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阐释中国古代城乡关系的模式后工业化时代，城乡差距的拉大日益凸显，这种“城乡二元结构”是何时形成的，是否适用于描述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的城乡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前工商业时代，在以农立国、四民分业的理念影响下，我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绝然不同的面目。对于漫长古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许多社会思想家及历史学家提出过思考。马克思指出，亚细亚古代的城市，并非经济、工商业发展的产物，而通常仅仅作为行政中心、宗教中心而存在，城市居民大部分还从事农业，“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农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收入《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强调城市多因国家政治力而崛起，而由于其消费性，必得与代表农耕生产的乡村连为一体；侯外庐（《周代“城市国家”及其亚细亚特性》，氏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文物》1985-2）等都有类似的观察。这种观点为牟复礼发展为“城乡连续统一体”（Urban-Rural Continuum）的框架，并用来阐释明初南京城的地位（Frederick W. 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下文出处同）；他指出，与西方比较，中国城市没有城市大建筑，没有“市民”，没有与周围乡村分开的政府，乃至建筑样式、空地利用、服装样式、饮食方式、交通工具、日常生活等其他显见的方面，都未显示出城乡特有区分；旧中国城乡一统。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上述观察统言古代中国，实际上，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城、乡关系也有着或显或隐的变化；这其中，唐宋之际的城市变革是一个转折点，虽则相关核心论点如官市崩坏、坊墙倒塌等近来引起学界的再思 (如鲁西奇《“城墙内的城市”？——中国古代治所城市形态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2；包伟民《以历史思维看唐宋城市史》，《光明日报》2017年6月11日)，但工商业的解禁确乎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经济地位，商业取代农业成为城市的主要经济动力。因政治、军事、宗教等原因建立的城市，得以摆脱“寄生性”与单向消费性，成为社会物质再生产的主体，大部分依靠本地的商品生产、市场流通来满足自身需要，甚至将商业经营扩大至城外的郊区、农村，促成了郊区市镇及乡村草市的繁荣。《都城纪胜》描绘南宋杭州，“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小州郡，足见行都繁盛。”（据王民信主编《西湖老人繁胜录三种》）这与唐都长安郊区由墓田、寺院、道观、地主庄园、官人别业、平民耕地构成的自然景观，形成反差。在市场体系发展基础上，城、乡经济互动频繁，出现了宋人所谓“城郭、乡村之民交相生养，城郭财有余则百货有所售，乡村力有余则百货无所乏，城郭富则国富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哲宗元祐二年）的新型城乡关系。那么，我们还关心唐宋变革分水岭之前，“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如是否各自成为独立的地域单元，承载的社会功能有何联系与区别？能否找到思考早期城乡关系的另一框架，下两节以唐代京畿区的城市与乡村为例，进行说明。二、长安城乡：“非均质”的统一体自战国秦以来，基层的聚落就有城邑与散布的自然聚落之分；到六朝时“村”成为乡野聚落的通称；唐帝国以律令的形式将聚落名称规范为“村”与“坊”，从制度上实施统一管理，从而形成了自然形态上的“城市”与“乡村”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