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宇||每一本旧书，都是一个故事
我喜欢地摊或者旧书店淘旧书。
旧书与新书不同的地方，除了品相是否完美之外，它比新书还多了一个前主人。每每翻看旧书，咀嚼前主人有意无意间所留下的点滴痕迹，便会不自觉的琢磨前主人与这本书的相遇，甚至联系起这本书的始乱终弃，想象这本书的前世今生来。
每一本旧书，都是一个故事。
一
家里的书柜里，躺着一本台版的雷家骥《武则天》，书名的后面加了一个副标题——“狐媚偏能惑主”，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民国七十二年二月（1983年）再版。
这本书在书柜里躺了好久好久，想来应该是前年的事情了。书来自于西安古旧书店，记得前年暑假，与目耕斋王军兄相约西古淘书，在地下室翻出这样的一本台版来——西古作为国营新华书店的下辖单位，竟然有台版书存在——这真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翻翻书后标价，竟然是120元。好在是书店的常客，最后央求之下八折得之。
雷先生是著名的中国中古史学者，仅录入书后的简介，即可管窥一斑：
“雷家骥，字跃之，广东顺德人，民国三十七年生，为国家文学博士，现任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雷先生精通国史，对唐代历史之研究，功力尤深，曾以《唐代中央权力机构及其演进》获得国家文学博士。稍早撰有《李靖》一书，为研究历史上战略家之名作，近又撰成《武则天》一书，以深厚的历史基础，应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武氏的一生。”
这是35年前的简介，足见雷先生的卓越史才。但书拿到手中后，长期以来束之高阁，却从来没有细看过，后来书柜里塞得越来越满，便想出手一些书转给更需要的人，于是将这本书晒了出来，却长期无人问津。大概是严谨的历史学本身就是一个枯燥的话题，书友们提不起兴趣来吧，抑或书的名字起得太过于通俗化，明明是写武则天，为什么偏偏要加一个“狐媚偏能惑主”的副标题呢？亦或许大家对雷家骥不熟悉的缘故吧。总之，这本被古旧书店核价员标价120元的《武则天》，仍然滞留在我的手中，直到今天。
下午偶然的时间，午休醒后，坐在书桌前发呆，顺便拿起这本书来，拈在手中随意翻阅，打开扉页，赫然出现一些淡浅的铅笔写的字迹来，仔细辨认，却是前主人的一句标注——黄约瑟寄赠。黄约瑟，隐约中好熟悉的名字，手机检索百度，不仅打了一个激灵，天哪，这竟然是一本大有来头的书呀！
兹再录入黄约瑟简介如下：
“黄约瑟，祖籍广东省吴川县梅菉镇。1953年4月25日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1964-1971年在香港伊利沙伯中学修读中学及大学预备班。1971年到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进修，1975年取得学士学位，回港后于天虹中学任教一年，便转到一日本建筑公司当翻译员。1977年远赴澳洲国立大学，攻读亚洲研究，他的文学硕士毕业论文是《比较唐代中国与日本奈良、平安时期的官学》。1979年取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原校修读博士学位。1981年到日本神户大学访问一年，回港后任职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专职统筹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职期间继续从事中古时期东亚地区诸国关系的研究。1984年以《七世纪的朝鲜战争与东亚》取得澳洲国立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与潘锦绣女士共谐连理。不幸新婚后不久，发现染上血癌病，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终能克服重病；1986年以后，他经常出席中国大陆、台湾及其他地区的研讨会、学习班，积极从事隋唐史的研究。在研究重点方面，他比较注意隋唐时期中国与日本、朝鲜的关系，武则天研究及唐代杜会风尚。1993年9月，他因血癌病复发，经过十三个多月与病魔的斗争，于1994 年11月22日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享年41岁，余下儿子凯威，年仅五岁半。”
“黄约瑟天性聪敏，热爱学习与研究，时常向人表示他最喜欢的就是读书。他生性健谈爽朗，乐观有自信，为人不拘小节。研究以外，喜观赏电影、看报刊和杂志。为推动海峡两岸唐史学界的联系，促进香港与海峡两岸学界的往来，留下永不磨灭的贡献。”
这本书的前主人是谁？除非他现在出来说：“书是我的”，并列举出12345等诸多的证据来，或许已经无从考证。但西安位列十三朝古都，周秦汉唐在这里辉煌，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内，这里一直是秦汉史和隋唐史方向的重镇。故而善于交际的黄约瑟将书寄赠给西安的学者亦属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一本书，从它的前主人身边离散后，辗转反侧，最终带着这样的一句话，来到了我的身边，被我发现，并获得了关于雷家骥和黄约瑟的事迹来。也算是这本书的功德圆满。
二
2018年3月4日早晨，在八仙庵书市，遇到一本儿很有意思的小书。
书的名字叫《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石门十三品>专辑》，这种书很普通，经常在地摊上遇到，但感兴趣的是书的前主人在前、后各写下了些许文字，正是这些文字，让我与这本书不期而遇的邂逅，并感慨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来。
首先是在封二的左下角，前主人记下了买书的时间和地点——89年6月15日于西安东门。这个日子引起了我的兴致来，29年前的6月15日，那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呀？我那根自由散漫的神经，不由自主的绷了起来。
打开扉页，原本素洁的白纸上，书的前主人写了满满一页的得书小记：
购得郭荣章同志《石门摩崖石刻研究<石门十三品>专辑》小记
1989年6月15日是个大好日子，因为这天我买到了郭荣章同志的这本书——《石门摩崖刻石研究<石门十三品>专辑》。这天我从西安城里办事回来，出了东门，信步走过一个熟悉的旧书摊前。和往常一样，不觉习惯地停住脚步，目光又是习惯地向摊上铺开的如花团锦簇般的书刊封面扫去。但这次却不等我向别的书刊细看，就被摊子西头独自摆着的一本封面既凝重古朴又鲜亮醒目的书——就是此书所吸引住了。我急拿起这本书，把书前部分所附20多幅摄影图片及目录翻阅了一下，觉得很满意，立刻按书后所标书价一元付给摊主，完成了购书程序。回家的路上，心中真是美滋滋的，如获至宝。
我所以对此书如此感兴趣，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文革中我下放到汉中地区六年半，从褒谷古道旁边来去凡三次，有一年夏天还随单位到这一带山上种过松苗，还随单位参观过那里下游的水坝，所以虽然这里建了水库，我未能看到古迹的原貌，但还是和这个地方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还在汉中博物馆看过部分迁移过去的原刻石，此情是永远难忘的！再一个就是我觉得《石门颂》与《石门铭》在书法艺术上的魅力真是太大了。
书的后面黏贴了一篇关于本书的书评——田孟礼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读<石门摩崖石刻>》，前主人特意在旁边标注是从1988年6月23日的《西安晚报》上剪下来的。再次可以看出前主人是一个有心人，亦更能看出他对这本书的热爱来。在最后一页空白处，作者所抄录的列宁、歌德以及人民日报的几句话：
列宁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短文中曾借用一句俗语：“善良的愿望往往会把人引入地狱。”（《列宁全集》第19卷，1961年版，第256页）
——抄于1989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歌德说：“错误同真理的关系，就像睡梦同清醒的关系一样。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
这两段话明显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看样子作者并没有置身度外。简短的两句摘抄，再次让我们感悟到了那个特殊年月的人们的特殊心境。
一本书，一段缘分，30年前一个人得自于东门的旧书摊；30年后，我再次得自于东门外的八仙庵旧书摊。这真是一段有趣的书缘。
三
前一阶段淘了一批签名本，全是文史方面的学术专著。据旧书店的老板介绍，书是从我的母校流出来的，除了我的母校我的母系的老教授们赠给一个魏姓主人之外，还有一本我不熟悉的上款。书的名字叫《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作者叫韩理洲，签赠给一个名叫李孝才的教授的。书近乎全品，且又是这么好的内容，这么好的书，自然不舍得轻易出让，于是标价50元，结果却迟迟的没有售出，直到今天，我将几种要出让的书晒在朋友圈，标价从30到50元不等，过了一会儿，本土著名收藏家、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李欣宇兄发来微信说这本书他要了，并顺道买了一本王崇人的《古代长安书法》，才算是使得这本书得遇明主。
我说：“你光挑好的买，这本是50的。”
他说说：“我要了，韩理洲是我在西大读书时的老师。”
我说：“这么好！宝剑赠英雄，红粉配佳人！”
他说：“王崇人也是我老师，以前给我教过书法。”
我问：“李孝才是谁？”
他说：“我不认识李孝才。”
于是便询问无所不能的度娘了，很快便有了答案：
李孝才(1937— )，泾阳县云阳镇人,语言教育专家,教授。1978年被国家派往巴基斯坦,在伊斯兰堡大学东方语系为巴方军官讲授汉语,1985年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汉语系讲授中国语言与文化。1991年,又应邀赴波兰任教,在波兹南大学讲授中国古汉语和文学。1994年筹建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系主任。曾编译出版《科技写作指南》(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作序)和《工程论文写作技巧》。长期担负出国教学任务,工作业绩受到所在大学的高度评价,称“李孝才先生是最称职的中国教授”,因之,再被延聘。
于是给李兄转发过去。
他说：“我当年的这些老师，现在都陆续去世了。”
我说：“岁月不饶人，现在的李欣宇，也早已成为能够独立办展的古籍、碑拓收藏大家了。”
他说：“不敢想，转眼四十多了。”“好好玩吧，人生太快。”
我凝重的思考了很久很久……
一本旧书，都是一个故事。
有的还在演绎着，或许，不久，它又成为了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