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继往开来的学术总结 ——陶敏、李一飞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读后

陈寅恪先生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众所周知，此论是就敦煌学研究而发的，二十世纪初敦煌遗书的发现，直接催生了这门新的学问，同时也给唐代文史研究带来许多新的文献。相对存世文献而言，整个二十世纪，唐代新增文献是最多的。敦煌遗书的发现，墓志石刻的出土，海外流传文献的回归，极大地丰富了唐代文献的数量。当代学者占有唐代文献之丰厚，是清代学者无法比拟的，上世纪的唐代文史研究远迈前代，首先是与这得天独厚的文献条件分不开的，它同时也催生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史料学。

从民国年间开始，以岑仲勉、闻一多先生为代表的隋唐文史学者，就对唐代文史资料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整理和考证，为当代学术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基础。八十年代以还，以傅璇琮、周勋初、郁贤皓等先生为代表的唐代文学研究者，又有计划地对隋唐五代各类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基本的、重要的典籍都被作了细致的整理，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实用的工具书和深度开发的成果。这些成果形式的多样和数量的繁多产生一种全面总结的要求，同时也为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和理论概括提供了条件，史料学正是应这新材料与新问题而生的学术课题，反映了世纪之交的学术潮流。1996年，当“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启动时，主编傅璇琮先生在《总序》中肯定“这将是古典文学研究可持续性发展的基本工程，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对于本世纪学术的回顾和总结，对于二十一世纪学术的迎接和奉献。”现在，陶敏、李一飞两先生合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1年11月版，下简称《史料学》）一种，已成功地实现了上述目标，前来迎接我们。

陶敏先生长年从事于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尤其侧重文献资料的考辨和整理，他出版的《全唐诗人名考证》、《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与陈尚君合著）、以及《韦应物集校注》（与王友胜合著）、《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与易淑琼合著），无不具有资料丰富、考辨精慎的特点，赢得学术界的信赖与敬重。李一飞先生曾与陶敏先生合作承担《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的部分工作，此度与陶先生合著《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合两人多年的学术积累，将隋唐五代文学文献及其研究作了一次全面的学术总结，两位作者丰富的史料知识和研究心得由此获得理论的提炼和、升华。首先，《导言》将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的特征概括为内容的丰富性、分布的广泛性和流传的变异性，就准确地抓住了史料的阶段性特征。不过更令我重视的，是全书体现的对史料之细致性的把握。事实上，虽同为史料学，文学较之历史是有很大不同的。文学史料更具有一种细致性，细致到某个不出名的人物，某时某地的一个小官僚，某位作家某年某月的经历。比如第272页提到《元和姓纂》所载周氏江陵郡望的人物：

这里提到的周皓，见于陆贽《翰苑集》卷一四及白居易《宴题周皓大夫宅亭》诗，又见于《画断》，为名画《簪花仕女图》作者周昉之兄；周渭，见于《权载之文集》卷二三《唐故朝散大夫守秘书少监致仕周君墓志铭》，字当作渭，周渭与其弟周澈诗均见《全唐诗》卷二八一；周子谅见于张九龄《酬周判官巡至始兴会改秘书少监见贻之作》诗及《荆州谢上表》，又见柳宗元《故御史周君碣》；周颂见于梁肃《送周司直序》，又参与大历中鲍防、严维等浙东联唱，诗见《全唐诗》卷七八九。周居巢则当作“周君巢”，见于韩愈《送李础归湖南序》、《自袁州还京行次安陆先寄随州周员外》等诗，路随《修定宪宗实录错误奏》，又见于柳宗元《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亦误作周居巢）、《柳州寄丈人周韶州》诗等；周琮则见于杨炯《庭菊赋序》。可见《姓纂》中涉及的人物，或本身就是作家，或与作家有极其密切的交往。它提供的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唐代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交游无疑有较大的帮助。

历史研究若非治家族史，恐怕不会去注意这些人物如此细致的社会关系，也不会注意某个县尉、某个参军，而这却常常是唐诗考证中无法回避的工作，作品和作者的经历往往藉此得以系年。我很早就注意到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基本文献和重要的工具书都是研究文学的学者整理和编纂的。像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戴伟华先生《唐方镇文职僚佐考》这样的著作，对唐史研究者来说恐怕很难成为有意义的课题。而这的确就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因为大量唐代诗文与此有关。陶敏先生的《全唐诗人名考证》也是同样的工作，这种琐细的积累正是构筑起唐代文学长城的一砖一石。

基于两位作者多年研究唐代文献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史料学》分六章论述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对别集、总集、笔记小说、诗文评和其他文献的产生、流传、整理、出版情况作了翔实的介绍，第七章介绍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的检索手段，全书结构、体例堪称严密而完善。讲文学基本史料的前四章，大体采用历时性的叙述，按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二十世纪四个时段来论述史料流传、整理的阶段性特征，而笔记小说和诗文评两类则又根据内容的特殊性作了相应的调整。讲其他文献的五六两章，一列举史书与政书、传记与年谱、姓氏书与谱牒、方志、书目、类书中的文学史料，一介绍佛、道二藏、石刻文献、敦煌遗书中的文学史料与海外收藏的汉籍，材料丰富，论述周详。将宋元时期对隋唐五代别集的整理和研究归纳为重编、辑佚、校勘、注释、编年、汇编资料与点评，非常全面地评价了宋元学者的业绩。在肯定明人保存、传播文献之功的同时，又指出其妄改、讹窜、作伪的恶劣作风，不仅评价公允，也为如何使用明代刊本提出了告诫。对当代的整理、研究成果，《史料学》取粗取精，褒贬分明，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对“各别的别集整理者将目光限于一家一集，既不能从整体的、联系的观点来广泛搜集史料，从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甄别史料，又不去广泛地吸收前人及今人成果”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对今后的研究无疑有一定的针砭意义。

从史料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来说，基本属于经验学科，以史料研究的丰富成果为基础对一定范围的史料作出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并归纳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原则。这些原则性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依据的具体例证。在这方面，《史料学》两位作者多年整理、考证唐代文献的丰富经验为全书生色不少，书中的大量例证主要取自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广征博引，娓娓道来，在完成隋唐五代文学史料学构架的同时，将大量文献知识和治学经验介绍给了读者。比如以《牟融集》为例讲唐诗流传过程中的作伪现象（p.61、p.303），以周繇诗的收录和沈佺期、宋之问重出诗的辨证为例讲《文苑英华》的史料价值（p.114、p.115），以梁肃《送窦拾遗赴朝廷序》为例讲《文苑英华》的校勘价值，以熊孺登《中秋夜卧疾思陆太祝崔法曹登郑评事涉西楼因寄》为例讲《古今岁时杂咏》的文献价值（p.121），以沈佺期诗为例谈唐诗的注释中存在的问题（p.89～91），以郑氏族谱对郑虔生卒年的不同记载讲家谱资料之不可尽信（p.279），以《舆地纪胜》、《咸淳临安志》等方志为例讲方志收唐诗之伪滥（p.295），等等，许多精当的例证都出于作者自己考证成果的积累，有很强的说服力。第117页谈到《文苑英华》抄刻之误导致诗篇重出的情况，举《全唐诗》卷一九○韦应物集误收戴叔伦《酬秦征君徐少府春日见寄》的例子，也是陶敏先生最早发现的。当年我编校戴叔伦诗集，发现这一错误，诧为创获，后见陶敏先生的论文，已先发其覆。《史料学》翔实的内容、丰富的例证和对隋唐五代文学文献集成性的总结，是和作者丰厚的学术积累分不开的。

以《史料学》作者对文献的熟悉和研究经验之丰富，驾驭材料可以说游刃有余，仅凭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足以构成坚实的资料基础，但他们在书中却广泛采纳了他人的考证和结论，而提到自己的成果则简单带过，这种谦虚和厚道的作风，在公然掠美、剽窃成风的当今学界实在是很难得的，应该特别加以称赞。

作为对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的总结和介绍，《史料学》从材料、内容到体例都可以说是严谨而妥当的。在我的知识范围内，觉得可以补充的只有两点：一是第125页介绍赵宧光、黄习远增删重编《万首唐人绝句》时，没有提到增入作品中有伪作（如戴叔伦诗）；二是第137页介绍《诗渊》的资料价值时，没有说明此书所收作品在作者署名和归属上问题较多，使用时必须谨慎。另外第235页《中晚唐诗叩弹集》前遗漏编者杜诏名，易滋疑惑；朱育仁《晚唐诗品》或为宋育仁之讹（宋氏有《三唐诗品》），疑为误植，顺便指出，幸读者不以为吹求之苛。

《史料学》是世纪之交一个继往开来的学术总结，拥有千年历史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料研究藉此获得一次全面、细致的清理和淘汰，有贡献的劳作、有价值的成果愈益突显出来，现存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也愈益清晰起来。多年来，我们常遗憾地看到，明明有整理完善的材料，时贤的著作仍沿袭文献原有的错误；明明问题早已解决，时贤仍不断地做重复劳动。难道隋唐五代的文献至今还理不清、究不明？《史料学》的出版给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划出了一道新的地平线，提高了学术起点，如果学者们都能读一读这部著作，相信会避免一些低于上世纪研究水平的失误，稳步地推进我们的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原载《书品》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