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晃的村庄

本文曾分章以《路遇一个“弓人”》《趟过一条叫“家乡”的河》和《老去的乡关》在公众号发布。现合成一篇，以飨乡思萦怀的人们。

壹

“十一”黄金周回老家扫墓时，我遇到一位拾荒老人。他的腰弯得像一张弓。现在只在杂技表演中能看到把腰弯成那个样子了。我把车停在路边，与那个老人聊了一会。老人看样子有100岁了，当然说是90岁也差不离。老人说他是庚午年出生的。我不会推算甲子，我父亲会，但他没有教我，或者教过也有可能，是我没有学。

我后来查了一下，庚午年是1930年，这么说来他有88岁了。88是个吉祥数字，88岁又叫“米寿”，108岁叫“茶寿”。哲学家冯友兰曾给逻辑学家金岳霖写过一副对联，上联就是“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年逾古稀，已是风烛残年，随时挂墙钉盖的事，却把拆字游戏弄得这么意趣盎然。可见心灵鸡汤老少咸宜。上年纪的人喜欢自诩见多识广，过桥比别人走路多，吃盐不比别人吃米少。我相信这位88岁的拾荒老人跟他们一样，也有一肚子属于自己的故事。

贰

我好几年没有回老家了。每次回去，村子里人越来越少，狗越来越多，不仅儿童相见不相识，大人见了面也半天才恍然大悟。住过的祖屋早已是一片瓦砾，像一艘破船半沉在水里。鸡在草高没膝的废墟里觅食，“雷公狗”在墙壁上蹑手蹑脚，我像鲁迅一样，能听到“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还像陶渊明附体，感受到“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的凄惶。

越来越多的田地被丢荒，山上的树木倒是越来越茂盛，一些松树长得比海碗还粗，却没割松脂，大概是嫌这钱挣得太辛苦。令人欣喜的是路边的河沟重新有了水，从山上流下来的汩汩清泉，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河沟里用沙子筑堤玩水车的情景。

我只回去了一天半。头一晚住在镇里，我在街上转了一圈，就像一只刚回到洞穴的刺猬。我的一个姑姑嫁到镇上，生了一堆儿女，在镇上开枝散叶，像瓜蔓一样四处攀爬。我读中学时学校就在河对面，因此街道的格局大体还认得，虽然它像一粒白米变成了爆米花，整整大了一圈，已经“面目全非”。

猪肉行、打铁铺、米酒铺、粮所、食品站、碾米厂、农机厂统统没有了，连政府的大门也改了方向，修得高大巍峨了许多。感觉现在政府的权威与门面的庄严是成反比的。“僧不修路，官不修衙”，这古训似乎没有什么人记得了。邮局倒还在原来的地方，但已经变成了邮政银行营业处。记得那时候经常有人在里面排队，接线员接通电话后，就叫等候的人到一个隔间听电话。还有人在里头等着拍电报。时代拖着你走的，除了交通，就是通讯了。你问八零、九零后，可能把电报当成电饭煲什么的了。

我一路走，往事一路像屋顶上的瓦片纷纷掉落，砸中我的脑袋。新华书店已变成了杂货店，新华书店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天堂。我经常到书店买“课外书”，因为囊中羞涩，盼着像有本书里写到的，有个陌生人像菩萨一样现身，把我中意的书买给我。有一次我拿着一本书爱不释手，翻来翻去，售货员劈手夺了回去。这个天堂的守门人“严重地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

书店过去往右拐，是一个姓潘的中学同学的家。我在他家闹过一次尴尬：到他家玩时，他母亲盛了满满一个海碗的木薯粥，热情地招呼我。问题是我刚吃过午饭，而且木薯粥实在不好吃，呷在嘴里像吃了一口木糠。他母亲慈祥地对我说：你在家里吃惯白米饭，尝尝这味道挺好的。我怕她笑话我“资产阶级作风”，像喝药汤一样喝得一干二净，肚子胀成了一面鼓。

经过原先的供销社饮食店，另一个同学的母亲曾在里头卖米粉。那是当地特有的一种扁粉，吃到嘴里，软滑的粉条像是自己钻进肚子里，米粉汤有一股酱油的浓香，能像钩子一样把街上走过的人勾住。现在再也吃不到那种味道的米粉了，它跟时光一样一去不再复返。同学的母亲长得胖胖的，她麻利地将肉片、酱油兑到摞起来盛着米粉的碗里，再用勺子舀上一勺热汤，递给客人。她一边用围裙抹着手，一边笑容满面地问我：“你是八桂村哪个XX家的？”我一直记得她女儿扎着一束“马尾巴”，每天上学放学时伶俜独行的样子。

在原来的公社供销收购站，我想起过去门面是高大宽阔的木板，顶上往外飘着，形如骑楼，入门处摆着磨盘一样的铁笼，里头装着收购的各种蛇。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蛇了，虫子没了，青蛙没了；青蛙没了，蛇也没了；蛇没了，你不担心走路被咬了，但老鼠就开始横行霸道。所以不要因为讨厌虫子，就认为它们应该死光光。其实人类社会也差不多是同样的道理，不要动辄说什么如果“每一个人”怎样怎样，就会如何如何。水至清则无鱼。“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世界未必会变成美好的人间。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也差不多是同样一个道理。

我的一个姑父在供销社收购站上班。高考前两个月，为了“增加营养”，姑父交了三份伙食费，让我和一起复习的表哥每天晚上在饭堂吃饭，每人一碗米饭、一碗骨头汤，一碟青菜，上头撒着炒肉片。能经常吃上肉，曾经是大多数人的理想。记得考试前几天，姑父还给了我和表哥每人一小袋人参，让我们晚上睡觉前含上一小截，说是可以补脑子。人参成为我记忆殊深的中药。病瘫多年的姑父去年去世了，得到消息时，我嘴里泛起人参苦滋滋的味道。

供销社对面的灯光球场还在，但看台不见了，周边的楼房让它变成了一个“锅底”，两个小孩正在玩滑轮车。记忆中的灯光球场人山人海，人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为经常举行的篮球赛喝彩。篮球才是真正的国球，那时候打篮球的人真多，不管多么偏僻的学校都会有一个标准篮球场，打球的多是光脚的村民。我的一个表兄就是公社篮球队队员，他投篮百发百中，三步上篮英姿飒爽，每次出场都像王子一样被人们指指点点。

街口原来有个猪肉行，之前好像是一个生猪行，现在变成了一排楼房。记得骑车从那里经过时，单车总是像跳迪斯科一样，在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上起舞，每次都得耸起身子，否则屁股就会震得裂成两爿；坐在车尾架的我紧紧拽着父亲的衫尾，努力不让自己掉下来，感觉五脏六腑像乒乓球一样蹦上蹦下。父亲的单车尾架是许多人童年快乐的秋千。

猪肉行下面不远处我记得有一口水塘，水塘的水黑乎乎的，塘里长着葫芦和杂草，塘边倒满垃圾。拜托别说从前环境如何清洁了，那时候这样的臭水塘随处可见，传播着疟疾、蛔虫和血吸虫病，厕所基本都是露天的，爬满粪蛆，吃东西的基本原则是“眼不见为净”。讲究清洁卫生是一种文明，文明有两条腿，一条是物质，一条是科学。我一向认为在物质贫困和科学愚昧的年代，人们对于健康和环境不会像现在这么讲究。只是因为对现实的某些不满，把美好的想象当成了回忆。

水塘边原来有两间像吊脚楼一样的厕所，门口并排在一起。厕所并没有标示“男女”。我和一个同学有一次午休时“溜鸡”（不假外出）上街，内急的他推开其中一个，像是撞见一头狼掉头就走，呸呸然吐着口水；再推开旁边一个，又像见了老虎一样退出来，更加使劲地呸着口水。原来两个厕所都有一个蹲坑的女人。民间风俗中女人有着奇怪的法力，男人要是违背“非礼勿视”的原则，看到了她们的私处，或者从她们晾晒的裤子下走过，就会倒大霉，而吐口水则可以驱邪。我一整天为这件事狂笑不止，直到同学的脸黑下来。

从街里出来，岔往镇子后背公路的地方，记得这里就是公社粮所。粮所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之一。每次看到粮所，我就想到传说中神仙的“出米洞”。中学时，我每周拿着父母的粮簿到粮所买米，回学校交到总务处，不需要像村里其他同学从家里将学米背到学校来。粮簿每月一页，每一页32格，每一格等于一斤米。值班员剪下若干个格子后，我把布袋套在一个四角漏斗下面，他一拉绳子，白米就哗哗地流出来。粮簿是村人羡慕的宝贝，只有当了教师、工人，或者进了公社供销社、广播站才能成为有米簿的人。

叁

逛街回来后，几个中学同学约好晚上在河边桥头一家酒店吃饭。酒店正对着浑浊的泗罗江，空地上停满了车辆，人们出出入入，门前的水牌写着两对新人结婚。生活像河边的水车几十年如一日地转着，但河流早已不是昨日的河流。

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中学时踏进的这条泗罗江，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在河里游水、跳水、潜水，仰面朝天，挺着肚皮，像一只鸭子一样从上游漂到下游。如果不下雨，河水清得跟井水一样。我曾在河湾的石头缝与一条黄蜂鱼“亲密接触”，想抓住躲在里头的它，拇指被蜇了一下，又麻又胀。那条黄蜂鱼要是活到现在，一定忘了这件事了。那时候河湾旁边还有一片白沙滩，我躺在那儿望着白云悠悠，心事悠悠，满肚少年维特之烦恼，感觉地球停止了转动。

但现在的河变成了一潭死水，河水像泥汤一样，黄中带黑，你几乎看不到它在流动。它曾经那么活泼，那么清秀，每天充满欢笑，河边的竹子倒映在水里，像少女在梳妆。想不到它一下子变得这么衰败和丑陋，尸居余气。我无法像杜拉斯对情人那样，再爱你这副苍老凋零的容颜。这些建在河边的房子虽然是一线江景，却成了“大煞风景”。同学说上游那些纸厂虽然关了，但养猪场的猪屎猪尿都直接排到河里。

吃饭时同学说了许多故事。如果有几个在乡镇和村里当干部的同学，你会听到许多像《镜花缘》一样充满穿越感的故事。我原本觉得记者是最贴地气的职业，但那些故事，是你拿着相机和采访本永远听不到的。一个同学给我看了他的手机，一个老农举着一块写着自己名字的纸牌，蹲在一个簇新的抽水马桶旁，惶然瑟缩的样子不像一个房主，更像一个小偷，而且是刚被收拾过的那种。他说，这是那户农民完成了改厕的证明。他的手机里全是这类照片，所有的工作都要“立此存照”留痕，用来汇报或预备检查。

吃完饭出来，抬头看到天上星光闪烁，大家在这“历史的天空”下相互道别。夜幕沉沉，灯光映着一池静水的河面，这河边要是弄一些彩灯，就有几分城市的样子了。同学说酒店两旁的宅基地十分抢手，因为筑在河滩上，成本很低，统一办好用地许可证和建筑许可证，每块地能卖到40多万元，买主除了镇上的，都是村干部、经济能人、小老板、教师等“有身份的人”。中国的房地产业从上到下一层一层“虹吸”着下面的资源，省里富人京城买，市里富人省城买，县里富人市里买，乡镇富人县城买，农村不可避免地变成了空壳。

肆

我在村里呆了大半天，先去探望了卧床的伯母。87岁的伯母已经在床上躺了近两年，她的腿直不起来。祖母年老时曾反复说一句话：“人老腿先老”，她自己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每天浑身香喷喷地坐在家门口，不停地往腿上擦桂油。诗人说比路更长的是你的腿。当你的腿迈不动时，说明人生已经无路可走了。

伯母住在我父母进城后留下的房子里。走进房间时，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她的样子跟五年前回来时看到的差不多，只是脸似乎有些浮肿。我发现不少人老了以后，脸都显得虚浮。

伯母住的房里没有什么异味，对于卧床近两年的人这简直是一种奇迹。搁在床边的一台小风扇像哮喘一样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她头发梳得纹丝不乱，身上穿得清清爽爽。伯母的娘家是罗秀街曾经的大户，在我的印象中，她身上一直有那么一点“小姐”的娇气。堂大哥退休后回老家专门照顾她，除了端水送饭，大小便时要将她抱到专门的座椅上，嫁出去的大女儿约一个月回来一趟，给她洗头洗澡，让她保持着难得的体面。

伯母拉住我的手，她的手软软的，有些发凉。絮絮叨叨聊天的时候，她不时拍着胸口，又将两只手互相捋着，捶着弯曲的腿，诉说自己浑身上下都疼痛，晚上睡不着觉，吃什么药都没有效。我看到房间的桌上堆满了空的药盒和药瓶，都是些丹参注射液、舒筋活络丸之类。

伯母不停地说自己活够了，不想活这么长，睡在床上动不了，活成别人的累赘。她指着电风扇的插座说，想摸电线够不着；又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想上吊又没有绳子。我不断把话叉开，扯到别的事情上去。我想起几年前那次回家，伯母尚身体顽健，在村头走来走去，笑声爽朗。人站着和躺下来时的世界观真的是不一样的。

坐了约半个小时，堂妹把饭菜送到床边，伯母吃着饭，忽然间用手比划着：“你大哥前一天吃酒席，拿回来这么大一块扣肉，我吃完了心想今晚不知要出什么大事了，后来一点事也没有。”她一边说，一边嗬嗬地笑起来。

伯母又说：“你大哥想叫我去贵港的养老院，去了也好，不再这样难为他。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她心里大概把姑父当成榜样，姑父病瘫的七年就住在养老院里，她可能觉得尽管没有亲人每日陪在身边，但那样的日子还能接受。

我把伯母躺在床上和我聊天的视频发给表弟，他说想起了父亲病瘫在床的情景，大表哥现在就跟自己当年一样，病着的人把活着的人灵魂都给掏空了，只剩下两个字：无奈，像一具空壳机械地活着。表弟说养老才是国家真正的大问题，有多少人会对自己的后半生感到惶恐。

我回了他一条微信：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不知如何作答。人们常常说“叶落归根”，农耕时代的家乡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游子。而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中，这个家乡的“根”已经被拔起，衰败的村落，遗弃的农田，城乡生活方式的鸿沟，还有多少“叶子”愿意并且能够归根？只有当父母衰迈多病，才不得已将适应了城市生活的子女拽回身边；拽不回来的，每日在城市奔波生活之余，身有所寄，心无所属，有着多少纠结？

伍

祖父和祖母捡骨后合葬在三四公里外的牛运岭。路还像多年前一样，坑洼不平。桂东南的清明时节多雨路滑，所以一些地方习惯在入秋后的九月份拜山。虽然没有春天那种莺飞草长、杂花生树，但天高地旷、山幽境寂的秋景一样怡人，况且正待抽穗的禾田里，还不时能看到一只白鹭飞起。小时候放农忙假，随生产队的社员插秧或割禾，要是遇到这样一只鸟，立马会引发一场男女老少的大围猎。

野草杂树显然比人的生命力旺盛得多。爬到半山腰祖父母的墓地，我发现周遭荒芜得一塌糊涂，尽管在家的堂三哥年年扫墓。我用铁铲把堂三哥刈下的野草挑到墓坪外。一些草我认得，一些草不认得，一些草似曾相识，却叫不出名字。这山上的一棵草，就像人海中的一个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每个人都跟一棵草差不多，经历日晒雨淋，刀割火烧，生于泥土，复归于泥土。

每种我认识的草，都有我知道的故事，就像一个熟人的履历。比如一种叫“绞芒”的草，在老人月圆之夜的“讲古”中，它是专吃小孩的“山龙婆”烧成灰后变成的，所以改变不了吸血的本性，一不小心就会被它锯齿状的叶片割破手脚。不过割破了也不要紧，有一种跟它一样遍地丛生的“蕨车”，掐几片卷曲的叶芽嚼碎了敷在伤口就能将血止住。或者用一种叫“噼啪子”的叶子也行，它的味道又酸又涩，却有一种特别的回甘。如果找到一种叫“鸡儿黐”的野藤更好。那种藤的叶子有一种特殊功能，捣碎了熬成胶汁，可以用来粘捕老鹰。

我还认出一种漆树，像对付一条蛇，小心翼翼地将它挑到一边。这种红色叶片的树木，要是不小心蹭着了，会泛起像蜈蚣一样的一道道红斑，又痒又疼，严重时还会流脓流水；它甚至厉害到有人哪怕远远地看到它，也会浑身发痒——这是发生了“量子纠缠”么？但比起另一种叫“羊角扭”的杂树，它明显属于“小儿科”了。“羊角扭”椭圆碧绿的叶片又肥又厚，看上去十分可爱，它的果实又尖又圆，像一左一右两只羊角一样。农村人过去经常采摘“羊角扭”的叶子煮水给猪治蛔虫，但用量要严格掌握。

“羊角扭”还有一种用途，就是帮助农村决意寻死的女人获得解脱——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有男人这样做的。小时候经常听到的恐怖故事，就是哪个村子又有谁家的媳妇吃“羊角扭”死了。据说吃了“羊角扭”肠子会一截截断掉，要不是视死如归，没有人能够忍受这么巨大的痛苦，她们之所以选择吃“羊角扭”而不愿意上吊，是希望死去之后不要太难看，吓着家里人。现在这种事已经很少发生，传统贞操观念的改变，夫妻、婆媳权力关系的变化，特别是自由恋爱和离婚变得习以为常，给女性提供了“不自由毋宁死”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躺在坟墓里的祖父母一定不知道外头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道原来的水田“种”起了许多空落无人的房屋；不知道耕读不再传家，孝悌不再为本；不知道整个地球成了一个村，以前一年半载走不到的地方，半天就能抵达。

他们甚至不知道，在他们的墓地附近，有两个用勾机挖出的墓坯，是重新分林到户后的的山主挖好打算卖出去的，它就像向待死者销售的“期房”，据说每个可以卖到四五万元，按单位面积算，这价格差不多可以跟城里的商品房持平了。

陆

从墓地回来，我到老屋祭拜祖公。这座由我祖父的曾祖父彩秀公建成的老屋，原本是一座两个天井二道廊阶的巍然巨构，如果包括彩秀公的上辈，有差不多十代人在这里住过。现在只剩下一个门楼和供奉祖宗牌位的大厅，前厅和两边的耳房已经坍塌。从我考上大学时起，在这间大屋里听到越来越多的是老人的咳嗽，越来越少儿童的嬉笑，后人陆续迁居别处，直到现在留下这残垣断壁，再也见不到一个人影。

我从长着木瓜、桂树，爬着瓜蔓的前厅废墟走过，从天井上到大厅。厅里头只有两张八仙桌，其中一张的腿和桌面已经朽坏，两边靠墙各摆着两条长凳。门槛、墙壁、桌子全都灰扑扑的，不知道是纸灰还是霉斑。记得小时候每年冬天墙根的青砖都会长出白胡子一样的火硝，我用火铲将它们刮下来，与辗成粉末的木炭拌在一起，丢一块烧着的火炭上去，噗地爆起一团白烟。有时我们把它撒成条状，看着一条火蛇从这头爆燃到那头。大人看到了，呵斥“炸盲你的眼睛，就识死了！”他们的责骂显得“有口无心”，显然小时候也玩过同样的游戏。

摇摇欲坠的神龛两边，父亲几十年前写的一副对联只剩下一角纸片。我还记得那副对联：宗祖高天常荫佑，儿孙前程日康庄。三只插着线香的瓦钵堆满灰烬，不知道有多少年没有清过了。我点着纸钱，向着一片空寂低头合掌，祈愿列祖列宗保佑国泰民安，亲朋戚友身体健康、诸事顺遂。我的内心充满虔诚，但祭祀时完全没有应有的仪轨，程序颠三倒四，本应先茶后酒摆放，却把酒盅摆到了茶杯之前；堂嫂把菜肴收拾了一半，才想起还没有点鞭炮。一切都显得浮皮潦草，得过且过。敬天法祖，仪式本是体现肃穆庄严的必不可少的内容。我想到那些在一张白纸上签名的承诺，这到底是人们不重诚信呢，还是在承诺时缺乏表达虔诚应有的郑重。

我走出大厅，在门口回头看着曾经人气兴旺的百年老屋，小时候在这厅堂里参加过的婚丧嫁娶红白喜事历历如昨。厅里的墙壁挂着半个燕巢，灰扑扑的像半只发霉的大窝头，“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陶渊明），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没有燕子归巢了。

柒

还是说回前面我路上遇到的那个老人吧。我当时刚从村里出来，顺路到一个竹编厂看一位堂兄。我远远地看到一头牛，慢腾腾地走上前面的坡子。太阳从正前方直射过来，那头牛的脊背闪闪发亮。直到车子开近了，我才发现那不是牛，是一个老人，光着上身，皮肤的颜色让我想起所谓的“古铜色”，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我把车慢慢开过老人身边，到了坡顶停下来，下车站在路边等着他过来。老人戴着一顶竹笠，腰里别着一块白布，右手拄着棍，左手拎着一条黄色的蛇皮袋。他的腰弯得实在太厉害了，像一支倒过来的犁，走路时“解放鞋”拖在水泥路面嚓嚓作响。

我想起了我的伯父，他年老的时候也是这样弓着腰。伯父曾经是村里身材最高大的人，村里一直流传着建村口小学时，他挑240斤一担石头的轶事，走起路来踩在地面像敲着鼓面一样咚咚作响。他也活了88岁，年老的时候也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还背着孙子煮潲喂猪。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起伯父才停下了车。时间约莫下午三点，虽然已经是十月份了，但阳光并没有变得温柔起来，老人的影子烙在地上。我们蹲在跟六月一样猛烈的太阳底下聊着。

老人自称姓李，家就在山脚的村里。我问他怎么这么大年纪还出来，他说捡饮料瓶卖，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老人说自己是一个“碌佬”，就是“光棍”的意思。好像小时候这是骂人话，除了偶尔这样自嘲，一般没有人自己说自己是“碌佬”。其实“光棍”也一样，过去没有人说自己是“光棍”的，几乎跟“好吃懒做”同义。

老人的耳朵一点也不背。他除了记得自己是庚午年出生，还记得那年是民国十九年。“我记得呀！我做侬儿（小孩）时开始打日本鬼，一直打了八年，后来毛主席又和蒋介石打，蒋介石搞反革命，不愿搞社会主义（冏！），又打了10年（他显然记混了），把蒋介石打输了。毛主席讲，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结果广大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打赢了，打赢就解放了……解放前屋几（家里）穷，没有田作（种），租地主田作（种）了三个年头，解放军入到广西，我们都参加民兵，土改分田……当民兵时，三更半夜解放军叫你带路去哪里，你得带他去，解放军到这地方，人生地不熟。”

我问：“你吃低保吗？”

老人说：“吃，我吃，多得政府照顾了！要是在旧日国民党那时，要当乞儿（乞丐）了。那时好多乞儿，湖南乞儿到广西，走得了路的，人家给点粥吃；走不了路，就饿死在大路了。路边就有饿死的。老人做乞儿，侬儿（小孩）八九岁、十岁也做，没有田作，只有做乞儿。”

我听他絮絮叨叨，插不上嘴。树老筋多，人老话多。我知道他说的都是自己的经历，只不过在脑子里搅成了一团。

老人说：“你是解放以后出生的呀？平山街变化大，大发展呀！旧日国民党那时灯光球场那儿还有一个鱼塘，过医院那片一间屋都没有。现在河边都起满新屋了。时代大发展好呀！”

我们蹲在水泥地上，四周光秃秃的，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丝风，山坡下的树木一动不动浸泡在阳光里。山谷里似乎罩着一层白气，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秋气吧。春气发生，夏气升腾，已经是秋天了，万物不再生长，时间好像也停止了，就像电影里的定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