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自己的弱点对抗是人类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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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北大数学才子韦东奕走红。这位痴迷研究数学的大神，因为手提馒头、矿泉水的反差形象，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被冠上“天才”标签后，他的学习经历，如何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丘成桐等数学竞赛中碾压对手等，也被放置台前，得到不少人的膜拜。
盛赞太多，北京大学为此不得不发出公告，呼吁给青年学者提供安静的治学环境。
公告后，这波对天才的狂热才降温。
韦东奕的才华和成就是无法忽略的，但当舆论一味“造神”时，另一些关键点却被忽略了。比如说他对数学的热爱，以及过着“扫地僧”般地极简生活，即便外界发出“情商低、生活不能自理”等负面评价，丝毫也没有影响他安心做学问。韩国畅销书作家郑周英在《哈佛前1%的秘密》中，有了相同发现。在人才济济的哈佛大学，并不缺有才华的人。但他们之中大多数，会在毕业后选择一份看似体面、却毫无价值的工作，成为一头“优秀的绵羊”。其中，或许只有1%的毕业生能做出改变世界的创新。而他们成功的关键，并不是因为天赋异禀，或高人一等。与那些从社会底层逆袭的人一样，他们做到了两点：一是屏蔽外界信号，另一个则是在选定的道路上死磕。我们日常生活中，会面临许多社交信号，它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着我们对“自己是谁”的判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如果父母总是将自家孩子，与隔壁老王家的牛娃比较，孩子可能真会陷入“学渣”的自我否定中。不管日后如何努力，也会落得“泯然于众人”的结局。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克劳德·斯蒂尔就曾做过类似研究。研究人员发现，成绩不好的学生，如果总是被负面的环境信号围绕着，时间一久，他们会对学习和学校产生反感，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成功。更为消极的是，这个想法一旦产生，会与围绕着他们的环境信号形成恶性循环，让他们最终沦为竞争中的淘汰者。斯蒂尔和同事做了这样的实验，他们挑出成绩中等的学生，并分为三组对照实验：
第三组，在屏蔽“与优等生做比较”的信号后，给出“学习能培养自我能力，非常有意义”的正面信号。
整个实验过程，这些学生被安排同样的学习同样、同样的授课教师、同样的评估方式，结果却完全不同。第三组普通学生逆袭了，成绩提高了不止两倍。那些原本只能考上州立大学的孩子，开始尝试向顶尖学校发起冲击。原来，屏蔽负面信号，就能够启动学生们的内在驱动力，而这与他们的天赋并无直接关联。
如果屏蔽负面信号，就能让差生逆袭，那么如果屏蔽正面信号，优等生是否还会继续优秀呢？另一位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玛格丽特·施教授在此基础上，对优等生进行对比实验，而结果同样令人乍舌。施教授发现，当优等生不再被优秀的“光环”笼罩，他们在面对高难度习题时，成绩下滑明显。在这一系列实验中，令人惊讶的结论还不止于此。那种在环境氛围中潜藏的优劣之分，影响更为强大。团队研究后还发现：成绩一般的普通学生，他们的自卑感反倒是优等生产生优越感的助推器。接受到正面信号的学生成绩涨幅飙升，但一旦对比信号消失，优等生立马成绩下滑。辩证来看，环境信号对优等生而言是良性循环，但对差生而言可能就是恶性循环了。对差生来说，这种恶性循环之所以会影响成绩表现，还有很多生理原因。德国教育心理学家卡洛琳·修斯特曾指出，收到“做不好”信号的学生为了抑制消极想法，会消耗相当多的工作记忆力。工作记忆力越高，数学升级和SAT成绩也会越高，考取名校的概率也会越高。而当一个人被“做不好”的信号包围，会不自觉耗费大量精力来自卑情绪。最终，恶性循环会消耗人向上努力的精力。对很多事情花心思的普通人，很容易陷入琐碎细节中。“同学对我好不好“，“老师对我评价如何”，“隔壁邻居家的孩子成绩怎样”，环境不断发射出干扰信号，导致他们很难沉浸在学习、工作状态之中。与其说，凡人是资质平凡，不如说是陷入自导自演的凡人剧情里。而意识到这些环境信号，厘清哪些是真实，哪些只是标签，就是改变的起点。意识到信号，并屏蔽其中无用的部分，这在逆袭成功的案例中，尤为明显。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就是一则典型。基辛格是位犹太人，出生在德国菲尔特市。那时，希特勒还没有发动二战。
早年间，基辛格并不爱学习，整天跟朋友旷课踢球，成绩也是“不堪入目”。班主任将他视为坐在教室后排的差生。直到毕业时，这个标签都未撕掉。随着德国反“犹太人”情绪的愈演愈烈，基辛格的父母不得不决定，举家逃到纽约。这场逃难给他们带来沉重打击。虽然活下来了，但生活发生巨变，没能逃出来的犹太亲戚们，在毒气室被碾压成肥皂。这对基辛格的父亲也造成了持续影响，平常爱说教的家长形象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因为全英文环境下，父亲不知如何跟外界交流。但基辛格却一改往常，他没有像父亲那样闭口不谈，而是小心翼翼开口说英语。他没有再踢足球，而是承担起家庭重担。为了生计，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开始学习。在学习上，父亲没有因为学习再对他挥鞭子，但负面信号还是围绕在基辛格周围。对他这样不擅长英语的外国人来说，即便拿起笔、想学习也面临重新适应的难题。但基辛格把所有负面信号都屏蔽掉了。他忍住了环境恶劣的工厂，任劳任怨地工作。面对领导 “他心思不在这里”的评价，以及同学的恶意嘲讽，他只是置之不理，埋头干自己的事。在他成名之后，一位友人高度评价这时期的基辛格：“他目睹了自己原有世界的瓦解，很小就懂得了万物易逝的道理。那最终剩下的是什么呢？他需要一张哈佛的入场券。这就是全部。”三年刻苦，基辛格终于考上了哈佛。入学后，他保持着学习热忱，还出人意料的写出哈佛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论文，获得年度“最优秀毕业生”的荣誉。正是这些铺垫，他最终成为左右美国的政治人物。原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是不得兼任的，但基辛格一人轮值两个岗位，成为当时美国唯一的外交引航人。从教室后排差生逆袭到哈佛，基辛格的例子很好证明了屏蔽信号的力量。它能带来超强的专注力，当外界评价不再成为禁锢，个人主观能动性才能完全发挥。而在《哈佛前1%的秘密》中，作者还发现，这种屏蔽力量不是伟人或天才的专属。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从小患有自闭的孩子，在智商发育上可能会落后于普通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中一部分人，在计算、美术、音乐、机械等领域才华出众。这一群体也得到医学界专家的关注，权威人物——达罗·特雷费特就是其中之一。这位医生曾研究自闭症患者将近50年，也曾担任奥斯卡获奖影片《雨人》的科学顾问。在他的研究项目中有一位名叫巴克斯顿的自闭症患者，他的数学天赋就令人惊讶。巴克斯顿的智商曾被确认停留在小学水平，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这样一位对周遭世界毫不关心的学生，却能全身心的投入在数学世界里。23145789✖5642732✖54965✖288，得出的答案再除以8，结果是多少呢？巴克斯顿在面带微笑心算5小时后，准确无误的说出答案，连计算器都无法显示28位数的结果。如果能完全沉浸式的学习，那么天赋异禀的人能最大化发挥作用。但巴克斯顿的故事则揭示，关键问题不在于智商高低，而是只要能做到“屏蔽”，就可以独创新世界，把才能发挥到极致。
电影《雨人》海报
无论是基辛格，还是自闭症患者巴克斯顿，其经历都证明这么一点：如果能屏蔽杂音，就可以专心致志，而这一专心足以超越“平庸”。未必，你还必须找到自己珍视的东西，并在这一领域长期、持续的投入。这才是拉开人生差距的重要一环。斯坦福大学的格里高利·威尔顿教授和他的研究团队，曾在贫民窟学校做过一项实验。这些孩子处于社会经济最底层，10个人里有9个都付不起餐费。
A选项是让人思考学数学的意义，而B选项则是从功能性做出回答。选择第一项的孩子是本次实验的重点。研究人员发现，这批孩子开始改变态度，认可学习的作用，并为学习行为赋予积极向上的意义。此后，研究人员设置了更多条件，他们要求孩子们做很多数学题，同时告诉他们，想要夯实基础，要多做简单的数学题。团队借此传达信号，这些数学题就是孩子们逆袭的必经之路。威尔顿一一记录下孩子们的行为举动，观察结果令人惊讶。尽管实验人员在过程中设置干扰因素，在孩子周围播放很容易上瘾的游戏和电影，诱使他们分心。但这群贫民窟的孩子，表现出高度自律性，显露出完全不同的学习面貌。最后，选择第一项的孩子中，有70%的人坚持学完大学课程，顺利毕业。他们大部分曾经基础薄弱，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父母对他们教育完全使不上力。正是对“数学题”和梦想的坚持，让他们完成学业。而另一项实验则证明，在热爱的赛道上耕耘下去，就有可能在未来某个节点，达到“弯道超车”的效果。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哈利·巴里克曾做过一则与记忆相关研究。
第一组，按照社会通常的测试方法，给学生一年的考试准备时；期间，每两周安排一次共26次的背诵考试。第二组，给学生4年的考试准备时间，在这期间，每两个月安排一次总共26次的背诵考试。
针对一个领域、长时间的学习，能否胜过集中学习，这是这个实验想要弄清的疑问。其实，两组学生花费的学习时间，在总量上相等，第一组时间安排合理，效果应该更好。但巴里克却发现，第一组学生过了5年之后，只记得56%的内容，而第二组学生，学习过程虽然被拉长了，但他们却能记住76%。在经过十几年的长期跟踪调查，巴里克发表了文章《持续的单词学习和间隔效应》。这一研究的重要结论就是：相比付出努力的总时间量，长时间地专攻一个领域才是最重要的。另一位教育学家莱德斯·蒂勃利在此基础上还发现，“针对一个领域的深层理解比多领域的浅层理解更为重要。”而这一间隔效应，让州立学生在一学期内，学术写作看齐期刊水平。看来，前期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们，可能会在喜悦中陷入自我满足的陷阱。而那些没有放弃梦想的平凡学生，却能在长期耕耘中反扑回来。在《哈佛前1%的秘密》这本书中，逆袭的案例和研究不少。不得不说，这么高浓度的“鸡汤”，让人看得上瘾。但其中，最值得深入思考的部分，却并不是“屏蔽信号”和“间隔效应”，而是对精英教育的批判，以及更多可能性的探求。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一系列偏见之中，甚至影响着社会体系的运作。比如生物学中大脑处理能力最强的时期是15-20岁；奥林匹克赛事中，最强身体技能的年龄是二十几岁；能成为数学家、物理学家的最高年龄不超过三十几岁。就连医生，救死扶伤率最高的鼎盛时期是四十几岁；而能在全球范围内运营最多资本的世界级CEO的平均年龄是55岁。在这些平均数的指导下，各校在人类智力水平的最高点大量录取学生，超龄学生则让大学招生办感到为难。而公司会用简历轻松过滤掉超龄员工，甚至互联网公司会将35岁视作某些岗位的天花板。哈佛于1636年建校，一直以招收精英为主，但回看历史，推进工业革命的关键人物都是草根出身。詹姆斯·瓦特出身在工人家庭，父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他还曾经差点成为神职人员。而发明水力纺纱机的理查德·阿克莱特，曾经是理发师，兼假发制作工人。即便到了最近，掀起互联网浪潮的明星企业家们，大多也没有哈佛本科的毕业证。他们能创新，并不是因为热切渴望成功，或有着超常的智商。而是活在自己的信号里，排除负面信息，完完全全地专注于自己想要钻研的领域。历史学家雅克布·部落诺夫斯基曾做出结论，学校教育反而钝化了创新精神，这个结论在各个时代都显而易见。如此一来，是不是天才也就不那么重要，普通人同样拥有逆袭的机会。找到心之所爱，持续热切的付出，抱着终身学习的态度，成为1%也并非天方夜谭。借用法国人文学教授查理·伽罗德的一句鸡汤作为结尾：“与自己的弱点对抗是人类的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