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梁晓声:漂泊半生、背井离乡,这是我和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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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井离乡的人”

作者 / 荠麦青青

主编 / 周小九

十点视频原创

“你们能把独处当成享受吗 ?”

“你们真的不觉得这个时代太喧嚣了吗?喧嚣到我们无处可逃。”

从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不断地迁移,辗转,从故乡到他乡,从一个公司到另一家单位,不停地搬家,包括爱过的人,仿佛转瞬间也消失在茫茫的人海……

我们身处的时代越来越像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巨轮,在颠簸中不断发出轰鸣,当个体的声音也随之变成嘈杂一片时,命运的漂泊感尤为强烈。

对于梁晓声而言,对抗这种漂泊感和失落感的始终是他为之“献祭”的文学。

1968年,高中毕业的梁晓声,正赶上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与40万知识青年一起,成为黑龙江的一名战士。

从19岁,到26岁,他人生中最宝贵的7年青春,都献给了“北大荒”——这块一望无际、荒凉贫瘠的土地给予了梁晓声最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种麦割麦、赶牛养马、修电线、砸石头、边境巡逻”,让他,连同他的兵团战友们,那些此前还未彻底剪断与家庭的精神“脐带”的年轻人,仿佛一间之间被环境逼迫着长大。

那时的他们都正值长身体的年纪,却经常食不果腹,但饿着肚子也得超负荷劳动,这种淬炼不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也让他们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梁晓声曾从兵团下放到连队去抬木头,巨木的重量让当时瘦弱不堪的他根本无力承受,无法坚持下去的时候,他就给负责此事的干事写信,干事赶了四五天的路去给他鼓励。

这样不期然的温暖也成为他青春里难以忘怀的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初,梁晓声发表了知青题材小说《今夜有暴风雪》,真实再现了那段特殊时期的历史:

在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中,千百万青年曾怀着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从内陆奔赴边疆,将他们的热血与青春抛洒在异乡的土地上,完成了生命中最沉重也是最悲壮的一次迁徙和精神涅槃,最后也带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怆痛重返城市。

中国当代作家王蒙认为:

“《今夜有暴风雪》写出了知青的命运、悲喜、热情与血泪。它的一个极大的功绩就在于它为这些知青树了一块碑。”

这部小说与他创作的另外两部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一起,构成了知青题材小说“三部曲”,开创了“知青文学”的先河,梁晓声也成了“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

但多年后,当知青这个特殊的群体被渲染成充满玫瑰色的浪漫和诗意时,梁晓声觉得应该廓清迷雾,不应美化人间的苦难与历史的悲剧,因此在知青文学领域“封笔”15年后,他写成了长篇小说《知青》。

在他的眼里,这群“在该读书时没书读,该结婚时没房子,该生育时没指标,在找工作时没文凭,在谋发展时没实力”的所谓“知识青年”,其实是被大潮席卷而被动地将自己的人生抛掷的一群人。

在梁晓声看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理想的时代,而是幸福指数最低的时代,就是我们国家的一段最痛苦的记忆。”

因此,对历史的尊重,对现实的尊重,是梁晓声作品一以贯之的基调。

于是,他将文学的笔触深入到最广大的民间,因为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生老病死,构成了这个社会最真实的生态。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梁晓声写过一篇文章,叫《扫描中国女性》,在文章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有上苍的话,我似乎觉得上苍有时在窥注民间的时候,看哪个家庭确实需要帮扶,就派到哪个家庭一颗责任种子,然后长大了成为姐姐,他成为姐姐成为哥哥之后,他就对那个家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父母离不开的帮手。”

这种对家庭的责任感,伴随着对社会的责任感,也出现在梁晓声的小说中,在最近出版的《我和我的命》中,女主人公身上也担承了这一无法彻底摆脱原生家庭羁绊的宿命感。

《我和我的命》中的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偏僻的山区,因为是女孩被父母抛弃,结果误打误撞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收养。

后来,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再一次失去家的“我”又面临亲姐姐、姐夫接二连三地亲情“绑架”,于是,“我”从大学退学,到深圳去谋生。

“我”在深圳收获了友情,找到了爱情,然而原生家庭的亲情“胁迫”却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对她提出各种要求,她固然也愤怒无奈,却不能无动于衷。

无法割断的血脉连接带来的责任感让“我”承担起了重任,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也成为了深圳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小说中的几个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她们的成长过程尽管历尽曲折,但都展现出了女性的强韧与尊严的力量。

在书中,梁晓声认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

这三者相互作用与影响,最后构成了一个人的命运最终走向。

尽管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始终认为命运有它不可违逆的一面,人类对它所持的态度是应有的顺应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的改造,因此他从不喜欢用“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样的话来教育孩子。

但梁晓声也推崇人的奋斗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我和我的命》中的主人公如此,包括梁晓声本人更是这样。

当年,梁晓声因为在兵团坚持写作,并创作出小说《向导》,被推荐上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成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从而正式走上创作之路。后来他的散文《慈母情深》被写进了教材,而《父亲》更是感动了几代人,影响巨大。

现在年逾七旬的梁晓声,仍笔耕不辍。迄今为止1000多万字的创作量,让他成为当代作家中少有人能比肩的高产作家。

2019年,在《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之后,72岁的梁晓声又用《我和我的命》为新时代献礼。

在这部3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他不仅写出了力透纸背的世道人心,也写出了生而为人无法推卸的责任所系,更写出了在残酷的命运之外那些温暖与平凡的美好。

“作为中国文坛的作家,梁晓声一直被当作是平民的代言人,通过他的作品人们看到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追求及幻灭,他们的执着与无奈,他们的默默无闻所孕育的愤怒和反抗。”

从回城知青、下岗工人,到进城农民、贫寒子弟,很多平凡的小人物都是他关注的对象,这些人不是时代的领军人物,也不是社会的精英,但他们身上背负的命运就是我们民族在艰难行进中的命运。

他们经历的苦难就是我们国家在时代变迁中经历的苦难,他们的挣扎与奋斗也是一代又一代人不甘沉沦,有所追求的写照。

但梁晓声从来不觉得平凡就是平庸的,在那些最寻常的人物身上,他总是能看到他们的闪光之处:

“片警、快递小哥、出租司机,我们能够举出许多人从事的平凡的工作,但是他们在平凡中把那份工作做的很好,甚至就是在小城里街头巷尾的一个老门面的一个面点师傅,他做了几十年,他也可以做的很好,很受人尊敬,一个老的理发师,你都不能认为他是平庸的。”

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工作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好,在他看来,就是平凡而可敬的。

尽管早已著述等身,但梁晓声对文学仍怀有敬畏之心。对于自己所出之书,他的看法清醒而通透:“是有影响的,但不是畅销的书。

我是可以写出畅销书的,我写了这么长时间,太知道加入什么元素、怎么操作就会畅销了,但我不愿意这么干。”

一个人活得始终像他自己,才不至于活到一把年纪,已面目全非。

就像他在《我和我的命》的结尾写的那样:

“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但如今,一个人活得“自得其乐”太难了。

众声攘攘、喧嚣异常的时代沸腾着巨大的泡沫,人们好像只有融汇其中,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但梁晓声认为,在这个时代,一定要学会一种本事,能够独处,享受独处。

一个不能独处,总在人群中找存在感,总在对物质和利益的追逐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人,不可能拥有丰盈而充实的灵魂。

梁晓声记得当年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时,有一次在小饭馆吃饭,不经意间看到桌子底下有半本书,于是他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连饭也顾不上吃了,硬是爬到桌子底下把书拿出来,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津津有味地读。

在很多个万籁俱寂的夜晚,在所有人都酣然入梦时,他却靠着读书度过了北大荒7年漫长而枯燥的岁月。

现在的梁晓声仍然把书籍和文学当做是对精神的最大救赎:

“我要逃到书里去。你们可能要从手机的控制中逃出来,我们说有一个安置灵魂的地方,灵魂是喜欢独处而不喜欢热闹和喧嚣的。

因此你如果要像爱护自己的实在的心脏一样,去爱护自己的灵魂,如果我们真的爱护它,就给自己一些独处的时光。”

这些独处的时光,不属于觥筹交错的酬酢往来,不属于万事纷披的扰嚷浮躁,它只属于你,让你能在众人杂沓的脚步中,笃定自己要走的路径;让你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世相中,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因为疫情,今年的春节很多人都滞留外地,无法回家,“直将异乡做故乡”的人,又将度过一个不同寻常的春节。

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梁晓声提到了好几回父亲,多年前,因为不是每年都能回家探亲,所以父亲经常要一个人在外地过春节:

“他为我和弟弟们织毛坎肩、毛围脖,那个毛线是从工地上捡的老保手套,那一拆开不是线嘛,然后洗干净接起来,老父亲劈竹子自己磨针,学着织毛衣。”

多年过去了,他会偶尔想起父亲在万里之遥的四川一个人过春节,然后将一针一线织好的毛衣寄给远在哈尔滨的孩子们,就像他也曾经在北大荒和上海一个人过春节,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浑然忘记了寂寞和无聊的滋味。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蓝色星球上孤独的孩子,有时会被命运的风吹来吹去,漂泊无定,我们越来越回不去家了,也越来越找不到家了。

但一个人于茫茫的世间,总要找到一处承载她灵魂的所在,无论是安顿肉身的蜗居,还是寄放精神的圣殿;无论是地理意义上的故土,还是心灵意义上的家园,才能让流浪的脚步有栖居之地。

何以为家?何以为人?生命的所有皈依,也许最终不过是:此心归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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