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史记的读法文：杨照 编：先知书店你读过《史记》吗？是否有兴趣读？昨天，看到一篇文章，说写微信公号的读者朋友应该多读读司马迁的《史记》，因为里头的故事、语言、人性，具有长久绵延的力量。沈从文1952 年的一封家书中，如此反应《史记》的迷人之处：在四川农村里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的一个难眠之夜，他从垃圾堆中翻出了一本残破不全的《史记》选本，在灯下读了李广、窦婴、霍去病、卫青、司马相如的传记。“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然后，沈从文感慨评断：“《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黏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史记》好看，而古往今来很多《史记》选本，都依循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考虑《史记》文章好看程度，将“不好看”的部分挑出来，只留“好看”的部分。那为什么司马迁要在《史记》里放那么多“不好看”的内容？为什么很多读者认定“好看”的内容，在《史记》中往往被放在很后面？为什么依照司马迁自己的编排方式，读者必须先读很多没那么好看的内容，才能挨到“好看”的篇章出现？.....回到最初的问题：今天，为什么还要读《史记》？历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史记》是在与我们不一样的时空环境中产生的。经典最简单的定义是“经过时间淘洗后存留下来的古书”，久远之前的人们面对不一样的生活环境和课题，将他们思索的内容写成文字，然后一代一代传留下来，成为经典。较之同时代的书籍，传统经典可以使我们离开有限的视野和熟悉的现实，感受不一样的人类经验。当然，能够留下来的经典不仅在时间上久远，还包含了一些经过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反复检验的共同价值。这些可能是人类共同的遭遇或命运，也可能是不同世代累积下来的共同智慧。此外，今天我们读《史记》，还可以学习司马迁看待历史的态度，以及书写历史的方式。在一般的教育体制下，从课本里学到的往往是一堆固定的事实，往往让人以为历史就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用这种方式学习历史会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我们以为历史都是死记硬背的，而为了应付考试背下的这些事实，绝大部分都会在考后迅速遗忘；第二，我们很难去思考究竟可以在历史中学到什么，尤其是与现实相关的智慧。司马迁不是用这种方式看待历史的。在读《史记》时，我们首先要了解司马迁的“史识”。单纯看数字，《史记》有一百三十篇，多达五十二万余字，是一部很庞大的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史记》横跨几乎三千年的时间，把中国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曾经存在的人、累积下的经验，只用这五十二万余字来记录，可以说是极为精简。司马迁在处理三千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时，他在用一种清楚的意识，一个衡量历史轻重厚薄的标准，去判断到底应该把什么写进来，把什么排除在外。这样的选择标准用我们的观念来说就叫“史识”。“史识”与“史观”密不可分。当我们认为历史就是一些固定的事实时，就没有史观存在的空间，即不管什么样的人来写，历史总是那堆东西，不管是张三还是李四来写，都不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历史如果真是如此，就没有史学存在的必要，也不可能比较什么历史书是好的，什么样的历史学家比较杰出。历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或者进一步说，是解释“如何”及“为何”，这是与我们当下学习历史的态度差异最大的地方。按司马迁的态度，历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在个人层次上，一个人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讲话做事？作为一个群体，彼此行为之间的互动会产生什么模式，他们为何如此？某些事情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又选择何种手段？这些都在历史里，也是我们理解、研究史学时最重要的挑战。当我们以这样的视野和方式去整理丰富庞杂的史实，就会对人类行为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从而碰触到普遍的人类经验，真正做到以古鉴今，让历史对当下现实有所帮助。司马迁在著作中清楚地展现了这种历史态度。他用了几个重要的观念解释《史记》的目的。首先是“究天人之际”。简单来说，在解释历史上人的行为、判断是非善恶时，必须区分这是不是意志可控的事情，有些东西人再怎么样努力也无法改变，比如说像命运般庞大的东西，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限制。要公平地评价一个人，从他的行为因果中得到智慧，就一定要区分“天”与“人”。司马迁讲的“天”指庞大的背景，是与个人努力无关的部分，而“人”就是一个人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作为，在最后如何承担责任。司马迁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在历史中学习，就要“通古今之变”，即在时间之流中，不仅要看单一事件的来源、发生、变化，还要把眼光拉高，看长时段里的人在集体行为中如何运用权力，组构社会，进行交易。这类集体的行为，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就必然有一种特别的模式，在司马迁的语言里，这个模式就叫作“通古今之变”。这个概念的重点在于“通”，即它不是个别事件的解释，而是能够归纳的、更明确的模式。我们掌握之后，不管是看待古人还是分析今人，都能够有一种超越时间的眼光。能够在历史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就彰显出司马迁另一个巨大的野心，即“成一家之言”。这仍然与我们的历史观念不一样，历史怎么会是每个人说来都一样呢？对司马迁来说，如果你说不出“一家之言”，提不出自己的独特看法，比如周代怎么瓦解、秦始皇如何统一六国、汉武帝如何改造汉朝，就根本不配做历史学家。写历史就要写到“成一家之言”，不能人云亦云。所以，我们今天读《史记》，就是学习如何解释历史，如何在其中区分出命运与人的意志，在历史里看到更加庞大或长远的模式。这些与我们今天对历史的观念差距太大，必然会给予我们很多刺激。不去继承流传下来的经验，生活会变得危险而艰难。认识《史记》有若干种方式，包括如何理解它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史学和文学上的特殊地位。从史学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早期就已经很发达了。中国的历史在周代发生重要转折，直到 20 世纪我们才比较仔细地掌握了周之前的商代文化。从文献或考古资料上看，商代的文化非常奇特，它背后有着一个神鬼交错的世界。在商代人的意识中，现世活人所在的世界与死人或者灵魂所在的世界交错。我们看不到、触摸不到后者，但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包括灵媒或动物，跟它来往。那个世界就在生者身边，与生者没有截然的差异。所以我们会在商代文化里看到很多沟通天地的精巧描绘。不过，自从西边的周人崛起后，这种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公元前12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之间，周人灭商成功，建立了新的政权，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新的政治制度叫作封建制度，新的文化就依附封建制度而成立。封建制度来自亲族系统，换句话说，它的核心概念与精神最看重自然的亲族关系，作为父亲、儿子、叔伯、侄子外甥，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一般的生活礼仪乃至政治权力上就做相应的行为。由此，我们认识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才真正浮现出来。周人这种价值观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即必须保留宗族系统的记录，使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更久之后的人们仍能清楚每个人与其他人的亲族关系，这就要依赖记忆，而人的记忆没有那么可靠，自然必须依赖记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