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量 丨 “正书”简史

The Thought History of Regular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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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中国书法报》

2020年10月27日刊。刊登时题为

《“正书”的起源、伦理及当代创作生态》，

发表有删节，感谢《中国书法报》的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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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书”思考的一个框架

陈量

“正书”的起源与伦理

“正书”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暗含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法则，也设置了一系列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即“心正则笔正”的道德要求和修身法则。古代“书法”一词的意义原本就包含着记录历史和写史书的方法，其与孔夫子的“书法不隐”之说有根源性的联系。

不光要求写字要“心正则笔正”，古人弹琴也讲究：心正则琴声正,心远则琴意远

史书载，“书法不隐”是春秋时孔子对晋国太史董狐的赞语,后成为史家著史公正无私的观念和传统之流源。周匡王六年(前607),晋灵公无道,欲害正卿赵盾,盾族人赵穿攻杀灵公,董孤认为责在赵盾,遂书曰:“赵盾弑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认为，“书法不隐”即“直笔”的一种表现,遂将其纳入“书法直笔论”中。这样，“直笔”同“曲笔”(歪曲历史)便作为两种对立的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了。另外，人们往往喜欢将“书法不隐“往往与“春秋笔法”放在一起，“春秋笔法”在于“取义”，”书法不隐”在于“求真 ”。孔子“修《春秋》”，取“义”而不失真，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

董 狐：被当时的孔子誉为良史的史官，是最早出现于史籍的董姓名人。

根据这样的历史描述，今天来讲“书法不隐”便包含着至少两层意思，一是历史的记录要忠实于事实，即笔正求真；二是规定了“春秋笔法”以取义、“笔伐乱臣贼子”的道德大传统。所以思想史学家金观涛先生说：“'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就是书法必须具有'正人伦’，'树立不朽道德规范’的方法和原则。”而正书，则更是书写本身的价值和道德修身画等号的一个命名。

电影《孔子》剧照

而汉代的情况可以称之为“天命正笔”。尤其在董仲舒和谶纬的体系中，文字名号被重新赋予了天启的神秘学意义。《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说：“镐而效天地者以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这里，文字和名号皆被赐予了一种关乎天人之际的微言大义，圣人之思天然地被包含在文字、名号的理解中。及至今日，这样的神授文字、名号思想依然深深地长在中国人的脑海里。在汉代伦理思想中，纬书将“五伦”思想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条目一并纳入到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的神学框架之中，并提出“三纲”、“五常”、“阳尊阴卑”等具有天意和绝对权威性质的伦理道德学说，形成了以“天人相通”、“八卦为体”的汉代伦理学说。

谶纬中的“图像”隐喻与象征功能

在这样的思想史框架下，汉人所写的隶书，理所当然地被包裹在这种天人之际的“正书”伦理体系之中。与先秦相比，这种“正书”天然地具有了一种合法性，因为他们的文字书写本身就包含着圣人之意，包含着天命正笔，包含着天人相通的道德秩序。所以，常写书法的人经常会感到汉人书法中的“神异”性质，这可能跟谶纬思想有关。

《天发神谶碑》，又称《吴天玺纪功碑》，三国东吴刻石。因为东吴末帝孙皓为维护其统治，制造“天命永归大吴”的舆论，伪称天降神谶而刻，故又称天发神谶碑。为谶纬留下的书法证据。

统观中国的书史，我们所讲的正书---篆书、隶书、楷书，无一不是政治统一、意识形态与道德修身联合起来生成的产物。正书里的“篆书”，在我看来，应该是小篆，因为小篆是在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由丞相李斯负责，在秦国原来使用的大篆籀文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创制的统一文字的汉字书写形式。小篆的对称性、规律性的书写特质使其很容易与道德规范与修身原则产生关联。而秦朝命短，这种道德修身并未形成普遍性的实践格局。

秦制：书同文，车同轨

而汉代的隶书，是与汉代的宇宙论儒学的道德规范相对应的，隶书在东汉得到了官方的肯定，这与当时今文经学和宇宙论儒学有着内在的联系。隶书结体开阔，方正工整，烂漫如银河灿星，这正对应着士大夫将修身方法定位于遵循天人之际的秩序和规范、以趋约易上。

斯坦因掠走的敦煌出土汉代帛书，图自敦煌国际项目

魏晋时期，政治混乱，各种书法状态交相发展。在思想上人们崇尚佛道，说空终日，向往神仙，玄学的发展带动了老庄思想之复兴。崇尚道家玄学，尤其在王羲之这样的书家作品中展现出来，追求一种逸兴遄飞、思逸神超的高妙神仙境界。

王羲之《奉橘帖》（摹本）

道教至南北朝，衍生了一种新道教---新天师教，其创始人为寇谦之。自魏太武帝灭佛之后，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的崇奉，自然影响到之后佛教的发展。随后（公元445、446年）就发生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在嵩山修炼的寇谦之所书《嵩高灵庙碑》，至今留在“中岳”嵩山上。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赞曰：“奇古莫如寇谦之。”在此期间，可以说，郑道昭和寇谦之为南北朝时期受道家玄学影响的代表书家。从他们的书法中能够体会到整个南北朝士人的修身法则，即“图外表三玄，经中精十力。”

寇谦之《嵩高灵庙碑》拓本局部

郑道昭《郑文公碑》局部

一直到了唐朝，代表儒学道德价值的书体再一次形成，这就是唐楷。相比之前的正书，唐代楷书则更多地与书写者的人品、道德修养直接等同起来，最具代表的就是颜真卿。《新唐书·颜真卿传》赞曰：“虽千五百岁．其英烈言言，如严霜烈日，可畏而仰哉!”唐代书坛以颜真卿为冠冕，这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道德价值与书写价值史无前例地达到了统一的方向，颜真卿的英烈故事与书魂气魄形成了巨大的向力，这又积淀成中华民族道德修身的重要部分。至此，正书的观念真正完满成熟起来，它与道德修身等同的书魂，同轨同迹地影响世人对于书法的深刻追寻。

颜真卿 楷书麻姑仙坛记册旧拓 局部

“正书”与修身

如果说最早的“书法”概念在于“不隐”地、公正地书写历史记录事实，那么我们今天意义上具有独立审美意志的“书法”的起源应该在什么时候？根据中国思想史与书画研究中心的研究，我比较同意他们将这样的“书法”起源定于东汉时期，他们认为：“东汉时期的书法审美原则直接从儒家道德价值中转移了过来（草书的诞生），在东汉时，书法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价值，是和整个儒学追求不可分离的，而审美对象的形成是需要主体明确把对象的审美过程和对象的其他价值追求明确地加以分离。”

武威姑臧张□□柩铭旌  长202cm，宽47.5cm  甘肃省博物馆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讲的“书法”实际上是基于东汉道德价值逆反后形成的独立审美的“书法”，这实际上与我们刻板印象的作为修身的“正书”内涵不一样了。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正书”包含的道德意志，至少有两个修身的方面：一是自我的感知、去私欲，接近自我的心灵，正心诚意的功夫修炼；二是实践道德规范，道德理性与感情意向的协调。

武威壶子梁柩铭 （局部） 国家博物馆藏

金观涛、刘青峰在《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中曾论述过，19世纪末的思想史中，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价值逆反，实际上也是文人士大夫对以程朱理学为道德价值主体的逆反，上接中国近代传统即明末清初顾、黄、王等近代思想，下承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出现了革命乌托邦追求，同时左右了此后对西方现代价值的吸收。由此，自秦汉到唐，至清末民国的“正书”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本质已从道德修身的要求延伸到道德价值逆反、多元汲取、突破造型笔法的各种规范、更加注重视觉的道德价值新标准。碑学运动就是这样新的道德修身价值的表现，并由此波及到20世纪，直到今天。

碑学运动领袖康有为旧照

因此，“正书”所包含的修身原则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思想时刻在变化。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书法”的概念越来越独立，便导致书法内部的道德价值逆反一直在进行。

北魏道教碑 《姚伯多造像记》，康有为对这些穷乡儿女造像给予高度的评价，致使书法产生了变局，且一直在变。

当代正书的创作实践生态及问题

当代书法因其多元性的特征，“正书”这样的概念在书法创作领域显然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一种多元融合的书法创作特质正在向这个时代走来。而今天还在坚持用某一种所谓正书书体进行风格标识的书法家，无疑成了偏执狭隘的代名词。某种程度上，“正书”在今天似乎变成了书法速成班立等可取的成功学方法论了。这是因为“正书”蕴含的道德修身的土壤已然发生了改变，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信息场所，“正书”并不只是一种固定的笔法规范动作了，而包含了一种随机应变、自由生发的灵动力量。这种既恪守一定的道德规范，又生发性灵的“正书”才能真正与这个时代的节奏共鸣。

颜真卿《自告身书帖》局部图。作为“心正笔正”道德修身楷则的颜真卿，至今影响着人们对于书法的评价

而今天许多书法家依然是一种刻板的“正书”理解，而殊不知“正书”中所包含的修身原则的不断变化。因此，当下书坛的“正书”创作大体呈现出一种风格标识化的、窄化的创作倾向。具体来说，比如写小篆，大体皆以峄山碑、李阳冰、吴让之、赵之谦等为风格指向，不是说这样的风格化创作不是“正书”，而是这样的方式窄化了“正书”的意义，并且这并未展现出“正书”在当代应有的宽阔度；又如当代隶书的创作，基本上被几位老书家那种风格化的笔法和结字挟持了，而无法真正展现出汉人与当代人共同交流的多元化场景；再如楷书，成年的书法家们往往专注于小楷，而鄙夷唐楷（大楷），好像唐楷是“少年宫”的专利，而不是书法家们的目标，所以几年前有人提出“激活唐楷”，这种激活最终也只是停留在了“造型”的“激活”上，而不是当代人修身楷则的道德价值的体现上。

斯坦因掠走的敦煌出土汉代帛书，图自敦煌国际项目

按照礼失而求诸野的逻辑，今天的正书创作在我看来，一是要保有对古典正书中经典笔法的不懈追求，二是必然要向那最有生命、最强有力的民间书法汲取营养。因为从一开始民间书法就从来都不把自己当成书法，而当成一种普遍性、自然性的常物，所以它才保持了一种“正”常性，一种书写持久的生命力。而古典书法的生命力早已在日常书写陨落之后逐渐离开我们了。如果说今天的“正书”还包含着道德修身的原则，那么它必然是火里酌泉、灵机应变、感情“不隐”和真诚表达的道德行事准则：这正是今天书法内在的秉性。

北朝佛教石经岗山摩崖拓本局部

2020年9月14日于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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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中国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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