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11月师友赠书录（一）韦力撰
持斋法书
疫情肆虐之时，看到持斋主人易福平先生整日挥毫，为其精进大感赞叹，为此得主人慨允，而后有此法书之赠，得之大为欢心。法书内容乃是节录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序》，这也是我赞叹不已的内容，故更为感念持斋先生的美意。
季豫先生此序颇长，首先讲述了束发受书时，其父对他的影响：“嘉锡颇知嗜学，发簏中书尽读之，目为之眚，小子狂简，遂斐然有述作之志。”嗣后年仅14就作《孔子弟子年表》，16岁时注《吴越春秋》，后来读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方体味到学问之浩博，不知如何下手，而后读到《輶轩语》中所言：“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季豫先生为之雀跃。17岁时，父亲为他购得《提要》，而后凡有所发见，必在书中注出，此乃从事《提要辨证》之始。
季豫先生为此下五十年功夫，细细研之，终得完成《四库提要辨证》，前辈做学问之审慎，令我辈叹服。对于如何看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序持论公允，其赞《提要》乃是《别录》以来未有之书，堪称“衣被天下，沾溉靡穷”，然其亦点出：“古人积毕生精力，专著一书，其间牴牾尚自不保，况此官书，成于众手，迫之于期限，绳之以考成”，故难以余力从容研究。
季豫先生查得有些《提要》内容与所抄之书不符，乃是缘于《提要》仅记某书由某官采进，并未注明具体版本，故而写《提要》馆臣所看之书的版本与著录版本并不相同，其在序中拈出之例有《荆楚岁时记》，馆臣写《提要》乃是根据《汉魏丛书》本，而四库所收实为《宝颜堂秘笈》本，版本不同，内容亦有差异，故季豫先生叹曰：“惜乎纂修诸公，未能解此也。”由此一书，即可窥得季豫先生下何等之工夫，方能一一查明四库馆臣之郢书燕说。
季豫先生亦知《四库总目》虽出多位馆臣之手，但终由纪昀一手修改，因为其见过纪氏亲笔涂改之残稿，即使如此，季豫先生亦称：“然以数十万卷之书，二百卷之总目，成之一人，欲其每篇覆检原书，无一字无来历，此势之所不能也。” 由此可见季豫先生宽厚之心。
《掌故》第六集，主编徐俊，执行主编严晓星
中华书局202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集中所刊茅子良《1973—1979：上海书画社的木版书》一文，让我了解到上海书画社与朵云轩之间的关系，以及1973年朵云轩刊刻《共产党宣言》的诸多细节。比如当时送审的打样本分别用超等毛边纸、优等毛边纸、单宣棉连以及罗纹纸来刷印，但姚文元批示：“毛边纸较好。”其与绝大数人的眼光迥异。而今所见的该刊本几乎都是毛边纸刷印的，至少我未曾看到过另外几种纸刷印的打样本，但该文中明确写道，最终还是装订过超等毛边纸200本，其中绸面本100本，函套本50本，瓷青纸封面50本，数量并不算少，为什么在市面上见不到呢？
艾俊川先生所撰《养寿园纸上考古记》所谈，乃是光绪三十四年底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在家乡彰德城外洹上村建养寿园之事，详细讲述了该园的宏大与精美。比如宣统二年正月四日，严修前往彰德看望袁世凯时，记载养寿园占地两顷有余，艾先生换算出“一顷为百亩，则洹上村占地二百多亩。”且环村筑有高大围墙，四角建有碉楼，村内有房屋三百多间，内宅由九个互相连通的四合院组成：“正符合袁世凯一妻九妾分房居住的需求，应是有针对性的设计。”但是按照这种分法，袁世凯与正妻住在哪里呢？艾先生还引用了《申报》上的消息，称袁世凯建此庄园花了十八万金上下。
袁世凯如此高调的大建庄园，想来更多的是作给朝廷看，以此表明胸无大志，故其住在洹上村内，深居简出，表明是真正的闭门养疴。在此期间，袁世凯雅兴大发，吟诗作赋，后来袁克文收集其父诗作，以及与他人的唱和诗，编成《圭塘倡和诗》。寒斋早得其本，然一直庋于架上未曾细翻，艾先生却从中找出不少有意思的故事，这正是其细心之处。
宣统三年末，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复出，转任民国大总统，其家人也迁至北京，洹上村受到当地官员保护，其去世后葬在洹上村东偏。2012年我前往该村看到了规模不小的袁世凯墓，然而他所建造的养寿园已无任何痕迹。艾先生在文中写到，1927年，冯玉祥第二次主政河南，转年即将此园作为逆产没收，之后洹上村由军队使用，再后来又改为了平民公园，1937年遭日军轰炸，之后到1947年毁于炮火。这正应了袁寒云的那句“世间何事不昙花。”
李军先生所撰《顺德本〈华山碑〉的两次抵押》，让我了解到了容庚与李棪为《华山碑》而产生的纠葛。李棪乃广东大藏书家李文田之后，上世纪40年代由于个人经济出现了问题，从1936年开始向容庚借款，并将著名的《华山碑》拓本抵押在容庚那里，后来因经济状况持续吃紧，李棪把泰华楼藏书运到北京出售。李军考证出售书的一些细节，以及李棪还容庚款而产生的利息之争。
沈慧瑛所撰《寻找金嘉》一文，首先让我认识了这个字读sui（四声）。同时了解到，此人在同治九年前往日本，在那里教授书法与汉文学，并且在日本刻印了《楷书千字文》等书作为教材。金喜在日本培养出的弟子有森槐南等，沈慧瑛称森槐南“博识慧敏，擅长诗学，精通音律和明清传奇，还是首位翻译《红楼梦》第一回的日本人。”
金喜在日本看到大量的中国古籍散出，于是倾其所有，买回数十箧。以往谈到从日本购书者，主要是杨守敬和盛宣怀等，我却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藏书家。沈慧瑛在文中写道：“金喜带回的不仅有善本秘笈，还有一位日本侍妾。”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七日，金和日本书商华寿域携带四箱书从上海到宁波，前往拜访了任宁绍台道的顾文彬，为此顾文彬为金嘉的日本侍妾照片题诗三首，同时看到了金从日本古寺购得的唐人写经。而沈慧瑛的这篇文章重点谈论了金与过云楼主人顾云彬之间的关系，以及顾文彬买进书画时的审慎。
余外本书中还有多篇我喜读之文，惜限于篇幅，无法一一道尽。
《孙毓修友朋手札》，马骥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大概是去年年底，马骥先生告诉我，他准备将其所藏的孙毓修友朋书札影印出版，命我写一篇序言。于是我借机发一顿感慨，先是谈一谈古人及今人对手札的态度，然后提到马兄藏的这批手札本来应该归我，当然，站在马兄角度来看，即便有延津之合，这批东西也应该归他。而今我读到了马兄的这部大作，从心底觉得全部归他才是正确的。
本书不但影印是孙毓修旧藏的这批手札，马骥先生还对手札全部予以点校，并且按照原顺序对写信人的生平予以介绍，同时还会谈到每一人跟《四部丛刊》的关系，这显然有了疏理学术史的味道，他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
余有感于收藏之不易，日后烟云星散亦难以预料，遂利用业余时间对所藏信札进行研究与释读。蒙版本目录学家沈燮元先生介绍，释文先期在《历史文献》中分期刊出。今年经吾友苏州博物馆李军博士提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鼎力支持，信札得以影印出版。
经手之物，将其研究透彻，而后公之于众，以便让更多的学者能够使用，这正是马骥先生胸怀所在。他在赠给我的题赠语中，明确地说：“此编纪念为《四部丛刊》作出贡献的藏书家。”亦可证其不忘前贤之心。
对于这批手札的价值，以有该批手札分合的故事，我在《序言》中有所交待：
大约在十年前，我从苏州的黄舰先生手中买到了一批孙毓修旧藏，这批旧藏既有他的手稿，还有家谱和其他的一些史料，通过翻阅这份资料，让我得到了许多以往未曾了解到的资讯。可是时隔不久，马骥先生给我来电话，直言也从黄舰手中买到了一批孙毓修旧藏，但他的所得主要是一些手札。马骥兄同时告诉我，这批旧藏除了我两人各得一部分外，还有一些归于他人邺架。这个信息听来颇令人沮丧，但市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能以“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来解嘲之。
近期得知，该批手札除了马兄和我所得的部分，还有一些流散出去，出现在了拍卖会上，这更让人感慨聚之难，散之易。四散之后，再想系统的研究，其难度自不待言，但也正因为马先生的无私，方使得我等读到了有关《四部丛刊》的一些稀见资料。
对于《四部丛刊》的价值，前人之述备矣，于此无用置喙，但孙毓修为此的付出，以往却重视度不够 。这批手札的出版，更让人意识到研究《四部丛刊》就首先要疏理孙毓修在背后的付出。孙毓修不仅负责选目，同时还在张元济的安排下到处去商谈底本，并且负责写一些提要，可见孙毓修才是这部大书的实际操作人。在当时，有许多著名的藏书家都为《四部丛刊》做出过贡献，其中贡献底本最多者，则为铁琴铜剑楼，而孙毓修正是跟随张元济第一次来到了该楼，之后的具体联系则全为孙毓修与瞿起甲。
近些年来名人手札渐热，但不少的买家是站在拥有名人墨迹的角度来购买，卖家为了迎合市场，会将整批的手札拆开，一通一通的售卖，这种经营方式对买家而言并无不妥，站在研究角度，却割裂了整批手札相互之间的联系，给研究内容带来了不小的困难。马骥先生的此举则值得效仿，就是将成体系的手札，按照原来顺序、原装裱册的方式影印出版，即便有一天不得已而分散出售，买家就算各取所需，但是因为有出版物在，就不会对日后研究产生过多的影响。期待着有更多成体系的手札得以影印出版。
《每天一首诗》手稿本，胡适选注
广陵书社202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线装本，内文全是用四色印刷的方式影印胡适该书的手稿，无序言，无说明文字。该书乃是大风先生所赠。
关于胡适何以选注这样一本书，王兆胜在其所著《一生受用最是书：胡适的读书生活》中谈及：“如果从读书角度来看，中国古代诗词是胡适最关心的领域之一。”王先生在文中分析了胡适的选诗标准，同时转引了胡明在《胡适传论》中的所言：“胡适的《一日一首诗》的书稿，就是他每日上厕所时选注的一首诗的结集。”
其实，胡适在哪里选注并不重要，更何况古人读书有“三上”之说，关键是胡适为什么要选这些诗。朱海涛在《胡适先生》一文中写道：“他有一个本子，叫做'每天一首诗’，一页一首，各朝各代的都有。每天他抄一首进去，是限定要背出来的。”关于胡适选诗的目的，朱海涛猜测说：“这大概是写《中国文学史》的预备功夫吧。”
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载有此事：“'每天一首诗’，是民国廿三年四月廿四日开始的。当初本是每天写一首记熟了的诗。后来随时看见可喜的诗，也钞一首两首。当时每天记有年月日，——没有年份的，大概都是廿三年，——但收的诗都没有依时代编次。”
可是胡适并没有坚持下来，后来又改成只选绝句，并且将书名定为《绝句三百首》，但因各种原因，这个任务也没完成，同时他靠背诵来默写诗，难免也会有错，此影印本中有胡适选录的王安石《题张司业诗》，胡适默写之后核对原文，发现有几个错字，他在此诗的批语中写道：“二十八个字记错了七个字，可见记忆靠不住。”
对于胡适的选诗思路，柴剑虹先生的《品书录》中有《胡适选注〈每天一首诗〉的缘由和特色》一文，详细论述了胡适的诗学思想，因为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干将，同时又是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柴先生认为，胡适本人对白话文学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其观点并非一成不变，另一方面，胡适是性情中人，他对有些作品的态度也常常随境遇和心情而变，所以柴先生认为：“胡适选注《每天一首诗》，当然与1919年'五四’之前已经发轫的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
1916年11月，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他所说的“八事”包括“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柴剑虹说：“细究起来，这八者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也并未明确提出'白话文学’的主张。”
到了1918年的三、四月间，胡适撰写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字”同时进一步点明：“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但柴先生注意到，此时胡适对“新诗”与白话古诗之间的承继关系在认识上还是模糊的，因为胡适在1919年10撰写的《谈新诗》中称：“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
柴先生认为，从胡适对律诗和七绝的评价可以看出，胡适在“诗体的大解放”热潮中认识上的偏颇，因为他未曾想到日后会专门选注古诗中的绝句。其实胡适在1933年12月所写《逼上梁山》一文，可以看出他对绝句态度的转变，比如他说：“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他又把一些古代名家的诗作释作白话诗：“白话可以作诗，本来是毫无可疑的。杜甫、白居易、寒山、拾得、邵雍、王安石、陆游的白话诗都可以举来作证。”
既然有这样的思想转变，也就顺理成章的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到转年的4月20日开始选注《每天一首诗》。原本胡适想把他能够背诵的好诗“不论长短，不分时代先后，不问体裁”，总之每天默写一首，希望一年之后集成365首，而后印成《每天一首诗》，然这个计划仅过了35天，他就改为“专抄绝句”了。
但即使改为专抄绝句，到了当年的9月6日，抄了不足百首，他又停笔了。五年之后，胡适前往美国任国民政府大使，同时将所抄绝句带在身边，经朋友提示，他重新抄写了百余首绝句，删掉了白居易的《暮江吟》，之后又觉得“有几首已经是我不喜欢的了”，这时他准备补入一些五言民歌和山歌，而后他又把原来抄写的三册半诗钞拆开来重新编序。他在1952年2月24日写道：
昨天偶然翻看一首绝句，颇感觉检查的不方便，所以我把这几本'每天一首诗’拆开，依照作者的年代重新分编，装成一厚册。重编之后，我又删去了几首，分时代作了一个小统计，共计唐人廿七首，北宋廿七首，南宋四十二首（内有金人一首），元以下十三首。总数止有一百零九首！我今天改题作《绝句三百首》，因为我觉得这选本可以继续下去，做成一部颇有意义的《绝句三百首》。
但是，这个想法也未能完成，柴剑虹在文中写道：“上世纪60年代初结集的《胡适选注的诗选》，除了那106首'检存稿’外，多出了绝句45首、民歌及敦煌本《云谣集杂曲子》等95首，大概都是在1952年之后的七八年间补选的，总计246首——最终也没有完成他自己的选注计划，这也算是胡适的又一个悲哀吧。”
有些事情要看站在哪个角度来说，胡适的这种作法可以视之为性格上的随心所欲，也可以解读为文人的真性情，他只是以一种本真的态度对待，这有如雪夜访戴，兴来而起，兴尽而止，而该书也正表达了胡适的这种心情，而今广陵书社将其以高仿真的形式影印出版，让更多的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胡适的选诗行为，以及用各种观点来粉饰和批判他的烂尾楼。
《北山楼随劄》，施蛰存撰，曹彬整理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小32开布脊精装，繁体竖排，雅气四溢。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曹彬先生所写前言，次为点校正文，后面则是整本书的原件书影。
曹先生在前言中介绍了与本书有关的方方面面，这本随劄乃是施蛰存在研究古代文史时所作的读书笔记，写在英文打字稿背面，纸捻装一册，正文共50折页，前24页用钢笔书写，之后用毛笔书写，“这册笔记的书写年代跨度很大，其中部分条目见于施蛰存三四十年代发表过的文章中。但主体部分当成稿于五十年代末到整个六十年代。”
而后曹先生谈到施蛰存先生在一些著作中引用过的该随劄内容，但有一些也未引用过，想来这正是该书出版的价值所在。曹彬说：“《北山楼随劄》所收劄记共二百余条，除极个别外，皆有标题；内容包括考证语词、名物、风俗、典章，辑录诗文、掌故、杂事；直接征引的典籍（笔记、类书、总集、诗话等）就达六十余种，足见作者读书之广、用功之勤。”
曹彬在整理过程中，对此劄作了系统的研究，他注意到随劄记录的内容绝大部分与中国古典文学有关，唯有《独笑》一条例外，同时他查到1933年施先生创作的同题散文中对此有引用。对于施先生为什么作此随劄，曹彬说：“施蛰存写《随劄》的年代，正是'风雨欲来风满楼’的非常岁月。为寻求内心的安宁，他'躲进小楼成一统’，摒绝外界污浊空气，一心浸淫在爬梳故纸的欢愉中。古人云：'下虔心，苦志挫锐摧强；忘宠辱，自得神安气定。’在这种心境下的书写，最无拘束，最见性情。”
翻阅本书，可以感受到施蛰存的视角所在，比如本书第二则记录的是辛弃疾患疝疾事，第三条则是鼻烟及鼻烟瓶起于康熙中，施先生并不抄录原文，只是注明出处。他指出前者出自《倦游录》，后者出自《香祖笔记》。从这些记录可见，这本随劄的确是在没有电脑的时代，施先生为今后写作整理出的一些资料。
其中也有部分资料是他对一些问题的记录，比如“凡骈文遇人名有'之’字时，可省一'之’字。”如果以此推知，那么“二王”能否简称为王羲和王献呢？我不得而知之。但我想到了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人名简省：“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对于三个字的人名，王勃省减的都是中间一个字：杨得意和钟子期，我记得当年课本中的注释称，这种简省方式有害文意。但是施先生只是引用这些文献，他并没有评价这种简省方式是否合理。
幸有像曹彬这样的有识之士，能够费心费力地整理出这类文献，方让我等在随手翻阅之时，了解到施先生治学之谨严。
《心迹》，雨湖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雨湖乃胡渊先生的笔名，大概从一年前，我跟胡先生有了微信交往，是什么契机互加了微信，已完全回忆不起。我时常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他一车一车的买书，好奇于他对书的痴狂，但并未问及他买书的动机。今年九月份，我准备到黄冈去探访东坡遗迹，在网上做功课时，得知相关遗迹大多已损毁，虽然当地建起了新景点，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到原址去看一看。这种寻访若得不到当地人的帮助，很容易挂一漏万，而我的微信圈中仅有胡渊是黄冈人，于是我开始跟他探讨到当地寻访的细节。此时我才知道，胡渊乃是武穴人，尽管武穴也归黄冈管辖，但也有上百公里的路程，并且他在多年前已经离开武穴，定居于广东中山。虽然他语调轻松地告诉我“不远，才一千公里”，但开车跑这么远的路，还是让我不好意思，然胡先生古道热肠，他不但替我在黄冈联系了苏轼研究专家，同时为了我行动方便，他特意开车赶回了湖北。
遗憾的是，在我搭乘高铁的前一天晚上，突然发起了烧，疫情期间发烧出门，有如瘟神，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各地严格的检测手段也会让我寸步难行，于是我果断退票，同时给胡渊先生发了一则很长的微信，郑重地向他表达歉意。胡先生说他能理解我的处境，也认为疫情期间应以身体为重，同时他问到了我的症状，而后建议我去买几种药，并且指定要买哪种药的哪个品牌。我好奇于他说的如此详细，胡先生告诉我，原本他就是学医的，曾在武穴医院当医生，而今在广东某集团工作，该集团下属就有药厂。既然是行家，我完全听从了他的医嘱，他告诉我说，服用他所说之药，两天内必好。一般医生都是以这种口吻来安慰病人，以我个人的经验，这种病毒性感冒怎么也要折腾一周，但服用了胡先生指定之药，24小时果然就退了烧，我本想寻找一位东坡遗迹的带路党，未成想，却遇到了一位神医。
为了表达我的歉意，我给胡渊呈上几本拙作，于是他回赠此书。拜读他的这本诗集后，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胡渊是典型的文青一枚，18岁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还写过两部长篇小说《朋友》和《远方》。早年的胡渊为了让弟弟上学，他辞掉原本的工作，到各地去打工，我能从这些诗中读出他的善良，本书前有他的老师南东求所作序言，序中谈到胡渊在校园读书时，是一位很用功的学生，他当时在办手抄报，散文小说诗歌各种体裁全是他一人包办，可见他对文学是何等的挚爱。
关于他为什么要写诗，南东求在序中说：“他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丰富的。他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待人真诚热情。他选择了诗，而且是新诗，用以描写他的生活，倾诉他的情感。”但越是这样的人，越会在生活中感到孤独，比如他1995年所写的《走在人群之中》：
昨日与朋友一起谈笑，
今天就踏上异乡旅途；
我的心情怎能不苦恼，
为了生计，奔波于人群之中。
或笑或哭，或喜或悲，
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
那些与我同途的人，你在哪里，
为何我感到孤独的痛楚？
我想，对于背井离乡的人，大街小巷应该到处都弥漫着孤独，但胡渊在另一首诗中将这种心境予以了修复：
忘掉现在的伤悲，勇敢些，
世间哪有什么万事如意，
每次摔跤之后活得才好些。
在外打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最近网上流行“打工人”的段子，当我读到各种调侃之文时，心中却有说不出的滋味。关于打工的辛苦，胡渊在诗中有着许多细节描写 ，比如：
你的汗
你的不小心
弄破手流出的血
或多或少地
沾在了产品上
于是
你把它们
当做自己的生命
爱护着
抚摸着
如此心地善良，又有如此的文艺情怀，这也就让我理解了他为什么要为家乡建一座图书馆。虽然胡先生现在的日子已经比以前好过了许多，但是他依然奔忙，依然抽出时间来写书作文，这是不忘初心的具体表现吧。这些年来的寻访，也会让我有疲惫之感 ，然在寻访的过程中，陆续结识了不少的同道中人，他们的温暖和鼓励，这些意外所获，正是支撑我走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期待着下次能与胡渊先生见面，可以坐在一起，好好听他讲一讲这些年来的经历，以及他念兹在兹的图书馆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