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揭秘：鏖战河阳 之（三）唐肃宗的权术
唐肃宗建陵
乾元二年（759年）四五月份的时候，在洛阳行营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被召回京师。
郭子仪的去留，军中早已是“朋肆流议”，到了这一天真正到来时，还是激起了不小的骚动。临行那天，大批军人挡住了郭子仪一行的去路。将士们痛哭流泣，围住长安来的中使，请求留下郭子仪。眼看局面要失控，郭子仪既尴尬又无奈，只能说谎：“我饯中使耳，未行也。”将士们将信将疑，但还是让开一条通路。郭子仪与中使一行鱼贯而过，绝尘而去。
李光弼的任命延宕到七月份才下达。在此之前，李光弼想借皇室亲贤服众，向朝廷提出愿以一亲王为帅，自己为副。这一要求显然有悖于肃宗的初衷，但必须要考虑。于是，唐室便以赵王李系为元帅，不出京师；李光弼为副元帅，知节度行营事。世事无常，李光弼提出的这一本来很合理的要求，居然为其以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任命李光弼的制书中写道：
司空兼侍中郑国公光弼，器识宏远，志怀沈毅。蕴孙吴之略，有文武之材。往属艰难，备彰忠勇。协风云而经始，保宗社於阽危。由是出备长城，入扶大厦，茂功悬於日月，嘉绩被於岩廊。属残寇犹虞，总戎有命，用择唯贤之佐，式宏建亲之典，必能缉宁邦国，协赞天人，誓於丹浦之师，剿彼绿林之盗。载明朝奖，爰藉旧勋。宜副《出车》之命，仍践分麾之宠，为天下兵马元帅赵王系之副，知节度行营事。——《唐大诏令集 李光弼副知行营事制》
可以看出李光弼已经卸任河东节度使，仅保留司空兼侍中的京衔，新的职务是天下兵马副元帅，知节度行营事。这里的节度行营就是设在洛阳的朔方节度行营。所谓行营，是节镇部队出辖区征战时所设的临时营地。行营设有行营节度使（亦称节度行营），负责统领行营内的部队。一般情况下，如果节度使亲自领军征战，行营节度自然由节度使充当。如果节度使不亲自领军，或行营由多支来自不同节镇的部队组成，行营节度使就应当专门指定。比如李嗣业，是以安西节度副使身份充任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统管参加平叛的安西、北庭两镇兵马。就两者关系而言，将节度使辖下部队的作战指挥权削离出来，设立专使来行使，这个专使就是行营节度使。与节度使相比，行营节度使是专为遂行作战任务而设，事解辄罢，兵归于节镇，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从现有史料来看，行营节度使这一职务的大范围使用是从至德年代开始的，显然其专利属于肃宗皇帝。
搞清了行营节度使和节度使的关系与区别，再回到这份制书上。从字面上理解，李光弼是以天下兵马副元帅身份兼任朔方行营节度使，似乎并没有取代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而史籍记载却并非如此。在颜真卿撰文的《大唐太尉兼侍中临淮武穆王赠太保李公神道碑》中，明确提到李光弼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
是年（乾元二年）夏五月除范阳节度使，寻代汾阳王为朔方节度使。秋八月充天下兵马副元帅。
李光弼神道碑
“两唐书 ”《李光弼传》也有同样记载：
加光弼太尉、兼中书令，代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兵马副元帅，以东师委之。——《旧唐书 李光弼传》
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知诸道节度行营事。又代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未几,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新唐书 李光弼传》
而有关的官方文件并不支持上述说法。其中一份是发布于乾元二年十二月的《授李光弼太尉中书令制》：
司空兼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河北节度支度营田经略等使副元帅知诸道节度行营上柱国郑国公光弼，器格沈正，襟灵邃远，感风云之密契，蕴纵横之大才。成经纶之功，足以静乱；怀忠孝之道，故能匡国。……不有殊奖，宁彰厥德。是以载畴嘉绩，俾允具瞻，宜进上台之秩，仍兼右弼之宠。可太尉兼中书令。
制书中所罗列李光弼的职务中根本没有朔方节度使一职。另外，与四月份的《李光弼副知行营事制》相比，这道制书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李光弼的职务中多了一系列使职——幽州大都督府长史河北节度支度营田经略等使，即范阳节度使（或河北节度使）。这一系列职务是八月二十九日壬戌授予的：
（八月）壬戌．以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等使。——《资治通鉴 唐纪三十七》
幽州长史、河北节度使职务在当时只是肃宗开给李光弼的空头支票。因为整个河北都被史思明占着，李光弼根本不可能去幽州（今北京）任职。
其二，制书中用了“知诸道节度行营”的措辞，与此前制书中“知节度行营事”稍有差异，其原因应当是此时已经大军云集，战区内有多个来自不同节镇的行营，而李光弼职权也扩大为统管包括朔方行营在内的战区内所有行营。
另一份发布于上元元年（760年，该年四月前为乾元三年，之后改元上元）九月的诏书——《命郭子仪充诸道兵马都统诏》中罗列了郭子仪的职务：
司徒兼中书令朔方鄜坊邠宁等节度使代国公子仪
很明显，这一时期郭子仪不但仍旧是朔方节度使，还兼领鄜坊、邠宁二节度。郭子仪兼领二节度事在《旧唐书 肃宗本纪》中有记载：
（乾元三年春正月）戊子，以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兼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
《唐大诏令集》中列有这次职务变动的制书条目——《郭子仪兼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制》【正文阙】
《李光弼副知行营事制》《授李光弼太尉中书令制》与《命郭子仪充诸道兵马都统诏》可以相互印证。作为最为原始、可靠的官方文件，其可信度当然要高于墓志或史书上的记载。就这一记载来说，“两唐书”应当是沿用了颜真卿“神道碑文”的说法。而颜真卿虽然与李光弼同时代，但作为决策圈外围的文官，也有可能搞不清楚行营节度与节度使微妙的区别。
所以可以断言，李光弼与郭子仪职务交接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郭子仪交出朔方行营部队指挥权，保留朔方节度使职务。李光弼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兼朔方行营节度使，同时被免去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改任有名无实的河北节度使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
李光弼空出的河东节度使兼北都留守职位由兵部尚书、潞州大都督府长史、潞沁节度使王思礼兼任。王思礼属于最早于灵武追随肃宗的将领，史书中对他的评价是“长于支计，短于用兵，然立法严整，士卒不敢犯，时议称之。”王思礼打仗虽然一般，但忠诚度久经考验、驭军严整、长于后勤。把河东交给他，朝廷放心。
经过一系列审慎巧妙的运作，肃宗将实力不断膨胀的朔方军的首领郭子仪调回京师，解除了他的指挥权，让其作为朔方军的精神领袖在形势需要时再发挥作用。将战场指挥权赋予河东的实力派将领李光弼，同时将其从河东节度任上调离，防止其借机扩充自身实力。用忠诚可靠的王思礼控制战略要地河东，进一步强化了对河东的控制。这样，各个山头的势力在乾元二年年中这段战略空档期再次达到了平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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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宋 司马光等 《资治通鉴》
[2]五代 刘昫等 《旧唐书》
[3]宋 司马光等 《新唐书》
[4]唐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
[5]宋 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
[6]唐 杜佑 《通典》
[7]宋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
[8]吴廷燮 《唐方镇年表》
[9]清 董诰等 《全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