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陶熠娜，论文发表时为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硕士研究生语言是反映社会文化的镜子，社会的发展变迁在语言上也体现得较为明显，尤其是在称谓语方面。在日常交际中，研究生见到男导师的妻子，可以称呼为“师母”“师娘”；而见到女导师的丈夫，在对他不熟悉的情况下，却通常不知如何称呼。背称时，可以说“某某老师的丈夫”，但在面称时则缺乏合适的称谓词，有时未免尴尬。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称谓的缺位现象”（郭熙，1997）。
称谓语作为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社会组成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目前学界对“称谓语”和“称呼语”这两个术语概念的关系尚存争议，本文采用李明洁（1997）的观点，即称谓语包含称呼语，对二者不作区分。学界通常将称谓语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陈建民（1986）认为，由于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更新，一些社交场合缺少一些确切、得体的称谓，形成了社交称谓中的“缺环现象”。
关于汉语的社交称谓缺位现象，不少学者已有所探讨，如陈建民（1990）、郭熙（1997）、祝克懿（2004）、胡明扬（2011）等。在如何称呼女老师的丈夫问题上，崔显军（2009）、黄中和（1991）、逸典（1992）、吕为光（2015）等也从微观角度对这一缺位现象进行了探究。总的来看，已有论述或距今年代较远而缺乏新的进展，或对某一“补位”形式进行微观分析，而横向研究尚存有一定空间。因此，本文力图对与“师母”对应的社会称谓语的缺位现象进行分析，并尝试对可能的选择项作进一步的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语料来源主要包括北京大学CCL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BCC语料库与读秀学术搜索数据库。
在现代汉语中，对女老师的丈夫的称谓存在缺位现象。关于这一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但当时还未十分突出。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社会舞台，她们丈夫的称呼语缺位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一点在高校女教师那里体现得特别明显。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大幅扩招，高校教师队伍迅速扩张，高校专任女教师数量也大幅上扬。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统计年鉴》，高校教师规模从1999年前5年的40万左右，到2015年已达157万，其中，专任女教师的比例从37.35%提升至48.6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时代女性逐步实现社会角色的转换，承担起多元化的角色。社会发展的变迁，女性角色的转换，也带来一些十分实际的问题。比如在现实交际中，对初次见面的女老师的丈夫应如何称呼？如果不知如何称呼对方，交际活动便难以展开;如果采取不合适的称呼，交际双方都会感到十分别扭。因此，重视这一“缺位”现象、探讨出合适的“补位”形式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不妨先来探究一下这一“缺位”现象产生的外部原因与内部原因。就外部原因而言，女老师的丈夫的称谓存在缺位应与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伦理观念有关。众所周知，语言反映并体现着民族特征、民族心理和民族感情，它不仅包含着某一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也蕴含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这一缺位现象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观念，这也是目前学界比较普遍认同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个人地位通常取决于在家族中的身份。《列子·天瑞》云：“男女之別，男尊女卑。”在封建社会的漫长进程中，从农业劳动的“男耕女织”到家庭角色的“男主女从”，都可见出男性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主导者、生产活动的提供者，而女性承担的社会角色很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和接受。封建社会实施的是等级森严的专制制度，女性长期处于这种制度的最低层，没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力与机会。再加上“三纲五常”“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灌输与熏染，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上确立了男性（父权/夫权）的中心地位。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只是作为家庭的依附品或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先生”“老师”一类的社会职务也只能由男性来承担。因此，在传统的社会称谓系统中，将男性老师的配偶称为“师母”可谓是司空见惯，却见不到对应的女性老师配偶的称谓语。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社会强调“亲疏不同”“内外有别”，汉民族对家庭观念格外重视。在这一观念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发达的亲属称谓语系统，而社会称谓语却较为薄弱。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逐渐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单一的家庭属性转变为家庭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相结合，在社会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正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社会分工的性别偏见、传统家庭的性别差异以及历史的惯性发展等原因，导致了与“师母”对应的社会称谓缺位现象。就内部原因而言，女老师的丈夫的称谓存在缺位还与“师母”的构词及语义特征有关。在汉语称谓语系统中，表示家族或亲戚中的长辈女子的称谓语有“祖母”“伯母”“姑母”“姨母”“舅母”等。下面，就把这些亲属称谓语在辞书中的语义解释进行一下对比，并与“师母”作比较分析。我们选取的辞书分别是《亲属称呼辞典》（1986）、《古今称谓语词典》（1988）、《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具体如表1所示：我们可以将汉语亲属称谓语中表示女性长辈的“X 母”结构分为两类，进行义素分析，并归纳如下：祖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 父亲的母亲 ] [ 称呼 ]姑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 父亲的姐妹 ] [ 称呼 ]姨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 母亲的姐妹 ] [ 称呼 ]伯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 父亲兄弟的配偶 ] [ 称呼 ]舅母 ：[ 女性 ] [ 家族或亲戚 ] [ 长辈 ] [ 母亲兄弟的配偶 ] [ 称呼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从“天地君亲师”的排序中，足以见出师生关系的重要性与紧密化。俗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中也可看出，师生关系向来是与亲属系统中的父子关系相提并论的。既然将老师视为“父亲”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将老师的妻子视为“母亲”也就理所应当。我们接着再看“师母”的语义特征。在这一称谓中，“母”既能表示性别，也能表示辈分;它作为语素“师”的后缀，表明是与老师相关的称谓。如前所述，传统社会中，男性老师占据绝对优势，并产生了“视师如父”的观念，因此，“师母”一词的语义特征与“伯母”“舅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也可以按照“伯母”“舅母”的结构对它进行义素分析：师母：[ 女性] [ 拟家族] [ 长辈] [ 男性老师的配偶] [ 称呼]就此来说，“师母”与“伯母”“舅母”这些亲属称谓语极为相似，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拟亲属”称谓词。同时，从语义分析上看，“师母”一词是以家庭属性为主要标志，却未能显示出其社会身份的属性。与男教师的妻子以家庭属性为主要标志有所不同，女教师的丈夫则是以社会属性为主要标志。在一定意义上说，“师母”一词的产生体现了身份属性（家庭成员）与凸显属性（家庭性）的一致性;而女教师的丈夫则因为身份属性（家庭成员）和凸显属性（社会性、职业性）的双重性或矛盾性，从而导致了这一缺位现象的产生。语言系统中既然有缺位现象的出现，它也自然会出现新的词汇来进行补位。崔显军（2009）指出，所谓补位是指把空缺的面称填补起来，从而促成面称的对称，以便于交际。下面就从语义结构角度出发，对已有的几种补位方式分别进行分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解释，“师母”是“称自己的老师的妻子或师傅的妻子”。从语义结构角度看，如果要选择与之语义、结构同等的称谓，则应是“师父/师爹/师爸”。这些称谓语的义素分析如下：师父/师爹/师爸：[ 男性] [ 拟家族] [ 父辈] [ 称呼]从词义构造来看，“师父”是与“师母”最为对称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表示家族或亲戚中的长辈男子的称谓词有“祖父”“伯父”“舅父”等，该词典对“师父”的解释是：“①对师傅（工、商、戏剧等行业中传授技艺的人）的尊称；②对和尚、尼姑、道士的尊称。”同时，它同“师母”一样，符合从亲属称谓到社会称谓的类推性。因此，牟云峰（2005）认为，今后可能会出现将“师父”的原有语义转移给“师傅”后，仍用“师父”来对该称谓进行补位。不过，从语言运用实际来看，“师父”一词已有的核心义项占主导地位，而且认可度高。就此而言，以“师父”来专门称呼“女教师的爱人”显然缺乏现实基础，这种旧词语义转移后复用的可能性很小。“师爹”的称呼并不是新出现的，通过语料库搜索，我们发现，有的把“业师的父亲”称为“师爹”，也有的把年长的老师敬称为“师爹”。例如：（1）他师父的老爸，现在虽然年已耄耋，精神却很旺健……八斤毛几次来师父处讨教生意，师爹就来插一脚。（《高原守护神》）（2）镜清老师教书育人，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被师生们尊为“师爹”。（《太湖文史资料》）
汪大昌（2013）曾提到，《北京晚报》报道某演员去给师傅拜年，师傅本人是女性，师傅的丈夫被叫做“师爹”。我们在语料库中也查到“师爹”作为“女老师的爱人”用法，不过仅有少数几例。例如：（3）后来，跟一个古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同学谈起，她说“你师爹的名气可是一点也不亚于钱老师的”，我这才意识到董老师远比我了解的更有学问、更有名望。（《董治安先生纪念文集·儒风道骨 君子气象》）（4）“那我师爹呢？他晚上自己吃饭吗？” （《和学生一起成长》）（5）因爱丽丝老师的关系，所以对这位口碑不佳的师爹，我向来破天荒地敬重几分。（《再见，狐狸——狐狸的烦恼》）
通过对语料库的查询，我们发现，虽然有“师爹”作为“女老师的爱人”的用法，但并不占优势地位。在数据库搜集到的302条用例中，以前两项为核心义项，因此，“师爹”更适合用于年长的老师。同时，“师爹”还容易让人联想到“干爹”，近年來“干爹”一词受到某些网络事件的影响，出现一定的世俗化、污名化、贬义化倾向，因此，将“女教师的爱人”称作“师爹”，也有些不合适。“师爸”作为临时组配项，口语感较强。语料库中未见表示“女老师的爱人”的义项，仅见表示师父/师傅或师父/师傅的父亲的用法。例如：（6）蔡华圃常受聘到一些文武场团社中去教馆，当“师爸”，并以此为职业。（《中国曲艺志·广西卷》）
“师爸”作为女老师的爱人的称呼属于新造词，是随着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需求而临时搭配起来的。应当说，用新词来为新事物命名，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不过，“师爸”的称呼不够庄重、严肃，与高校教师“学为人师”的职业特点不符，因此，可接受度较低。贾云竹（2015）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指出，近15年来高校女教师呈现出三大特征：学历逐渐走高、职称结构上升、担任导师占比提高。在高校女教师普遍年轻化的趋势下，“师爸/师爹”的称呼也由于年龄原因而受到一定限制。从身份属性来看，在传统社会中，男性作为老师，妻子在家操持家务，是传统的母亲形象——她只有家庭属性没有社会属性，所以师母是比较合适的称呼。在现代社会中，女教师的爱人，不仅有其家庭属性，也有自己的社会属性（职业性），而且很多情况下其社会属性更为突出。同时，女老师的爱人与学生的交际距离事实上是比较远的，亲密度较低，因此，“师父/师爹/师爸”这种凸显家庭属性、极具亲密度的称呼并不合适于进行补位。能对女教师的丈夫进行补位的还有“师丈/师夫/师公”。这些称谓语的义素分析如下：师丈/师夫/师公：[ 男性] [ 拟家族或亲戚] [ 女教师的配偶] [ 称呼]关于“师丈”这一称呼，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黄中和（1999）从已有亲属称谓词“姑丈”“姨丈”类推出“师丈”的称呼。崔显军（2009）从历史基础、现实基础、语料库证实和电脑输入词形等诸多方面，证明了“师丈”补位的可行性。笔者通过BCC语料库，搜索到37条“师丈”作为女老师的爱人的用法，出处为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三部网络小说，作者均为台湾作家。针对女教师的爱人的面称这一问题，笔者还对不同年龄段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与海外华人进行了调查，具体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发现，在港澳台地区与海外华人社会中，“师丈”的使用是有一定优势的，尤其是在台湾省、澳门特别行政区及马来西亚等地，它具有较高的认可度和接受度。这表明“师丈”一词在特定区域的确有比较浓厚的现实基础和历史依据。不过，在中国内陆，“师丈”这一称谓主要在曲艺界比较流行。如著名评书艺术家连丽如先生的弟子梁彦称连丽如的爱人为“师丈”。再如：（7）“师丈，我觉得可以加一段。”这个小伙子叫李林，是林导演夫人何炳珠老师的学生，从小学过相声，按照曲艺界的规矩，他管林导演叫“师丈”。（《京城艺事》）
吕为光（2015）指出，“师母”和“师丈”这两个对位的称谓，由于选择的指示视点不同，造成了二者的生成机制不同，并从语言潜显理论对“师丈”这一称谓没有通行的原因进行了阐释。我们认为，“师丈”虽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和现实基础，却并未通行的原因有二：一是“丈”存在歧义，现代汉语中的“丈”虽然有“姑丈”“姨丈”等表示女性亲属丈夫的称谓，但“师丈”更普遍的认知是“对老僧的尊称”，语料库中也多是这一用法;二是“师丈”书面语意较浓，口语感弱，交际性不强，类似的“丈人”“岳丈”等称谓，也多是用于背称而非面称。“师夫”取“老师的丈夫”之义，语义明确，也不失敬意。不过，它属于临时组配词，词典和语料库中都未见用例。王文娟（2018）认为，“师夫”容易同“师父”“师傅”在读音上出现混淆。同时，从身份属性上看，“夫”“丈”等词凸显的是老师的丈夫的家庭属性，不太符合现代男人的社会性、职业性特征。因此，“师夫”这一称谓也很难推行。还有学者提出用“师公”作为“师母”的对应称谓。从语素来看，“公”和“母”确实对称，但此处的“母”并非是表示性别，而是取“母亲”之义的拟亲属化称谓，二者的指示点不同。我们发现，金庸的武侠小说也有用“师公”作为女性师父的丈夫的用例。例如：（8）霍青桐见师父抱住师公不住垂泪，忙走过去，只见陈正德背上伤口中的血如泉涌，汩汩流出。（《书剑恩仇录》）（9）霍青桐坐在地下，见师父师公逐渐得手，甚是喜慰。（《书剑恩仇录》）
这说明在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华语社会，有用“师公”称呼女性师父的丈夫的用法。但根据笔者对近三十年的文本搜索及对香港人的调查来看，目前香港社会已基本不使用这一称呼。从社会认知角度来看，“师公”作为“师父的父亲/师父的师父”的义项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因此，“师公”这一称呼也不适合用来补位。随着女教师的比例逐年提升，现实的交际需求呼唤着一个新的形式来称呼“老师的丈夫”。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少学者提出了解决方案并在报纸期刊上呼吁，以期改善这一局面，但现实中却迟迟没有一个合适的称谓来“补位”。从本质上说，这还是由于现有的称谓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郭熙（1997）认为，汉语的社会称谓将处于一种无序状态，无序会自然走向有序，语言作为一种自足的系统会自动调整自己的社会称谓体系。那么，是否应该不加干预任其发展呢？我们认为，这是需要加以引导的，但不一定要强制规定某一个称谓词作为标准用语。就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针对已有补位选项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合适的补位词的出现必须要满足以下三个原则：第一，符合称呼观念平等化原则，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第二，符合大众审美观念，遵循礼貌原则;第三，符合经济性原则，避免语音、语义歧义。基于以上原则，我们认为，以下两种称谓语有潜力成为最终的补位形式：“零称谓语”是指“喂”“你好”“不好意思”等招呼语。郝媛媛（2005）认为，在与陌生人初次交往中，可以把礼貌语言作为交际的起始语，这样就避免了因找不到合适称谓去称呼对方的尴尬。这同样适合初次见到女老师的丈夫的交际需求。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零称谓语”都适合这一特定情形，而“您好”无疑是最适合的补位形式。相较于平辈用语“你好”，“您好”是尊称，包含了对女老师的丈夫的尊重，能够弥补零称呼语指向不明、礼仪缺失的不足。“老师”本来是对从事教育行业的人员的称谓，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发展及词语本身等因素的影响，“老师”一词的语义发生了泛化。在各种社交场合，“老师”一词得到广泛运用，几乎各行各业的人士都可被称作“老师”。从本质上看，大家仍然是将其视为一个特殊的敬称来使用的。据笔者调查，在韩国的华人社会中，将女老师的爱人普遍称为“老师”。因此，我们认为，在初次交际中，虽然无法确认女老师的爱人的职业是否为教师，但敬称其为“老师”是符合文明礼貌和经济实用原则的。综上所述，本文梳理了与“师母”对应的社会称谓语缺位现象的研究现状，从文化因素和构词角度揭示了缺位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而探讨了目前学界提出的与“师母”对应的社会称谓语的“补位”选项，并试图探讨其可能的选择路径。我们认为，语言始终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既有“缺位”现象的产生，也会出现合适的词来进行“补位”。至于是否能如笔者所预测的那样，“您好”“老师”两种称谓语能成为最终的补位形式，只能俟诸语言的发展了。
编辑/审核：An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