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12月师友赠书录（一）韦力撰

《桃花树下的鲁迅》黄坚著

九州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编辑曲梵先生所赠。他告诉我说，黄坚先生的这部书视角独特，我读后定会喜欢。

本书由鲁迅博物馆副馆长陈漱渝先生作序。陈先生乃是研究鲁迅专家，当然看过很多研究鲁迅的文章，长期致力于一点，想来也会审美疲劳，但是他说，这本《桃花树下的鲁迅》却是一口气读完的，并且有欲罢不能之感。陈先生称，他此前从不知道有位名叫黄坚的鲁迅研究者，后来托人打听，才知道黄坚是一位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学者，写些关于鲁迅的文章，完全是他的业余兴趣。但正是这样的研究，才有可读性，陈漱渝说：

近百年来，鲁迅研究的确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之为“鲁迅学”的综合体系，带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但当下的鲁迅研究者大多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出身，不可能不存在知识上的缺陷，这包括笔者在内。专家多，通才少，这也是学界的普遍状况。因此治其他学问的人介入鲁迅研究，就容易在学科的交叉地带迸发出学术的火花。

陈漱渝也指出此书的不足，然他认为这些不足有可能正是该书的价值所在：

书中的有些文章考证内容似乎过于琐细。实际上是以小悟大，见微知著。记得“文化大革命”之前西北大学单演义教授编过一本《鲁迅讲学在西安》，当时被讥为“烦琐考证”。现已易名为《鲁迅在西安》多次再版，成为鲁迅研究的基本史料之至。可见真正有价值的出版物不仅不会被时光的流水淹没，而且还会日益凸显出它的长远价值。

黄坚的自序中谈到了他研究鲁迅的原因，约十年前他在写别的文章，一时有了厌倦感 ，某天在沙发上偶然瞥见了书架上的《鲁迅书信集》，而后他每天翻阅一点，看着看着就有了兴趣，于是放下手头的事情，转而写跟鲁迅有写的东西，陆陆续续写了八九年，于是有了此书之成。

黄坚谈到，他早年对鲁迅的理解乃是通过中学语文课本，这让我猜想，他大概与我是同龄人。记得当时每一学期的课本中都会有几篇鲁迅的文章，其实那时并不能真实读懂这些文章，然对其内容记忆深刻，四十年过去后，才对鲁迅字句中的微言大义有了恍然之悟。但是，黄坚研究鲁迅的着眼点是怎样的呢？他的自序中有如下自道：

大多数人对于鲁迅，可能更在意他说的那些话（也有人更在意鲁迅身上的种种人生小故事），我的兴趣好像更多地集中在他为何会说这些话，为何写这些文字，以及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包括鲁迅怎么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副“鲁迅样”，这就多少有点“鲁迅发生学”的意思。

另外，黄坚列出了他写鲁迅的两点在意之处：“一是我希望自己能像著名的天文学家开普勒那样，用一种最简明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察和发现。”为什么要提到开普勒呢？黄坚说，开普勒面对浩瀚无边的宇宙，发现了行星运行的三大规律，鲁迅虽然不能与宇宙相并提，但他的思想同样让人感到浩瀚深邃，所以他要用近似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来解读鲁迅。而他的第二个想法，就是给自己定下一条戒律：不评判鲁迅。

但是，我翻阅他的这本书后，却感到黄坚并非不评判鲁迅，他只是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了文字之后。比如书中《鲁迅自己的两面之词》一文，黄坚首先引用了鲁迅《致钱玄同》的一段话：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粹，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

也许是写信之故，鲁迅不顾文雅，对于中国国粹连续用了几个“放屁”，可见他对当时有些人提倡的国粹是何等之反感。接下来黄坚又引用了鲁迅的《致曹聚仁》：

《蹇安五记》见赠，谢谢。但纸用仿中国纸，为精印本之一小缺点。我亦非中庸老，时而为极端国粹派，以为印古色古香书，必须用古式纸，以机器制造者斥之，犹之泡中国绿茶之不可用咖啡杯也。

黄坚点出前一封信写于1918年7月5日，后一封信写于1935年1月17日，时间间隔17年。在前一封信中，鲁迅把国粹骂个狗血喷头，在后一封信中又自称是 “极端国粹派”，黄坚怎么理解这之间的矛盾呢？他在书中说：

17年前的鲁迅，是个“国粹'放屁’”派，17年后成了“极端国粹派”。终其一生，鲁迅对于国粹的态度，几乎没什么变化，就是说，一开始（至少可以从1918年算起）鲁迅就是集“国粹'放屁’”和“极端国粹”于一身的，晚年也依然如故。

这难道不是评判吗？接着黄坚点出，鲁迅给钱玄同信中说的“一群坏种要刊丛编”，指的是刘师培等人计划复刊《国粹学报》和《国粹汇编》，但是黄坚注意到，在其他的论述中，鲁迅几次提到了刘师培的名字，比如这句：“上面三种书（其中之一是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除此之外，黄坚还点到了鲁迅在《三闲集·革命咖啡馆》中的所提：“因为：一，我是不喝咖啡的，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但这也许是我的'时代错误’），不喜欢，还是绿茶好。”这里鲁迅说的很明确，他从不喝咖啡。但是黄坚注意到，1933年10月7日，鲁迅在《致增田涉》中说：“在上海，五步一咖啡馆，十步一照相馆，真是讨厌的地方。”那么，鲁迅到底喝不喝咖啡呢？黄坚把鲁迅日记翻了一遍，找到了八条鲁迅在北京期间喝咖啡的记录。

余外，鲁迅在上海时，也常去咖啡馆。当然有人说，他在上海喝咖啡可能是从事具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说，鲁迅在上海期间进咖啡馆从不喝咖啡，只喝绿茶。黄坚认为，这有可能就是受了上述鲁迅在《革命咖啡馆》一文中声明的误导。接下来，黄坚还是忍不住地说了一句：“对鲁迅的自我陈述有点过于'轻信’了。”接下来他转引了魏猛克在《回忆鲁迅二三事》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讲到鲁迅在内山书店不远处的一家希腊人开的小酒店内：“鲁迅常坐在这样的桌边与友人边喝咖啡边谈工作。”

黄坚用他的这种方式还发现了不少的问题，比如鲁迅跟吴朗西说：“我从来不买发财票”。此指买彩票之事。但是鲁迅日记中有“竞马彩票”的记录，如何解读他的所为呢？黄坚注意到，那段时间鲁迅买下了西三条胡同的新屋，为了买此房，鲁迅四处借贷，黄坚还注意到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借款数额不小，于是他说：“假如说这时候鲁迅动了买彩票的念头，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

总之，我读到黄坚的这部书，眼前闪现出的画面，是西方律师在法庭上向当事人提问的场景，律师只提出想问的问题，但是并不评判问题，问完之后跟法官说，我的问话完毕了，接下来就是陪审团听到询问后的判定了。这种写书方式，用史料说话，我不觉得琐碎，反而感受到了黄坚先生心细如发之处，于不疑处生疑，是最好的治学态度。

《冯至译文全集》，冯至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该书一套四册，32开精装，外有函套，乃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的编辑杨朗先生所赠，他在来信中告诉我：“这套书是冯先生译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其中包含数种目前市面上已绝版的译作，《审美教育书简》《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等重磅译作均已绝版多年，《哀弗立昂》（《浮士德》选段）、《智利的地震》等作品系首次从民国期刊收录。”

就熟悉度而言，我以往仅知道《浮士德》，因为是专业课课本《外国文学》中的重点介绍对象之一。课本中仅是《浮士德》简介，并无原文，但也由此了解到这部超长之剧表达了怎样的完整思想。其实当时有很多问题没有读懂，比如那个瓶中小人蹦来蹦去后来摔死了，它意味着什么呢？可惜本书的节选中没有谈到这一段，否则的话我可以重温一下。浮士德跟魔鬼的交易令我印象深刻，把灵魂卖给魔鬼，终难逃一劫，但是，人能实现远大理想，而与魔鬼有约，究竟对不对呢？

本套全集中的《守望者之歌》收有多人诗集，我唯一能背诵的竟然是海涅的《西利西亚的纺织工人》，这是我小学课本里要求背诵的篇章，我还记得同学们一字一顿齐声背诵时的场景，比如那“一重诅咒给国人们的国王，我们的苦难不能感动他的心肠~”，由此而让我知道了织机可以织进去三重诅咒，那时，我也不知道译者就是冯至。

本册内收有冯至所译多人的诗歌，比如有歌德的《格言诗》，其中有如下一首：

谁若游戏人生，

他就一事无成；

谁不能主宰自己，

永远是一个奴隶。

主宰自己何其难哉，如歌里所唱，何不游戏人生？管他风风火火多少年。而真正做到游戏人生其实也很难，平庸如我者，只能摇摆在主宰与游戏之间，其中原因，歌德在另一首格言诗中给出了答案：

我若是愚蠢，他们都承认我，

我若有道理，他们就要骂我。

看来我有必要再次承认自己的愚蠢，省得找来那么多的骂。然也有人不愿意这么活着，比如尼采，鲁迅在《拿来主义》中有这样一句话：“尼采说他是太阳，所以他疯了。”后来读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方知道，“我是太阳”出自此书。大约在上世纪末，这本书极其流行，其实当时我根本看不懂，同时还流行另一部名叫《诺查丹玛斯大预言》的书，该书预言了地球的灭亡，有人解读出准确的灭亡时间是1999年，当时我一直在想，地球毁灭之前我应当干点什么，想了很多，有时困惑得难以入眠，后来终于想通了，于是每天晚上又接着踏实睡觉。那个预言日期过了这么多年，地球还在转，看来宇宙离了谁都能运转。

冯至在本书中译有多篇尼采的诗，比如《星辰道德》，此诗起首两句为：

在星的轨道上定下前缘，

星辰啊，黑暗与你何干？

星星昼夜不停的穿行于广袤的宇宙中，除了太阳能够照耀到的地方，宇宙大多是黑暗之地，我想每个星星都不能逃脱穿越黑暗之旅。尼采又说：“你的光属于最远的世界！”但即使远，还是有光在前面啊。读到这些诗集，我觉得尼采没有疯。

冯至所译之诗，大多如以上的口语。翻阅本书，唯有一篇歌德的《谁解相思渴……》译成了五言律诗的调调，比如该诗的前几句：

谁解相思渴，谁知我心伤！

远离众欢乐，孤单何苍凉。

举首天寥廓，极目向彼方。

我觉得只有把作品译成这个模样，才有诗的感觉。这让我想到了闻一多的《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中学语文课本中将此句式称为“三个两字尺，一个三字尺。”我觉得总结得很形象，即使是现代诗，也最好有铿锵的节奏与整齐的外形。当然，这只是我的私见，毕竟我不知道歌德的原文是什么模样，只能通过冯至的翻译来了解西方古诗之美。

《朱彝尊研究》，朱则杰著

凤凰出版社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责编许勇先生所赠。该书32开精装，无图片，内容分为三编，上编大致谈论的是朱彝尊的生平及学术贡献，下编乃是专题考证，补编则为对朱彝尊具体诗词的研究，后面还有附录，其中有日本学者竹村则行所撰《朱彝尊的遗民意识》等文。

朱彝尊中年以前主要是在各地入幕，比如他在顺治十三年客游广东，于此结识了抗清名士屈大均，并且正是朱彝尊的鼓吹，使得人们知道了屈大均的诗句，屈本人在《屡得友朋书札感赋》十首之四的小注中也曾说过：“予得名自朱锡鬯始。未出岭时，锡鬯已持予诗遍传吴下矣。”

顺治末年，浙东地区有个秘密的反清团体，主要成员有魏耕等人，他们的联络点在山阴梅市祁班孙家，朱彝尊与魏耕联系密切，故其也参加了反清复明之事。到了康熙元年，随着永历小朝廷的皇帝桂王被杀以及鲁王监国的被逐，抗清复明运动基本结束，朱彝尊在这一年客居浙江永嘉，朱则杰认为朱彝尊前往永嘉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抗清失败，避身远祸”。

康熙十八年，朝廷首次开博学鸿词科，朱彝尊应试，考中后任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朱则杰认为这是朱彝尊人生道路上一个不甚光彩的转折点，因为“朱彝尊出仕清朝，与大节有亏。”但朱则杰也说，朱彝尊在前明没有受过一官半职，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所以他的仕清，与那些身事两姓的二臣有别，但朱则杰同时强调，朱彝尊身为明朝宰辅后裔，早年参与反清复明活动，故他的仕清又较一般的遗民性质严重得多。

朱彝尊官授翰林院检讨之后，又充日讲官，知起居注，康熙二年出典江南乡试，后又入值南书房，可谓红极一时的人物，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书生身份，在此期间着手搜集资料，纂辑《赢洲道古录》，正是为这件事，他被劾免官。朱彝尊在《书椟铭》小序中说：“予入史馆，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朱彝尊私自带人入史馆抄书，为此遭到贬官，这正说明了他没有沉缅于骤得新贵的安乐窝中。虽然他在康熙二十九年又官复原职，但两年后再度罢官，按照朱则杰的研究，这次罢官也许是朱彝尊看到了官场险恶，同僚倾轧。朱则杰认为，朱彝尊一老弱书生，“其被挤罢官，固属自然之理”，但他觉得问题的实旨并不如此：

清朝统治者于康熙十八年开设博学鸿词科，仅仅是为了笼络汉族人民的一种伎俩，而不是真正要使用乃至依靠这批人，它本身带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所以，当这批人应举授官，步入仕途之后，统治者的目的已经达到，其真面目也就日益暴露出来了。

但有时我在想，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帝王会想尽办法召来天下贤才入我彀中，以便统治万万年，虽然有时为了平衡各种关系会做出权宜之举，但总体而言，像康熙、雍正、乾隆这样的帝王，能够接力创造出康乾盛世（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是真心想笼络天下人才。当然，个别问题需要个别分析，无法把所有人的经历都按照一个模式予以归类。但是读到朱则杰的这部书，还是让我从不同的视角对朱彝尊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滇南书画录》，方树梅著

现代影印本，2017年四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博南山馆督造

该书乃尹恒先生所赠。版权页注明此书底本为晋宁南荔草堂刻本，所用纸张为铅山手工连四纸，督造者是博南山馆和元宁斋，并且注明“共刊造墨本一百部，朱本二十部，此部为第十六部”，钤有白文朱方“隐堂”印记。

此书线装一册，从版面看有断版，也就是刷印模糊之处，颇类旧版新刷，然翻看筒子页纸背，墨色均匀，显系现代照相制版影印之书。关于该书所用底本，书前牌记刻“晋宁方氏南荔草堂藏版”，“宁”字已阙，然翻阅书中文字，卷三第十页第四行，看到“咸丰四年授安徽宁池太广道”一句，“寧”字完好，可见该书有避有不避。查作者资料，了解到方树梅在民国十四年到十五年之间，编成《滇南书画集》二十卷，替每位书画家写一篇小传，冠于首。此后旁搜博采，又找到一些云南籍书画家资料，再汇成四卷，单独刊刻，即《云南书画录》，此时已是民国二十二年。

本书前有陈荣昌所作序言，该序起首曰：“世以书画为小道，岂其然哉！”接下来从仓颉造字讲起，以此说明文字之重要，而后谈到：“滇自西至东，其为地数千里也，自明至清，其为时数百年也，而工书善画几三百人，可不谓灵秀所钟，菁华所发耶？”该序所作跨度有点大，因为他从汉晋讲起，谈到了书画史上的重要人物王羲之等历代名人，讲到云南时，则转从明代讲起。翻阅该书内文，也是始自明代，迄于晚清，其中第一卷从明初自明末，卷二从顺治到乾隆，卷三从嘉庆到清末，卷四则是方外、闺秀以及流寓，合计300人。

本书前有方树梅所书《例言》，其称滇南书画在明代以前也有不少，只是因为战争，所以传本甚稀。可能是这个原因，他的书画录以明初为上限。但他也谈到，滇南各县有不少的碑碣和石刻，只是这些作品归在了金石类，故本书不予收录。书中所列的300人，于我而言大多未曾听闻，可见自己眼界之狭窄。但还翻到了几位熟悉的名字，比如李元阳，他在嘉靖年间刊刻的《十三经注疏》最具名气，虽然该书是原刊还是补刊，学界至今有不同说法，但正因此争论，使得爱书人对李元阳之名颇为敏感，方树梅说他“工书”，又说“郡中葺修刹宇碑文，撰书多出其手。”对于其书法特色，方树梅以“温润”二字概括。

三十年前，各地流行各种“之最”，当时认为最长的对联乃是孙髯所作的大观楼联，我颇喜此联之宏阔，背熟之后常向小伙伴们炫耀，但对孙髯的生平却一无所知，直到今日读到本书中的小传。但方树梅并未将其列为书法家，只是点明其“工画”，并且说他“善指墨”，晚年以算卦为生，看来也是位穷秀才。

相比较而言，钱灃的名字更响亮，南园先生不仅工书，还善于绘画，尤其当年他与和珅的斗争，可见其为人之果敢。可能是这个原因，方树梅认为钱灃的书法“逼平原行草，兼河南襄阳，卓然成一大家。”将颜真卿、褚遂良、米芾的书风镕铸一炉，这种夸法，毫不避讳感情色彩。方树梅同时称钱灃擅长画马，这一点我还没有留意过。但正是经过方树梅的疏理，后人才知道这么多难得的史料。

以往我对方树梅的关注，主要在其藏书方面。1955年，方树梅将其所藏万卷之书捐给云南省图书馆，据说该馆运用了十几辆马车，才从晋宁方家运到昆明。几年前我在云南省馆善本古籍库内看到多部方树梅的旧藏，从那里了解到他在晋宁的藏书楼保护完好，我至今还未去探看过，不知何时能够补上这个遗憾。

方树梅颇为留意与云南有关的文献，他曾托任凤苞购买云南各省府厅县志，书目中有李元阳所修《云南通志》。方氏很想得此书，但任凤苞不愿割爱，于是赠给方氏晒蓝本一部。任凤苞是方志收藏大家，晚年隐居于天津，他的方志后来全部归了天津图书馆，我曾在该馆书库内浏览过任氏天春园所藏方志，其数量之多令人咋舌，只是当时没有留意让方树梅念念不忘的那部明版《云南通志》是否也在其中。

对于家乡之爱，方树梅在《北游搜访滇南文献日记》中明确地说：“余古滇池县人也，生有爱滇心。滇之山川、物产、气候、风俗，靡一不可爱，而于文献则爱之尤笃。”中国文人大多都有方树梅这样的桑梓情节，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使得一些史料得以流传后世。为了能够搜集到更多史料，方树梅整天留连于古旧书摊，后来他在通志馆和滇南文献从书馆负责编纂当地的文献，因为资料之缺乏，两馆派他出外访书，为此他得到了一笔差旅费，方树梅自称：“甲戌秋，璞安、惺庵两先生为请于省府及教厅，得补助旅费千二百元，派余为各省搜访文献员，余夙欲游南北之志得偿，而乡先贤之著述亦得尽力搜访，庶几公私两全。”

方树梅既有藏书之好，又为两馆收集史料，这样公私兼顾的美差令其十分高兴，想来他的喜悦也是大多数爱书人的梦想，而今读到他的这部《滇南书画录》，更让我体会到其拳拳爱乡之心，同时也感念尹恒先生赠我此书，令我了解到云南在明清时期有这么多的书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