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连良先生最小的学生安云武:含泪怀念我的恩师和师母

我是马连良先生最小的学生,看了怀念先生的文章,不禁泪水霑襟。忍不住来把所亲历的往事说一说。
  
  1962年初,北京戏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欢迎马连良校长就任。印象中,他头发向后梳得很得体,身材修长,制服笔挺,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很有风度。
  再次见到马先生,是他亲自挑选学生的时候。我们几个老生组的同学,分三天向他汇报演出。我头一次在这么大的艺术家面前演戏,十分紧张,平日台上的火候锐减,愣是把“错认民妻理不端”错唱成“错认民妻理不当”,不但错了辙,还改了戏。要是在旧科班,非挨先生板子不可。马先生什么也没说,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多年后,听小北哥(马先生幼子马崇恩)对我说:那天老爷子在戏校看完你的戏后回家特别高兴,说又发现了一个人才。马先生还曾在《就任戏曲学校校长有感》一文里写道:“今天我发现个小学生,不仅扮相好,嗓子好,而且在气度、动作上还很老练,一点不像十四、五岁的小孩儿,一问才知道他叫安云武……。”

安云武与恩师

马先生挑了几个学生,决定亲自教授,我有幸成了其中的一员。
  第一天开课,马先生让大家轮流“走脚步”(台步),然后每天人唱上一段。有人介绍说,是王少楼先生为这些学生开的蒙。他点头了点头说:“少楼教得真规矩呀!你们'脚步',走得好,身上也很顺。少楼为你们打下了这么扎实的基础,我再教你们就省事了。”后来,还带我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棚,现场聆听他和萧长华、张君秋等先生录制此剧。记得那天他搀扶着萧老进入录音棚,亲自端杯奉茶,然后,站在萧老身边,小声与萧老对词儿,并说:“先生,您看我这么念行吗?”
  几个月后,《审头刺汤》一剧在学校彩排。开演前,马先生在后台亲自检查我们的化妆、服装,从主演到龙套都是半点马虎不得。对我的妆他看了又看,髯口的薄厚、长短他都关注,还亲自为我挑选了黑绒乌纱帽。
  
  诸事停当之后,马先生居然拿着水壶为我“饮场”,嘱咐我:“沉住气,别紧张。”他这才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到观众席上去看戏。我和同学们当时年纪小,好像对此还不太以为然,但这却让在后台的教师们感动不已。荀令文老师拉着我的手说:“你小子,太造化了!这么大的马连良先生亲自给你端水饮场啊!他这一辈子可都是别人端水伺候他呀……”
  

  “三年困难”时期,一次马先生在政协礼堂演出《二堂舍子》,我和张克让同学配演沉香和秋儿。那时候,我们都在长身体,口粮不够,吃不饱肚子。马先生带我们去演戏也是想演出后有招待夜餐。没成想,那天演完没人管饭,马先生笑笑对我和克让说:“本以为散了戏有'咬儿'(夜宵),让你们小哥儿俩吃顿饱饭。既然没人管饭,得了,我管!”于是,我俩跟马先生回了家,一起吃的“羊肉喂氽儿热汤面”。
  1963年正月十五,文化部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春节茶话会,主持人是茅盾先生。彼时,“三年困难”刚有所缓解,大家凭着一个白色小牌儿排队领一碗元宵。周恩来总理往前去,可他一直摆手,坚持排队,然后自己端到主宾席。在这次茶话会上,周总理发表了著名的《知识分子过五关》长篇演说,此文后被收入《周恩来选集》中,接下是文艺演出由侯宝林先生担任主持人。我心中格外激动地唱了刚刚跟马先生学的《白蟒台》中的“八月十五把寿拜”一段;马先生随后唱的是《八大锤》选段。
  
  那次晚会,马先生坐在总理左边,我坐总理右边。席间,马先生的女儿马莉过来看周总理,她刚要自我介绍,只见总理摆手道:“你先别说,让我想想你是谁。”他说:“你叫马莉,对不对?你在10年前曾找过我,谈由香港接你父亲马连良先生回大陆的事。当时我跟你讲了三点:一、历史上的事情既往不咎;二、马先生在香港欠的债,由国家负责偿还;三、回来以后,各方面予以照顾。对不对?”马莉很激动,连声说:“对,对,对!您的记忆力真好!”周总理又转过身问:“马先生,回来这些年还好吧?各方面照顾得都还好吗?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跟我讲。”

马先生生感动极了,眼泪一直在眼眶里转,只是连连回答:“好!都好!”。接下来,周总理又充分地肯定了马先生对戏曲事业的贡献,以及就任北京戏校校长后培养接班人的极大热情。然后,他又转过身来问了我的名字和年龄,并嘱咐我好好向马先生学习,认真继承“马派”艺术。
  
 马先生对学生亲切和蔼,同时也是一位谦和君子,从不吹嘘,也不自我标榜“马派”;他从来不说别人不好,总说别人如何如何好。一次马连良先生在广和剧场演《淮河营》;恰好,李少春先生在人民剧场演出《将相和》。我和张学津、冯志孝等几位师哥不约而同地跑去看少春先生的戏。竖日,马先生一见面就问:“昨儿个你们去看李少春先生的戏了。”马先生听后点头道:“少春台上很好,你们应该看!你们不但要看我的戏,还要多看其他先生们的戏。”
  
  1963年,马先生再度率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前,对我说:“我准备带你去,你在《群英会·借东风》里演前鲁肃后孔明,你敢演吗?”我知道戏的分量,又是和裘盛戎、马富禄、周和桐等前辈同台,心里真有点害怕,言语支吾。他笑着对我说:“别害怕,我教你。这是为了向海外说明我们京剧后继有人啊。”除此之外,文化部夏衍副部长还专门写文章,介绍了我跟马先生学戏的事情。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没去成,但马先生的良苦用心一直令我感动。

安云武先生

  自“文革”初期,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再加上又是“业务尖子”、“马连良的孝子贤孙”等罪名,被下放到河南整整18年。下放期间,每年我有12天探亲假,回到北京主要就是探望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真正和我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像王少楼先生的遗孀、侯宝林先生、王金璐先生家都是我必去之处。特别要去看的是马连良先生的夫人--陈慧琏女士。我们学生大都称她“马师母”、“马师娘”。这位老太太可不简单。马连良先生故去后,家里生活极度困难,但她仍以极大的毅力支撑着。她时常催促爱女马小曼去到孟广恒先生(此人有“电台梅兰芳”之美誉)家学戏,并关爱着马门弟子和各位老朋友,支撑着马家的门面。
  
  有一年我回北京,王金璐先生带我去看马夫人,他对我说:“以后再看老太太就方便了,她现在搬到梅宅去住了。就在旧帘子胡同29号。”
  
  梅宅是一所大四合院,正房五间。梅夫人福芝芳女士自己住一间正房,把马夫人也安排在正房;梅夫人住西边,马夫人住东边,完全是上宾的待遇。当初,梅夫人把马夫人接到家的时候,就对家里人吩咐说:“打今儿起,马太太就住咱们家!今后我吃什么她吃什么,我穿什么她就穿什么!”这时候马夫人困苦到了极点,山穷水尽,接近崩溃。梅夫人真是如同救星一样。后来马夫人在梅宅一住就是6年,总算是在梅家的呵护下衣食有靠,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后来我每次回来探亲都是到梅宅去看望马夫人了。那里总是高朋满座。经常见到的有:马连良先生的文学顾问、戏曲研究家吴晓玲先生,马连良先生的早期弟子、武生名家王金璐先生,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等。在梅、马二位夫人跟前侍奉的,梅家主要是梅葆玥、梅葆玖姐弟姐弟,马家主要是马崇恩、马小曼兄妹。那年代,大搞“附级斗争”,夫妻离异,子女与家长进清界限,司空见惯。而梅、马两家的姐弟、兄妹依然进孝堂前,难能可贵。

我每次从郑州回北京,都带些当地的花生、香油等土特产,孝敬马夫人。可我每次走的时候,马夫人送我出门,总乘我不注意在我口袋里塞上些钱,一般都是二、三十元钱。她总说:“孩子,拿去孝敬父母!”那时候,三十块钱很不得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块零五毛啊!何况马夫人是家庭妇女,根本不挣钱,她的钱不过从是梅夫人给的零用钱和子女给的生活费里节省下来的。
  
  “文革”搞了那么年,马夫人常常哀叹,何时才能给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呢?后来大家出主意让她找周总理,可马夫人却说:“你们看看报纸上周总理的照片吧,看他都瘦成什么样儿了。他病得这么厉害,咱的事儿就别惊动他了。”但大家都认为这件事只有找周总理才能解决问题。马夫人终于下定决心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周总理在病榻上看了这封信,在信的背面用铅笔批示了“已阅”二字,落款“周恩来”。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派了工作组调查此事,到郑州找到我核实了周总理“三点指示”那段事情。

1978年8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召开大会,为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
  在马夫人的力主下,1979年3月27日,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隆重举行了马连良先生骨灰安放仪式。说来令人伤心,骨灰安放时,骨灰盒里根本没有骨灰。马先生在文革中惨死,根本没有能够按回民的风俗安葬,而是火化以后,由梅夫人特许,把他的骨灰葬在了北京香山的梅家墓地。这个骨灰安放仪式,其实就是个形式,它向天下昭示了,马先生的沉冤得雪。
  
  马连良先生落实政策以后,马夫人就搬离了梅宅,住在和平里。
  
  1975年春节,我回北京准备结婚,先到侯宝林先生家去送喜烟和喜糖。侯先生问我:“你回来办喜事,给马老太太那边儿送信儿了没有?”我说:“没有,我怕让她破费。”侯先生诙谐地对我说:“你可别糊涂!你绝对应该去送信儿,否则她省了钱却挑了眼!”于是,我就听了侯先生的话,带我爱人一起拜见了马夫人。翌日,我在家办喜宴,把亲朋好友都请到家吃饭。马夫人派女儿马小曼师姐给我送来了贺礼——一条粉红色的毛毯。这条毛毯一直在我身边,现在我专门做了个被套把它罩了起来,改成了薄被,每年春秋天还都在用。盖着这条毛毯,我总忘不了马连良先生、马夫人对我的培养和关爱。“四人帮”倒台后,马夫人和吴晓铃先生、侯宝林先生、王金璐先生为我落实政策调回北京的事没少操心。
  
  一次,马夫人要带我去北京市文化局张梦庚副局长家,谈一谈我回我北京的事情。这时候,突然天降暴雨,我说:“今儿天不好,咱们明天再去吧。”她却一定坚持马上去,说:“下点儿雨,不碍事!”说罢,穿上雨鞋,拿起雨伞拉着我往外走。雨下得很大,我怕老太太感冒,于是就打了辆出租车一起到了张局长家。张局长见了我们,上来就问马夫人:“这孩子对老师怎么样?”马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这孩子对他老师很孝敬,要不然我怎么会带他来呢?”……
  

  我后来终于落实政策调回北京,并安排在北京京剧院工作。
  
  一位俄国哲人曾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是马连良先生的学生,今天把这些往事说一说,希望能追思前人,教育自己,警示后人。(文字整理孙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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