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变法很多，为何只有秦国摆脱阶段性的魔咒，与君主有关吗？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乱世，也是后世中国文明发展的奠基阶段，在这一持续了三百多年的乱世当中，我们进行了思想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探索，为后世华夏文明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建设的基础。
尤其是发生在这一时代的诸多变法，为文化发展所要经历的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探索，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变法最频繁、最丰富的时代，几乎位列战国七雄的每一个国家都曾经进行过适合于自身发展国情的变法，这些变法性质多样，形式不一，但是无一例外的都为这些国家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利益。
不过，变法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的，虽然战国时代的变法非常频繁，种类也很复杂，可是，在整个战国时代里，真正被持续推进的变法却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这一变法在秦国历代君主的统治时期都曾经有不同形式的开展，也有不同程度的推进。
而相比于秦国，其他的国家大多数只在某一个时代里进行了阶段性的改革，变法的成果虽然显著，但变法本身却没有被国家持续推进，那么，这一现象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的呢？
本篇文章，我们重点地分析下这个问题，看一看，为什么只有秦国的变法不是阶段性的，最终摆脱了阶段性的魔咒，变法成功。这一问题与变法的主持者，以及变法本身的性质的因素，有哪些联系？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作为主要的变法性质问题。实际上，一个变法能不能长期稳定地推行，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并不是国家的君主，在现在很多人看来，古代历史上国家的发展程度，以及兴盛程度与君主的个人能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但是，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是不能够完全由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来承担的，君主的个人能力再怎么鼎盛，在某些时候也难以力挽狂澜，同样的，一个君主即便没有多少才能，也并不意味着就会带领着一个国家走向灭亡。
对变法也是如此，一个与发展国情以及时代潮流相贴近的变法，就更容易受到推广，并不容易因为君主的个人能力而受到影响；而本身性质就有着极大缺陷的变法，哪怕再怎么坚持，其实也是徒劳无功。
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变法推行时间的长久，与变法本身的性质有着很大的关系。
纵观春秋战国时代所有的变法，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只有秦国的变法是涉及到国家发展的根本制度的，而除去秦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大多数都是在发展形式上的改变。
比如说，燕国和齐国，燕国进行的是在王道政治基础上的改善，根本的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围绕着以王道政治体系为核心的发展理念进行的行为改变。
比如，原本不允许做生意的人允许他们做生意，原本不互通往来的两个行业让他们互通往来，原本地位比较低下的奴隶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重视，因此也就激发了人们相应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动力，也就让这个国家在某些方面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发展就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
齐国也是如此，齐国的变法其实是一种吏治变法，也就是说，在人员的任用上面，进行了改善，再加上进行变法的齐威王，本身就是一个能够集思广益、礼贤下士的君主，所以，在他执政时期，那些原本因为身份地位而不能得到重用的人，都有条件一展所长，国家有了大量的人才支持，各方面的发展自然就能步入正轨。
但是，这些方式分本质上来看都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因为在那样的乱世当中，影响这些国家发展的根源，并不是人员的任用是否百分之百合理，并不是奴隶的地位能不能受到重视，也不是一个行业的发展能否得到国家的支持，而是这个国家本身的制度发展能不能跟上时代的要求？
之所以会有春秋战国这样的时代到来，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西周制度的衰落，西周自立国开始推行的是分封制度，在分封制度之下，周天子实际上是没有实权的，他的权利来自于自身的号召力，即君主权力的大小取决于诸侯是不是听从于他的调遣？
如果诸侯都能够听从周天子的命令，那么，天子就能够号令天下臣民，但如果诸侯不听从天子命令，那么，周天子其实就是一个光杆司令。
因为周天子手里的土地人口其实都给予了诸侯的，而自身没有实际的领土，没有对实际人口的支配权，有的仅仅是对诸侯的命令权，但是一个人手中如果没有了兵马土地和人口，他的权力必定岌岌可危。
所以，西周制度的缺陷导致了春秋战国时代这一乱世的到来，而燕国和齐国作为西周吩咐的老牌诸侯，国家内部所推行的行政体系，基本上都是在西周立国的时候就基本确定了的，无论是齐国的吏治，还是燕国的王道，这两种制度都由来已久。
但是当周王朝的权力衰微之后，国家不发展兵马，不集中人口，不开疆拓土就很容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影响而导致国家的没落，在这一时代里，如同周天子那样的分权统治是行不通的。
能够巩固国家实力发展的只有君主集权，而无论是吏治还是王道，他们实际上都做不到对君主权力的加强，只是在某一形式上发展方法的改变，也就是说，对国家的发展来讲是治标不治本的。
与燕国和齐国类似，魏国的变法也有这样的问题，虽说魏国的李悝变法是战国时代第一次对于法制变法的尝试，出身法家的李悝让魏国的强盛有了先决条件，但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却更加倾向经济上的变法而并非制度方面的改革。
所以，在李悝变法之后，魏国人确实是富裕起来了，但因为制度没有改变，强大的经济能力并没有转化成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每个人虽然都很富裕，可是，这样的富裕却无法带动国家的军事、行政等各方面的发展。
同时，失去了制度方面的支持和保护，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知道什么样的发展形势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但因为制度的漏洞和国家发展的不稳定而无法去实施，因此这样的变法是并不牢靠的。
就像一栋没有地基的高楼大厦，看上去雄伟华丽，却是华而不实。而相比他们，秦国的变法则是在根本制度上的改善，对君主权力的加强，以及对国家政治体系的完善，让秦国国家决策的容错率变更强。
每个层面的发展都有制度进行保护，治国形成了一套标准方案，哪怕遇到的君主并不是十分雄才大略的人，但是只要按照这个模子和套路走下去，国家照样能够安稳发展。
所以说，在燕国、齐国这些国家，浮于表面的形式改善基本上依靠的都是推行变法的君主本人，没有制度上的保护，各级官员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行为的标准，也失去了对于形式维护的标杆。
因此，当这一君主去世之后，对于发展方式的改善就很难再推迟下去，毕竟每个人国家发展形式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都会进行相应的改善，因此导致变法的形式不能够很好的维持，甚至当遇到一个能力比较差的君主的时候，形式上的改善就会直接中断。
但秦国因为有制度的支持，而制度又得到了各级臣子和人民的肯定，君主治理的方案和套路也都是以制度为中心，因此，相比其他国家的变法，秦国的变法更容易稳定和推进。
第二个原因就是各国的发展国情问题了。其实，变法能否推行以及推行的时间长久，与这个国家人民的思想认识是有一定关联的，如果国家的臣民们都无法接受一种变法方式，那么，变法必定没有办法推迟。
而臣民接受与否，与这一国家一直以来的政治熏陶也有极大的关系，换句话来讲，一个国家的历史底蕴在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所推行的变法形式。
战国时代的战国七雄，都是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国内的民众必定是长期生活在同一种政治环境当中的，他们对于这一政治环境当中的治国方式和条件有着很大的依赖性。
即在他们的认知当中，自身国家的原本治理方式就是最为合适妥当的，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骤然地进行很大的改变，就会引起臣民的动荡。因为在一种社会环境当中生存久了，思想认知就会根深蒂固，要进行转换就比较困难。
就比如，清朝末年的男子就不愿意剪辫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妇女，依旧放弃不了缠足的陋习一样，一种思想已经在其心中扎根，突然间要因为进行大改，而让其否定原本接受的熏陶和教育，必然会引起极度反感，而反感剧烈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反抗。
当大批民众对领导阶层实施的制度进行极端反抗之时，这个国家必然就会岌岌可危。所以，国家历史底蕴是否深远，决定着一种变法改革能否长期推行，这也是秦国能够将变法长期推行的一个原因。
在战国七雄当中，秦国的国家底蕴相比于其他国家是最为浅显的，除了他之外，其他的国家都是西周的诸侯国，虽然，韩赵魏这三个国家是战国时代新成立的，但他们的前身却是老牌诸侯国晋国，受到熏陶与晋国是一样的，在这一方面也可以将其视为资历深厚。
比起这些国家，秦国作为东周的开国诸侯，比他们晚了整整一个时代，而且秦国本身就是陇西地区一个半农半牧的农业民族，在立国之前，他们没有整体治国体系的概念，也没有对国家发展的统一认知。
这样的国家在最开始推行的制度，基本上都是国内的民众能够接受，又因为秦国在刚刚立国的时候遭遇的战争不断，对国家发展体系维持并不是非常在意，民众们没有形成统一而固定的思想认知。
所以，在秦孝公时代推行商鞅变法的时候，国内的反应并没有非常激烈，不过哪怕如此，商鞅要推行变法也是经历了舌战群儒的，也是受到了国内贵族和一些百姓的反对的，可想而知，那些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家，如果要推行类似于秦国这样的变法，会受到多么大的阻碍。
所以，其他国家的历史底蕴让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就对国家的根本制度进行改革，而且，不仅是这些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有着思想固化的问题，就连君主往往也都是信奉陈旧的制度。
比如说燕国，燕国的历代国际标榜的都是王道的政治传统，就连他们曾经差点将齐国灭国的时候，也是因为王道政治传统之下，反对压迫性战争的理念；和燕昭王想要做太平天子的念头而放弃了消灭齐国，乐毅伐齐也因此功亏一篑。
所以，这些国家在推行变法的时候受到的阻碍是难以想象的，而变法的阻力如此之大，变法的推进自然就十分艰难，国家能够坚持的时间必定也是十分短暂的。
因此，除了秦国之外，其他的每个国家所进行的变法都是阶段性的，在变法的阶段结束之后，国家基本上就陷入了与之前类似的循环，以消耗变法时代的成果为发展方式，几乎也就等同于坐吃山空，这也是，为什么山东六国与秦国的发展实力越差越大的原因。
当然，除了变法的性质以及国家的历史底蕴之外，君主的个人能力、国家内部的发展传承以及民族风格等，这些原因也都是影响变法推进的因素，只不过影响程度相比于上述两个原因来讲相对薄弱。
而这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推行变法，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变法改革在立足于跟上时代的发展潮流的同时也要顾及到国内的发展国情，一个制度再怎么先进，如果无法被国内的人民群众们所接受，那么这个制度也是无法推行和实施的。
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人们众志成城，也需要人们集思广益，这样才能够在实践当中检验真理，才能够真正的寻找到适合国家发展的道路。
同时，也不能因为想象中的困难而束手束脚停滞不前，毕竟墨守成规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其实，春秋战国时代的各类变法不就是一场又一场不同的实验吗？
到了最后，七个国家仅仅成功了秦国一个，这样的结局虽然是残酷的，对于那些失败的国家来讲，受到的也是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整体的华夏文明和中国历史来讲，影响却又是深远的，也正是因为这些前辈们的探索和努力，让华夏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团结一致，让炎黄子孙有了更好的发挥空间，让我们的历史和文明更加的璀璨。
而我们现代人更不能停下自身发展的脚步，更需要不断的探索和实践，从而找到更好的发展出路，拓展更大生存的空间，巩固文化发展的根基，如此才能让自己的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炎黄子孙在世界范围内挺直脊梁，让我们的历史在未来发展得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