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文明：连载13
二，气候刻画出的狭义文明国家
国家与意识形态的产生
国家是狭义文明的标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应该出现得很晚，国家在早期形式应该是一些原始大的族群的扩展。中间应该有相当长时间的过渡。以中国为例，我可能把三代期间作为一种过渡期看待，他们都不是标准的现代国家形式。只有秦汉之后才算是真正的国家。夏朝更多可能是一种松散的原始部落社会形态，可能夏在其中最突出或者夏人在东亚具有最大影响力。这些过渡期更多不是依靠行政、法律或武力，更多依靠的是宗教或其他不明的力量进行统治，比如殖民宗主国的控制等。但殖民形式也是有很多不同控制形式的。
国家的标志之一是人们不再依据血缘的族群逻辑形式存在，而是可以作为一个无血缘群体被行政、法律或其他意识形态体系管理而维持一个大社会的秩序。中国社会一直到20世纪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社会，一直依靠血缘宗法统治，反映了其本质的落后性。而西方则不然，很早就脱离了族群宗法体制。这是中国社会在历史时期依然比西方落后的又一个重要证据。至今全球法律体系多有西方罗马法的影响，中国的所谓法律不仅没有走出东亚，反而在20世纪的现代化革命大潮中彻底更新为西方法律体系，都说明了西方自古就是先进的，以及自古东亚就是落后的。这里的西方，是指泛地中海交流圈，包括最早的西亚。
西亚的邦国从5500年前已经开始，随后不断打散重建，到公元2371年开启了一个“从大海到大海”的最大国家，即从波斯湾到地中海。但这个国家很快被只知母不知父的平民阿卡德的萨尔贡武力推翻，然后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集权国家：阿卡德王国，同时在战斗中他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支多达5000人的军队。人类的第一部法律是巴比伦帝国的汉穆拉比（约公元前1704－1662年）政权建立的，它契刻在一块石板上。这就是全球最早的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国最早有记载的法律体现在《周礼》（春秋战国时期）之中，之前的律法多为传说。（假如在甲骨文中发现律法将是重大考古新闻）不过周厉王姬胡（公元前904年―公元前829年）时期的琱生簋或召伯虎（即狸猫换太子的大臣原型）簋记载了中国第一桩讼诉有关田产的官司胜利。
国家必须要有一个领袖。领袖在原始时期可能是从大家长逐渐发展起来的，比如祖母或祖父，到底是应该女性还是男性，其实在国家出现的初期不是很确定，肯定不是统一的。因为在神话系统里女神与男神都经常并列存在，可以看到男神越来越占据主动，这是因为人类资源的争夺越来越依靠战争而生存的压力。人间的神都是人间现实政治思想的体现。
在中国的情形是，从大约4000年前开始的所谓三代时期最初的两朝都有女性领袖的身影，一个是夏后（被男权时代的中国腐儒已经彻底改变了性别，说夏后那是个男王），一个是商族老祖母简狄，周朝才更明确了男性的统治地位，前面两朝字面上是男性王朝，但真正的统治形式很难说，这要看其他更为复杂的政治格局，假如是殖民地就有可能是因为两套不同体系导致两套不同政治话语。在印度河流域的神话里，神是两性同体的，或者经常转换的，这是对于现实的一种镜像反映。而中国的三代文化与印度雅利安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式覆盖东亚却非仅只是历史时期的文化传播现象。
严格的国家时期很多是脱离了家族血缘支撑的武力利益集团存在，甚至有些国家可能是一种宗教与神话的现实建构，所谓政教合一是也，这种形式在工业革命之前一直主导着全人类的国家文明形态。所有农业时代的王朝都有神话与宗教支撑。王即神，或者，地上的王是天上神的代言人或化身，这是最常见的版本。中国王朝的皇帝们被直接称呼为天子，是非常典型的政教合一，或者说是比欧洲更严密的政教合一。欧洲是两套不同的班子各主王权与神权，中国就在皇帝一人，所以，东亚的政权形式是比欧洲更原始落后的原始形式。这也是为何中国现代政治形式一直落后于欧洲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甚至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政教分离。但在科学发达的工业时代，人类这种国家政治统治模式宣告结束。西方国家的宗教不再直接干预政治，他们本身就是政教分离的，所以非常容易。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过王权和信仰的分离过程，所以，让中国的权力结构直接从原始的政教合一的天子传统转化为西方的三权分立不太容易，需要时间。如此大一个国家用一百年的时间进行文化急转弯，是有些急促。
人类的一切活动，或曰文明发展，都是一环扣一环的继承发展行为。假如说人类文明的未来是可以预测的，就与这一原理有关，因为人类的文明一般不发生很大幅度的跳跃性发展，所以，尊重历史和时间性就是尊重生物的自然发展规律。
西亚由于不断受到北方游牧人冲击，两河流域的王朝存续时间都非常短，所以他们的神话系统与遥远而安静的尼罗河谷的帝国神话是不一样的，他们编造的配套政治神话也就不同。
古埃及帝国由于建立在相对边缘的北非，这有些类似孤悬一隅的东亚，附近没有其他大的国家危险，内斗却是常见的。中国一些王朝与古埃及王国的存续时间一般比西亚时间长，中国早期的王国有的长达800年（如周朝）、400年（如传说中的夏朝）、汉朝和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共289年）。即便有革命的发生，有时是以隐蔽的形式发生，比如中国有所谓“禅让”制度，有的则编造一些神话托于神仙旨意，因为当时的人民都承认国家是神的意志。有些皇室也会编造一些神话以加强其神圣特殊性，比如汉刘邦（公元前256年—前195年）传说是母亲踩龙泽而怀孕，更古时期商朝的老祖母传说是燕子卵生。欧洲的第一个狭义文明国家希腊人当时已经进入民主制更不用说如此原始的神话统治意识了，所以，即便在中国人骄傲的汉朝时代都比欧洲落后几百年了，即便是比希腊地缘上更为落后的古罗马人最后使用这种装神弄鬼的方法也是公元前6世纪了，之后就进入共和国时代了。
西方还有一种保持皇权稳定的方法来自于对皇家血统的重视，比如埃及长期为此维持了兄妹婚，这种传统避免了暴力革命的频繁发生，从底层百姓到祭司群体都无法觊觎统治者的皇位，除非与皇家结亲。后来欧洲也部分沿袭了这种血缘神圣制，不过不是乱伦嫌疑的兄妹婚，而是表亲制，整个欧洲皇室内部通婚。类似的统治格局还有日后的日本。欧洲的皇统与贵族传统自罗马帝国开始依靠的是背后的宗教，基督教。假如没有上帝的代言人教皇的批准，没有人可以真正统治一个欧洲国家与地区，所以欧洲自从中世纪之后实际上最高统治者是基督教，是教皇，是宗教，从共和国回复到宗教统治，从某个角度这确实是一种回潮倒退，所以有黑暗的中世纪的总结。欧洲的宗教统治传统直到工业革命才逐渐破除。可见宗教的实质可能是政治，或曰宗教一直是政治的外衣。不过，欧洲自从文艺复兴之后实际上是政教分离的统治，各国皇帝还是有很大的权力。
日本的天皇实际上是日本神道教，也就是太阳神教的教主，天皇是地上的代言人。天皇不是人，是神，而且天皇后期是父系制，但最初有明显的女性太阳神痕迹，因为这是一种近2000年前开辟的传统，可以视为日本历史短暂当时依然处于母系嫌疑的一个证据，日本的文化文明一半是通过朝鲜传播，并且受到中国的极大影响，在宋朝之前日本都比中国文明落后。日本在最近的一千多年里，无论哪个军事力量都必须表面上臣服于天皇的脚下，但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女儿送进皇宫与皇帝结为夫妻。所以，日本历史上有许多战争都是发生在皇宫之外，军事武装力量争夺的其实是将自己家的女人送进皇宫的身份与权力。天皇在历史上更多类似一位大祭司的身份，但却被尊为皇位。所以，日本天皇的形式介于欧洲与中国之间。这个结构为后来日本较为顺利地进入现代君主立宪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而中国就没有如此的便利了，中国历史从来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核心，残酷地争权夺利是东亚几千年的主旋律，其实可能这还是东亚大陆过于严酷的生存环境导致的结果。
最近一次大降温与狭义文明产生
大洪水之后人类有一个幸运的温暖期，但是好景不长，6000年前地球开始了新的一轮气候大降温，一直到今天都是处在这一降温的大趋势之中。今天人们的地球变暖论是多么的荒诞，这都是视野太为狭隘造成的当代怪诞现象。人类是需要温暖的，而且最可怕的是将来地球如何御寒，而非如何变暖，因为地球随时可能进入无法抵御的冰期。
人类的文明繁盛中心由于受寒冷逼迫再一次从两河源头的安纳托里亚以及土耳其的伊甸园继续南迁。北方草原地带的人们受到寒冷更严酷的逼迫，他们启用了游牧新技术以原始骑兵形式席卷了西亚、南亚、北非与东亚。最终按照地缘与时间顺序，激发形成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西亚文明、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东亚文明。但各地的最终文明成就与时间顺序都与地缘以及之前的文明积累有着密切的继承关联。之前已经形成的文明核心主要在黑海与里海的周边地区，主导人群以父系R类型染色体携带者为主。
1，两河流域
西亚地区历来也是非洲人北上的出口。西亚的新月地区很早以前即有丰厚的旧石器时代文明积淀，利凡特地区具有很多旧石器成就。西亚地区的土著当初和今天可能有很大差异，但毫无疑问历史时期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J类父系染色体携带者，今天大部分印欧人与东亚人的祖先也曾经在西亚长期发育，很可能是2万多年前才走出去。由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组成的两河流域地区与之相连，是一个整体地理形态。新石器时代的北方安纳托里亚文明遇冷后的主要南撤方向，首先是到达两河平原地区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即今天伊拉克境内的两河下游地区。
考古证明苏美尔文明的开端，正是在冷空气覆盖地球的6000年前。到5000年前这里已经开始一些邦国形式，楔形文字也开始出现于这里。此处的两河与中国的黄河与长江很有一比，它形成一种防御性地理：北面的河流是一个天然的屏障，南面的河流既是屏障也是边界，在激烈的拼杀中，两河之间是一块可以暂时歇息的绿洲，文明就在这个可以获得短暂和平的绿洲之上萌芽与发展。同时，这些河流也是古代天然的交通生命线，它联系着上游与下游的商业贸易，同时它们也是两海之间的珍贵淡水资源。天长日久这里这种地形竟然成为一道文明的蓄积坝。经过2000年的大河哺育，公元前19世纪古巴比伦帝国在西亚建立起来，犹如秦汉大帝国在黄河中游的关中平原爆发出文明之光。
2，古埃及帝国
埃及帝国的文明晚于西亚出现，这是因为寒冷从北向南的压迫需要时间消化，文明不会在一天之内出现。从两河流域到尼罗河三角洲大约700公里，他们仿佛如中东文明的两只哑铃放置在通向非洲这个人类孵化温箱的出口处形成两道文明的安全大坝。从巨石建筑检验，从安纳托里亚到尼罗河地区，巨石文明的传播走过了大约8000年。这一次非常明显非洲之外的文明回哺了非洲，是亚洲文明进入了非洲。这似乎预示着从此的世界可能都要发生巨变，日后的历史证明，现代人在尼罗河的停歇也不过是人类文明在此处进行一个小寐。
所有早期的帝国必须有一条淡水河经过首都，否则无法支撑其大量的农耕用水问题。尼罗河因此而成为埃及帝国的文明之河。
埃及帝国之所以可以持续存在几千年，依然与其地理地缘有很大关系。首先，在它的北方，红海与时隐时现的西奈河谷隔断了北方敌人的袭击，构成了天然的一个防御屏障，而一直延伸到赤道的尼罗河无疑是帝国的生命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帝国所需要的一切，默默地解释着地理纵深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整个非洲通过尼罗都是属于埃及帝国的。假如有人疑问为何中国的长江流域没有产生一个长江帝国的话，那么稍嫌简单的一个答案是，长江南面没有藏着一个大非洲，纵深不能相比；另外，其北面直接被黄河流域的统治者所瓜分占领。在太为接近的同一个范围之内不能容纳两个霸主，但是整个辽阔的中东地区勉强有两个文明中心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南面的帝国主要消费南部的非洲，北面的则可以消费整个欧亚大陆。当时东亚与中东相比资源等级相差非常远，另外，两河流域不就只有一个中心嘛，总体就是东亚供不起两个当时的中心，所以中国总是统一再统一，说到底那是一场第一霸主的野蛮资源争夺战。
同样是因为地缘地理的，因为北非对于此时的人类文明洪流更为偏远，具体就是距离北方印欧人所带领的游牧骑兵更远，所以埃及帝国不会如西亚那样频繁地四面受敌。当北方游牧人进入尼罗河时往往就已成为一种强弩之末，他们只能浸润而不能强攻，起码这是早期的事实。人类在不同时期拥有不同的交通与武器，所以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表现与命运了。
在大约4000年前金字塔时代戛然而止，说明埃及人此时遭遇了新的文明乃至全新的人群与文化，比较明显的是，从此古埃及进入金属时代。同时可能还有一个短期气候巨变的原因，一场极端干旱袭击了全球，甚至因此世界各地都经历了一场革命从此开始大河文明时代。中国在当时产生了十日并存的后羿射日的愤怒神话，印度原先的最大大河萨瓦斯蒂河彻底干涸，然后印度河成为汇聚文明的最大河流。埃及文明产生了明显的断裂，《旧约》则可以参考亚伯拉罕与孙子雅各等整个家族下埃及逃荒避难的经历，他可能将美貌的妻子献给了法老。
毫无疑问，埃及的金属与马车都是北方草原人带来的，并且明显是以比西亚更为缓和的方式进入埃及的，但西亚就没有这样幸运了。《旧约》中的希伯来人以及他们的祖先，以隐约的春秋笔法描写了以上这个时间内的北方人是如何在饥寒交迫的危机之中进入埃及的。至今埃及的法老们是什么人依旧不很清晰，但有人认为他们有北方的印欧人，甚至某些王朝可能是希伯来人，起码我们知道全部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450年，之后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再次进入亚洲。埃及的喜客索斯王朝（约前1674年至前1548年）一直被学者们被认为就是以色列人所建，那正是犹太人在埃及的时间段。德国图宾根大学在研究了公元前1380年到公元425年之间共90具木乃伊的DNA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古埃及人与地中海东岸居民尤其是利凡特地区的基因关联更密切，和古代土耳其欧洲人也有相同的基因物质。”论文的联合作者Johannes Krause还提出：在1300多年间，埃及经历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亚述人的轮番征服统治，古埃及人的基因却呈现出了连续性，并未出现明显改变。（自然通讯，2017）利凡特正是以色列人聚集地，而土耳其东南部是亚伯拉罕的出生地。
其兴也勃焉，气衰也忽焉。这些中东的新兴文明成就仅只持续了大约2千多年，中东遭受到严重的沙漠化袭击，日后他们被哀哀黄沙掩埋，似乎文明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直到几千年后的19世纪拿破仑大军进入，新兴的考古学家与探险家们才逐渐发掘出昨日的辉煌。古代的中东文明一步步按照《旧约》等典籍挖掘出来，20世纪的世界史才了解到这些久远的文明存在。在100多年前人们甚至都不知道苏美尔文明的存在。文明犹如一股龙卷风，说来就来，就走就走。来时风卷沙石，去时悄然无声。
今天埃及国的面积远远小于当初的古埃及帝国，并且今天埃及的95%国土面积为沙漠。气候改变地理地缘，无时无刻不在改写着人类文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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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里是同题纪录片《文明学告诉你》
抱歉上篇编号应该为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