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贵宾潘毓刚
一次一位老朋友、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和侨领，给我讲了一段令我忍俊不禁却又感叹不已的趣事：一天下午他作为受邀贵宾，前往参加一个隆重的集会活动，说是“隆重”，但毕竟不是与国家领导人会见，因此他并未专门换上礼服，依旧身着一套自己爱穿的布料中山装，脚穿一双布鞋，而来接他的司机却是西服笔挺，领带鲜艳。到了会场下车后，他毫不在意地走到门口，向接待员展示了邀请函，司机紧随其后。接待员一见邀请函上他的大名，立即将他们二人领到贵宾休息室，转身向站在后面那位一身西装的司机说：“P教授请进！”搞得司机一头雾水，赶忙对接待员解释说：“你们别搞错了，这位先生才是P教授，我是专门负责接送他的司机。”一句话让接待员满脸尴尬，连连向P教授道歉。老朋友笑着和我讲完这次亲临其境的故事后，意味深长地说：“这就是中国传统：只重衣衫不重人！”
这位P教授就是在波士顿以及全美华人中十分有名的潘毓刚教授，他是国际著名的量子化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波士顿学院化学系终身教授。1986年潘毓刚连续两届担任全美华人协会总会主席职务（首届主席为杨振宁），长达四年之久；1994年他获得全美华人杰出成就奖，获此殊荣者只有他与著名的物理学家袁家骝和吴健雄共三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中国大陆赴美留学的人数还是少而又少，而众多留学生最渴望朝觐的圣地，是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的波士顿。波士顿被誉为“美国雅典”，是因为在波士顿大都会区拥有超过百所大学，成为美国最古老、最有文化价值的城市之一，在波士顿外围更有几所美国的著名大学。其中有五所综合性大学被称为“波士顿五大名校”，分别是：哈佛大学(HARVARD)、麻省理工学院(MIT)、塔夫茨大学(TUFTS)、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这五所实行精英教育的私立顶级名校，常年在美国大学综合排名中名列前茅。
早年初到波士顿而又两眼一抹黑的中国留学生，多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恐惧的心理。当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不仅人数少，而且多为有赖自身拼搏而走出国门者，往往囊中羞涩，到达异国他乡又举目无亲，连第一夜的住宿地都成了空中楼阁。不过考取公费留学去波士顿的学生或学者，到我驻华使馆报到时，使馆教育处有关官员会给他一个画龙点睛的指点：你不妨先到波士顿学院找潘毓刚教授，他的家就是当地的“留学生之家”，会给你一个临时安身之所。虽然当年我的留学地不在波士顿，但也曾受到过使馆教育处的关爱，甚至在一次生病时，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教育处，处长还特地给我来电询问病情。这种关爱之情，今天大概已成为“白云千载空悠悠”的美谈了。
被称为“留学生之家”的主人，家里有两个空置不用的房间，是专为初来乍到的中国留学生准备的。“留学生之家”的主人自然是潘毓刚，但还不能不提到潘太太王淑江。倘无她的全力支持和操劳，试想随时会有面目生疏的中国不速之客闯进家门，在自己家里免费居住并予以白吃供餐服务，哪个女主人能够允许和承受？因此每当我想起慈眉善目的好客男主人，就总会想起躲在他身后默默付出的女主人身影。
与潘毓刚夫妇结识并成至交，又不得不再次追溯《科技导报》的往事，他对《导报》在中国复刊功莫大焉。从1984年夏开启的《导报》复刊工作，由于无法与美方编委取得联系，使本来就好事多磨的筹备工作更难以推进。就在我感到为难之际，清华老校长、科技导报社社长刘达来电告诉我：美国的重要编委潘毓刚教授来到北京，嘱我安排当晚和他一起宴请潘教授。初见潘毓刚，一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模样，看“面相”就感到是个好人。在宴席中我侧耳细听刘达与潘毓刚的交谈，刘达恳切地请他支持和帮助《导报》复刊，并作为《导报》在美国的总联络人。潘毓刚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但提出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钱宁必须与《导报》脱钩，她的口碑太坏，有了她谁都不来。我听了他的意见深有同感，更觉得这是一位热忱公正、心直口快的学者、侨领，使我有一见如故之感。
从此潘毓刚就成了《导报》和作为导报社总干事的我在美国的支柱，我们之间也开始了频繁联系。由于电讯联系手段的落后，一般只限于信函往来，我只能在万不得已时才跑到西单电话局去给潘毓刚打国际长途，好在他经常受邀来京参加活动，每次我们都会单独见面交流和畅谈。
1985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因一夜牙疼，天未亮就骑车到北京口腔医院排队挂号。这天运气不错，我很幸运地挂上了老大夫宋世卿的号。等挨到我就诊时，宋世卿叫我在牙科椅上坐下，他一边用牙科器械为我诊治，一边与我拉着家常。他不经意地问我：“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我现在正在做一本杂志。”“什么杂志？”“《科技导报》。”
“《科技导报》？你是做《科技导报》的？”宋世卿的治疗停了下来，惊讶地望着我。
“谢谢宋大夫的点评，我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潘教授的。”
听说我工作特忙，凭借《导报》的“后门”，从这一天开始，宋世卿就把我安排为“特殊”病人。每次就诊再也不必到窗口排队挂号，而是径直走进诊室，在他耳边悄声一说，他立即给我一张“加号”的纸条，就万事大吉了。宋世卿医术很高，他为我镶的牙，并没有采用什么昂贵的材料，却是十分坚固耐用。在到龄退休之后，宋世卿被院方返聘，继续在他的诊室治病，也依然赋予我“高干待遇”，我们这种医患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友谊，一直保持到老大夫去世。在他生病期间，我曾去探望过他，还为他送去一些我的著述。当我们共同回忆起《导报》为我们结缘的往事时，都不禁十分感慨。
感情之深并非体现于嘘寒问暖，珍贵的是彼此的深刻理解；友谊之重亦非表露在称兄道弟，难得的是朋友间真诚信任。在《导报》任职期间，我有两次赴美联络《导报》编委以及组稿的机会。第一次我是单枪匹马走美国，到达波士顿时入住潘毓刚家，受到他和首度见面的他夫人王淑江的热情接待和照顾。在潘毓刚悉心安排下，我与波士顿的华人学者进行了座谈和约稿，同时他又为我联络上纽约的两位《导报》主要创办人聂华桐、袁旂，从而使我顺利地见到他们，并拜访了著名美籍华人数学家王浩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住在潘毓刚家的那几天里，每晚我都与他促膝长谈，有时潘太太也加入进来。夜夜长谈都使我受益匪浅，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985年3月我随导报社代表团出访美国时，因潘毓刚之邀没有与其他人下榻宾馆，而是依旧入住他家。在夜间披肝沥胆的谈话中，我向他披露了复刊大事已成，自己准备离开导报社的想法。他静静地听着我的倾诉，沉思了一会儿，深情地对我说：“老谢，我很明白你的处境，但你不能走！《导报》需要你，我们也需要你。”他列举理由耐心地对我做说服工作，并且给我指出了一条两全其美的路：希望我按科协领导的安排，继续在导报社任职并且常驻美国，常驻之地就在波士顿他的家里，除完成《导报》组稿任务外，同时协助他为全美华人协会做组织联络工作。他同时承诺将我爱人也一起迁移美国，并在波士顿给她找一份工作。潘毓刚的真诚、真挚、真心，着实感动了我，望着他期待的眼光，我默默地点了点头。然而回国以后，面对不愿看到的现实，我还是决意走了，辜负了潘毓刚的一番说服，一片好心。
在我离开导报社后，我与潘毓刚之间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而每到中国，潘毓刚也总会给我来电相约见面。由于创办《导报》，尽管我依然坚守在室主任的岗位，但却被颐指气使的所长免职，并取消了我的职称升级评定资格。“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我毅然辞职离所，立即有两个单位前来求聘：一是机械工业部直属的机电研究所，一是国家经委属下的中国经济出版社。正当我对今后去向犹豫不决之际，我的“救星”潘毓刚来到北京。他恳切直率地对我说：“老谢，你已经年过不惑，搞研究出成果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凭你的工作和活动能力，不应再圈在一个小天地，应该到大世界去闯荡。”一句话胜过苏东坡“三化琴操”，我欣然领悟，大胆地跳进了陌生的书海。
1986年 7月的一天，正在绍兴老家的我听说潘毓刚到了上海，就以绍兴市政府名义邀他过来看一看，他欣然同意并按约定时间一早就从上海启程，但早就等在绍兴饭店的我和负责接待的徐文成副市长，却一直不见他的身影。后来接到他从杭州打来电话，说是半道上被杭州市政府“绑架”了，杭州方面希望他在杭停留一天，最后在他的坚持下最终还是被送到绍兴。
当我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任职后，潘毓刚受我之聘欣然答应担任出版公司的首席海外顾问，为此他在与聂华桐、吴京生、李天和等其他三位著名美籍华人教授访华时，专门安排了一个上午对我公司访问的日程，我知道这是他特地来为我鼓气和争光的。由于他们的到来，惊动了黄华、程思远等国家领导人，也使他们极罕见地同时踏入我们公司的小院。潘毓刚一行的日程排得很满，访问进行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顾不上吃，就匆匆地离开了。后来他在又一次来北京与我见面时，给我送来一个十分诱人的礼物以尽海外顾问的责任，即把他的至交、台湾名人李敖介绍给我，李敖同意将其出版物在大陆版权授予我所用。李敖的作品对出版社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想到难以获准在大陆出版，只好十分惋惜地放弃了。
随后有两次我去美国时，特地安排了波士顿之行，照例住在潘毓刚家，向他倾吐心事和听取他的教诲。我与潘毓刚之间的情谊已经深入到“家”，有事需要对方帮忙时彼此都义不容辞。1994年夏潘毓刚来京时，恰好我的准女婿即将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之际，急需对毕业后的求职去向做出决定。潘毓刚听说后特地抽时间与我女婿见面，对他作了中肯切实的指导，从而帮助他作出了最终决定。
一天我突然接到潘毓刚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告诉了我一个令我震惊悲痛的消息：他们夫妇最钟爱而且十分聪慧的大女儿，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意外死亡。突发事件使潘毓刚悲痛之至，而潘太太更是无法承受这一天大打击，放弃了工作甚至不能过正常生活。“老谢，我和这里的朋友们已尽最大努力对淑江做工作，要她想开想通，不能以自己健康做代价，但效果并不大。淑江对你印象一向很好，也与你谈得来，我想请你来美国时一定到我家来住几天，帮我对她做做工作。”友谊之重莫过于对朋友的信赖，潘毓刚的重托令我感动。事有凑巧，不久我就有了一次去美国的机会，遂顺便到了波士顿，与潘毓刚一起，对一直沉溺于悲痛之中的王淑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安慰和开导。
毕竟相距太远，工作性质不同，尤其是潘毓刚从波士顿搬迁去了他地，而我在退休后也搬了家。在没有电脑、手机并且不断变更住址电话的年代里，我与不少好朋友遗憾地失去了联系，其中就有“留学生之家”主人潘毓刚。然而大概从潘毓刚挚友、美籍华人著名学者谢定裕那里获悉，潘毓刚已落户在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恰好与我女儿、女婿住在同一个州。2001年后某一天，在与潘毓刚取得联系后，婿女曾驱车代我去看望了潘毓刚、王淑江夫妇，受到他们的热情招待。
后来无意中得知潘毓刚于2001年在波士顿学院化学系带完最后一名博士生，就来到中国授课，而且正在上海大学做客座教授。于是我在南下返乡之际，特地在上海下车，请在沪创业的小老乡封少壮驱车前往会晤。当看到一向精神焕发、步履稳健的他，已经略显老态，未免有岁月不饶人之伤感。相识二十余年，我们都到了衰年，变老乃是自然规律。不过看到潘毓刚仍然晚霞似火，涛声依旧，身兼中国二三十所大学的名誉、客座教授，不辞辛劳地走南闯北，为年青一代传授科技知识的火种，实在令我敬佩。
尽管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潘毓刚给我留下一个邮箱号，但几次发去邮件均被退回，说明此号有误，我也别无良策了。生于1937年的潘毓刚踏入耄耋之年的门槛为时不长，我想他一定还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尽春蚕吐丝之力。不过对于今天的学校乱象，或许又会引起他一番慷慨激昂的议论批评。
“天若有情天亦老”，我与潘毓刚都在年复一年地老去，人生繁华也早化为风烛残年。“月如无恨月长圆”，我们的深情厚谊却不会因失去联系而褪色，尽管他是一位名人而我只是一介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