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心，男儿泪 ——纪念母亲逝世二十五周年

男儿有泪不轻弹，

慈母西归泪潺潺。

来世再做膝下子，

寸草春晖情无限。

二十五年前的元旦之夜——1996年1月1日23点58分，母亲在走完了人生第七个生肖轮回后，静静地闭上了眼睛。在她停止呼吸的半个来小时前，大哥、妹妹和我都守候在她床前。我坐在她床沿看着她，抚摸着她的手，当时看到她闭着眼睛，神态比较安静自若，大哥走到我面前说：“我们陪着妈，看样子她还不至于马上走。你今天旅途辛苦，先回去休息吧，有事我会通知你的。”于是我对着母亲那张再也熟悉不过的脸仔细端详一阵后，就离开了房间。没想到这一离，竟使我没能陪着母亲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刻。

就在两天前，1995年12月30日上午，大哥从绍兴给我来了电话，急促而沉重地对我说：“善骁，妈已经没气了，你赶快回来，要不然见不上最后一面了。”朝夕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但是公职在身的我不是说走就走，我对大哥说：“请你在耳朵边对妈说，叫她一定撑住，等我两天，1号一早我就乘飞机赶去。”

在1996年元旦万家欢乐的时刻，我心急如焚地于下午飞抵萧山机场，赶到了母亲居住的绍兴城南翠苑新村。进门后我忍着心中的悲哀拉着母亲枯萎的手，在她耳边轻声呼唤着：“姆妈，姆妈！我已经到了你的身边！”无法说话的母亲勉强张开眼向我点了点头，含泪微笑着，然而又闭上了眼睛。我以最美好的言辞安慰她，鼓励她，祝福她，母亲只是静静地闭眼听着。母亲一直等着我啊！她曾经相伴并为之帮助、支持二十余年的北京小儿子终于来了，这是对她离别人间之前的莫大安慰。

陪在床前的妹妹已经哭成泪人，抽泣着对母亲说：“妈，你交代三哥办的事他已经都办好了，你放心吧！”母亲点点头，艰难地从被子中伸出手，向妹妹指着她枕下，似乎那里藏着什么东西。妹妹用手伸进枕下摸索，原来是一个信封，里面完好地放着一叠共两千元钱，那是我和妹妹在一年多前先后给她，嘱她买滋补品之用的，而她竟然分文未动，示意叫我们兄妹俩拿回去。接着又示意叫妹妹取下戴在手指上的结婚戒指，要她最钟爱的小儿女两人平分她一生唯一的珍贵遗产。母亲的举动让我们肝肠寸裂，哽噎难鸣，此景此情至今回想起来仍止不住潸然泪下。

1969年秋，我年仅1岁的儿子无人看管，母亲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离开也亟需她照料的大哥家，买了一张杭京32次快车硬座，经27小时的旅途颠簸，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百万庄我家。当母亲踏入我的家时，展现在她眼前的是一幅狼狈窘迫的画面：这是一间12平方米南北向的简陋平房，里面本来放置着一张双人硬板床，母亲来前又为她准备了一张单人硬板床，加上一顶供家人吃饭偶尔也用作“家宴”的破旧小圆桌，再有一个羞涩而畏怯地躲在一隅、背负着两只叠放着木板箱的小衣柜，箱子里面放着仅有的“珍品”——全家人的衣服、被褥。眼前的景象一定让母亲失望而伤心，住在皇城根下的儒子竟混成这般模样！但她什么埋怨也没有，再穷再惨也是儿子的家啊。第二天在我带领下访晤了左邻右舍和熟悉周围环境后，母亲就马不停蹄地投入了买菜做饭带孙子的“战斗”。

冬天很快来临了，放在屋外做饭兼守门的蜂窝煤炉子被请进室内，因为除做饭外，又要赋予它一项取暖的重任，在整整四个月的冬季中，小屋则更呈现出空前拥挤和局促的景象。而偏偏这时候，妻子又怀孕了，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两口子每月99元的工资收入，12平米的住房，加上从南方来的母亲或许还没能完全适应北京寒冬的气候和环境，第二个孩子实在有点不识时务，来得真不是时候。当我与妻子做出人流手术的残酷决定时，却遭到母亲的善意劝阻：“善骁，这孩子不要打掉了，趁我身体还好时你们把（两个孩子的）'任务’完成算了！”在母亲的求情和担保下，女儿幸运地在一声响亮的啼哭中落户京城。

新生命的诞生尤其又是儿女成双，给全家人带来了欣喜，然而也使小房子显得更加混乱不堪。眼看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不能再与我们或奶奶“拼”床睡了，于是双人硬板床上又加盖了一层“楼”，建成了一家四口人的“复式公寓”：二楼是夫妻俩的“温馨房间”，一楼是小兄妹的“合住卧室”，母亲依然固守在她的“单人间”。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囧境，一直继续到十五年后我有幸分到一套新楼房（现在称之为“福利房”）时才得以突围。

年届花甲的母亲，一个人要带两个不懂事的孩子，还要完成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等一系列家务。而因为家里没有厨房和卫生间，每次用水还得走到院子的公用水龙头去汲取，到了冬天更得冒着风雪出去，当在气温特低的严寒时间，水管一冻住就不得不挨户敲门去请高手来解冻了。如厕则要走到更远一点的蹲坑式简陋公厕，无门的茅厕内臭气冲天倒也罢了，更受不了的是严冬季节蹲在茅坑上方便时被北风吹得周身彻寒，而在炎夏如厕时则遭到苍蝇没完没了地对屁股的光顾骚扰。

日夜的辛劳可想而知，更何况交给母亲微薄的工资，要求她把一家五张嘴巴喂得毫无怨言。在大白菜当家的冬天，她总在入冬前尽可能多买些白菜，一部分腌制成我最爱吃的腌菜，大部分则要精心保存到春暖。为了让全家老小吃得皆大欢喜，她几乎天天变换白菜的做法，施展烧、炒、拌、熘的十八般烹饪技艺。到了夏天蔬菜品种变得比较丰富，价格也随之降低，但母亲依然把手中的伙食费攥得紧而又紧，一般上午闭门不出，到下午四五点钟才上菜场去选购一毛钱一大堆的剩菜。

每当下午5点一下班，我就风一般地急忙跑回家中，将两个孩子抱进“双人座”的手推车中，推着车到室外让两只囚鸟外出“放风”，也为准备做晚饭的母亲解围。不远处的三里河大街建工部大楼对面是最佳的免费停“车”场，目不暇接地在那里看着一辆接一辆穿梭往来的102、103路无轨电车，两个孩子顿时就变得安静了，而工作了一天的我倒也乐得坐在台阶上小憩一会。每逢公园免费开放的劳动节、国庆节和春节，更是孩子们能够大饱眼福的美好日子，因为这三大节我总会“携儿带女”步行15分钟去动物园，让他们尽情戏耍，偶尔还会恩赐他们三分钱一根的冰棍，更重要的意义是让从无休息日的母亲也得以放半天假。

母亲一手带大了孙子和孙女，偏偏两个孩子很不配合奶奶的工作，孙子淘气得不亚于马克吐温笔下那个贪玩好斗的汤姆，小小房间毫无余地供他“跑马”，他只好在床上圈地作为自己的跑马场。滚爬摸打尽情戏耍一番后，趁母亲专心炒菜时稍不留意，就从床上下地爬到床底下去“探险”了。孙女倒比较安静，不过却是个“夜啼鸟”，闹得母亲和我们睡觉夜夜不宁。

而其中两次遇险几乎把老人家逼上绝境：一次是全家人除我外一起兴致勃勃地去游览颐和园，不料在游园时6岁的孙子不知去向了，管理处的大喇叭几番广播也无信息，急得母亲简直想跳湖。然而母亲做梦也没料到，这竟是她淘气的孙子在无意中开了个天大玩笑。原来他发现自己被“丢弃”后，想到的就是乘坐332路公交车原路回家，可是口袋中并无分文，无法买票乘车，遂决定循着332路公交车站的站牌徒步走到百万庄家。天哪！6岁的孩子竟然了步行十公里的路程，好在“小”马识途，最终找到了家。看到家门紧锁，他就钻进屋后沿街拦着的铁丝网，撬开虚掩的后窗爬进屋内。早先回家的我首先发现了这个“小偷”，等到噙着眼泪的母亲回到家时，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再一次是母亲带着4岁的孙女坐硬座客车回老家绍兴，不料小孙女在途中感冒发烧，而且体温愈来愈高，昏沉沉地躺在母亲怀中。母亲不断地在她耳边呼唤她的名字，却没有什么反应，急得老人家泪流满面，旁边的旅客也一筹莫展。车到上海，母亲断然决定下车去找住在那里的我舅妈，两个老人一起立即将孙女送到医院，孙女的感冒很快得以好转。

1984年单位建成两栋新楼，也让我幸运地登上“末班车”，按规定我家老小三代五口人可以分得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但需将原有那套平房上交。然而此时婆媳间矛盾已变得不可调和，彼此的争吵几乎天天不断，为求清静太平，母亲坚决不与我们合住一起。在无法说服的情况下，我只好尊重母亲意愿，答应她留守在“寒窑”，我们带着女儿搬进一套二居室的新房，让儿子继续住在平房陪伴奶奶。好在两处住房相距不远，平时下班后或星期日我随时可以过去，有时家里来了客人，还不得不请老人家过来当大厨师。

母亲在晚年把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既是继承外婆的遗愿，也是精神和心灵的一种寄托。她从教堂要来了一部《圣经》，为读懂这部神圣著作，就开始艰难地学习识字，孙女成了她最耐心的老师。凭借她的聪明和好记性，日积月累居然认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能写一些。母亲的智睿是惊人的，在年届八旬时到菜场买菜，营业员在付完该找给她的钱后，见她依然站在原地不动，就对她说：“老奶奶，你已经买完菜可以走了！”没想到母亲认真地回给她一句话：“你还差我一分钱！”令营业员大为惊讶，不由得赞叹道：“老奶奶，你肚里的算盘打得比我还快还精啊！”这段对话引来周围买菜人翘起拇指点赞，并一时在当地传为佳话。

在倾注极大精力带大了孙子孙女之后，母亲又开始为他们的成家立业操心，尽管她知道这种操心完全是徒劳的。对于孙子来说，奶奶的唠叨如同耳边风，然而对孙女的“无理干预”却居然成功了。被母亲一眼看中并最终与孙女喜结良缘的孙女婿，是一位很优秀也很懂事的绍兴人，在清华大学读博。

1994年是母亲一生中悲喜交加的一年。在上帝的眷顾下，这一年母亲不仅努力促成了孙女的婚姻大事，而且喜悦地搬进了一套位于一层她自己拥有的二居室新房，彻底摆脱了蜂窝煤炉时代，也再无需冒着风雪到室外蹲坑如厕了。但也就在这一年，病魔却也悄悄侵入母亲肌体，她被诊断出患上淋巴癌。正陷于公事和家事困扰中的我，实在无法分身照顾她，家在银川的我二哥二嫂来到北京，入住于母亲的新宅，在悉心照顾她两月、完成化疗疗程后，他们不得不北上回家了。

经与二哥及绍兴兄妹商量后，我决定并劝说母亲南下绍兴治疗养病，二哥则担起了回乡服侍母亲的重任。母亲实在不愿意离开生活了二十五年的京城，这里有她的百般留恋——她流连忘返的天安门广场，还有每周去做礼拜的教堂；她轻车熟路的百万庄小区，还有乔迁不久的二居新房以及都十分尊重她的老邻居……孙女也哭诉着不让奶奶离开，但我无力她又有何能呢？

母亲终于回到家乡，与我二哥居住在城南我早先购买的一套住房中，大哥及妹妹不时前往看望，子女的亲情孝心让母亲感到些许安慰。尤其令她感到欣慰的是，1994年12月孙女与孙女婿在绍兴朝日大酒店举行了简朴而热烈的婚礼，母亲作为最尊贵的长辈出席，当小夫妇向她敬酒的那一刻，她的心情是何等欣喜啊！

母亲的病情曾经一度稳定，但1995年入冬后，随着癌细胞逐渐长大，最后堵住了母亲喉咙，她已经转入不能说话的病危状态了。我闻讯后急急赶回绍兴，母亲只能流泪听着我的安慰却不能说话了。我深感对她的亏欠太多了，为此想到的是在她生前做三件事：

一是为排遣她对一手带大却正留美的孙女的思念，绍兴的外甥女设法借来一部“大哥大”，在与我女儿预约后按时通上了电话。当母亲拿起“大哥大”时，电话那头传来了孙女焦急的呼喊：“奶奶，奶奶！”但是母亲只能流泪而无法应答。数次呼叫得不到回应，预感到不祥之兆的孙女不禁嚎啕大哭，声泪俱下地对说：“奶奶，奶奶……您多保重！有机会时我们一定回去看您！”一通悲痛欲绝的单方通话，在电话两头的哭声中凄惨地结束，不过无论如何也还是让母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亲耳听到了心爱孙女的声音。

二是我向朋友金雨林借来一辆桑塔纳车，陪着母亲在绍兴城内外绕了一圈，让她最后一次看一看新绍兴，看一看女儿任教的绍兴一中和大儿子工作过的越城区政府。

第三件事是趁母亲精神稍好时，我从手提包中取出两张贺年卡，告诉她这是她北京的孙子和美国的孙女、孙女婿特地托我带给她的。在让她细细看了贺卡图案后，我又逐字为她念了卡中的祝贺词。她含泪听完后，从我手中取回贺卡，又翻来覆去地细看了好长时间，然后小心翼翼地放置到枕头底下，准备有空再看。见影如见人，见字若见心，我仿佛感到母亲是那么开心，她这一辈子总算没有把一番心血白白付诸流水，孙子、孙女和孙女婿心中都有她。其实她哪里知道，这完全是我设计的一个骗局，贺卡都是我赴绍前自己买的，然后自己捉刀代笔写了祝福词和签名。然而无论如何，却让老母亲在临终前有了满足感、幸福感，而也确实表达了我自己及我的子女们对她的真诚祝福。

鸟返老巢，叶落归根，母亲最终长眠于家乡绍兴。她的一生实在太累了，她闭上眼睛永远走进了梦乡，睡得十分安静、安恬和安详。在家中灵堂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简单而隆重。母亲信仰基督教，一群基督教徒围聚在她的四周，在她身上覆盖上一面教旗，虔诚地为她祷告祝愿。四个子女全在她的身边，连她上海的侄子和外甥也闻讯赶来，为老人家送最后一程。

看着母亲含笑的遗像，一件件不忍回顾的往事在我脑海翻滚：

记得1982年3月我从美国海归时，给儿女各买来一件新的羽绒服，当我看到母亲渴望的眼光时，突然感到无比内疚，因为我给她买的是一件过时的呢绒大衣，母亲失望的眼神，至今依然如一根芒刺那样扎在我心上。

记得母亲独居于简陋的平房时，1989年专程来京看望我的台湾女诗人沈花末，一定要去看我母亲，而当她目睹母亲的居住条件和孤寂生活时，情不自禁地留下了眼泪。

记得在母亲独居的平房拆迁等待搬入新居时，被我二哥、二嫂接到银川。1994年4月2日，二哥代我母亲给我发来一信，信中说：“一个多月没接到你的电话了，我身在银川心里总是惦记着，是否身体有病还是工作太忙的缘故，晚上更使我睡不好觉。”读罢我深感羞愧——死后多年祭拜，莫若生前一声问候啊！

记得1994年母亲回老家治病时，尽管我为她买了软卧票（也是她平生唯一一次乘坐软卧），但自己却因无法脱身而让司机王春森代为护送到绍兴，未能亲自陪伴她走一程。

记得母亲在世之年，我从未问起过她的生日是哪一天，当然也从未为她庆贺过寿诞，哪怕敬上一块蛋糕，送上一支鲜花。

记得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产”时，只看到一只破旧木箱中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一件洗刷干净的白底蓝条大襟上衣和一件浅蓝色的确良短袖衫，就是她上街、会客和去做礼拜穿的“礼服”，而对此我竟一无所知……

母亲走了，留下天地大恩——

从此我品尝不到家乡美肴

再也无人把我的乳名呼叫

从此不复有乡音的交流

耳边也失去唠叨的萦绕

母亲走了，走向父亲宿地

仿佛见她走进了乌篷小船

在儿孙的目送中欸乃向前……

从来男儿有泪不轻弹

此刻男儿弹泪泪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