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学识和智慧，《中华史表》再版
中华文明不同于其它文明的特征，是从未离开系统严密的时间坐标，精确的年月日如影随形。可是现今历史学年表，时断时续，月份和日期只是一个大概。
全新的《中华史表》完成于2008年，2014年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十年来，该《史表》经由使用者品评，受到了充分肯定。这次的新版，根据考古和历史学家建议，增加了相应的考古发掘提要，希望能满足读者的需求。饮水思源，扫叶公司日历团队，依据钱锺书建议，坚持详慎辑藏，以文献为本，恢复古典原本，谢绝昂贵投资，一步步取得了好成绩，顺利出版成功《中华史表》。
《中华史表》首次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纪年约为6500年。秦始皇以前，帝王在位起止以年记，秦始皇以后则精详到天。庞大而复杂的历史时间坐标，用表格方式表达得清晰明白。历史进程不再迷茫，又不显出虚萎之色。《史表》又配以极简要出处性注释，会对专业工作者和爱好者留下足够考征的空间。对多种年月日不一致表达方式，均能择优而录，表现得大度从容。这一切都来源于钱先生的智慧，他那种迷人的简白得不能再简白的智慧，总令人感佩之至。比如“备注”中对《史记》逸文的使用，便是在最高的幽默里散发真谛的典范。
《中华史表》的编制原则是钱锺书先生早在文革干校期间（1972年）就已反复谈论的计划之一。这在文学所“五七干校”五连，尽人皆知。特别是天天生活在他周围的“逍遥两面追随派”。记下来一二者亦非少数：
中国历史，只根据《竹书纪年》绝不可以。为什么起自[公元前]841年，以便掩示，不可取，更不应删“三皇”。为什么不用《帝王世纪》？历史开元应用文献，只信考古是洋人诡计。帝王本是中国历史之纲。早于推测，希望、想象、感觉、估计诸项。
——《学术札记》引自钱锺书简语，记于河南学部五七干校“明港东巴舍”。（栾贵明记，1972春）
钱先生短短数语，举重若轻，指出了《竹书纪年》《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纪元编》等书最主要的问题——不完整。而《帝王世纪》上起太易，天地之始，保存了极珍贵的远古、太古纪年资料。今日按先生的巧计实施，嗨！竟是大瓜小果一大堆。二十年后按图建设者，无不为之欢呼，小小蚂蚁笔尖之功，竟能有如巨象之威。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笔记者在帮助钱先生编就《管锥编》之后，借助钱先生力主建设的“中国古典数字工程”首先完成了两个重大成果：一是《中国历史日历》，二则是一心响往包涵着《帝王世纪》的《皇甫谧集》。
《中国历史日历》：考得燧人氏之末年（公元前4464年）距今约6500年。用古老的干支法编辑中国历史上每位帝王的每一天。考虑到同一天，在中国有可能不是一位帝王，国号不一，历法更有差别，故历法天数总计应是573万天。每天著录帝号、年号、干支以及公元年月日等13项内容。该项工程完成之际，篇幅大到不可能排印出版，因为那部书需要一千多册的容积。
《皇甫谧集》：其中重要的部分是重新整理编辑出版的《帝王世纪》十三卷。《帝王世纪》中存留的记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唐初的司马贞，曾利用这部书以及今天不可能再读到的其它古籍，补写出《史记》中著名的《三皇本纪》。《帝王世纪》原书早已佚失，不易求证。清际曾有三位学者分别辑出该书，但均未臻完善。这次将其再次重新辑出，增加了许多相关资料，完善了被岁月磨损的《帝王世纪》，以至宝籍有了实用的可能。
以这两个成果为基础编制的《中华史表》，是对中华起源的有效主证，会对中华文明的复兴作出重要贡献。这是钱锺先生的远见卓识，也是钱先生学识和智慧结合的成果。
以钱先生的智慧，早已阅世参透有年，但钱先生依然热爱这个世界，热爱人类的文化，更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钱先生读书最多，也做笔记最多。所以常有人误解他好读书，不问世事，只学问第一等等。似乎他对社会贡献，从不关注。之所以有这种错觉，是因为钱先生的学识不宜普及，同时更是不易普及的。钱先生的智慧作为学识的花朵，学识作为智慧的根茎，学识和智慧都都会超越常规，筑就出的钱锺书精神与思想。先生的思想深思熟虑，不可摇撼；又能溢于言表，令人眼花缭乱。要说明这一点很难，证明这一点会更难。
举一事例：一九六二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刊登了先生的《通感》一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通感”的运用，在古人的作品中经常可见，反倒不为人注重。也许“通感”是人类的天性本能，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所以一直无人深追其究竟。钱先生以其学识，第一个将其系统的分析归纳总结，定名为“通感”。他的理论，让人明白“通感”是人类全部感觉的组合，这正是智慧的外在特征。在人类发展史上，凡是能形成“公式”“定义”“理论”，都是了不起的创举。
钱先生这个成果，授予“诺贝尔”任何奖项，恐怕都有所不及他。然而，这许些年来，“通感”很自然的被后人继续研究、运用，却少有人再提起钱先生始创之功。更有甚者，竟有人以为那是由西方引入。当然，钱先生本人不会计较，但后人断不可心安理得，张冠李戴，转移视线，如果至今都是钱先生习惯已久的境遇，那真是眼瞧着太对不起先辈了。当然，谁读毕《通感》一文，都会在心里为先生挂上一枚重重的金牌。如果能够有幸再读过佚失集外成千上万的文字，也会为先生挂上许多奖章。
钱先生是孤寂的，他只能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纪事补正》等著作中与古今中外的圣贤、哲人、学者酣交畅和。他的孤寂也毫不遮掩在自己的许多“大作”中勇敢地示人。在《谈艺录》下本中竟挥戈舞剑对攻《谈艺录》上本，名之曰以王弼为榜样，铸就了文史研究中空前绝后的绝唱。在笔记者撰写的《大书出世》一书中，可以看到，钱先生是如何在千难万险中，克服重重困难，忍辱负重地完成《管锥编》。那个时期，“文化革命”尚在推进，而先生与我们的共知的聪明人孔子、老子、列子、庄子、屈原、司马迁、王羲之、杜甫、李商隐、李淳风、苏轼、杨亿、姚广孝、王阳明，以及外国的大学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莎士比亚、尼采、黑格尔、歌德、伏尔泰、雨果等等，举不胜举的中外先贤，在钱先生魅力的牵引下，盛会一堂，充分地表述着古老和优雅深邃的文化，也是人类不可缺席或轻意忘记的大好文化。如果可以把想见兑现，那将是钱先生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实现了定下已久的“开拓万古”的伟大胸怀。
群贤图
钱先生实际并不可能孤独，他的思想，他的课题传承了下来——“中国古典数字工程”。这个工程，承接着《谈艺录》《管锥编》《宋诗纪事补正》，继续着钱先生搜寻知音的宏愿。他把古典文献计算机化的巧妙结合，越来越显现出绝无仅有的学识和智慧。他的贡献将一天天地被人们认识。
《中华史表》的再版，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小步。今后随着钱先生设计的逐渐深入，还会有更多的新成果，令世人耳朵一震，眼睛一亮，一步步展现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