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夫余

扶余人说夫余，这里的扶余人指的是当今生活在松花江、拉林河环绕着的这片富饶土地上的人们；“扶余人说夫余”，这里的夫余，指的是约公元前200年—公元494年我国东北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及其主体民族。

为什么扶余人要说夫余呢？因为扶余这片土地是东明王涉水而来，夫余国肇基之地，见证了夫余国700年风风雨雨。同样是这里，随着族人渡江北徙豆莫娄，夫余落幕，成就了一段民族峥嵘的传说，在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烙上了一个鲜明的印记。这里是夫余的起点，这里也是夫余的终点，扶余铭刻着这一历史的轮回。山河不语，故老相传，时光流逝，松嫩依然。扶余人有理由缅怀夫余的岁月年轮、有责任传唱夫余的沧桑史话，有义务让夫余从汉魏时代尘封的史书中走出来。

下附王昭全先生《扶余沿革史话》，以期更多读者了解扶余、热爱扶余。

扶余沿革史话目录

一、 古国兴衰

东明王肇基夫余国 伯咄部入据松江湾

（一） 濊貊古族 世居渔猎

（二） 櫜离内乱 东明立国

（三） 勿吉入踞 伯咄留名

二、女真反辽

渤海国设邑夫余府  女真聚义破大辽

（一） 渤海设邑 夫余立府

（二） 辽朝设州 治理宁江

（三） 女真破辽 建立大金

三、蒙人驻牧

纳仁汗迁驻金源地  后金军立站伯都讷

（一） 豁罗剌思 驻牧江湾

（二） 明设卫所 后金立站

第四章  重镇雄起

巴尔达因势建新城  锡伯人反籍应鳇差

（一） 伯都新城 重镇峙边

（二） 锡伯返籍 捕鳇纳贡

五、  滨水勃兴

理民务增设伯都厅  旺经济升立新城府

（一） 发展农事 设厅理民

（二） 经济荣旺 文化初兴

六、光明在前

争自由奋斗求解放  党领导人民做主人

（一）帝制崩溃 再改县名

（二）东北沦陷 英雄举义

（三）喜迎解放 人民当家

七|、锦绣前程

迎旭日阔步金光道  踏征途改革绘新图

（一） 天翻地覆 旧貌新颜

（二） 重新立县 再创辉煌

扶余，是古濊貊人世代生息之所，是夫余人创立奴隶制国家的肇基之地，是靺鞨人入据、演出历史活剧的重要舞台；契丹人和女真人曾在这里进行过一场生死决战；蒙古人各部也曾在这里进行过政权的角逐。

这里的江河、沃土、草原、湖沼，养育了这里的古今各族人民；在这里角逐、争斗、和解、融合着的各族人民开发了这片热土。在这片荒原上，出现了城镇和村庄，人们创造了这里的发展与繁荣。从古氵岁   貊人的渔歌猎号，到夫余国的农耕畜牧；从“海东盛国”渤海的兴州立府，到辽金时期的战火硝烟；从古豁罗剌思(郭尔罗斯)部迁驻金源内陆，到嫩科尔沁重启郭尔罗斯部号；从清初设治始建新城，到民国初年的撤府设县；从扶余县、市、区的演变，到新老扶余的更迭交替，扶余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给这块神奇的土地留下了深刻的岁月印痕。夫余——扶余，一步步从远古走来，带着早期土地开发的尘沙，带着部族战争的创痛，带着兼融各部族文化而形成的地域文化的厚重积淀，一步步，一直走到了今天。让我们从新走回远古，从古濊貊人原始的渔猎生活的年代开始，去追寻夫余行进的足音，去感受我们的故乡成长的历史。

一、 古国兴衰

东明王肇基夫余国 伯咄部入据松江湾

（一）濊貊古族 世居渔猎

在中国古代的东北，有着濊貊、肃慎、东胡三大族系，他们在历史的长河里，在东北大平原这个舞台上，争驰角逐，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历史正剧；他们及其后人的轮番登台，也在扶余这块肥饶的黑土地上镌刻下了地方的文明发展史。松花江、拉林河绕境而行形成的这块河间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块土肥水美的好地方：奔流不息的松花江、拉林河给人们以渔舟之便，肥饶的黑土地给人们以猎采和农耕之利；四季分明的大陆性气候，极适于农作物的生长。最早把这里作为栖息之地的，是三大族系中开化最早的濊貊人。最初，濊  与貊并非一体，濊 在南，貊居北，因地域毗邻，习俗、语言相近而广泛接触，经过岁月的磨合，合而为一，形成了使用同一语族的庞大的濊貊族系。濊貊在东北的历史十分悠久，分布的范围也相应广泛。在这个族系中，夫余曾是其主要支系。早在数千年前，松花江畔就已成为古濊貊人中属于夫余支系的槁离（又作橐离）部族人的家乡，他们在这里从事着原始的渔猎生活和简单的农耕生产。

（二） 櫜离内乱 东明立国

经过漫长的原始社会，东北三大族系濊貊人最先进入阶级社会，走在了东北地区文明发展的前列。西汉以前，位于嫩江、松花江干流左岸的櫜离部族，已经出现了阶级，西汉初年，櫜离发生了一场争权夺国的内乱。在这场内乱中，部族酋长的庶子东明受到迫害。为了避祸，他率近随逃离了家乡。东明从櫜离领地出逃，南渡嫩江、松花江汇流处一带的“掩虒水”（《中国东北通史》称“松花江大曲折处”），落脚在松花江右岸，即今松原市北部地方。东明征服了当地的濊人部族，在这里建立了夫余国。关于夫余王东明建国的故事，不少古籍中都记载了那段美丽的神话。《史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北夷槁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虒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拂去这段传说中的神秘色彩，可知在夫余建国之前的槁离部落，已经有了畜养牲畜的畜牧业。

关于东明建立夫余国的具体时间，史籍缺少明文记载。从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2年）置乐浪等四郡后，《史记》记旧燕之地北邻时，方始出现“夫余”二字的记载。故可推断，夫余立国应在《史记》记载以前。结合考古学方面的成果，史学界最后把认识统一到了“约在西汉初年或更早一些”（《中国东北通史》），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

夫余国的疆域很广阔，南起玄菟郡北界（今开原附近），北达弱水（今黑龙江，又有说松花江干流西段，待考），东起张广才岭，毗连挹娄，西到双辽开通一带与鲜卑接境。夫余国的王城，有前期后期之分。东明在松花江大曲折处的右岸立国后，将王城设在今吉林市郊龙潭山与东团山之间的南城子，史料称之为前期王城；夫余西迁后的后期王城在今农安。后期的夫余国主要区域是以王城为中心的长吉地带的松嫩平原。扶余地方既是东明王肇基之地，又是夫余国中离后期王城不远、物产丰饶、农牧业发展的重要属地。

夫余国是有阶级社会初期阶段的部落国家，夫余人从槁离时期起便已先于我国东北诸古族各部脱离原始社会而进入奴隶制社会，但有些方面仍保留着民族的遗习。扶余国有君主，称王，王有玉玺（曾有出土文物“濊王之印”），王位为世袭；夫余国立有保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严刑竣法。夫余地处松嫩平原及第二松花江沿岸地带，土地肥沃，适于农耕，是东北少数民族中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农业在夫余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夫余立国之初，即已开始使用铁制农具。应该说，夫余人是伯都讷地方最早的土地开发者。

夫余与中原的汉朝及后来的魏、晋汉族政权在政治上保持着臣属关系，经济、文化和贸易往来频繁。文化方面接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无自己的民族文字，官方文牍、印信使用汉字。两汉时期，儒家思想开始传入东北地区，使这里逐渐吸纳儒家文化。在夫余国很早就形成了“吟诗书”、“用俎豆”、“冠弁衣锦”的风习，“颇有中原气象”(《三国志·魏书·夫余传》)。今扶余县全境及松原市的北、东大部分地方，当时系夫余国重要属地。当时的夫余国虽然仍属于奴隶制社会，但其伦理观念表现出了明显的儒学影响。“其人强勇，谨厚不寇抄”、“民情怯于私斗，而勇于寇战”（《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夫余人深受儒学影响，不但在文字上使用汉字，在风俗上也极为崇尚礼仪，其国人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处处注重礼节和仪态，一切“皆如中原之礼”。夫余在汉文化影响下，逐渐形成了有着明显中原文化影响印记但又不失自己民族特点的古夫余文化，一开中国古代东北地区民族文化融合之先河。

（三） 勿吉入踞 伯咄留名

南北朝时期，夫余国开始逐渐衰落，多受其邻邦的侵扰。晋太康六年（285），东胡族系的后裔慕容氏东鲜卑单于慕容廆发兵夫余，破王城，“夫余王依虑自杀”，慕容廆虏掠万余人而归。虽然在东晋大军的帮助下，夫余得以复国，但遭此重创之后，已是一蹶不振。晋永和二年（346），已建立前燕的慕容氏鲜卑再次攻打夫余，“虏其王玄及部落五万余口而还”。公元470年，高句丽（夫余族另一支建立的国家，公元前37年，夫余王之庶子朱蒙避祸南逃立国，系中国境内古代的一个民族政权，与箕氏朝鲜或卫氏朝鲜无继承关系。主要分布于浑江、鸭绿江流域，后扩展至大同江流域直抵汉江）第十九世王好太王亲征夫余，“凡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而这一时期，在夫余北方勃兴的勿吉人（属三大古族中的肃慎族系）也不断兴兵南进，蚕食夫余国土。夫余国日渐衰微，已无力自立于东北各强悍部族之林。北魏太和十七年（494），勿吉大举兴兵，强弓硬弩，劣马长矛，一战灭夫余国，尽有其地。

从此，在我国东北古代三大族系中最早走进文明的奴隶制国家夫余国，在存续近七百年之后，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销声匿迹了。扶余地方的莽原沃土迎来了新的主人——勿吉伯咄部。消灭了夫余国的勿吉，属东北三大族系的肃慎族系。其祖先肃慎人于魏朝时改族称为挹娄，勿吉乃挹娄之后裔。勿吉有拂涅、粟末、伯咄、安车骨、号室、白山、黑水等七部，今扶余、宁江一带为其中伯咄部所据。从此，两松河间地带的广大地域始有“伯咄”（据《扶余县志》考，此后各朝汉文典籍中所记的“伯都讷”、“部渚泺”、“白都纳”等，均为“伯咄”的不同汉译）之称，这也是此后从明末开始长期一直以伯咄（伯都讷）作为地名称谓的最早的根据。

勿吉灭夫余前，生产方式相当落后，灭夫余国后，受夫余人经济文化的熏陶，加快了走向文明的步伐。为尽快提高本部族的文明程度，勿吉加强了同强大的中原政权（当时为北魏）的联系。北魏孝文帝时，勿吉曾遣使乙力支出使北魏，为避高句丽锋芒，取水路沿粟末水（今二松）下行，过伯咄部居地转难河（即嫩江，时人视今嫩江东流段及松花江干流、黑龙江下游为一河，称之为难河）逆行，再转溯太鲁水（今洮儿河）拴舟行陆路，经开鲁至和龙（今朝阳），南下洛阳。乙力支出使之后，勿吉多次中原朝贡，百年之间，达30余次。与中原经济、文化的频繁往来，对促进勿吉的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处于水路要冲的伯咄部居地后来称为伯都讷地方，依交通之便，也加快了文明的步伐。

随统一中原后，史籍上称勿吉为靺鞨。靺鞨七部亦即原勿吉七部，各部名称在典籍中亦同前时，领地大体同前。其中伯咄部的活动范围大体固定在今宁江区、扶余县、榆树市以及双城、五常部分地区。

 二、女真反辽

渤海国设邑夫余府  女真聚义破大辽

（一） 渤海设邑 夫余立府

靺鞨七部之一的粟末部一直生活在以今吉林为中心的粟末水（今二松）两岸。该部由于农业、畜牧业都比其它部落发达，加之多与中原经济文化接触交流，社会发展较快。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灭高句丽后，粟末靺鞨随高句丽遗民南迁，徒居营州一带（今辽宁西部）定居，并向农耕生活转化。唐武后（改国号为大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发生民族反抗的“营州变乱”，粟末部酋长乞乞仲象参与抗唐斗争后率部东走。唐王朝采取怀柔政策，遣使封乞乞仲象为“震国公”。东走途中，乞乞仲象死，其子大祚荣率余部继续东行，至东牟山（今敦化敖东城），筑城以居。大祚荣骁勇善战，靺鞨其它东行各部及高句丽遗民为求保护而先后归附。武后圣历元年（698），大祚荣正式建国，以其父曾封“震国公”为据，自号震国王，王城都东牟山。唐中宗朝，“震国”归附唐朝；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唐廷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仍以其所辖之地为忽汗州，并加授其忽汗州都督，从而确定了渤海对唐朝的臣属关系。从此，该部正式废“震国”国号，专称渤海。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唐朝正式诏以渤海为国。渤海立国后，经过数世的发展，终于统一了靺鞨诸部，并在唐朝的影响下，加快了本国封建化的进程，成为历史典籍中誉称的“海东盛国”。

扶余地方自勿吉灭夫余国后，一直为伯咄部居地。唐初，该地属大唐营州都督府招抚的室韦（东胡族系北鲜卑之另一支）之达姤部所辖。唐代宗正式“诏以渤海为国”之后，扶余地方重新划属渤海之伯咄部。渤海学习唐朝封建制“开置郡邑”后，在伯咄部所居之地设夫余府，府城址即在今伯都古城址（《中国东北通史》第225页；《吉林日报》2007.9.6田子馥：《地名，地域文化的品牌》）。置地方官治之。

渤海国幅员辽阔，特产丰富，中期以后，农业手工业都有长足发展，松花江流域的农业、畜牧业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伯咄部所在的夫余府人饲养的鹿、莫颉府人培养出的良种猪，都很有名气，《新唐书》等史籍中，将“夫余之鹿，莫（右面加耳刀）颉之豕”，都列入“俗所贵者”之列。由于当时东北的陆路交通尚不够发达，主要靠水路，故夫余府、涑州（今吉林市东团山南城子）等临近江河的都邑，都发展较快。夫余府发达的具体情况虽暂未发现有可佐证之资料，但以其地理位置，以渤海国都邑京、府、州、县等级的划分推断，夫余府等府一级城邑是仅次于“五京”的二等都邑。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在扶余境内的伯都古城所在地，在当年“海东盛国”时期，应该有多么重要政治地位和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

中原的唐朝灭亡后，渤海国失去可恃的靠山，而内部以黑水靺鞨为首的几个部族也相继分裂出去，宣告独立，并对渤海王朝构成威胁，渤海国势大减。此一时期，属东胡族系的东鲜卑之宇文氏后裔契丹人在西部崛起。后梁贞明二年（916），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即皇帝位，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契丹国（后改国号为“辽”）。辽太祖天赞三年（924），阿保机率大军攻渤海，天显元年（926），灭渤海。

渤海国自大祚荣立国至大湮譔降辽，凡历十五帝，存续290年。曾炫赫一时的“海东盛国”渤海国从此永远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伯咄部靺鞨人（或曰渤海人）居地从此归属大辽。

（二）辽朝设州 治理宁江

辽灭渤海，很快统一了东北全境。至此，在白山黑水这个历史大舞台上，已完成了东北三大古族系第一轮登台主唱的轮换。松嫩平原上的扶余地方，已三历其国——濊貊族系夫余人建立的夫余国、肃慎族系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以及东胡族系的东鲜卑后裔的一支契丹人建立的辽国。

辽初，原渤海伯咄部居地被划属契丹之达鲁古部（史学界有的学者认为，达鲁古部的首府达鲁古城即在扶余境内今宁江区伯都乡的土城子古城址；另说在塔虎城。孰是，待考）。在渤海时代农业已有很大发展基础上，辽人在这个地方迅速平复了战争的创伤，而且因为辽在统一东北的战争中，虏掠了大批有农业生产技能和丰富经验的汉人、渤海人，所以使平原地区、特别是松嫩平原地区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并得以长足发展。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中的纺织、矿冶、陶瓷业以及马具、车辆生产等都有了新的发展。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商贸的活跃，促进了货币流通的增加，市场上同时有辽钱、铁币、白银和宋钱流通。契丹族无文字，官方文牍通行汉字。立国后，辽人仿汉字创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套文字。由于汉文化影响较深，新创的契丹字与汉字同时在国内通行，从而使汉、契丹文化的融合，在继承夫余、渤海文化的基础上更前进了一步，同时也为后来的伯都讷——扶余文化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辽虽然武力统一了东北，但原隶属于渤海的靺鞨七部中的黑水部虽然在辽灭渤海后曾表示臣服，但始终与辽王朝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从五代后期时起，黑水靺鞨改称女真。女真诸部中，后来有的部落终于投辽、入籍契丹，以入籍先后分别被称为“熟女真”、“回跋女真”，而大部分一直未入辽籍的，则被称为“生女真”。生女真各部落在自己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生活在拉林河流域的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部落联盟。生女真在辽王朝中，政治地位低下，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所以，虽然他们总是力图摆脱辽的统治并多有反抗斗争，但在实际上由于政治上的分散和经济文化的落后，又使他们长期不能割断同辽朝贵族奴隶主统治集团的联系。但生女真部落联盟的形成，毕竟造成了对辽王朝统治的潜在威胁。

辽王朝为了加强对生女真部落的政治上的统治和军事上的防御，于道宗清宁四年（1058）在契丹人生活区域和生女真部落之间的二松与嫩江汇流处，即辽初划属契丹达鲁古部的地方，设立宁江州。宁江州址即在原渤海夫余府城址，即今伯都古城址。

州是辽代的地方建治，上隶于道，下辖县。州有“节度州”、“刺使州”、“观察州”之分，宁江州属于只设观察使的的羁糜州，辖混同县（混同二字取自江名，辽时称松花江为混同江）。州设观察使司和防御使司，防御使统辖驻军混同军。宁江州军事上隶于东北统军司，行政上隶于东京道。宁江州的设置，除政治上、军事上的目的外，还承担着商贸活动的任务。辽廷在宁江州设“互市”市场，每年辽朝贵族统治者来宁江州一带春猎后，都开放“互市”市场，“女直（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类，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直。后多强取，女直始怨”（洪皓：《松漠纪闻》）。 “宁江州有榷场，女真以北珠、人参、生金、松实、白附子、蜜蜡、麻布之类为市，州人低其值，且拘辱之，谓之打女真” （《契丹国志》）。

宁江州的设立及辽统治者巧取豪夺式的“互市”的发展，既证明了辽朝统治者对生女真人的敌视态度，也说明了宁江州本身从设立之日起，便深深地打上了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的印记。辽朝贵族奴隶主阶级对生女真部落的统治越来越残酷，为满足他们的贪欲，朝廷屡派“银牌天使”到拉林河畔的生女真完颜部等各部落搜求贡品。“天使”们每到一处，便仰持使命，对生女真颐指气使，享受珍馐美食，索要珠宝美女，逼献猎鹰“海东青”等方物。这种愈演愈烈的民族压迫和强盗式的掠夺，终于导致了民族矛盾的大爆发。宁江州设立仅半个世纪，这里便发生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女真反辽的宁江州大战，拉开了女真伐辽、灭辽，继而南下亡北宋的一出大型历史正剧的序幕。

（三）女真破辽 建立大金

辽天庆三年（1113年）三月，生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于拉林河畔率五百骑兵举行军事演习，铁骑长驱西指，驰至咸州（今开原），初步显示了生女真的军事力量。天庆四年（1114年），阿骨打在拉林河畔一岗阜之地（后命名曰“得胜陀”）聚诸路女真兵将2 500人誓师，檄讨辽朝罪恶，祭告天地，起兵反辽。6月，辽廷得悉“女真将畔（叛）”的消息，遣黄龙府知事萧兀纳（即萧挞不野）率军兵5万调防宁江州。九月，阿骨打以宗翰（即粘罕）为先锋，亲率大军从“得胜陀”出发西进反辽，矛头直指宁江州。起兵时，兵将皆有戎无甲，适逢辽朝部分叛军西窜至女真边境，女真军说降该部辽军后，取得盔甲500副。之后，女真军精兵三千、披甲五百，重新集结西进。急行军一日后，大军行至扎次水（今夹津沟）。先锋宗翰督士兵填越壕堑，继续前进。途中，与承担辽之边防巡逻任务的“渤海军”遭遇，一战而克，击毙辽将耶律谢十。大军乘胜西指，次日至宁江州，兵临城下，在城东列阵。

辽守将萧兀纳率军出城迎敌，两军交锋。五百披甲勇士个个奋勇争先，冲突辽军阵脚，辽军阵乱。混战中，萧兀纳之孙录乱蹇战死，辽军溃退，萧兀纳急引残部退入州城固守。阿骨打率众攻城。辽军虽拥众五万，但已一败惊魂，军心已乱，守军无意守城，部分官军出城逃跑，尽数被歼。肖兀纳安排防御使大师药奴等属官守城，自己率部属三百余骑出西门，渡混同江逃跑。经数日围攻，守军屡败，宁江州终被攻陷，防御使大师药奴等被擒。为分化瓦解敌人，女真军将俘获的大师药奴及两名渤海军将领梁福、斡达剌释放，令其招谕余部辽军和原渤海遗民。

女真军以少胜多，三千精兵破敌五万攻克宁江州后，辽廷派主将萧嗣先率主力进驻与宁江州隔江对峙的出河店（今肇源县茂兴站南三家子）。阿骨打乘胜率军向西北进军，渡混同江。萧嗣先大军尚未作好准备，仓惶出迎，未及列阵，女真军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辽军无备，加之有事先放回的辽将做分化工作，军兵早失斗志，纷纷溃逃。女真军此战再次击溃辽军。十一月，辽廷复遣都统萧纠里、副都统萧挞不野统率步骑兵十万余众驰援萧嗣先。两军对垒，阿骨打亲率千名甲士掠阵，冲乱辽军阵脚。千名精兵冲突于辽军阵中，所向披麾；数千后续大军乘势掩杀，十万辽军倾刻溃散。

女真军出师以来，一战宁江州，破敌五万，克州城；二战出河店，大败萧嗣先守军；三战主将萧纠里，破敌十万，以少胜多，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又一奇迹。胜利后，阿骨打将收降辽军中各族将士编入女真军，兵力增至一万余骑，军威大震。二月，女真军破辽主力后，回军宁江州作短期休整，然后出兵渡江西指，奔袭长春州城打虎城（今前郭县塔虎城址）。辽天祚亲自率大军40万坐镇长春州，但在女真铁骑的强攻下，大军一触即溃。天祚帝失地丢兵，仓惶西逃。迅速壮大的女真军继而长驱追击逃敌，先后攻占宾州（今农安东北红石垒）、咸州（今辽宁开原老镇）。

公元1115年正月，完颜旻（即阿骨达）仿汉制即皇帝位，建立大金国，定都会宁（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南白城），立年号“收国”。收国元年九月，金军破黄龙府（今农安）；次年，陷辽东京辽阳府（今辽阳市）。太宗完颜晟天会三年（1125）亡辽。

女真崛起于拉林河畔，占领了松辽平原广大地区。其后，其疆域继续扩展，东起黑龙江入海口、西至大兴安岭以西，北达外兴安岭、南临鸭绿江边都成了大金国的领土。后入关南侵，疆域达到黄河西岸。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完颜雍为纪念乃祖完颜旻起兵反辽之功，在当年阿骨打率众誓师之地立“大金得胜陀颂”碑。该碑是我国现存金代碑刻中保存女真文字最多（1 500余字）的碑刻，学术价值极高，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仍屹立于拉林河畔“引拉”灌区水库岸边当年阿骨打誓师地处，向后人昭示着当年女真人的不世之功。

金立国后不久，废宁江州。原宁江州辖地分属隆州府利涉县和会宁府会宁县（本地曾出土“利涉县印”，可佐证之）。

大金国政权的建立，是伴随着女真部族晚期氏族社会解体而产生的，它标志着生女真各部已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金立国后，随着奴隶制的巩固，在同先进的封建国家宋朝的交往中（包括战争），随着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大，受中原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封建制社会生产关系也逐渐产生和不断扩大。经熙宗改制、海陵南迁，到世宗以后，封建经济的统治秩序基本上得以确立。在文化发展上，也完成了突破式飞跃，不仅创立了自己的文字，佛教也得以盛兴。特别是亡北宋后，汉族政权推崇的儒学在金朝的文化思想领域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南北文化融合出现了新的形势。金初兴科举，熙宗时立孔庙，世宗以后，便已经以儒学经典《论语》、《孝经》等作为塾学的必读课业。文学、艺术、科技等都在师承宋、辽的基础上有所成就，出现了元好问等那样的诗人，也成就了《西厢记诸宫调》（“北西厢”）那样的传世之作；绘画有《文姬归汉图》，建筑有名享后世的卢沟桥等等。

在南北文化融合方面，金初期使金的南宋通问使洪皓在被拘留金十五年期间及南归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洪皓于建炎三年（1128年）五月出使金国，行致太原被扣，次年至云中（今大同）。因坚决拒绝仕伪，被流放冷山（今黑龙江省五常一带；又有资料如《东北舆地释略》等认为金陈王希尹的领地冷山即在今扶余县的五家站，目前尚无确考）。他身陷异域不忘使命的同时，也通过言传身教，广泛地传播汉文化。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言行和“桦叶四书”的流传，把儒家的忠君、节义、仁爱、孝悌等思想在女真人中间传播，同时，还将诗文创作、乐曲、绘画等文学艺术及节庆等风俗习惯传播到女真地区。十五年后南归，他也把女真人的思想文化带回来介绍给宋朝人。洪皓使金期间撰写的《松漠纪闻》，和他的诗词集《鄱阳集》、《鄱阳词》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较为全面介绍了金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参见女真——满族历史的三大传说，即《三天女浴躬的传说》、《女真始祖函普的传说》和《金太祖阿骨打的传说》，见第十七编 文化艺术）

三、蒙人驻牧

纳仁汗迁驻金源地  后金军立站伯都讷

（一） 豁罗剌思 驻牧江湾

金章宗昌明六年（1195），金国出征蒙古（参见下节）弘吉剌惕部，弘吉剌惕部首领忒里虎诺颜率本部及所属五部降金。金国为削减弘吉剌惕部的力量，将弘吉剌惕六部中的以纳仁汗为首的豁罗剌思（亦即郭尔罗斯）部迁至金国内陆的松嫩两江交汇处一带。该部蒙古人入驻后，受当地农耕文化的影响，逐渐改变了完全游牧式的生活习惯，驻牧成为他们从事牧业生产的主要方式。该部首领的居住地被称作纳仁汗浩特（后人特别是左近的蒙古人，又以译音之变而长期称这里乃至后来的新城为“那尔浑”）；他们还在松花江南岸沿江一带修建“卡伦”（哨所），后逐渐演变成屯落，一直延续至今。如上、下“班德”，“伊尔丹”，上、下“土木”，“嘎尔奇”，“郎郡”，东、西“达户”，上、下“岱吉”等。这些蒙古名的屯落的形成和发展，给人们留下了当年古郭尔罗斯部蒙古人曾开发驻牧这里的重要线索和依据。郭尔罗斯部的范围，以今天的松原市宁江区、扶余县为中心，东至拉林河，西至洮儿河、霍林河下游地区，南至饮马河、伊通河下游，北至嫩江下游、松花江上游南岸。该部郭尔罗斯蒙古人因一直沿松嫩两江流域游牧，故一些史籍上也把他们记为“高勒楚德”，即“沿江河的人们”，汉语也译为“挂尔察”或“挂勒察”。

金宋争衡期间，一直生活在今蒙古国东部和我国内蒙呼伦贝尔草原西部的蒙古诸部逐渐强大起来。蒙古在唐、五代时称蒙兀室韦，系东胡族系的北鲜卑一支室韦诸部之一。初时，分布在颜尔古纳河流域，后逐渐向西发展。公元1206年，蒙古贵族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后占据漠北，建立蒙古汗国，铁木真即大汗位，称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蒙古于1271年正式建立元帝国）。1211年，蒙古发动侵金战争，占领大片领土并攻陷金中都（今北京）。1233年破金南京（今开封）。1234年攻占金末帝据守的蔡州，杀末帝，金亡。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开始加强对东北的统治，遵用汉制。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成立辽阳行中书省，下辖辽阳、泰宁、开元等路。其中开元路治所设在黄龙府（今农安）。今扶余县宁江为开元路辖区。原辽朝宁江州所在地为该辖区内的肇州（今肇东八里城）通泰州（后改泰宁府、今洮南市）驿路上的重要驿站。整个元代，东北经济文化发展停滞，有些方面甚至有所衰退，直至明初方萌复兴之兆。而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驻牧扶余一带的主体民族一直是当年移住此地的古豁罗剌思（郭尔罗斯）纳仁汗部蒙古人。

（二）明设卫所 后金立站

明初，松原地属兀良哈三卫蒙古族居地，隶于大户都司。明王朝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后，在东北建立卫所三百八十余个。其中松原地建立三个，即：塔山前卫，治所设在纳哈出，辖今乾安、长岭、前郭等县的部分地区；撒叉河卫，治所设在今宁江区伯都乡伯都村西北30公里三岔河处，辖今扶余县、宁江区；亦东河卫，辖今长岭县的部分地区。明朝后期，自号嫩科尔沁蒙古首领乌巴什率部占据了纳仁汗部郭尔罗斯人的驻牧地，并强行袭用了郭尔罗斯部号作为自己的部号。从此原蒙古纳仁汗的郭尔罗斯改为蒙古孛尔只斤氏的郭尔罗斯部。松原北部地区从此为嫩科尔沁蒙古所踞。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帝国，定都南京。七月，明大军北伐，八月，攻陷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北逃故土，立北元。1379年，明军北进大漠，灭北元。

元亡后，蒙古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继续抵抗明军。兀良哈部战败归降后，明王朝为统治当地蒙人，在兀良哈旧地设泰宁、朵颜、福余三卫，称兀良哈三卫。伯都讷地方属兀良哈三卫蒙古族所治；明永乐六年（1408年）后，这里属奴尔干都司下辖的撒叉河卫；正统十一年（1446年）改属女直塔山左卫。明仁宗洪熙年（只一年，1425年）间始，居住在嫩江的蒙古族部落自号科尔沁，其后逐渐强大，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居于呼伦贝尔的蒙古科尔沁部的成吉思汗仲弟哈萨尔的第十四世孙奎蒙克率部东迁。奎蒙克拥众十万，越国兴安岭和居住在辽西塞外兀良哈人的领地，驻牧于嫩江流域。为了区别于留住在呼伦贝尔的科尔沁诸部，奎蒙克部自号“脑温科尔沁”，亦名“嫩科尔沁”。奎蒙克之孙乌巴什率部占据了纳仁汗部郭尔罗斯人的驻牧地，并强行袭用了郭尔罗斯部号作为自己的部号。从此原蒙古纳仁汗的郭尔罗斯改为蒙古孛尔只斤氏的郭尔罗斯部。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女真人建立后金政权以后，孛尔只斤氏郭尔罗斯部于后金天聪九年（1635）正式归顺后金。归顺后，古郭尔罗斯的部众被编入八旗军的上三旗中的正白旗，取名纳仁汗苏木，从此成为八旗。蒙古。清亡后，八旗制取消，古纳仁汗氏的郭尔罗斯蒙古人最后的一丝踪影亦随之逝去。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女真（史称建州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开始统一女真各部。为扼止努尔哈赤的兼并和扩张，以海西女真叶赫部为首的女真、蒙古族共九个部落组成了九部联军，发起了对建州女真的战争。九部包括海西女真扈伦四部（叶赫、哈达、乌拉、辉发）、蒙古三部（科尔沁、挂尔察、锡伯）和建州女真的另两部（珠舍里、讷殷）。九部联军计3万人，在古埒山战场同建州女真展开决战。决战结果，联军溃败，努尔哈赤兼并珠舍里、纳殷两部。其后，建州女真又相继统一了海西女真的哈达（1599年）、辉发（1607年）、乌拉（1613年）以及长白山东北部的海东女真各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立后金，建元天命，定都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后于1621年迁都辽阳）。

后金政权建立后，为使科尔沁草原及周围活动的成吉思汗二弟巴图哈萨尔的后裔科尔沁部、郭尔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和扎赉特部首领依附后金，努尔哈赤经过近十年的征战，终于统一了蒙古各部。为加强对松嫩平原的蒙古族人的统治，后金立国后不久，为加强对松嫩平原的蒙古族人的统治，即派遣军队进驻松嫩汇流处即原辽代宁江州故地，亦即原蒙古纳仁汗故地纳尔浑，设立官军队站，以这里曾为其先族勿吉—靺鞨伯咄部居地而命名伯都讷（伯咄）站。伯都讷作为地名，开始出现于史籍中。

后金统一东北后，于1636年改国号曰“清”，1644年入关，定都北京。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辟吉林乌拉至黑龙江城（今瑗珲）驿路，在伯都讷设立驿站，亦名伯都讷站。从吉林到伯都讷的驿路全长270公里，其间有10个驿站。在今扶余、宁江辖境内有5个驿站：图赖昭（今陶赖昭）站——22.5公里至逊扎堡（今五家站）站——17.5公里至浩色（今新站）站——30公里至舍利（今社里）站——35公里至伯都讷（今伯都）站，再20公里经三叉河出境，通往黑龙江城（五个驿站中，图赖昭镇，浩色站为1699年增设）。

伯都地方最初发达以水路，设立驿站后，陆路交通亦逐渐发达起来，推动了这里经济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驿站制度一直延续至清末，宣统元年吉林省城成立文报局后，各地驿站方陆续裁撤。

（参见《后金太祖努尔哈赤的传说》，见第十七编·文化艺术）

第四章  重镇雄起  

巴尔达因势建新城  锡伯人反籍应鳇差

（一） 伯都新城 重镇峙边

清顺治年间，即在伯都讷地方盛产野生果品欧李之地今扶余县三井子一带设立了欧李贡山，为皇家封禁私产，并派员管理，专司采拮、加工和朝贡事宜。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廷在伯都讷地方开围场、松花江和拉林河河间地带，均为围场范围，是吉林围场的一部分，亦为皇室产业封禁之地，不得私自开垦，并派有驻守兵丁严加看管。鉴于伯都讷地方在军事、交通方面的重要，加之贡山、围场防务之需，清廷决定对这里进行设治管理。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廷移吉林副都统于此地，改称伯都讷副都统，隶宁古塔将军（乾隆二十二年后改隶吉林将军）。副都统衡署设在伯都讷城（今伯都古城址，原渤海国夫余府城、辽国宁江州州城址）。

副都统为正二品武职旗官，花珊瑚顶戴，主理伯都讷、长春、永吉间旗务、兼理锡伯、喀尔喀、巴尔虎、卦尔察等佐领及境内蒙旗事务和民务。副都统为伯都讷地方最高官员，副都统署（又称副署）内设印务处（理章奏、文移）、承办处（理署内日常公事）、左司房（掌行政财务）、右司房（掌军务司法）和帮办行营（理官庄、围场事务）；后期改设户、兵、刑、工、堂五司，分理地方旗民事务。印务处、承办处、帮办行营设总理（品级未祥），左、右司房设司长（品级未祥），以下各置笔贴式（低级文官，有七、八、九品之分）若干，再以下有助教、仓官、医官、狱官、匠役等。各个时期，以上文职人员人数有差。

副都统下辖武官计开：左、右翼协领（即协理事务参领，正三品）2人，协领以下有佐领（正四品：分统各旗）12人，防御（正五品）8人，骁骑校（佐领副手，正六品）12人，领催（佐领营内掌文书庶务武官，品级未祥），另有前锋若干。

在伯都讷设副都统同时，置驻防锡伯兵30牛录（清时八旗组织基本单位，初时规定每300人编1牛录，设佐领统之，后人数多有变化），1400人，卦尔察兵10牛录，600人，计有兵丁2000人，另有附丁2000人。有清一代，驻伯都讷军兵数各朝均有变化，但作为地方军政事务长官（设民务机构如县、厅时期，分理军务）二品大员副都统的设立，一直延续到清末。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设立到宣统元年（1909年）裁撤217年间，副都统共66位。

由于副都统驻地的伯都讷旧城是在宁江州旧址原兵站、驿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副署和驻军移驻后，其规模已不能适应需要，加之江水被滚，城址较辽之宁江州时离江距离渐远，水路交通亦感不便，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伯都讷首任副都统巴尔达到任的次年，即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于伯都讷旧城南12.5公里处另建新城（今宁江区城区江北中心地带）。新城城周1 350丈，约合4.5公里，为旧城的1.5倍，城垣为土筑，高约4米，有东、南、西、北四门，位置在今宁江区城区之建设广场（人民商场前）、长宁广场（市财政局前）、西门口、和平广场（松花江商场前）。城垣呈现方形，东西长1.3公里，南北宽1公里。城内以新城广场（今新城广场公安局一分局前）为中心，有东南西北四条主要大街，即今新城中路、长宁南街、新城西路和长宁中街。副都统衙暑和副都统府建在南街路西。城内还建有银库、印库、四门值班官军堆拨房和加工、储存欧李贡品的场所果子楼（参见《吉林外记》）。

出新城南门不远即第二松花江码头。伯都讷新城码头是当时东北地区贯通南北水路交通大动脉松花江——嫩江航线上的重要港口，从这里上行，可直达吉林乌拉；下行一路沿二松转松花江下行直到黑龙江，一路尚二松下行转入嫩江上溯可直达墨尔根航线。伯都讷新城的建立，使伯都讷成为吉林乌拉通往齐齐哈尔和黑龙江航线的重要中转站。伯都讷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两条黄金水道，流淌出伯都讷新的辉煌，作为历史典籍中记为“边外七镇”之一的伯都讷重镇，雄距松花江畔，开始了她全新的发展历程。

随着伯都讷新城的兴建和日渐发达，旧城渐被弃置。从渤海国的夫余府城到辽国的宁江州城，再到伯都讷旧城，伯都古城终于彻底走完她将近千年的辉煌历史途程，只留下了一些残垣断壁，仅作为古迹，让后人凭吊了。

伯都讷地方从古代作为氵岁  貊人世居之地到清初设治，又另建新城，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为方便记忆，笔者试作古风一首以述之：

伯都讷怀古

三水环出一台原，尽演史诗数千年。

濊貊古族今何在？夫余故国史留篇。

驱濊  踞土勿吉入，尊隋靺鞨伯咄盘；

宝应治藩属渤海，清宁置州归契丹；

完颜未堪辽人迫，宁江首罹金戈喧；

金人设治分两府，元廷归路隶开元；

三岔河口明设卫，伯都讷地清立站。

林莽山青开围场，鱼肥草嫩划贡山。

圣祖首置副都统，伯都设治驻大员。

副署尊严齐文武，重镇巍峨峙江原。

巴公远识弃旧址，新城初建启新篇。

塞外从此添名镇，新曲再翻三百年。

（二） 锡伯返籍 捕鳇纳贡

伯都讷地方，一直也曾是锡伯族及其先民的世居之地。从古以来，他们与其他族系的部族共同使用开发着这块肥美的沃土。

锡伯族是古代东胡族系北鲜卑人的后裔，两晋南北朝时称失韦，隋唐时又称室韦。室韦分为南室韦、大室韦、蒙兀室韦等若干部，其中南室韦经过辽、金、元这一段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至明代后期，形成了锡伯族。伯都讷地方江带三方，水草丰盛，土地肥沃，宜渔猎，宜耕牧，更成为锡伯人的祖先室韦人与其他部族世代共同生息、繁衍的地方。

明朝后期，女真复兴，部分锡伯人（陈、新满洲）被编入满洲八旗，随军转战，后逐渐融合于满族之中。另有大多数锡伯人，生活在以伯都讷为中心的松花江流域和嫩江两岸，仍役属于科尔沁蒙古。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以后，各部锡伯以氏族为单位，单独编设牛录，各设佐领，隶属于原属之蒙古各旗。

清军入关后，大军南进，致使东北留驻兵源不足，为解决兵源问题同时加强对散居锡伯族人的管束，清廷决定采取了赎买政策把原隶属于蒙古八旗的锡伯族人编入满洲八旗。清政府将其编成74个锡伯牛录和10个挂尔察牛录，分别编入满州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派驻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三地。其中，驻齐齐哈尔24牛录、驻吉林乌拉20牛录，刚刚设治置副都统衙门的伯都讷派驻兵丁最多，共40牛录，其中锡伯兵30牛录，挂尔察兵10牛录，计有兵丁2千，附丁2千，分为左右两翼，分设协领、防御（满族官员任），各牛录设佐领、骁骑校（本族中拣任）。

因当时国内多有战事（主要是平定“三藩之乱”和准噶尔叛乱），兵源日紧，大批满洲入旗军队调出参战，留守盛京、京师军队不足；加之原部分留守的满洲八旗日渐衰败，已难膺守卫的重任。而锡伯本为打牲部落，善骑射，骁勇惯战，迁于补充兵源之缺，故清庭作出锡伯南迁的决定。

驻防伯都讷的30牛录锡伯兵丁连同眷属亦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起程，一次迁至盛京驻守。从此，世代聚居于伯都讷地方的这部分锡伯人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故乡。

驻齐齐哈尔的锡伯人于同年和次年分两批南迁，为解决长途跋涉粮秣不继，并于南迁途中经过丰饶之地伯都讷停驻屯垦，秋收后再继续南下。康熙四十年春，编入满洲八旗的74牛录锡伯兵丁连同眷属计5万余人全部南迁完毕，其中迁驻盛京及属地者54牛录，迁驻京师及属地者20牛录。

此两部分锡伯人后来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全部调往伊犁戊边。此后，便定居新疆，再未东归。因为西迁首批出发日为四月十八日，锡伯人因此将这一天定为“思亲节”，并成为此后锡伯民族的一个重要节日，每年是日都举行重要的纪念活动。

当年迁至京师因被遣入王公府宅充当包衣而未编入八旗的部分锡伯人未同族胞一同西迁，仍留京师。后朝庭念及锡伯善渔猎，故又遣回部分有着“包衣”身份的锡伯族人回到伯都讷一带“充鳇鱼差务”，也称为支应鳇鱼贡。这部分锡伯人多聚居于第二松花江下游和松花江上游南岸村屯，今扶余县三骏乡达户村和前郭县吉拉吐乡锡伯屯村为聚居区。此部锡伯人直属内务府，不受地方辖制，每年为宫庭送一次鳇鱼贡品。

鳇鱼又名鲟鳇鱼，系海洋鱼类，每年春季溯黑龙江而上，至松花江、牡丹江，下游产卵繁衍。立秋后携幼鱼返回大海。鳇鱼形体较大，一般体长5米，大者可达6—7米。该鱼体大味鲜，肉白脂黄，是清王室指定的贡品。由于鳇鱼数量较少，有季节性，且形体过大，不易捕捞，故锡伯鱼户们在“务户里达”（渔差首领）的统一组织下，合力捕捞，一般往往要花费整个春夏渔季，方能捕到一至二条合格贡品。捕法一般用“挡亮子”法设栅圈定，捕捉后命名、造册，登记特征，然后引至半人工的江湾地方的“鱼塘”俗称鳇鱼圈饲养。至隆冬季节，凿冰下网捞出、冻挺，裹以黄绫，装入桃木小车，插“贡”字牌，启运京师。护送人员出发前须沐浴更衣，食宿在衙署。去京途中，沿路各驿站迎送，更换镖丁，务于春节前送到内务府，并不得有丝毫损坏。

后人有诗赞曰：

巨鲔何惧海涛狂， 春来结队返松江。

头冠兜鍪鼻翕戟， 腹压浪涌尾定航；

鳔珍骨软卵尤贵， 肉嫩唇滑脂微黄。

一朝辟为皇室贡， 千古佳话道鲟鳇。

鳇鱼差务很苦，虽然这部分锡伯人不纳租粮、不应兵役，且有“晾网地”可以从事农耕，但其“包衣”地位不变，且世袭制，代代为奴，各渔户还要受“务户里达”的盘剥，所以生活也都很苦。直至清末取消“鳇鱼贡”后，锡伯族人才

摆脱“包衣”地位，改由地方管辖，开始从事正常的农耕渔牧生活。

五、  滨水勃兴

理民务增设伯都讷厅  旺经济升立新城府

（一） 发展农事 设厅理民

扶余地方自清初设治伯都讷至清末立府、民初改县，凡二百二十年。在这两个多世纪中，伯都讷依靠三面环水的区位优势，全力发展农业，并依靠水运事业的发达使得地方手工业和工商贸易、文化得以综合发展，终于使这片沃土变成了名满关东的鱼米之乡。

伯都讷地方虽早有人类活动，且夫余国时期即已领先进入阶级社会并发展了早期农业，也有“海东盛国”渤海统治时期和辽、金两代的农业、手工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但这些均属于早期开发，只能是局部性的。所以，直至清初以前，这里仍是长期处于“沃野千里、有土无田”的落后状况。伯都讷地方的土地得以较具规模的渐次开发，始自清朝。

最初的土地利用开发，是旗人屯垦。清顺治初年，设伯都讷围场和欧李贡山，派八旗兵丁戍守。这些戍守者的屯垦，该是旗地开发之始。旗地指在籍八旗的军民开发并拥有使用权的国有土地。这里先后开发的旗地除戍守军兵屯垦部分之外，尚有站地、官地、随缺地、恩赏地等。康熙朝辟设驿路后，在伯都讷地方设立图赖昭、逊扎堡、浩色、社里、伯都讷等驿站，朝廷按员额拨给站丁地计12,000公顷，由站丁耕种自给。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设副都统并安置驻防兵丁戍守后，官、民垦地计18,000余公顷。后来随着八旗人口的繁衍，垦田渐次增加，包括锡伯南迁途中驻守的屯垦，到乾隆五十四年（1780年），官民垦地已增至7万公顷。

另外，从乾隆五十一年（1787年）始，清廷先后两次令伯都讷地方当局在逊扎堡一带设立官庄，共设6处。官庄垦地（亦称官地）及壮、余丁展垦浮多地（即册外地）共1.1万余公顷。清朝中期以后，又放垦官兵随缺地2.4万公顷、恩赏地1.65万公顷。到光绪年间，伯都讷地方已计垦旗地13.4万余公顷。

随着旗地的开发，民地的开垦也日渐增多，终于成为伯都讷土地开发的主流。所谓民地，即指私自潜来关外的汉族人（时称“流民”，后又称“民人”，以区别于“旗人”）开垦的土地。清初，因严禁汉民私自到东北垦荒，所以到伯都讷地拓荒的汉民极少。至雍正朝，渐有关内鲁、豫等汉民潜入，私垦禁荒。因有民人（指汉民）入境并垦地求生，地方上的事务除旗务外，始有民务需官府管理，故于雍正四年（1727年）设民务机构长宁县，专理民务，副都统衙门则专理旗务（军务），地方上初行旗、民分治的“双轨制”。乾隆元年（1736年）撤长宁县，二年（1737年）改设州同理民；十二年（1747年）撤州同，改设巡检；二十六年（1761年）鉴于此地处于满蒙交界（二松以南以西、松花江以北均属蒙地），蒙地同境内满、汉民交产事务增多，遂裁巡检，改设理藩院（主官为委署主事）理蒙务，民务复归副都统衙门管理。此至，第一次“双轨制”由满、汉分治变为蒙、汉满分制。次年，副都统署奉命允准已潜入垦荒之汉民入籍，并丈量其土地，开科入册，按律缴纳田赋。此部分民地计有6600余公顷，后为区别于其后续垦之民地，称之为“陈民老地”。此后，潜入汉民渐多，终成无法遏止之势，至嘉庆年间，民地已增至3万余公顷。

由于伯都讷地方移入的汉民户口日众，开发的民地骤增，民务日趋紧顿，与之相比，蒙务管理已不无缓急，清廷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裁撤理藩院，在这里重新增设民务机构伯都讷厅，并明确了伯都讷厅的辖境。即以新城为中心的“四至八到”，依文献记载：东至拉林河西岸，距新城约250公里，隔岸与五常厅相望；西至第二松花江北流段西岸，距新城约1公里，隔岸与蒙古郭尔罗斯查浑（指前郭尔罗斯）界相对；北至松花江干流南岸，距新城35公里，隔岸与郭尔罗斯巴图（指后郭尔罗斯，今“三肇”一带）界相对；东南隔巴鄂佛罗边门及黑林子与吉林府界接壤，西距新城约240公里；西南近靠第二松花江北岸，对岸为郭尔罗斯查浑界；东北至拉林河老河身坎，距新城75公里许，坎东拉林界，坎东北郭尔罗斯巴图界；西北至第二松花江与嫩江汇流处。整个伯都讷厅辖境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榆树市、扶余县和松原市宁江区（江北部分）。厅是低于府、高于州县的地方民治机构，主官为理事同知，官阶正五品。厅署设在伯都讷新城。此后，副都统复专理旗务，地方治理上重新回到满、汉分治的“双轨制”轨道上来。在设立厅署的同时，在伯都讷新城和孤榆树（今榆树市）各设分巡检衙门，各置巡检（从九品）1员。70余年后，光绪八年（1882年）改理事同知为抚民同知，并将厅署移孤榆，改伯都巡检为分防（1906年伯都讷厅升为新城府后，还治新城）。

道光朝以后，汉民移垦日渐增多，垦地数逐年有增。经咸丰、同治两朝，在扶余地方开垦民地和由旗地转化为民地（多数旗人不善耕稼，典卖与汉民的土地）已达27万余公顷之多。到光绪年间，伯都讷域内土地可开发部分已基本得到开发，其中西部（后来的新城府辖境，即今宁江、扶余境域）旗、民地亩已计垦毛荒45万余公顷，去掉随垦随弃部分，其中可耕地约占三分之二。

（二）经济荣旺 文化初兴

随着伯都讷地方土地的开发、农业的发展和地方人口的增多（清朝后期伯都讷人口已达30余万），伯都讷地方的政治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清廷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将伯都讷厅升府，治所由孤榆树移还伯都讷新城，并以驻地在伯都讷新城命名，曰新城府，隶西北路道。新城府主官为知府，官阶从四品，后因新城府乃边外要地，知府官阶渐次升格，到清末民初已升至三品，文牍之类均钤“新城府三品正堂”。新城府辖地为原伯都讷厅西部（即今扶余县、宁江区江北部分），以会塘沟为界，东部孤榆树另设县治，隶新城府。厅升府以后，伯都讷之名即不再代表地方建治，而专指原伯都讷旧城和伯都讷站所在的村屯了。

随着土地的渐次开发、农业的空前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地方为农业服务的小型手工业、粮油加工业、木材转运、加工业，以及商贸活动都有着长足的发展。到清中叶，伯都讷厅借助产粮和水运两大优势，充分发展地方经济，使农工商渐成同步发展趋势，基本上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经济体系。清朝后期，伯都讷新城已成为松嫩平原上的工商名城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至清末，仅新城府府城即有各业手工作坊250余家，从业人员1700余人；各业商号500余家，从业者达4000余。其中资金雄厚、影响极大的不下几十家。尤其是嘉庆年间新城东关陈姓开办的“大成店”商号、增盛永韩家开办的“增盛谦”等“增”字号、四马架萧家开办的“德昌润”等“德”字号，都曾一度成为新城左右工商业局面的工商大户。新城府繁华一时，名噪东北，各地富商大贾纷纷来此从事粮食、木材、马匹、畜产品交易等商贸活动。每至夏日，城南码头货物山积，江面上帆起樯移，木排成行；既或严冬，亦是商机不减，封冻的江面上车轮轧轧，马蹄沓沓，橇影穿梭，薪车列队，这又给白雪覆盖的新城增加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在那座有着上千年发展历史的伯都讷旧城渐被弃置的年月，伯都新城却奇迹般地发达起来。＃

六、光明在前

争自由奋斗求解放  党领导人民做主人

（一）帝制崩溃 再改县名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二十世纪初，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发生在神州大地。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敲响了腐败的大清帝国的丧钟，同时也给中国几年的封建帝制画上了句号。

清王朝被推翻了，成立了中华民国，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一个极大的振撼。可是，对于生活在伯都讷这里人们，似乎也没有什么，除掉剪辫子外，好象一切都在照常进行着。城里的买卖照常开业、关张，乡里的农户依旧起早贪晚，收租的还是收租，纳粮的也照样纳粮，总之穷的照穷，富的照富。而且，地方建治的名号“新城府”也还是沿用下来。

中华民国二年（1913年），新城府改为新城县。公元1914年，在我国东北历史舞台上消失了1 500多年的古夫余国，她的名字作为地方建治名称，继古渤海国曾一度作为府名之后，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史籍当中。是年4月，由新城府刚刚改建一年的新城县，改名扶余县。把“新城”改掉，是为了同全国其他地方的几个“新城”重名；定名“扶余”则因这里“古隶夫余国”之故。至于为什么“夫余”变成了“扶余”， 学术界一般认为，古籍中夫、扶二字相通，取其一而用之，约定俗成，沿用下来。

扶余县上隶吉林省滨江道，辖境同新城府。立县后的扶余行区乡制。原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年底，国民政府撤旗务承办处，该项事务统归县政府办理。1929年，全国取消道级建置，扶余县直接隶于吉林省。

扶余地方从清康熙朝设治伯都讷，重建新城，到公元1914年改设扶余县，设置上几经演变，经历了220多年的沧桑变化。为概括这一长达二百多年的变革，笔者依第六章所咏古风之例，续制一首：

巴尔达公建新城，     方城虎踞镇二松。

副署尊严齐文武，     重镇巍峨驻强兵。

雍四曾置长宁县，①   乾二改县罢州同；

二六改设理藩院，     民务复归副统营。

移垦事繁民务紧，     理民曾设伯都厅。②

光绪卅二厅升府，     伯都讷名改新城。

宣元裁撤副统官，     军务委于旗处行。③

辛亥惊雷神州震，     千年帝制一旦倾。

民初仍设新城府，     民二改县仍其名。

民三首称扶余县，     扶余二字写至今。

（作者注：①“雍四”，指清雍正四年；后句中的“乾二”、“二六”，指乾隆二年和二十六年；“光绪卅二”、“宣元”、“民二”、“民三”，分别指光绪三十二年、宣统元年、民国二年和民国三年。②伯都讷厅署设于嘉庆十五年，理民务。③“旗处”，指旗务承办处。）

扶余建县之初，适值民国初立，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地方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并无长足发展。但地方工业有了一定的进步，20年代后期在三岔河和县城先后建立了电灯公司，是为扶余地方用电之始。此一时期，作坊手工业和后起的私营企业在地方上也呈现缓慢发展趋势。到东北沦陷前，全县有私营工业38种行业779户。此一时期，水运事业有新发展，松花江航运曾一度开通。商业缓慢发展，借航运之利，木材的集散占有重要地位；粮食交易也一度兴隆。到20年代后期，地方上日本经济渗透，使民族的工商业发展受阻，县内国人商业日渐萧条。特别是直奉二次战争以后，整个东北地区通货急剧膨胀，奉票贬值最甚，江钱、吉贴步步下跌，使得很多商号奄奄一息，洋杂货商店亏损更甚，一些有名大商号相继倒闭。

扶余立县后，教育文化事业在继承新城府时期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到1931年东北沦陷前夕，全县已计有小学67所，182个班，学生总数6 890名，教职员206人。地方新闻事业的肇始，也是扶余立县后。1923年，曾编印发行《扶余日刊》，免费发行，发到134号停办。1924年，张其军编篡的《扶余县志》铅印出版，是为扶余地方的第一部志书。

从20年代后期，扶余县已有中共活动。1928年9月，从满洲里来扶余30余中共党员到三岔河，与当地共产党员联系，开展秘密活动；1930年，在三岔河、陶赖昭一带，又有中共地下党员从事革命活动活动，后被县保安队发现，领导人被捕。

从建立扶余县到20年代后期，扶余的各项事业虽略有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极缓慢的，因为在那个半半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着极大的束缚，而且，军阀混战连年不断，盗匪猖獗，民生日见艰难。但是，还有更大的苦难，即将降临伯都讷几十万儿女身上。

（二）东北沦陷 英雄举义

“九·一八”的炮声，震颤着神州大地，也震惊了世界。东北军奉命撤退，不到三个月，辽吉黑三省全部沦陷。此期间，东北军的部分官兵、广大民众自发起来组织义勇军，展开对日斗争，表现了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

1931年11月，扶余成立伪“自治指导委员会”。1932年7月，推“县官制”，县政府改称县公暑，设县长、县“自治指导员”（日本人担任，1934年改称参事官，1938年改称副县长）。日伪政权建立后，在辖区内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一时期由于殖民经济的掠夺加之兵祸匪患，全县经济日渐萧条，不得不实行“配给制”，到日伪统治后期县城内三百多家工商户几乎全部倒闭。在思想上，日伪统治强力灌输奴化教育，并相继在中小学强制开设日语课，施以法西斯式教学方法督促实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扶余人民不仅会呻吟，他们也会反抗。就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这里就组建起了一支五百多人枪的抗日队伍。它就是柳润生（时名柳树堂，字青庭）领导的抗日义勇军。柳氏时任扶余第二区北平乡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以防匪患为名，串联崔云凌等组织自卫团，每乡一队，每队50人，枪马自备。自卫团筹建起来后，柳即等待机会侍机举义。11月马占山打响“江桥阻击战”，柳等遂借县城驻军调防空虚之际，举起了“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旗。此时，驻扶骑兵旅13团3连官兵由连长王致超率领起义，加入义勇军，县保安队一个中队投诚。不久，柳部又收编了200多绿林武装，至1932年初，队已发展到500多人，开始在松花江两岸的松嫩大平原上开展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战争。因柳润生在族兄弟中行八，乡亲们都亲切地称柳部义勇军为“柳八爷”的队伍。

就在柳润生的游击队痛击汉奸敌伪的时候，1932年1月23日（农历腊月十六）在县城各巷口都出现了抗日传单，宣传爱国思想，鼓励国人开展反侵略斗争。

同年3月，又发生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李海青部光复扶余县城的事件（民间习称“闹海青”）。李海青（原名铁城，又名忠义，曾入绿林，报号“海青”，以号行世）被马占山收编后曾为旅长，马占山投敌后，与张锡武（报号“天照应”）率部反出省城齐齐哈尔，到肇东一带招抚旧部，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自任总司令。3月15日，李部抗日军从三肇地区趁封冻过松花江，向扶余推进。当日发起攻城战斗，原扶余地方义勇军柳青庭部也参加了战斗。19日破城。抗日军收复县城后，宣传抗日，扩充军备，壮大队伍，整顿军纪，赈济贫民，开监放狱。10日后，李部抗日军万余铁骑奔袭农安，围困数日，未克，敌伪军数路驰援，李军撤围回军扶余。休整后于5月7日，主力撤离扶余北进三肇地区，准备与重举义旗的马占山合兵。5月15日伪军张海鹏等部围击扶余，李部留守部队不敌，扶余重陷敌手。

就在县境西部的武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之时，扶余县区东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1932年2月，经中内满洲省委同意，中共哈尔滨特委派王立德来到扶余东部重镇陶赖昭，组建起中共地下陶赖昭特别支部，直属满洲省委领导，张义堂任支部书记，尹洪宾、鲁士丰分别任宣传、组织委员。陶赖昭特支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开展反日斗争，到1934年底，特支先后发展16人入党，并培养了党的积极分子50余名。他们还在群众中秘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就在陶赖昭特支成立后不久，1933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在对日作战中受伤的中共党员张瑞麟（原名张树明，扶余三岔河人，曾参加南蛮游击队）回到三岔河，与陶赖昭铁路特支张义堂等取得联系，开展活动。张瑞麟在三岔河先后发展5人入党，并培养了党的积极分子19人。1934年7月，秘密建立三岔河支部，张瑞麟任党支部书记。1936年，张瑞麟调离三岔河，支部停止活动，党员分散隐蔽。1939年，陶赖昭特支书记尹洪宾身份暴露，辗转逃离，特支停止活动。此后，县区内中共有组织的活动再未开展。直到日本投降前的1945年6月，有共产党员刘健民受组织委派来扶余、前郭一带活动。

三、喜迎解放 土地还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月下旬，苏联红军进驻扶余县城，扶余的日伪政权倾刻瓦解。

苏联红军在扶余期间，原伪县长杨桂滋、汉奸恶霸杜国华等组织扶余县“临时治安维持会”，杨桂滋任“委员长”，杜国华、黄宽藩任“副委员长”，收编原扶余县伪警备大队百余人组建“自卫团”。 9月初和9月下旬，国民党吉林省党务专员办事处和吉林省国民党省党部又先后派国民党员来扶余，分别成立了两个县党部。国民党两个“县党部”在几个区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扶余虽然光复，但当时地方政权实际上控制在敌伪残余势力和国民党分子手中。

1945年10月末，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东北民主联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前身）嫩江纵队第一（长白）支队进驻扶余，扶余解放。自治军进驻扶余后，立即解散了“治安维持会”，并接收其武装建立了城防司令部，程世清任司令。中共扶余临时工委积极开展工作，大量吸收当地的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工作，同时重点在青年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1946年1月，建立了扶余解放后的第一个党支部。

1946年2月，中共吉江省委（原辽北省委，1月末改称）和原新四军三师分别委派干部人到扶余开展民运工作。同月，成立中共扶余县委，同月组成扶余县政府，隶吉江行政主任公署。同月，成立县“工人联盟总会”（县总工会前身），有300多工人参加，后发展至2500余工人会员。

县委、县政府成立后，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同时发展地方武装，肃清日伪残余，稳定社会秩序。按照省委部署，县委首先从县城入手，发动群众，开展反奸锄霸斗争，逮捕并处决了原伪县长杨桂滋、汉奸恶霸杜国华、汉奸特务头子冯国玺。在县城反奸锄霸斗争初步打开局面后，县委工作及时向农村发展。3至4月间，全县先后建立9个区委和区政府，各区都建立了武装中队，全县地方武装人数达到400多人。到1946年7、8月间，全县增建了5个区委。入秋后，各区相继建立起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基干自卫队。反奸清算斗争开始在全县展开。广大贫苦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一些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党员队伍迅速壮大，到1946年底，全县党员已发展到500多名。

扶余人民政权建立不久，即开始了轰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初平分土地结束，彻底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变土地和其它主要生产资料的地主、富农占有为个体农民占有。扶余的土改运动大体经历了反奸清算、“煮夹生饭”、 “砍挖”斗争平分土地四个阶段。土改运动中，全县共没收地、富所有土地23万余公顷，平分土地31.8万公顷，并将骡马约1.5万匹、及大量及物、家具等分给了翻身的农民群众。土改运动中，全县共发展了3100多名新党员，但也混进了一些坏人，后曾两次清理，计有961人被清除出党。1948年11月，全县公开建党，到12月末全县党员总数5200余名，建立党支部299个。

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大大地激发了全县人民的革命热情。在解放战争期间，扶余地方积极开展了拥军支前活动，全县计有14 200余名翻身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军，转战全国，其中700余名优秀儿女血洒疆场。人民的好儿子梁士英烈士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在辽沈战役解放锦州战斗中，他舍身炸敌碉堡，用生命和鲜血为部队前进扫清道路，烈士英名，千古流芳。

扶余解放后，隶属关系曾几经变动，1946年2月建立人民政权后，初隶西满局吉江行政主任公署，同年6月，改隶嫩江省第四专署；1947年2月，黑、嫩两省合并，扶余改属黑嫩省第四专署；10月黑嫩两省分开，扶余属嫩江省；1949年4月，经东北政委会决定，扶余划属吉林省。

七|、锦绣前程

迎旭日阔步金光道  踏征途改革绘新图

（一） 天翻地覆 旧貌新颜

扶余县各族人民，用土改斗争的伟大胜利，以土地的主人身份迎来了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古老的伯都讷黑土地走上了其历史发展的又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扶余县归吉林省管辖。全县划分为18个行政区，244个行政村（街），全县总人口43.3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居于执政地位的开始，党的工作重心从长期领导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为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共扶余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全县人民，积极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在县内很快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经济体系。在这段历史时期，通过开展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运动，全力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从1952年开始，县里开始了农业合作化的试点工作。1953年，全县办起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89个，入社农户1 600余户，占农户总数的2.6%。由于一些地方盲目追求建社速度，使一些社没有巩固下来。1954年，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出现了初级社带互助组的新形势，全县建成初级社823个，入社农户达到32.6%；1955年，整顿发展合作组织，使初级社逐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全县组建初级社1 323个，入社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85%以上。同年，试办15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1至3月，全县掀起建立高级社高潮，仅3个月建社198个，社的规模也迅速扩大，有7个是一乡一社，其余为一村一社。至此，全县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但是，由于并社紧迫，规模又过大，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得不于建社后随即进行全面整顿，1957年转入巩固提高阶段。

扶余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于1953年下半年进入公私合营阶段，全面贯彻对私营商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当时，全县计有城镇私营商业企业511家，农村商业和城乡摊贩1 014户，1954年2月，全县进入单个行业公私合营，75%以上的私营商业和摊贩参加了公私合营。1956年8月，全县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此后，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但是，从1957年以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也接踵而来降临到伯都讷这块正在走向繁荣的土地上， 这里的发展同全国一样进入曲折发展阶段。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1959年反右倾斗争，对一些同志进行了错误处理；1960年“改造落后地区”和“三反”整风，一大批干部受到不公正对待。这时正是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62年，虽然进行了甄别平反，但“左”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1965年9月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解决干部作风和改善经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使一部分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内乱”又使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扶余地方同全国一样，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拨乱反正，平反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全县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工业、农业及国民经济各业很快地得到了恢复，并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扶余地方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县份。解放以后，通过兴修水利、治洪排涝、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加强管理，使农业生产条件大大改善。在十七年的曲折发展中，地方农业一直呈上升发展趋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政策与科学相结合，又给地方农业的空前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一年一个新台阶，一年一个新突破。到扶余县撤县变市前的198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154万吨，是改革开放前的3倍多，占当时白城地区9县（市）粮食总产量的41%，农业总产值5.6亿元，比1981年增长40%。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着伯都讷广褒的原野，林屏锁沙龙，巨堤挡洪魔，草原牧歌阵阵，河湖渔帆点点，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农业发展的同时，工业振兴，也使古老的伯都讷大放异彩。特别是于20世纪60年代初这里地下的石油被开采以来，新兴的石油工业带动了地方工业的发展，给这块古老的土地的经济发达创造出了空前的成就和灿烂的前景。到1987年扶余变市前，全县完成工业总产值2.2亿元，比1949年增长35倍多，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增长6.9倍。是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以1980年不变价格）达到7.8亿元，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翻了一番。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交通、运输、邮电、城乡建设，以及商贸金融活动，文教卫生体育事业，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是空前的变化。如果让笔者一一道来，恐怕要使本文还要增加几十倍上百倍的容量。用一句话说，扶余旧貌换新颜，换了人间！

（二）重新立县 再创辉煌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公元1987年的12月，古老的扶余大地上，行政建置又发生了一次空前的改变：扶余县改为扶余市（县级），仍隶白城地区，辖境不变。1991年，成立前扶经济开发管理区，扶余市改隶开发区；1992年7月，成立松原市，扶余市改为扶余区，松原市辖前郭、长岭、乾安三县和扶余区。扶余市改为扶余区后，辖境稍有扩大，江南部分原隶属前郭县的城区三个街道、镇郊乡（后改兴原乡）、毛都站镇（暂由前郭代管）划规扶余区。扶余地方自伯都讷设治以来，“划江而治”的传统第一次被打破，扶余区形成了“跨江而治”的局面。

1995年12月，恢复设立扶余县，县治所东移三岔河镇；扶余区更名为宁江区，隶松原市。原扶余区东部的27个乡镇（场）归扶余县辖。全县幅员面积4 692平方公里，占全省幅员面积的2%，占全市幅员面积的21%。东西极点距离106公里，南北极点距离86公里，略呈南北窄而东西宽的狭长形状。新县城三岔河镇是沟通黑龙江、辽宁两省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的要塞。目前，全县共辖18个乡镇、1个国营农场、2个灌区，全县有387个行政村。全县总人口（2006年统计）747 27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2 763人，农业人口674 507人；家庭总户数182 696户。总人口性别构成，男性379 098人，占50.7%；女性368 172人，占49.3%。全县共有8个少数民族，人口9 81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主要分布在陶赖昭、三骏、新站、社里等四个乡镇。县内共有宗教活动场所7处，教职人员63个，信教群众13 782人。

扶余县恢复设立以来，扶余人民弘扬“团结拼搏、负重自强、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的“扶余精神”，坚持“一化带三化，走好四条路”的发展战略，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全县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呈持续发展态势。2006年底，全县GDP实现63.5亿元，比上年增长19.3%；比2001年增加32亿元，年均递增15.1%。全社会固定投产投资完成24.5亿元，比上年增长63.8%；比2001年增加21.6亿元，年均递增53.6%。三次产业比由2001年59.9：8.4：31.7调整到48.5：19.1：32.：4。

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到2006年末，农业总产值实现48.6亿元，比上年增长9.5%；比2001年增加18.6亿元，年均递增10.1%。牧业总产值实现14.3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9.4%。粮食总产量达到185万吨，稳居全国前五位。农民人均收入实现4 098元，比上年增长17.7%。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累计建设标准良田40万亩，改造中低产田50万亩；完成水利投资1.6亿元，新打农田抗旱井5 860眼，新增各类农机具8万台套；植树造林1.3万公顷，建设生态草1.7万公顷。以“四粒红”花生开发种植园区，永平科技示范园区，长春岭绿色食品园区等为主的园区经济，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到目前为止，全县18个乡镇每个乡镇都建设了5—10公顷的科技示范园区。

工业经济增势强劲。到2006年末，工业总产值实现36.5亿元，比上年增长65.9%，工业增加实现11.7亿元，比上年增长64.2%，分别是2001年的8.1倍和8.7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17.5亿元、实现增加值5.8亿元，分别增长58.3%和64.1%。几年来，通过招商引资，新上各类工业项目423个，冀东水泥、汇海酒业、雨润集团、腾飞木业、鹏鸿木业、金龙化工等一批较大工业企业相继落户本地，规模以上企业发展到51户，比2001年增加31户，改写了复县后扶余县没有大工业的历史。工业集中区和工业园区呈现快速发展势头，规划建设了1个省级工业集中区、3个市级工业园区，共聚集企业134户，解决就业1.1万人，工业总产值实现18.5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0.7%；石油资源开采实现了零突破，已探明石油储量在3 000吨以上。2006年，新打采油井63眼，评价井9眼，年产量8 000多吨。

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到2006年末，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20.6亿元，比上年增长14.2%；比2001年增加10.5亿元，年均递增15.5%，通过市场化运作，新建了三井子杂粮市场、德卡时代购物广场、物流配送中心和农贸综合批发市场。城乡各类市场日趋活跃，商贸服务业活力不断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25.2亿元，比上年增长22%；比2001年增加15.1亿元，年均递增20.2%。此外，交通运输、餐饮服务、休闲娱乐等传统服务业全面提升，物流配送、电子商务、邮电通讯、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普遍兴起。市话、农话装机量分别达到19 370门和3 306门，移动通讯用户发展到11 000户，互联网用户5 000户；邮政业务增设了特快专递、音像租赁、邮票发行、报刊零售等业务。

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到2006年末，共引进各类项目969个，引进域外资金41.6亿元。相继开展了与美国、韩国、台湾、香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交流合作，充分展示了扶余的整体优势和独特魅力，提高了对外知名度。出口各类农副产品及化工产品2.6万吨，外贸进出口总额累计实现1.5亿美元，有14家企业获得外贸进出口经营权。

城市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几年来，累计投资资金6.9亿元，其中2006年投资3.6亿元。城区基础设施有了重大改善，共建楼房132栋，建筑面积达68万平方米；改造了工商路、通铁路等街路；新建了中心广场和站前广场；新铺设供水主管线8 000延长米、排污管线4 000延长米；新建2座集中供热站，供热能力达到80万平方米；新安装、更换路灯726盏；植树6 250株，绿化面积8.5万平方米。完成小城镇建设52万平方米，新增建制镇3个。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共投入9 450万元，新建改建农村公路897公里。投资7 400万元，完成农村电网改造2 374公里。新建改建桥梁42座，新建液化气中转站4个，程控电话实现了村村通，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40%。县内开通了扶长、扶哈、扶吉等客运线路13条，有500多台（辆）大中型客运车辆投入运营。水路交通初具规模，以下岱吉码头为中心，连通吉林、哈尔滨等地的水路网已显雏形。

财政支撑能力日益增强。到2006年末，全口径财政收入实现1.5亿元，比上年增长45.9%；比2001年增加8 706万元，年均递增19%。地方财政收入实现1.2亿元，比上年增长51.6%；比2001年增加6 817万元，年均递增18.3%累计投资1.1亿元，为较大项目落地及时提供了基础设施配套服务，有效推进了项目建设进程。金融部门继续加大资金筹措和金融秩序整顿力度，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实现26.6亿元和41.9亿元。

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共发放养老金1.3亿元、失业救济金261万元、低保资金6 015万元、救灾资金1 326万元。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7%，有3.6万名下岗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6 100元，比上年增长了16.4%；劳务输出9.6万人，增加收入4.1亿元。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投入资金8 612万元，新建改建校舍10.7万平方米，新建教学楼21栋，撤并中小学110所，实施了县幼儿园整体搬迁和士英学校异地建设。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启动了县医院整体搬迁工程，投资2 677万元，新建扶贫医院2所，新建、改建、扩建乡镇卫生院21所，三级医疗网络初具规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深入推进，“参合”农民达到43.6万人。文化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组建了满族艺术团，启动了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工程，成功举办了恢复县制以来的首届全县体育运动会。人口和计划生充控制能力明显提高，人口自然增长充控制在3.8‰以下。广播电视自办节目编播制作实现了硬盘操作，组建了广播电视网络公司，有线电视用户达到4.7万户。落实了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此外，审计、人防、外事、档案、残联、物价、气象、质量技术监督、国防等外面工作也取得了新的成绩。

展望未来，一个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经济文化综合发展、兴旺发达的现代化新扶余，正在古老的扶余大地上崛起。

从扶余立县到改市、变区和恢复扶余县治，至今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历程。为方便记忆，作者于本章之末，将这九十余年的演变，再制古风一首，现与前二首相配以形成一组咏扶余历史沿革的组诗，同时作为本编的结尾：

九十年来是与非，    扶余曾历几兴颓？

列强赎武争膏腴，    华夏积弊转凶危。

倭刀利兮割吾土，    伪朝佞也豢民贼。

一芥边城岂完卵？    万家同胞共伤悲！

红旗漫舞天地变，    碧野喜沐旭日晖。

反奸清匪除魍魉，    土改支前起风雷。

人民政权党领导，    社会主义众心归；

铁臂银锄修农政，    大刀阔斧理工财。

松江水运诗入画，    台原地垦米成炊；

邮传驿路演公路，    林锁沙堆变粮堆；

井架接天油涛涌，    长桥结岸彩虹垂。

党政军群勤民业，    科教文体增新辉。

五六初归怀德属，    五八改属白城隶；

八七扶余县改市，    九一改隶开发区；

九二成立松原市，    扶市改区兆新基；

九五扶余重设县，    百年县治话东移；

县区分设归两治，    台原进入新时期；

蒸蒸日上增窈窕，    欣欣向荣吐芳霏。

和谐社会人民创，    改革开放凯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