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方植物药是如何向现代药物转变的？
远古时代人们为了生存从生活经验中得知某些天然物质可以治疗疾病与伤痛，这是药物的源始。西方习惯于将植物药称为天然药物（之一）。天然药是指一切源于大自然、用于治疗疾病的未经化学处理的药物。
中药和植物药是有区别的。中药就是我们国家的传统用药，它包括中药饮片，中成药和中药材。西方国家同样也有着悠久丰富的植物药使用历史。只是在目前国内的教科书中少有提及。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生病就直接吃“草”的习惯。所以我国古代的中医会将药材进行处理，经炮制、煎熬做成汤药或做成丸、散、膏、丹等成药。古代西方医生则会将药材进行处理，做成散剂、丸剂、浸膏剂、溶液剂、酊剂、酒剂等，这些传统制药方法被古罗马著名医学家盖仑所记载，故又统称为盖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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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化学概念的提出
植物药向化学药物的转变，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探索过程，但在国内难见这方面的系统分析和讨论。
古罗马名医盖伦的恶液质唯心学说在欧洲统治了上千年，第一个向盖伦学说提出严峻挑战的是瑞士医生巴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其主要贡献是：他把人体的机能看作是一个化学过程，提倡将化学应用到医学上来，而化学的任务就是要为治疗疾病提供药物。他对所有的有效药物制剂都要寻根问底，探究有效的奥妙所在。巴拉塞尔苏斯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应该有一种特效的化学治疗方法，因此他反对旧时的含有许多成分的万灵药而主张服用单一的物质作为药剂。这样一个转变有助于把有益和有害的药物加以区别。他也敦促炼丹术士们停止炼制毫无作用的“长生不老药”。
帕拉塞尔苏斯推崇矿物盐和酸的使用，采用包括蒸馏在内的多种化学方式进行实验等。科学史上称为“医药化学运动”。他还被认为是16世纪“毒理学之父”，他提出的“只要剂量足，万物皆有毒（剂量决定毒性）”成为了传世名言。
经典古籍和权威人士不是摆在庙堂里供人顶礼膜拜的，人类医学的进步不能被经典古籍所束缚。因此，巴拉塞尔苏斯的主张和实践，在当时是超时代的举动。
自欧洲18世纪近代化学开始新兴，情况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意大利生理学家Felice.Fontana （1730-1805）在18世纪中后期的技术范围内，用尽可能多的定量方法通过动物实验对千余种药物进行了毒性检测，得出了天然药物都有其活性成分，选择作用于机体某个部位而引起典型反应的客观结论。Fontana还是第一位研究有毒蛇类的学者，他通过实验环境的变化来确定蛇毒作用于哪些组织。他的经典著作《毒蛇的毒液》于1781年出版。直到一个世纪后，美国内科医生Silas Weir Mitchell (1829-1914)和其他人一起，才试图分离蛇毒中的活性成分。
当我国同一时期的金元明清的中医尊经崇古的时候，古西医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由古代西医向近代西医转变而去。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有机化学的发展为药理学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方面的代表是瑞典化学家舍勒（Carl Wilhelm Scheele, 1742—1786），他长期从事药物的提炼和配置工作，加上他长期勤奋工作，发现了不少新物质。1856年，英国化学家帕金（W.H.Parkin，1838-1907）以苯胺为原料合成了苯胺紫—第一个人工合成的染料。以后化学家们又合成了一系列染料和香料。从19世纪起，有机化合物的提纯分离技术得到了提高和发展，为药理学提供了物质基础。医药化学工业先于其他化学分支发展起来。开创了从植物药中提纯其活性成分，得到纯度较高的药物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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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植物药中提纯其活性成分
大概从 19 世纪中叶制药工业兴起到上个世纪 50、60 年代分子生物学普及之前，都是从植物药中提纯活性成分，得到纯度较高的药物。大量植物药的成分，如吗啡、奎宁、水杨酸、阿托品、胡椒碱、咖啡因、秋水仙碱、毒蕈碱等等，都在19世纪被提取分离出来。限于本文篇幅，仅举下面几例。
吗啡
1805年，德国药剂师塞脱纳（Sertüner）从罂粟中提取出提取了生阿片。1806年德国化学家弗雷德里希·塞尔吐纳（Friedrich Serturner，1783-1841）首次从鸦片中分离出吗啡（Morphine）。它是人类从传统草药中成功分离的第一种现代药物，也是第一个被分离的生物碱。因为这一化合物可引起人和动物的睡眠，所以他借用希腊睡梦之神Morpheus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吗啡。1832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 罗比凯(Pierre Robiquet)从鸦片中分离出另外一种生物碱，取名可待因，这是当今世界应用最广泛的阿片类镇痛药。此后人们通过吗啡的O-甲基化人工合成了吗啡。
奎宁
美洲印加人的祖传草药金鸡纳（Cinchona spp）防治疟疾的效果堪称神奇。1820年法国学者佩利蒂尔（P. J. Pelletier）与卡文顿（J. Caventou）从金鸡纳树皮分离出了有效成分，并以克丘亚语中金鸡纳树皮的发音命名为奎宁（Quinine）。它是一种可可碱和4-甲氧基喹啉类抗疟药，是快速血液裂殖体杀灭剂。
阿司匹林
2400年前，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40-377年)使用柳树树皮来退烧。1763年，英国牧师爱德华·斯通（Reverend Edward Stone，1702-1768年)）向英国皇家学会报告了他5年里总共给大约50例病人服用柳树皮的粉末治疗风湿病、神经痛等疾病，几乎从未失败过。他认为柳树通常是长在潮湿的土壤里，而发烧和阴冷潮湿有关。无独有偶，明代李时珍尝遍百草，记载下：“柳叶：小便白浊。用清明柳叶煎汤代茶，以愈为度；小儿丹毒。”“漆疮，用柳叶煎水洗。”
1826年，意大利人Brugnatelli和Fontana发现柳树皮含有一种名为水杨苷(salicin)的物质,但他们得到的样品纯度还很不够。1828年，法国药学家Henri Leroux和意大利化学家Raffaele Piria发现，水杨苷水解、氧化变成的水杨酸（salicylicacid），药效要比水杨苷更好。水杨酸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司匹林的前身药物。1859年，德国化学家赫尔曼.科尔贝(Herman Kolbe)实现了水杨酸的人工合成。水杨酸的广泛应用使得人们很快注意到该化学物质对胃的刺激很大，有些人因为大量服用水杨酸导致胃出血。
1897年，德国拜耳公司的化学家费利克斯·霍夫曼(Felix Hoffman，1868–1946))给水杨酸分子加了一个乙酰基，发明了乙酰水杨酸，也就是现在的阿司匹林。事实上霍夫曼是在他的上司—知名的犹太化学家亚瑟·艾肯格伦(Arthur Eichengrun)的指导下，完全采用艾肯格伦提出的技术路线才获得成功的。
阿托品
生长在欧洲的颠茄（Atropa belladonna）是一种茄科剧毒植物。由于能引发致命的幻觉、谵妄和昏睡，紫黑色的颠茄果实常被称为“女巫之果”，是中世纪欧洲下毒达人的必备之物，也是中国古代三大江湖奇方之一的“蒙汗药”。
1831年，德国药剂师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格奧尔格.迈因(Heinrich Friedrich Georg Mein，1799—1864)成功从颠茄的根中分离得到一种生物碱的结晶，以命运女神阿特罗波斯（Atropos）为名，这就是——阿托品（Atropine）。1901年，德国化学家理查德·威斯塔特Richard. Willstätter（1872-1942）首次合成阿托品，但合成工艺产率较低，只有0.75%。威斯塔特因研究植物色素于191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17年，英国化学家罗伯特·鲁宾逊（Sir Robert Robinson，1886-1975）发明了简单的托品酮合成法，大大提高了合成阿托品的产率，达到17%。鲁宾逊因研究植物染料和生物碱于1947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强心甙
1775年英国医生威瑟灵（William Withering，1741-1799）高价购买了一个可以有效治疗浮肿的、由20多种药物组成的家庭秘方。经研究他发现真正有效的只有紫花洋地黄这一种植物。为此威瑟灵对洋地黄进行了长达9年的研究。他将洋地黄的花、叶、蕊等不同部分，分别制成粉剂、煎剂、丸剂，比较其疗效后发现，以开花前采得的叶子研成的粉剂效果最为显著。比较其疗效结果发现，以开花前采得的叶子研成的粉剂效果最为显著。他还确定了用药的最适用剂量为1-3格兰（（1grain=64.8mg，相当于54．8毫克）。威瑟灵用洋地黄一共治疗了163名病人，积累了大量经验。1785年，他发表了题为《关于洋地黄》的专著，成为世界名医。
由于洋地黄直接从植物中取材，杂质多、直接使用时的剂量很难准确掌握。此外，洋地黄严重的副反应影响了其推广应用。1874年，德国优秀的药物学家施秘迪勃格（Oswaldd Schmiedebrg，1838—1921）终于从植物洋地黄中提纯了有效的强心成份，也就是现代临床上被称之为的强心甙。
现在人们把这些提取物叫做药物的有效成分或活性成分。这些成分被进一步研究，用于临床。因其使用方便（易生产、储存、检验、商业流通、服用），逐渐替代了原来直接使用的植物干货，成为了早期的现代药物（区别于传统的草药）。其间传到中国，被称为西药。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传统医学典籍当中，东晋炼丹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其中治寒热诸疟方的一条记述，“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却成为一千多年后一项重大医学发现的起点。
屠呦呦实验了几百个民间药方治疗疟疾，无一有效，唯一能和中药挂钩的，就是受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的启发。中国科研人员从黄花蒿(Artemisia annua)中用乙醚提取出具有确切抗疟活性的青蒿素(Artemisinin)，而传统煎药与酒精泡药，均告失败。屠呦呦又以此为基础研发出药效更强的双氢青蒿素。因此，青蒿素是从是黄花蒿而非青蒿中提取的，和阿司匹林一样，不能因为从植物提取就算成中药！
西医一路抛头颅晒热血从自身局限性和错误中走出来，走到了“实证科学”和“循证医学”，这段历史值得中医借鉴和学习。而中药一路尝尽百草不畏生死在自身局限性和错误中勤奋实践，积累了大量的临床实践记录和药物学知识，这段历史值得西医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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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药”的剂型
药物的形式以剂型表现出来。1843年，英国人William Brockedon申请获得了制备模印药片的专利。当时，他用一模圈和杵将药压成片（有点像以前手工做月饼）。这样制成片形的药片，与散剂相比有不少优点：制造方便、分发方便，服用方便。方法一经传开，即被推广。但是这种方法压成的片剂质量差，不坚固易松碎，且剂量也不准确；同时，制作也费时和费人力。此外，此时的片剂也叫素片，在口腔内就开始溶解，所以味道较苦。
1834年，法国人Dublanc和Mothes发明了空的软胶囊，并获得专利。1846年，法国人Lehuby的伙计发明了空的硬胶囊，并获得专利。为了药物能更好吃，就有了糖衣药片的出现。把以滑石粉、蔗糖、明胶为主的多种与药物治疗毫无关系的辅料，附加在药物片芯的表层，这样你就尝不到药片的苦味啦！l886年Limousin发明了安瓿，使注射剂也得到了迅速发展。1876年Remington等发明了压片机，到现在一台旋转式的高速压片机，一天就可上千万片，同时质量也有保证。
1953年，同仁堂研制生产了中国第一批中药片剂，结束了中药只有丸、散、膏、丹传统剂型的历史，开创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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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时至今日，依然有25%的西药、生化药品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药用植物，即从药用植物中提取出有效化合物直接应用，或者再经过结构改造成为新的药用化合物。
中药治病是先于中医临床理论的医学实践。中医可以从中医理论的角度考究中药，现代医学也可以用现代科技方法来研究中草药。药物科学研究已经取得很大进步，我们应该感激这种进步。但是也请不要忘记科学与自然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