思辨方法展示自身的三种方式（黑格尔，(2016b), p.530）。但严格来说，思辨方法或黑格尔的整个体系都是精神的自身释义学。在思辨方法的层面看，直接性是自然的外在性，这一外在性是有限精神的具身性的基础，也是有限精神自我理解着活动的材料；有限精神既与自身关联，又指涉一个外在的他者，因此它的自身关系既指涉了第一自然，第一自然又总已在有限精神的伦理生活或第二自然中。因此在方法层面看，真正在先的是概念结构或精神，但在自然时间上看，又总是自然在先精神在后，精神仿佛能设想一个脱离了概念本身的、总已过去的直接性。黑格尔如此说明这两种看待精神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对我们来说，精神以自然为它的前提，而精神则是自然的真理，因而是自然的绝对第一性的东西。在这个真理中自然消逝了，而精神则表明自己是达到了其自为存在的理念，这个理念的客体和主体都是概念。这个同一性是绝对的否定性，因为在自然里概念有其完善的、外在的客观性，但是它的这个外在化被扬弃了，而概念则在这种扬弃中成了与自己同一的。因此，概念只有作为从自然中的回复，才同时是这个同一性。”（黑格尔，(2015), p.9）这段话回溯性阐明了逻辑理念、自然与精神的关系。在逻辑科学最后，整个逻辑理念的自身关系就是自然的客观外在性，但逻辑理念并不是先停留在自然的外在性，然后再内化为精神。这种线性的时间理解正是人们日常思考自然会出现的悖论：无论如何向前回溯，我们都无法思考一个自在的、完全脱离于人的自然，因为那样一个自在之物总已经是被我们所思考的，于是我们只能设想一个时间上仿佛总已过去的存在。一旦我们转换到思辨方法的视角，自然就是被精神所认识的自然，它既是自在的又已经在概念的自身关系中，精神或概念的自我认识活动回溯性建构了一个仿佛脱离了概念的裸露自然，实际上这一脱离概念的直接性只是精神的有限认识造成的假象。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并不是任何一个规定性或这样一种内容，其表现或外在性只会是与之不同的形式，所以精神并不显示某个东西，相反地，它的规定性和内容就是这显示本身。”（黑格尔，(2015), p.19）可以说，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事后通过思辨方法来重构（re-konstruktion）世界的意义，而这一重构展现了世界意义在历史中的自我建构，这就是人们对总已发生的事件进行理解，并对自身达到自觉的过程。

5.结论

最后，本文将处理仍然可能存在的，对黑格尔的如下指责：1.黑格尔的哲学由于是精神的自我诠释，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自然本身只是精神的意义空间内的自在存在，这还是梅亚苏所说的相关主义；2.精神作为概念的自身显示，仍然消除了时间，让一切成为无时的现在，这意味着黑格尔整个哲学计划的崩溃。

首先回应第二个指责。这种认为黑格尔在精神中再次消除时间的误解很容易产生，因为精神就是概念的自身关联，而概念是无时的。但这忽视了至关重要的一点，精神和自然已经是既完全独立于概念，但又能被概念理解的实在，不再仅仅是逻辑科学中的纯粹概念结构。逻辑科学最后是通过绝对理念理解了作为直接性的直接性，它在自然哲学中构成了所有概念规定的实在性基础，也是自然和有限精神的外在性的根源。自然的外在性既是有限精神的无意识层面（自然灵魂），又造成有限精神只能通过直观与表象中理解概念，所以概念的无时性维度在精神那里必然与自然时间关联。即便在绝对精神那里，有限精神达到了思辨知识，理解了时间的整体结构，有限精神也没有因此而取消具身性和历史性，它仅仅是对历史和自身有了思辨的意义理解。

黑格尔会认为第一个指责混淆了他的精神概念和知性所理解的抽象概念。精神概念内在就有着非概念的直接性，这一直接性在最初是自然灵魂的无意识状态。精神的自我理解并不是不断消除这个直接性，而是让它在概念规定中显示为不同意义，例如伦理实体中，直接性在国家那里则最终表现为法的抽象性必然蕴含的战争状态。直接性在每个环节都是不同精神形态的实在的他者，如果精神误认为直接性只是一个脱离概念理解的抽象，想将它彻底消除，那么反而会造成精神的自我瓦解。正如本文已经不断阐释的外在反思的结构，克服直接性与中介性二者对立的思辨方式，不是用中介性或否定性去将直接性纳入中介系统，而是反过来，将中介性把握为绝对否定性，继而通过绝对否定性的自身扬弃把它把握为直接性的自身展示。正因为如此，直接性才完全是绝对否定性，它在精神层面，就是精神对自身无根性的承认与接受。对这一部分的诠释与证明涉及到黑格尔的整个精神哲学与历史哲学，不再是本文的范围。但至少可以回应的是，以黑格尔的思辨方法理解他的体系，重要的是在具体层面理解精神的他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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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范畴，当其只是本能地起推动作用时，它们之进入精神的意识，还是零碎的，因而也是变动不定和混乱不清的，并且它们对精神所提供的现实性，也是这样零碎的、不确定的；纯化这些范畴，从而在它们中把精神提高到自由与真理，乃是更高的逻辑事业。”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p.15。

[2] “因为意识从时间上说构成对象的表象比构成对象的概念更早，连思维的精神也只有通过表象活动，并求助于表象活动，才进展到思维的认识和把握。”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p.49。

[3] 这也体现在黑格尔对《逻辑学》无预设性的要求，以及《逻辑学》结尾对方法的讨论上。

[4] 将第一原理视为奠基体系之最终确定性的担保，见费希特《论知识学或所谓哲学的概念》（费希特，2014年，p.445-p.491）。

[5] 如何通达开端或体系的第一原理，在谢林与费希特的早期思想中与智性直观（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密切相关，但谢林将智性直观理解为主体完全抽离自身的主观性，达到表述绝对者之本质的绝对同一性，而费希特则在《知识学新方法》中将智性直观视为呈现自我意识实在—观念统一性的方式，并在1801年左右将它等同于知识（Wissen），与作为实在性之源泉的绝对者区别开来。黑格尔的先验直观则既不同于谢林又不同于费希特。在先验直观包含了反思的意义上，它与有限主体相关并建立了知性规定性，但直观作为实在性的源泉又高于反思。这一思想在《信仰与知识》和《论自然法的科学考察方式》中被替换为创造性想象力与直接转化为他者的否定，后者预示了《精神现象学》中的指明（aufzeigen）与《逻辑学》开端的基本特征，即总已（immer schon）进入否定的直接性。在耶拿实在哲学II中，直观是以太，也是联系起逻辑学与自然哲学的枢纽。直观在黑格尔整个哲学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从耶拿时期到逻辑科学之形成的进程正是将直观转换为概念自身的结构性要素，并构成了概念的无意识层级，也就是自然灵魂或实体性。

[6] 康德在这里谈论的实在性的总和或相对于逻辑形式预先被给予的逻辑质料，实际上就是先验辩证论中的先验理想。见康德，2020, B600-B611。

[7] 甘丹·梅亚苏，2018, p.5-p.32.

[8] 费希特，《费希特文集·第一卷》，梁志学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p.500：“这种本原行动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意识的诸经验规定之一，而毋宁是一切意识的基础，是一切意识所唯一赖以成为可能的那些东西。……”

[9] 对此的经典研究，见Lore Hühn(1994): S.93-S.106。

[10] 见Stephen Houlgate(2006): p.280-p.284。

[11] 见Stephan Grotz(2009): S.317-S.318。

[12] Emil Angehrn(2007), S.174-S.175。

[13] Lore Hühn(2002), S.319-S.320。

[14] 恩斯特·布洛赫认为黑格尔的回忆就是柏拉图式的灵魂回忆（Anamnesis），而黑格尔将回忆理解为重造（reproduktion）出已经潜在于概念中的内容，也即逻辑科学这一创世前的影子王国所实施的工作。布洛赫认为，黑格尔尽管将显现（Erscheinung）引入真理，从而让真理成为动态、自在自为的具体性，但黑格尔实质上仍是柏拉图主义者，通过新柏拉图的流溢说将柏拉图的回忆转变为宇宙论式的回忆（Hegel Studien Beiheft 1, S.172）。显而易见，布洛赫的批评实质上仍是谢林式的，讽刺的是，他对黑格尔进行的本体神学批判很大程度上成为后世学者解释黑格尔哲学的模板，例如Klaus Düsing(1984/1976), Christian Iber(1990), Jens Halfwassen(2016/2005), Rainer Schäfer(2001), Dieter Henrich(2003)。尽管布洛赫引用了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作为印证，但如何理解黑格尔以及黑格尔与古典传统的关系，仍需回到黑格尔对逻辑科学及其思辨方法的具体表述上。布洛赫的批评的关键在于，黑格尔抹消了一切新事件的可能性与乌托邦式的未来向度，但他的批判依赖于一个非黑格尔的成见，即知通过对存在的回忆消除了开端的直接性。本体论神学式解释的问题，也在于忽视了存在是总已过去的，所以内化存在并非简单地将直接性纳入中介性中、用绝对主体性或知来奠基整个运动，而是将知真正的他者，不可预知的过去纳入到知自身，知因此成为无知之知，开启一个现在自身出位于未来的三维时间性。只有把开端现成化，才会导致一个无限中介、没有断裂的自身奠基过程，可是开端作为一切辩证进程具体步骤的开端，恰恰是回忆的界限。当回忆抵达界限时，那个在每个辩证步骤中不断重复的不在场的过去，才构成现在自身实在的差异，从而让现在有了未来向度。

[15] Manfred Frank, Der unendliche Mangel an Sein, Schellings Hegelkritik und die Anfänge der Marxschen Dialektik. S.121-S.144。

[16] Philipp Höfele, Äusserliche und Äussere Reflexion, S.136-S.137。

[17] Stephen Houlgate, Essence, Reflexion, and Immediacy in Hegel’s Science of Logic p.147

[18] 黑格尔从反思规定性向脱离反思的根据过渡时，使用的正是这一方法。而从条件向实存的过渡时，同样也是条件整体的无根性被揭示为反思的界限，于是实存便直接、没有进一步理由的被展示。

[19] 费希特在1804年的知识学中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否定神学的方式，“将一切杂多回溯向绝对统一性”，这一向上超越的进程就是一向意识的自身启示，而绝对者在启示为自身关系的图象中保持自身为不显现的、超越的一（GAII, 8, S.8）。值得注意的是，费希特在耶拿知识学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一个自身设定行动是无法被我们有限主体意识到的、逃脱反思的东西，进而是总已伴随着我们的无意识。他在《知识学新方法》中的解决方案是，把理智直观当成呈现这个原初无意识设定的进程，在分析—综合的进程中，反思的哲学家（我们）发现这个结构就是原初设定自身的展示，于是我们对这个结构的反思或理智直观，就被整合进了原初设定自身。在这个意义上，无意识的原初设定通过我们的反思被带向意识，并在有限自我意识的“将自身设定作为（als）自身设定活动”这一结构中不断重复设定自身。但费希特耶拿时期的一个问题在于，一旦他在理智直观中把握了原初的无意识设定，就有种把原初设定回溯性解释为自我意识的倾向，这将导致设定活动缺乏真正的他者，成为镜像式的自身关系。换言之，原初设定必须既展示在知识的重复设定中，又必须在知识的显现中保持自我封闭，也就是说，知识不仅是差异性的中介结构，而且中介结构还必须内在于一个完全非中介的直接性，只有这样知识才是实在的（GAIV, 2, S.135）。我们已经看到，黑格尔也既保证了直接性仅仅是直接性，又保证了这个直接性作为直接性显现为中介性。

[20] 后期费希特通过这个洞见专题化了绝对者的超越性。由于黑格尔是通过知本身展示概念运动与直接性的关系，人们就很容易以为他忽视了知的有限性。对黑格尔的概念缺乏实在性的批判，也是因为人们以为概念没有真正的他者、那个脱离反思的却又是自反的直接性。黑格尔容易被误解的主要原因是，他对直观（直接性）和概念的规定与费希特和谢林是反的。费希特和谢林把直观理解成活动，认为概念是静止的规定。黑格尔则从知出发，揭示出概念运动如何显示自身为直接性，所以直接性在概念运动的过程中造成了每个环节的断裂与联系，但自身又保持为单纯的自身关联。黑格尔将笛卡尔客观本质的含义，通过康德哲学的转换再一次进行了转换，导致概念结构成为了真正的实在性。对此的详细说明见安格里卡·努左和布拉迪·鲍曼的研究：Angelica Nuzzo, Existenz „im Begriff' und Existenz „außer dem Begriff', Die Objektivität von Hegels „subjektiver Logik", S.171-S.189. Brady Bowman, Hegel and the Metaphysics of Absolute Negativity, p.201-p.239.

[21] 见Dieter Henrich(1971), S.219-S.324.

[22] 黑格尔逻辑学尤其困难的地方在于，内与外的关系是相互蕴含的。在存在论中，内只是与外相对的，内直接显现为外在定在；客观逻辑中，伴随着反思或否定性结构的双重化，内外关系开始增倍，内同时映现了自身与外，外也亦然；主观逻辑中，不仅概念深入到了自己的最内在性，将一切映象都建立在自己内，而且概念本身的形式也直接展露于外部，但这一次被展露于外的，就是概念最内在的纯粹直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