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天地】读解萨义德《东方学》的遗留问题
读解萨义德:《东方学》的遗留问题
翟 晶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后殖民理论建设的里程碑,它的出版令后殖民理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由于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一方面试图破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基础,一方面又不断提出新的二元论,体现出了一定的矛盾性,使得后人在建设后殖民理论的过程中,首先要从读解并超越《东方学》开始,霍米·巴巴也是如此,在《文化的方位》这本书中,他曾多次对《东方学)进行了读解。
在论及殖民话语中的原型问题时,①霍米·巴巴认为,“原型”是一种再现模式,它是殖民统治的权力工具,这个工具通过再现种族、文化、历史等差异,将被殖民者解析成一个堕落的类型,从而确立起殖民主体双方的不同位置,为殖民统治提供了合法性。简而言之,原型知识的生为权力关系奠定了基础。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权力话语,在殖民历史中,它通过“自我/他者”的二元论建构将西方与非西方对立起来,构成了种族、文化、政治、地理、历史等各方面都有着本质性的差异的两个不同世界,西方代表着文明、进步、高尚，非西方则是野蛮、退化、堕落。这种关系,是通过文本的不断重复而制造出来的,体现在历史文献、游记、小说、诗歌、寓言、新闻报导、学术论文、政治时评等各类文本中。虽然随着时代的不同,东方学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它是有着很强的稳定性的,将非西方世界建构成一个具有“永久性同时代感”的整体——西方的“他者”。这样建构的效果有二：一是建立起了西方对非西方进行统治的合法性；二是为西方提供了一个对立面，使得西方人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萨义德说：“它们(东方学话语)使用的时态是无时间的永恒态；它们给人的印象是重复和力量；它们总是与欧洲的同类物相对称，然而却处于绝对的劣势。在对所有这些功能进行描述时,经常只需使用一个简单的系词：是。”②
为了解决稳定的东方学话语和历时性的变化之间的矛盾关系,萨义德提出了一对极富原创性的概念“隐伏的东方学/显在的东方学”。他认为所谓“隐伏的东方学”,是一种无意识的确信,这种确信保证了东方学话语的稳定性,尽管经过历时的流变,却保证其基本制度与框架不变；“显在的东方学,就是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等的明确陈述,在这层面上,体现出了东方学话语的历时变化,而它也保证了东方学话语能够适应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③
正是在这一点上,霍米·巴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殖民权力实施的过程中,被殖民主体所充当的角色有二：一是充当了西方的“他者”，是作为可见的社会现实而存在,它一方面提供知识，另一方面又提供想象空间。正因为如此,它在东方学话语中构成了想象的“本质”和历时性变迁之间的矛盾，萨义德用“隐伏的/显在的”这一对概念来解决这一矛盾,虽然能够比较好地将二者融汇为一个整体,却不免造成了一些问题。因为萨义德对于东方学话语的解读是以福柯的权力/知识概念为基础的,但是,在福柯的理解中，并不存在简单对称的二元论，相反,福柯对于权力/知识之关系的理解,是多维度,去中心的。
在《性经验史》中,福柯曾经明确地对权力问题进行过总结,他指出:权力内在干其他形式关系,在各种不均等的、差异化的运作中被生产出来,而它有运作过程中,也有着直接的生产性:权力关系的基础，绝对不是上/下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渗透在社会生活细节的多样关系中的，其力量关系又受这些细节具体运作的影响。权力的运作是一个网络,对权力的抵制也包含在其中，因为它正是权力之存在的基础，有时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可逆的,从而造成了反叛的可能。因此,我们无法对权力进行简单的认识，而是必须对这个复杂的关系进行具体体分析。④ 很显然在福柯的观念中,权力/知识并非对称的概念，而是对复杂多变关系的呈现,权力双方都处于同一个关系网中,谁也不拥有绝对的主导权,谁也不能逃脱这个关系网的影响。而萨义德用“隐伏的/显在的”这个二元对立的统一体来呈现东方学话语，将殖民主体分割成了截然对立的自我（殖民者、东方学家）/他者(被殖民民者）/两个部分，后者完全落在东方学的再现之中,前者逍遥其外,构成控制/被控制的二元论关系，这就大刀阔斧地砍去了福柯权力/知识关系的最重要特征：其作为具体而微、可变可逆、多维度、去中心的功能性存在的特征。⑤ 尽管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反复强调要破解西方中心主义賴以存在的二元论，但在他的论述中,却不断滋生着各种二元论,将原本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⑥
萨义德已经认识到,“东方”的形象,是通过各种文本被建构起来的,它并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东方”在文本中的模式化再现:“从此(各种文本的)资料库中压缩过滤出了少量典型的模式：旅行,历史,寓言,原型,有争议的接触。这些模式构成一组镜片,东方正是通过这些镜片而被感知……”⑦ 正是在这些模式的基础上,东方学话语为殖民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借助这些“镜片”,东方不是作为现实的、陌生的东方而被感知，而是在一个先存的概架里被观看、分析，“异国的、遥远的东西,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总是希望能降低而不是增加其新异性……一个新的中介类型出现了,这一类型使人们将新事物,第一次看见的事物,视为以前认识的事物的变体”。这种新的中介类型,就是原型,它“是一种防止人们对已经形成的看法提出质疑和挑战的方式”。由于有了原型的存在，东方对于西方来说,就成了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东西,因此,西方对东方的感情是矛盾的，“东方就在西方对熟悉的东西的轻蔑和对新异的东西既兴奋又害怕——或者说恐惧——这两种状态之间摇摆不定”⑧
霍米·巴巴认为,萨义德虽然已经认识到原型的存在及其在西方对东方的认知方面所造成的矛盾情感，但他对此问题的认识仍然十分平面化，未能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以说明这种矛盾情感是从何而来,将产生何种作用。因此,在《东方学》的余文中。萨义德仅仅是以一种多少带有二元论、决定论色彩的方式,展开了东方学话语的历史,这种历史必然是简单化的,它无法处理殖民关系中复杂多变的层面。
爱德华·萨义德止步之处，正是霍米·巴巴分析的起点。
编者注:本文选自翟晶《边缘世界——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出版
注释：
①“原型”是殖民统治的基础,也是解请殖民话语的出发点,包括萨义德和霍米·巴在内的许都后殖民理论家都是从分析原型问题开进行后殖民理论建设的。
②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2-93页，着重号是萨义德加的。
③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2页。
④ 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版，第61-62页
⑤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用大量篇幅探讨了“陈述”作为功能性、策略性的存在，并且要在其他陈述的网络中进行具体解读的特征，就从理论上说明了这个问题。见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
⑥ Homi K.Bhabha,“The Other Question”,in The Location of Culture,Routledge(London/New York),1994.pp.71-72
⑦⑧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73-74页。
编辑：zhutoumeir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