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奇斯钦先生的蒙元史研究
札奇斯钦先生（1915～2009）为国际著名的蒙元史学者，他出生于内蒙古喀喇沁旗。1933年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就读，次年，姚从吾先生自德国返国，于北大讲授蒙古史，启发札奇先生研习蒙元史的开端，并受姚先生鼓励发挥蒙古语文的功能，努力于蒙元史的研究。在大学中札奇先生发表《近代蒙古之地方政治制度》《近代蒙古政治地位之变迁》，又提出毕业论文《三百年来内蒙政治问题之演变》五万字长文，深受陶希圣、姚从吾、胡适诸先生赞赏。1938年，札奇先生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专攻政治史与方法论，又得与北亚史专家白鸟库吉、矢野仁一等请益。先生返国后，任职锡林郭勒盟行政事务，暇时读史研究。后移居北京，参与制宪，继过去在北大时致力于内蒙的自治运动，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来台后决心不参与政治，读书研史，着有《蒙古之今昔》（1955），译有《蒙古与俄罗斯》（1955）。1957年后，任教于政治大学、台湾大学，并着手与姚从吾先生整理《蒙古秘史》。此后即专注于学术活动及教学研究工作，曾赴英、美、日、德等国讲学，与同好组“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东亚阿尔泰学会”。后又出任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系主任、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所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及边疆组召集人等职，出版《北亚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的和平战争及贸易关系》（1972）《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1978）两部主要著作。
先生与姚从吾先生共同译注的《蒙古秘史》，曾连续发表于台大《文史哲学报》数期，这些初稿后经先生重新整理、探讨始正式出版于1979年，同年出版的还有《蒙古黄金史译注》（1979）。次年，结集所发表的论文43篇，出版为《蒙古史论丛》上、下册（1980）。其他的学术专书，在台出版的有《一位活佛的传记—末代甘珠尔瓦·呼图克图自述》（1983）《蒙古文化概说》（1986）《蒙古文化与社会》（1987）等。英文专书有四种为前述诸作的英文本，另一种为关于蒙古学的评论“Essays in Mongolian Studies”（1989），英文论文30余篇，绝大部分已有中文发表。先生的学识广博，慧敏勤奋，发表的论文约九十余篇，专书十余种，整体来看是北亚游牧民族史（北族史），而以蒙古历史文化为大宗，也就是蒙古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贯穿千余年时间，遍及历史发展、政治、军事、制度、社会、宗教、习俗、生活、人物各方面。在蒙古历史文化之中，又以蒙元史（或元代史）为研究主轴所在。笔者于大学及硕士、博士研究所皆受先生所教，同时先生又为笔者博士指导教授（另有蒋复璁、宋晞二位先生），虽不敢说对札奇师的学术能全面掌握，但大体还能有些理解。现在且将他用力较深的蒙元史部分作些说明。又他的论文约有半数都收集在《蒙古史论丛》二册之中，凡出于此的不再注明。
蒙元史一般指的就是中国史中的元代史，虽然“大元”国号是在蒙古第五代可汗忽必烈时创建，前此帝国称为大蒙古国或大朝（参见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收于所著《蒙元史新研》，台北：允晨文化公司，民国83年），故合之为蒙元史。而《元史》以成吉思汗为朝代创建的太祖，以下各朝皆立《本纪》帝系，史书的元代史故可起自于成吉思汗所建蒙古国。
札奇师较早的元史通论性论文，是整体的观察。
1.《蒙古帝国的南进与西进和它对于日后历史的影响》（台北：《新天地》杂志，2卷，2期，1963），文中指出元太祖开始的蒙古发展动向，太祖重视游牧文化圈的民族统合及政治上的统一，南方经略并未特别在意，而亲自西征，似重心偏西，太宗窝阔台时的调整，建都和林，但又南下灭金，重心似有所平衡。定宗贵由在位时短，但对西方较注重，有调整为偏西得到倾向。至宪宗蒙哥时复对南进重视，亲征攻宋，平衡了西进的发展。这种西进、南进的政策数度调整，到世祖忽必烈南进灭宋，统一中国，并将帝国重心置于中国本土的华北，定都燕京之地。此后蒙古帝国遂以华北为大汗的中心，元朝为中国的正统朝代又为大蒙古国的大可汗朝廷。这种整体的观察，在当时尚未有人提出，令人耳目一新，说明蒙元帝国并非开始即意欲南进中原之地，以建国立朝，而是经过数朝以来的调整而定。
2.《西域和中原文化对蒙古帝国的影响和元朝的建立》，除重申前文西进、南进的考虑与平衡，带出西域文化与汉文化的接触，以及治理中国的方法，即蒙古统治者要采用西域法或汉法来治理中国？分析西域人及其文化与汉人及其文化在元初的争论。讨论元代群族与文化在政治上的冲突及对政策的影响。本文与前文在那个年代应是前沿性的研究，将蒙古朝廷对西方与南方族群及其文化的选择和利用，从元初开始就造成帝国统治者的困扰，又举棋不定，而西方和南方的磨擦也正从忽必烈以汉地为帝国中心始日形激烈。族群与文化在元史研究上始终是极受注目的课题，前此所论如箭内亘、蒙思明、陈垣、姚从吾等多从社会、经济制度上着眼，也兼及政治上的关系，或者专注于西域人的汉化情形。（参见箭内亘：《元代社会三阶级》，《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大正五年。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北平：燕京学报专号之六，民国27年。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北平：励耘书屋，民国23年。姚从吾：《忽必烈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所着《东北史论丛》，台北：正中书局，民国48年）。所论重点在汉人与忽必烈关系。）将西域人在元代政治地位及汉法间冲突较全面探讨的是杨志玖，但早期的论文全文已失，仅存余极少部份，到后来（1984）始有完整的论文发表。（参见杨志玖：《元史三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诸言》，文中说此为1941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论文。另文《元代回回人的政治地位》。）札奇师以通论方式讨论，开启后学对整个蒙元时代西域、汉人及其与政治关系的探讨。
3.《蒙古帝国时代与元代的西域》（收在中国边疆历史语文学会编，《新疆研究》，1964），文中叙述西域的地理与族群，蒙元帝国与西域关系的发展，畏吾儿西域人在元代的地位等，指出北亚文化圈的西域与蒙元帝国关系密切的环境、政治原因。此文与上述西域与中原文化的影响是类同系列的探讨，综合的研究成果突显出西域人及文化在蒙元史上的重要性及不可分割性。
4.（1）《蒙古帝国时代对土番的经略》，（2）《蒙古与西藏历史上的相互关系和它对中原的影响》，（3）《蒙古可汗们何以信仰了土蕃的佛教》，这几篇通论性的论文专论蒙元与西藏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民族关系对汉地的影响，指出萨迦第四世法王、萨迦班禅、海云法师印简、克什米尔喇嘛那摩等关键人物，以及蒙古与西藏宗教信仰间的适应因素，这些论文是蒙元与西藏政治、宗教关系的前题，也是必须先行了解的问题。（4）《说元朝的帝师》（台北：《史学论集》，第3册，1977），（5）《忽必烈可汗与八思巴喇嘛》（台北：《史学汇刊》，第2期，1969），（6）《大元帝师八思巴喇嘛是怎样的一个人》（台北：《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4卷第4期，1971），（7）《蒙古可汗与萨迦法主》（台北：《新时代》，卷12第4号，1972），这几篇论文同为系列探讨对蒙古与西藏的宗教关系，尤其是忽必烈与国师八思巴间的关系，以及对八思巴的考证，元代帝师人物及职掌、地位及其影响等。（8）《说元代的宣政院》是对元代管理西藏的机构而作，其职责、人物及与帝师的关系，并论述行宣政院的设置，以及对它的检讨。本文既属于政治制度的研究，更是元朝与西藏关系的论述。上述第4类的八篇论文可说是对蒙元与西藏的政治、宗教关系的全面探讨，奠定了这个课题研究的基础，也成为这个课题必读的篇章；后来这些论文都成为专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的部份内容。关于蒙元与西藏关系的早期论著甚少，韩儒林应是较早注意这个问题的，他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北京，《历史研究》，1959年），以汉藏史料讨论政治史，札奇师的论述同样运用大量的汉、蒙、藏史料，这些史料的掌握也非一般历史学者所能达到的。
对于蒙元史作整体观察的通论，还需参考札奇师的几篇相关著作，如《蒙古与中国本土历史关系的演变》、《塞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间和平战争与贸易之关系绪言》。整体的历史观察要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上，博览的知识上，通贯的思考上，以及敏锐的眼光与开阔的胸襟上。
历史研究的基础与重点对象，多在于政军史事及制度史方面。以蒙元史而言，与其他断代史有几点不同，其一是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北族的政军观念及制度异于汉族朝代，且不易找出渊源及其因革的关系，其二是语文的困难，其三是汉文史料外，鲜有北族本身的史料，且汉文史料的立场、记述未必信达。札奇师通达多种语文，除基本的蒙、汉语文精确外，又能阅读英、日外文著述，可说是蒙元史研究上的优越条件。在政治制度上重要的三个制度成为典范之作。
1.《说元史中的“达鲁花赤”》，这篇长文奠定了元代个别机构、地方各级、投下、属国等达鲁花赤的制度，也是目前为止对这个制度最全面的研究，就《元史》中搜罗的资料，将元代设与不设达鲁花赤的机构、性质都详细列出，并解释了它的原意、演变等。大约同时姚从吾作《旧元史中达鲁花赤初期的本义为“官差”说》（台北：台大《文史哲学报》，第12期，1963），指出达鲁花赤原义为宣差，也即是钦差、特派员，或者长官、提调、头目之意。大体上二者说法相近，不过札奇师较详尽、全面，又论述其后的演变、类别等。就笔者所知，达鲁花赤在元人文集中多被记载为监官、首长，尤其地方路、府、州、县的达鲁花赤，就说是路监、府州监、县监，或者监某路、某府州、某县，称他们为地方行政首长，记载成为长（达鲁花赤）、守（知州）、尹（知县）等，可知忽必烈以后形成定制，成为个别机构路、州、县的首长，而行监镇之责。
2.《说元史中的“札鲁忽赤”并论元初的尚书省》，关于札鲁忽赤在当时仅见约同时稍晚的田村实造《元朝札鲁忽赤考》（田村实造：《中国征服王朝的研究》中册，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昭和46年），札奇师搜罗《元史》史料更详尽列论，由太祖起将历朝的相关人物、职掌、机构逐条列举，说明其地位、待遇、职掌等。又论帝国时期为中央大断事官，即如尚书省宰相，大地区的行省断事官，到忽必烈建立元朝，产生演变，行汉法、定中央中书省（或尚书省）宰相之职，札鲁忽赤或断事官成为个别机构的政刑或司法官员。说明元代军政制度有蒙古式、汉式的两套制度，有其因缘与演变。
3.《说元史中的“必闍赤”并兼论元初的“中书令”》，研究论述的方法与前二文相似，以《元史》中有关史料搜罗列举，说明蒙元的三类必闍赤，其一是为天子主文史的秘书长，或中书令之类名称的高官要员，其二是各机关的属吏，行书记之职，其三是可汗的亲卫兼侍从秘书。以上三篇长文将蒙古帝国时期及元代以后的演变，在中央政治制度上是重要且必读的论著，不仅厘清蒙汉语文的记载及混淆，以原典的解读、诠释与丰富的史料析论，说明元代蒙古与汉制间的关系，突显出蒙元制度的特点。早年唐长孺已注意到元初汉官与机构未必即如汉人观念中之地位，多姑称或自称，其实多由怯薛中分化出来。同时论及汉人与西域人在元初政治上的角逐及权力地位的消长，值得细读参考。（参见唐长孺：《蒙元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原载于《学原》第2卷7期，1948年，后收入《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对于蒙古语文的解说，始终是蒙元史中不可避免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史料中常见到蒙古语文汉译而来的名词（称），对于不谙蒙古语文的读者、研究者来说是难以了解的问题，而且许多名词还关系到一套制度的问题；札奇师在这方面无疑是他的专长发挥之处。稍早韩儒林有《突厥官号释》（1940年）《蒙古答剌罕考》（1940年）及《增补》（1941年）《元代阔端赤考》（1941年），以及后来的《元代诈马宴新探》（1981年）等，以语文知识考论名词与制度，杨志玖也有关于“探马赤军”的三篇研讨，翁独健有《斡脱杂考》、《元典章译语集释》，邵循正有《剌失德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等，姚从吾对《蒙古秘史》中的蔑儿干、布浑察儿、忽剌安迭格列等，所作的考证及相关史事论述。（韩儒林见所着《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所收诸文，杨志玖见前注《元史三论》。翁独健、邵循正所作参见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姚从吾见《姚从吾全集》五（台北：正中书局，民国70年），第四部《蒙古秘史》所列各文。）这些前辈都重视北族或蒙元史研究中语文的重要性及其功能，也都有论著在这方面发表。
札奇师在这方面所作有《元史中几个蒙古语名词的解释》，解释了“也烈赞”、“玉典赤”、“八儿赤与不鲁古赤”。其他有《说元史中的“秃鲁花”与元朝秘史中的“土儿合黑”》，讨论了质子军的问题。《说元史中的昔宝赤－可汗的饲鹰人》讨论了鹰坊组织。《说元史中的“博儿赤”》，讨论怯薛中的主膳官身份、地位。《说元史中的“纳失失”》，讨论服饰中的西域金锦。《说元史中的“乞烈思”》，讨论宫帐外的系马处及其演变消失。《元史火儿赤考》，以《秘史》及《元史》中所载火儿赤的人物及其地位，说明可汗亲卫佩弓箭士身份。蒙古语词对蒙元史的研究不止还原及解释词语的由来、含意等，还关涉到其中的政军制度、礼法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如“纳失失”是礼制的服饰，又可见西域工艺与经济价值。其他各名词都与“怯薛”组织有关，而以担任其职的人物来看，并非一般侍卫而已，其中都可见有些是亲信，到后来还是主要的勋臣。这些词语牵涉到的讨论，充分表现出蒙古式的组织观念与汉制有相当的差距，也能由其中认知元代蒙古因素的特色，以及复合体制的性质。
这些蒙古词语与上述“札鲁忽赤”、“必闍赤”、“达鲁花赤”同样是政军体制的探讨，不过比较这三者而言，在元史研究上其重要性则不同。札奇师又有《说元史中的唐兀——唐兀惕》一文，以西夏及西夏人解说，包括族（国名）、军政组织、姓氏、人名等，也是蒙古词语在元代所见的探讨。
在军事方面，蒙古的军事、战略是国际蒙元史研究瞩目的焦点之一，由于蒙古时期军事力量的强大，及其西方征服战争，称雄欧亚，造成的世界性帝国，都靠军事征服以成，自然引起学者们的好奇，意欲了解蒙古如何造成其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征服战胜的结果。对于蒙古的战略、战役、战术等的研究，在军事院校里多于战争史中有不少的论述，且不赘言。在文学校学术的讨论所见不多，其中也较多是注意到战役方面，论著仍觉甚少。能提出整体性观察，讨论蒙古战略与战术及军事组织的，在当时有姚从吾，《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代蒙古人的军事组织与游猎文化》《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灭金战事的分析》二文，前文论蒙古的宿卫、军事组织、游猎与作战等。后文比较蒙、金的战力，灭金的战争过程，特别提出迂回战略、轮番冲锋及火砲运用等。（参见姚从吾前揭书，《东北史论丛》下册）札奇师《蒙古帝国时代的战略与战术》，提出蒙古不止仅靠武力，还有政治、经济及领导才能等因素，分别以（1）军事性能在于蒙古人成长过程中即为骑射高手，狩猎即练武技的生活方式。（2）蒙古军事组织为草原北族传统，为军、民、政于一的总动员体制。（3）战争观念为蒙古尚武传统，维持生命、财产之手段，并为成名立业及增加财富的方法。（4）蒙古对农业地区有经济上的欲求。（5）怯薛制度功能之一是文武人才培训及选拔中心。（6）装备与武器在当时是精良且齐全。（7）战略战术上，有安内据外、远交近攻的策略。萨满信仰增强天助的信心，而不陷于宗教冲突之中。利用心理战使敌方陷于恐怖中。重视情报收集，打活的仗，如利用疾速活动以强吃弱，袋形、迂回战，残破周围、以面围点，不忌穷追、歼灭战等。其他又有利用地形、季节、攻城武器发展、外族部队的利用等。
对札奇师这篇通论性文章的重点稍多叙述，目的在于说明当时尚未见到在蒙元研究中，对整体的军事战略与战术上的全面观察，而另一面也解答了蒙古征服武力强盛的因素何在。其他相关的论文有《游牧民族军事行动的动机》，综论北族与农业民族生产与经济上的差异，对农业地区的军事行动经常为猎取物资，并无领土野心或政治企图，若与农业汉族合作或采取汉化态度时，才会有领土野心，成为所谓的征服王朝；元朝的建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产生。《元代的马政》论元代在汉地的养马和管理政策，是军事上的重要议题。
在宗教信仰方面，除前面说到关于西藏及喇嘛国师的论述之外，另有《十三世纪蒙古君长与汉地佛道两教》，以大量的史料再度重申蒙古与西藏文化的相近，对汉地佛、道二教也是以萨满信仰而有所接受及宽容，同时又论及佛、道二教的争端。这类问题姚从吾论全真教及邱处机，孙克宽论元代道教，翁独建论元代统治各教的官府、法律等都有所论及。（姚从吾参见前注，孙克宽见《元代道教之发展》（台中：东海大学，民国57年），翁独健有1935年燕京大学研究所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见陈得芝前揭书。）蒙元宗教问题稍早以来即受注目，如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名著，（见所著《元史研究》，台北：九思出版社，民国66年）陈氏此文初作于1917年，1920年第三次写定。）是开创对元代宗教研究的先行者。札奇师所论角度不同，重于蒙元初可汗们对于佛、道二教的态度，以及对于二教的认知，是属文化性的讨论。《蒙古的宗教》文中是将蒙古人所接触及信仰的萨满、基督、伊斯兰、佛教等作叙述，而不限于蒙元时期，是通论性的叙述。类似通论的叙述有《蒙古民族的游牧生活》《蒙地习俗》《蒙古语文概说》《蒙古的婚礼》《蒙古法律沿革与研究》《蒙古历史上的酒》等，关于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后来在专书著作《蒙古文化概说》《蒙古文化与社会》中都再度收入论及，（见《蒙古文化概说》，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75年；《蒙古文化与社会》，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6年。）这二部书是对蒙古族古今以来的社会及文化全面叙述的专著，不限于对元代的论述。另文《从蒙古秘史和黄金史看蒙古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也是不限对于元代的论述，指出蒙古人的敬天、孝道、贞洁、热情、助人、团结、报恩、宽和、克制、坚定、忠信等等关于价值和道德的观念，这些都是农业民族未必能了解及体会的，《从成吉思汗看蒙古传统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中国边政》第19期，民国56年）所论与前文相当接近，但特别指出这些也是中华文化的内容，不过其内涵有些地方不尽相同，如孝道、重感情的爱、慈恩、顺从，而不重理论与仪礼的成分。这篇文章论文化道德也是论成吉思汗的，另篇《成吉思汗的言行和他成功的因素》，提出可汗的敬天崇祖、知人善任、爱护朋友及部属、孝母爱妻、立威信以奖忠惩奸、纳谏、无私宽大、沈着、平易等特质。在成功因素上，指出行法治、固内部，组织训练的重视，战争战略的观念，同心同德的群体等。
札奇师有二篇讨论蒙元城市的问题，其一是《蒙古帝国首都和林》（中国文化大学：《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民国77年），以中西史料、文集、石刻、考古发掘等对和林城的地理、城市规划、生活作了颇为详尽的探讨，略早的陈得芝已作有《元和林城及其周围（一）》短文，以及刘义棠的《喀喇和林释义》，陆峻岭《哈剌和林考》，（参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第3期（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组，1978年）。又第4期有《元称海城考》，可参看此蒙古草原的城市。刘义棠考释语文之义，文见《政大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9期。陆峻岭考察颇详，见《燕京学报》新4期。陈、陆二文发表于大陆，札奇师不易见及，刘文发表稍晚或同时。）可相参来看。《元代中都考》（台北：政大边政研究所年报，第18期，民国76年），对于武宗所建的旺兀察都（中都）城所作的探讨，以文献考察中都的记载、地理及军事部署，并附地理图等。二文对于草原的元代城市在当时是稍早加以注意的。另外，札奇师曾作《契丹和他们的城市》一文，（见《东方杂志》，复刊，第15卷，10、11期。）也是对游牧民族在草原城市的注意，这些论著在台湾是开启对于北族在草原城市研究的新方向。
札奇师的学术研究及贡献在于对北方民族的历史文化方面，当然不是本篇短文所能说尽。他身为蒙古族，所关心及研究的是蒙古民族的历史文化，从早期古代直到近现代，成为系列并完整的论述，包括历史发展、军政制度、社会文化各方面，而又以蒙元史为重心。他不止关注于北族或蒙古本身的问题，还关心与西域民族、文化，以及西藏宗教、文化的关系，又注意到与农业汉族间的各种关系，说明双方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互动的过程及影响。在研究中论证并提醒同时及后学者，历史研究应在双方或多面的角度来思考，以避免或突破单方面的史料及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