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梁晓声：漂泊半生、背井离乡，这是我和我的命
作者 / 荠麦青青
主编 / 周小九
十点视频原创
“你们能把独处当成享受吗 ？”
“你们真的不觉得这个时代太喧嚣了吗？喧嚣到我们无处可逃。”
从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不断地迁移，辗转，从故乡到他乡，从一个公司到另一家单位，不停地搬家，包括爱过的人，仿佛转瞬间也消失在茫茫的人海……
我们身处的时代越来越像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巨轮，在颠簸中不断发出轰鸣，当个体的声音也随之变成嘈杂一片时，命运的漂泊感尤为强烈。
对于梁晓声而言，对抗这种漂泊感和失落感的始终是他为之“献祭”的文学。
1968年，高中毕业的梁晓声，正赶上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与40万知识青年一起，成为黑龙江的一名战士。
从19岁，到26岁，他人生中最宝贵的7年青春，都献给了“北大荒”——这块一望无际、荒凉贫瘠的土地给予了梁晓声最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种麦割麦、赶牛养马、修电线、砸石头、边境巡逻”，让他，连同他的兵团战友们，那些此前还未彻底剪断与家庭的精神“脐带”的年轻人，仿佛一间之间被环境逼迫着长大。
那时的他们都正值长身体的年纪，却经常食不果腹，但饿着肚子也得超负荷劳动，这种淬炼不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让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梁晓声曾从兵团下放到连队去抬木头，巨木的重量让当时瘦弱不堪的他根本无力承受，无法坚持下去的时候，他就给负责此事的干事写信，干事赶了四五天的路去给他鼓励。
这样不期然的温暖也成为他青春里难以忘怀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梁晓声发表了知青题材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真实再现了那段特殊时期的历史：
在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中，千百万青年曾怀着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从内陆奔赴边疆，将他们的热血与青春抛洒在异乡的土地上，完成了生命中最沉重也是最悲壮的一次迁徙和精神涅槃，最后也带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怆痛重返城市。
中国当代作家王蒙认为：
“《今夜有暴风雪》写出了知青的命运、悲喜、热情与血泪。它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就在于它为这些知青树了一块碑。”
这部小说与他创作的另外两部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一起，构成了知青题材小说“三部曲”，开创了“知青文学”的先河，梁晓声也成了“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
但多年后，当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被渲染成充满玫瑰色的浪漫和诗意时，梁晓声觉得应该廓清迷雾，不应美化人间的苦难与历史的悲剧，因此在知青文学领域“封笔”15年后，他写成了长篇小说《知青》。
在他的眼里，这群“在该读书时没书读，该结婚时没房子，该生育时没指标，在找工作时没文凭，在谋发展时没实力”的所谓“知识青年”，其实是被大潮席卷而被动地将自己的人生抛掷的一群人。
在梁晓声看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想的时代，而是幸福指数最低的时代，就是我们国家的一段最痛苦的记忆。”
因此，对历史的尊重，对现实的尊重，是梁晓声作品一以贯之的基调。
于是，他将文学的笔触深入到最广大的民间，因为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生老病死，构成了这个社会最真实的生态。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梁晓声写过一篇文章，叫《扫描中国女性》，在文章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有上苍的话，我似乎觉得上苍有时在窥注民间的时候，看哪个家庭确实需要帮扶，就派到哪个家庭一颗责任种子，然后长大了成为姐姐，他成为姐姐成为哥哥之后，他就对那个家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父母离不开的帮手。”
这种对家庭的责任感，伴随着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出现在梁晓声的小说中，在最近出版的《我和我的命》中，女主人公身上也担承了这一无法彻底摆脱原生家庭羁绊的宿命感。
《我和我的命》中的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偏僻的山区，因为是女孩被父母抛弃，结果误打误撞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收养。
后来，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再一次失去家的“我”又面临亲姐姐、姐夫接二连三地亲情“绑架”，于是，“我”从大学退学，到深圳去谋生。
“我”在深圳收获了友情，找到了爱情，然而原生家庭的亲情“胁迫”却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对她提出各种要求，她固然也愤怒无奈，却不能无动于衷。
无法割断的血脉连接带来的责任感让“我”承担起了重任，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也成为了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小说中的几个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她们的成长过程尽管历尽曲折，但都展现出了女性的强韧与尊严的力量。
在书中，梁晓声认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
这三者相互作用与影响，最后构成了一个人的命运最终走向。
尽管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始终认为命运有它不可违逆的一面，人类对它所持的态度是应有的顺应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改造，因此他从不喜欢用“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样的话来教育孩子。
但梁晓声也推崇人的奋斗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我和我的命》中的主人公如此，包括梁晓声本人更是这样。
当年，梁晓声因为在兵团坚持写作，并创作出小说《向导》，被推荐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从而正式走上创作之路。后来他的散文《慈母情深》被写进了教材，而《父亲》更是感动了几代人，影响巨大。
现在年逾七旬的梁晓声，仍笔耕不辍。迄今为止1000多万字的创作量，让他成为当代作家中少有人能比肩的高产作家。
2019年，在《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72岁的梁晓声又用《我和我的命》为新时代献礼。
在这部3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他不仅写出了力透纸背的世道人心，也写出了生而为人无法推卸的责任所系，更写出了在残酷的命运之外那些温暖与平凡的美好。
“作为中国文坛的作家，梁晓声一直被当作是平民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人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着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抗。”
从回城知青、下岗工人，到进城农民、贫寒子弟，很多平凡的小人物都是他关注的对象，这些人不是时代的领军人物，也不是社会的精英，但他们身上背负的命运就是我们民族在艰难行进中的命运。
他们经历的苦难就是我们国家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的苦难，他们的挣扎与奋斗也是一代又一代人不甘沉沦，有所追求的写照。
但梁晓声从来不觉得平凡就是平庸的，在那些最寻常的人物身上，他总是能看到他们的闪光之处：
“片警、快递小哥、出租司机，我们能够举出许多人从事的平凡的工作，但是他们在平凡中把那份工作做的很好，甚至就是在小城里街头巷尾的一个老门面的一个面点师傅，他做了几十年，他也可以做的很好，很受人尊敬，一个老的理发师，你都不能认为他是平庸的。”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工作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在他看来，就是平凡而可敬的。
尽管早已著述等身，但梁晓声对文学仍怀有敬畏之心。对于自己所出之书，他的看法清醒而通透：“是有影响的，但不是畅销的书。
我是可以写出畅销书的，我写了这么长时间，太知道加入什么元素、怎么操作就会畅销了，但我不愿意这么干。”
一个人活得始终像他自己，才不至于活到一把年纪，已面目全非。
就像他在《我和我的命》的结尾写的那样：
“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但如今，一个人活得“自得其乐”太难了。
众声攘攘、喧嚣异常的时代沸腾着巨大的泡沫，人们好像只有融汇其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但梁晓声认为，在这个时代，一定要学会一种本事，能够独处，享受独处。
一个不能独处，总在人群中找存在感，总在对物质和利益的追逐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人，不可能拥有丰盈而充实的灵魂。
梁晓声记得当年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时，有一次在小饭馆吃饭，不经意间看到桌子底下有半本书，于是他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连饭也顾不上吃了，硬是爬到桌子底下把书拿出来，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津津有味地读。
在很多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在所有人都酣然入梦时，他却靠着读书度过了北大荒7年漫长而枯燥的岁月。
现在的梁晓声仍然把书籍和文学当做是对精神的最大救赎：
“我要逃到书里去。你们可能要从手机的控制中逃出来，我们说有一个安置灵魂的地方，灵魂是喜欢独处而不喜欢热闹和喧嚣的。
因此你如果要像爱护自己的实在的心脏一样，去爱护自己的灵魂，如果我们真的爱护它，就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光。”
这些独处的时光，不属于觥筹交错的酬酢往来，不属于万事纷披的扰嚷浮躁，它只属于你，让你能在众人杂沓的脚步中，笃定自己要走的路径；让你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世相中，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因为疫情，今年的春节很多人都滞留外地，无法回家，“直将异乡做故乡”的人，又将度过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梁晓声提到了好几回父亲，多年前，因为不是每年都能回家探亲，所以父亲经常要一个人在外地过春节：
“他为我和弟弟们织毛坎肩、毛围脖，那个毛线是从工地上捡的老保手套，那一拆开不是线嘛，然后洗干净接起来，老父亲劈竹子自己磨针，学着织毛衣。”
多年过去了，他会偶尔想起父亲在万里之遥的四川一个人过春节，然后将一针一线织好的毛衣寄给远在哈尔滨的孩子们，就像他也曾经在北大荒和上海一个人过春节，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浑然忘记了寂寞和无聊的滋味。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蓝色星球上孤独的孩子，有时会被命运的风吹来吹去，漂泊无定，我们越来越回不去家了，也越来越找不到家了。
但一个人于茫茫的世间，总要找到一处承载她灵魂的所在，无论是安顿肉身的蜗居，还是寄放精神的圣殿；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故土，还是心灵意义上的家园，才能让流浪的脚步有栖居之地。
何以为家？何以为人？生命的所有皈依，也许最终不过是：此心归处是吾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