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当十”的困境：民族主义大国很难但必须摆脱的外交病症

摘要：斯大林的外交虽然从来不以民族主义自诩，但他的外交事实上却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利益。斯大林从不高估苏联强大的力量，且在具体争议问题上奉行灵活多变的法则，从而避免了俄罗斯作为一个崛起大国跌入“以一当十”的民族主义外交困境，确保俄罗斯民族在二次大战中联众击寡并获得最终的胜利。

王陶陶语音节目系列

《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资治通鉴》

《推荐节目：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

《推荐节目：王陶陶讲法国大革命系列》

《推荐节目：王陶陶讲述俄国革命》

《推荐节目：现实政治的基准》

《推荐节目：世界各国的长期地缘风险》

《推荐节目：历史成败的具体教训》

《推荐节目：现代政治的技巧》

《推荐节目：王陶陶千聊会员》

塔列朗亲眼目睹了战神拿破仑激进民族主义外交在以一当十中从傲慢与衰亡的全过程

塔列朗这样评价拿破仑充满自负的民族主义外交后果：

当法兰西民族深信其他国家都是不堪一击的劣等民族，那么他就不再畏惧以少击多；当法兰西民族深信任何利益纠纷都神圣不可妥协，那么他就难以避免与几乎所有列强决裂的命运。

黎塞留亲王在他的心得《政治遗嘱》中，曾经以绝大篇幅描绘过一种亟需避免的外交困境——以少击多，他说，“那些尝试以少击多的君主或许可以赢得荣耀，但注定无法获得胜利”；

无独有偶，大政治家俾斯麦同样以绝对谨慎的语气不厌其烦地告诉德国君主，“德意志民族永不能幻想以弱胜强，如果这种故事在书本上存在，那么也不过是基于政治宣传的虚构神话”；

斯大林同样怀有相同的认知，在基辛格的《大外交》中，这位老道的外交官这样描述斯大林的外交原则：“红色黎塞留（斯大林）最为恐惧的梦魇，就是资本主义世界或周边国家联合起来形成讨伐苏联的统一战线，破坏这种战线的形成，就是斯大林外交的第一原则甚至是唯一原则。”

真正顶级的大政治家无不极力避免以一当十的外交政策，视之为必定衰败的亡国之路。

然而，令人难以想象地是，那些凭借民族主义精神而崛起的大国，往往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以少击多、以弱胜强的自负之路，尽管这种尝试都无一例外地换来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毁灭，但后来者都无不坚定无疑、义无反顾地跳入这个陷阱。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从掀开民族主义浪潮的大革命法国，到提倡斯拉夫主义的尼古拉一世，再到鼓吹民族主义的拿破仑三世，鼓吹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威廉二世，鼓吹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阿道夫希特勒，以及鼓吹大和民族的日本帝国，这些民族主义大国在崛起到一定程度后，都无不可耐地与几乎所有列强交恶，进而陷入被列强围攻殴打的衰亡困境。

1814年拿破仑战争，法国VS英帝国、奥地利帝国、普鲁士王国、俄罗斯帝国、西班牙王国、瑞典王国（尾巴国忽略不计）；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尼古拉一世俄国VS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奥斯曼帝国、撒丁王国、奥地利帝国（武装中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VS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法兰西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意大利王国（尾巴国忽略不计）；

1944年欧洲战场，德意志帝国VS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苏联（尾巴国忽略不计）；

1941年太平洋战场，日本帝国VS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中国（尾巴国忽略不计）；

回溯既往，不由让人叹息，民族主义为什么会走向这个结果？

归根结底，就在于民族主义本身的悖论——因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1、就是本民族最优秀高贵，2、本民族利益不可侵犯。这两个核心原则，使得民族主义国家在处理外交问题，必然陷入两种不可避免的误区。

第一，民族主义关于“本民族最优秀高贵”，必然使得民族主义国家落入脱离现实的认知陷阱——这种民族主义天然正确的认同，必然使民族主义者极易高估本民族的力量，并盲目低估其他民族的力量。

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人之所以敢于挑战欧洲所有列强，就像法皇的亲随科兰古将军给塔列朗的信札里所言那样，“意大利人是天生的婊子，德国人一盘散沙，俄国人不懂得自由，只有我们法国人是天生完美”，塔列朗将这种看法视为法国人狂妄到必遭报复的谬误，在给情人科琳娜的信中，他这样写道，“（科兰古的信）这仅仅坚定我的看法，即拿破仑的追随者连起码的常识都如此匮乏，所以他必然灭亡”。

1941年6月，在给将军们做对苏战争动员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发表过如下谬论，“俄国人都是天生的奴隶，缺乏起码的勇气和意志，德意志的勇士只需要发起一次进攻，苏联的破屋子就会倒下”，在进攻莫斯科之前，希特勒认为“一个德国士兵抵得上三个俄国兵，这不是枪炮决定的，这是人种决定的”。元首的情报总监卡纳里斯听完这份报告，对自己的妻子叹息，“元首的自负令我忧惧”。

1941年4月，当日本社会在是否进军南洋问题上犹豫不决时，日本著名民族主义者大川周明发出呼吁，“日本是最优秀的民族，英米崇尚个人自由，只需要日本武士拔剑一挥，他们就会低头屈服”。战后，井上成美海军大将回忆自己看完这篇文章后的感受，“当时我感觉所有人都疯了”。

日军走向珍珠港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对这种民族主义偏见算是心知肚明。民族主义者若是不能超脱民族主义，那么就必然会高估自己民族的优越程度，并倾向于低估其他民族的实力，从而产生无视现实的蛮勇，最终走向挑战不可能的外交事业。

从1907年到1914年，无论英法俄三强如何加强协调，如何针对孤独的德国，德国社会从未畏惧过，他们坚信自己的民族要比其他国家优越，他们坚信自己的国家足以以少击多，以弱胜强，他们斗志昂扬地去赢取不可能的胜利；同样，在1939年5月，当美国记者夏威廉伊勒询问一位和善的德国绅士如何看待德国即将挑战世界列强的前景时，这位绅士却展现了必胜信念；在1941年11月珍珠港战役前夕，昭和男儿同样相信大和民族的男子汉能够在战场上以一挡十，战争的结果将是日本的胜利。

若是从起码的常识来看，德意志人和日本人当初的看法无疑是错误的，甚至是愚蠢的，但是在一个民族主义至上的社会里，这种认知反而是最容易被人接受，甚至引为真理的。这就必然会诱使民族主义大国走向以一当十、以弱胜强的幻想征途。

毕竟，一个不相信本民族远比其他民族优越强大的民族主义者，还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他只能是绝对现实主义者——如黎塞留、俾斯麦和斯大林。反过来，只要这个民族主义者相信了本民族相比于其他民族的优越性，那么他就必须迷信本民族能够做到以多击少，以弱击强——更糟糕的是，为了维系民族认同的历史虚构往往会强化他们这种虚幻的认知。

第二，民族主义关于“本民族利益不可侵犯”的至高原则，往往极易形成政治正确，使得外交争端的模糊空间近乎于无，加剧与各个列强之间的争端和斗争，最终招致被列强围攻的必然结局——民族主义越强烈，外交争端的模糊空间就越弱，分歧弥合的可能性就越小，对外冲突就越严重，被列强围攻的风险就越大。

以德国威廉二世为例，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德国君主，威廉二世高唱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原则，在另一个德意志人国家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争斗中，德国毫不犹豫地站立在奥匈这一边，使得德俄关系走向崩溃；无独有偶，昭和时代日本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使得日本对自己在中国利益极为严厉，完全抹杀了日本特权在东北的模糊空间，每一次对外谈判都必然失败，最终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并与英美关系走向决裂。

之所以这种灾难屡禁不绝，就在于：一个不能超脱现实的民族主义者必然坚信民族利益至高无上且不能有任何妥协，当“至高无上”和“不能妥协”成为两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后，那么该国与列强的分歧就必然无法调和，并走向冲突，最终引发与多个国家的敌意和对抗。

这是无法避免的。

所以，民族主义大国的崛起在三百年来的现代外交史上，从来都无法避免被列强围攻并衰亡的结局，如果把这种宿命般的轮回视为一个概念，可以称之为“以一当十”的外交陷阱——这个陷阱比修昔底德陷阱更无解，更可怕。

在现代外交史上，除了英美以外，只有黎塞留和斯大林的外交政策使得自己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避免了这种困局，那么，黎塞留和斯大林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下面文章中我们将会讨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