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大姐忙年【征文】

大姐忙年

大姐没有读过一天的书,干的都是不需要多少文化的事情,但又是年里少不了的。尤其是充满年味的那些活,少了大姐的辛苦,家里的年就过得七零八碎。

进入冬天,很多人都抄着手东逛西窜,爱好打牌的三五成群地攒动在一起,男女混搭,时不时地论起了输赢。也有的人圪蹴在朝阳的地方,东拉西扯毫无主题的话题,清闲得在寂寞中略显浮躁。越是这个时候,大姐的手就越是停不下来,她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几间窑洞的新窗花足够忙一阵子。

山西人过年的喜庆离不开剪纸,有的地方叫刻纸,那是世代传下来的风俗。所不同的是,制作时有的用剪子,有的用刻刀,工具有别,但创作出来的作品基本相同,人们统称为剪纸。现在看来,剪纸是一种镂空艺术,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

贫穷阻隔不断人的想象,即使像大姐这样的文盲也有丰富的想象力。她渴望家里富足有余,明知道是在做梦,但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是没有贫穷两个字的。大姐从小就不甘心穷还能生根,她生活在灰色的世界里,虽然单调但不会觉得失望,把所有美好的情绪寄托在剪纸图案,要不是鸡、鱼,要不就是挑着扁担送公粮的场景,偶尔也有吉祥避邪的动物属相。

大姐的剪纸创作来自生活。她从小就是母亲的好帮手,母亲下地劳动,她就营务那些养鸡喂狗的杂活,还要照看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只要父母回家不给脸色,她就心满意足。直到她有了力气,白天,她和母亲一样干着农田里的活,挣着工分,哪怕是半个工分,她也不嫌弃,她在劳动中理解了父母的不易。稍大点的时候,她就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傍晚收工回家,大姐就学做针线活,她的手就没有清闲过。

我记事的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照明全靠一盏煤油灯。母亲怕浪费煤油,每晚不到伸手不见五指时分,家里的煤油灯是不会点起的。点灯的权掌握在父亲的手上,点灯的火柴也装在父亲的旱烟袋里。那时候,两毛钱一包火柴够奢侈的,很多人家都消费不起,何况又是一次性消耗品,用一根就少一根,不像父亲抽旱烟用的打火石,用完了上山采一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包火柴能用上一年不是稀罕的事情,父亲是不会轻易拿出来的,哪怕是母亲做饭,也得靠打火石擦出的火苗引燃柴火,唯有点煤油灯才划火柴。煤油灯点亮的时候,驱散了黑暗的恐惧,那点微弱的光亮,让全家人充满了生机。父亲要在油灯下读《三国演义》,那是他唯一的爱好;母亲要在油灯下纳鞋底,家里每双脚都等着过年穿新鞋;大姐却等着在油灯下剪窗花。

煤油灯发出光亮的同时,也会拖着一条长长的黑烟尾巴,时间久了,窑壁被烟熏出一圈又一圈的黑印。大姐怕把刚粉刷好的墙面熏黑,正好用画好的剪纸图案放在了灯芯的正上方,黑尾巴熏在了纸上,再用剪刀雕刻出神态不一的剪纸模板。对于自己辛苦换来的成果,大姐格外珍惜,生怕有折损。有的夹在父亲的书里,有的藏在炕席下,村里不少女子向她求借,一来二往,还结下不少闺蜜,过着和读书人一样有趣的童年生活。

一个冬天的功夫,大姐能剪出厚厚的几沓窗花。等到腊月二十七八,窑洞换上新的窗户纸,大姐的剪纸就派上用处。父亲指挥着母亲把窗花贴在了不同的方位,窗户纸上要贴有鸡有鱼的,躺在炕上随时都能产生幸福幻觉;斗柜上要贴有劳动致富的,父亲想让子女懂得劳动光荣的道理;里外的门上要贴刻着属相的,预示着出门平安顺通。大姐心肠好,每年都把多余的窗花多数送给了五保户老人。大姐的窗花笼罩了过年的气氛,窑洞便被渲染得浓郁喜庆,在阳光的照射下,红艳艳的窗花,像燃起的熊熊火焰,谁都忘记了自己的贫寒。

大姐的窗花好比用玻璃聚集起太阳的光束,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可以燃起火来。大姐出嫁了,嫁到离村三十里外的地方,那年她才十五岁。她是骑着毛驴走的,母亲没有陪嫁的物件,拿出厚厚的一叠剪纸模板装进了驴驮里,大姐哭了,她明白母亲的用意。每年腊月,大姐都要回来帮母亲忙年,只是很少在母亲的煤油灯下做剪纸,她怕浪费煤油,她懂得了生活。大姐出嫁后害怕夜晚想念母亲,每到夜幕降临,就点亮油灯剪窗花,让自己变得不再孤单。

馍馍是家乡人过年少不了的吃食。家乡很少种小麦,是因为小麦产量过低,要想吃白面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秋后分粮食,能分到二三十斤小麦也是沾了大户人家的光。小麦储藏在干燥阴冷的下窑瓮里,用绳子扎得半点缝隙都不留,生怕老鼠钻了进去。等到快要过年,父亲就催着母亲磨面,母亲不但不急,更不会用大石磨碾小麦,说是大磨会吃掉面粉,用小磨磨面的事情就落在了大姐的身上。大姐磨出的面粉不多,但分的很细,头道面蒸馍馍,蒸出的馍馍不但数量有限,还没有多少光亮。父亲舍不得吃,分配着每个黑面馍馍,我们姐弟几个咬一口,偷偷放在了各自私密的地方。回头看看父亲的眼神,依稀看见他在偷偷落泪。

大姐的婆家虽远但不缺吃穿,尤其是常吃白面馍馍,就凭这点父亲坚信他的选择没有错。其实,大姐对婚姻的对错是没有能力判断的,她相信父亲的话,是因为她每年能给父亲带来一袋白面,日子都选择在腊月二十。每到这一天,我就早早地坐在窑顶上,视力能辨清五里外人的模样,大姐骑在驴背上,姐夫跟在驴屁股后,手里握着一根带红花的鞭子,不停地在空中挥舞着,发出“啪啪”的响声,像是预告他的到来。大姐到家后就迫不及待地取那袋白面,从驴驮里扛在了父亲面前,父亲乌青的面孔露出微笑。大姐在婆家学了一手蒸馍馍的手艺,用不着和谁商量,三下五除二和起了一大盆的面肥,父亲赶紧挪动身子让出了炕头,他怕耽误面肥的发酵期。

不到太阳落山,大姐发的面肥溢出了缸边,散发出略带酸酸的气味,忍不住贴近脸使劲呼吸一口,满脸的爽气。大姐的手很麻利,揉面,兑碱,捏团,几袋烟的功夫蒸出一大箩的馍馍。她还拿出四五根火柴,捆在一起,蘸点红墨水印在了馍馍上,顶着小红花的白馍馍,馋得人口水直打转。大姐每人发一个馍馍,边给馍馍边说,够吃,管饱吃。父亲嚼着馍馍,没有说话,他心里清楚,有了大姐的贴补,家里的年味更富足,过年就用不着吃黑面(荞面)饺子。

初一早上饺子刚刚吃过,大队部就传来急促的铜锣大鼓响声,一场村民颇为关注的踢鼓、拉花表演开始。在家乡,踢鼓、拉花是从明末就流传下来的一种民俗文化。我看了近半个世纪也没有看懂,能不能算得上非遗,没有做过考究,但家乡人习惯了锣鼓声,图的是热闹。男人踩着鼓点以腿功“踢”为主,称“踢鼓”;女人左手持扇,右手执彩色丝巾,伴随“踢鼓”者舞动的脚步蹲转,称“拉花”,表演的时候分小场、大场。小场有一股一花、一股两花、一股四花及二股二花;大场最多有八对股子,每对股子后随两花,表演起来有跑圈子、摆阵两种样式。既然是民间艺术,表演者也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脸上涂满各色油彩,拉花的女人打扮得分外妖娆,似乎故意撩拨男人的眼球。村里红火得翻了天,眼看着晌午到了,女人们也没有回家做饭的心思。大姐没有出嫁时,思想保守得总是躲在人后,低着头,从人群的缝隙中窥视,生怕引起人的注意,更不会跳进那热闹的场面。

大姐的婆家村子太小,只有两三百人,要想看到这样的表演得跑五六里地,或者等到大年初三表演队伍进村演出才能看到。大姐出嫁后迷上了戏,她或许能从戏文中领略到文化的魅力,至于踢鼓、拉花这种没有说唱词的演出,大姐似乎更适合观看,只要哪里有演出,哪里就有她的影子,难以控制的内心的欢乐就像不断的水流一样奔放出来。其实大姐的举动证明她是有追求的,她要做自己灵魂的摆渡人。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心中的目标而努力,或许在努力的过程中会陷入迷茫,即使前路不可预知,也要握紧手中的信念。手中的光芒,足以刺破最浓重的黑暗和绝望。大姐和命运抗争了大半辈子,因为她相信父亲那句话:贫穷是不需要计划的,计划不到才受穷。她用双手捧出了希望,过上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大姐懂得了感恩,她想到了回报社会。

大姐没有什么给与别人的,她的爱心就体现在两只手。过年的脚步越近,大姐就越发清闲不起来,村里请她帮衬蒸馍馍、炸麻叶的排起了长队。大姐蒸馍馍遵循着酵头发面、口碱和面的老传统,无论方式还是手法,都能让人回味起家的味道,她制作面食的技术很少有人比得上。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馍馍”是老辈人留下的习俗,但如今早被那条长队打破。没有等到二十九那天,一大缸的馍馍,一大缸的麻叶,已经摆在了家家户户湿冷的厢窑,那可是家里的“脸面”。因为,馒头和麻叶要摆上供桌,就等着有人串门拜年时,对着雪白的馍馍和鲜红的麻叶“品头论足”。

蒸馍馍逐步演变成“挣面子”,谁家的馒头蒸得大、蒸得好,谁家就会在新年里蒸蒸日上,有个好彩头。虽然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家里用大锅蒸馒头的情景,脱贫攻坚让家乡人的脚底也抹了油,但人们讨吉利的习俗依旧未变,大姐不自觉地活在了村民的声声念叨中。

大姐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她不想辜负生命,走自己的路,看自己的景,年轻时咽在肚子里的苦涩,现在才品尝到醇香。大姐这才明白,人这辈子是要有追求的,活得纯粹、活得自然,求得一个心安,被人尊重,让自己高兴才是真格的。

心态决定苦与乐。信息时代把很多年轻人赶进了城市,无论城市里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角落,都要尝试那份被冷落的气息,只要贴上城市的标签,宁可被冷漠,也不愿意去解释,家乡变得冷清起来。大姐也有条件进城,她不想让自己浮躁,依然和姐夫厮守在两间窑洞里,过得越简单,生活才越宁静,她在生活中寻找快乐。

过年了,村里的锣鼓依旧敲响,只不过少了往日的喧闹,大姐走进了拉花队伍,扭动起了舞姿,也不知道谁给她的勇气,执著的追求难以销蚀,让心自由飞翔……

插图/作者提供

作家简介 

赵继平,山西朔州人,现南京工作,用写作反思人生,让作品愉悦自己。在部队工作十八年,先后在《解放军报》《战友报》《河北日报》《内蒙古日报》等发表若干稿件。部队转业后到省级机关部门工作,边工作边思考,完成数十篇的理论文章,先后在江苏省委《群众》杂志、《中国环境监察》杂志发表,部分文学作品在《中国环境报》《羊城晚报》《南京日报》等媒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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